有一個討論，預測人類未來將留下什么，最后得出的結論是：“也許是一種稱為精神的東西。”

精神，似乎虛無飄渺，但又真實確鑿，我在疫情居家期間，就充分感受到了這一點。每天大部分時間呆在狹窄的書房里，專注精神埋頭苦讀，安心隔離自得其樂，好像忘卻了身邊的現實。這段時間我過得很充實，每天讀圣賢書，感覺歷史上那些偉大的人物都和我在一起，孔子、老子、莊子、孟子、屈原、陶淵明、李白、杜甫、韓愈、蘇東坡……我每天和他們對話，從他們的文字里吸取精神營養，浩然之氣油然而生。我甚至覺得，這應該是我讀書最專注精神最飽滿的一段時間。一方面是因為出不去，干脆一切放下，另一方面，我覺得一種精神力量自遠古而來，灌注到我心靈，讓我內心充盈精神振奮生機蓬勃。

那么，真的有精神這樣一種東西存在嗎？我就結合詩歌談談我的體會和理解吧。

在我看來，中國詩歌精神的密碼就在這么一句話里：“詩言志”。朱自清先生曾稱之為中國詩歌的“開山的綱領”，但我覺得還不限于此，這應該是詩歌的最高標準和黃金律令。

“詩言志”在很多古代典籍中都有記載，“詩以言志”（《左傳》）、“詩以道志”（《莊子》）、“詩言是，其志也”（《荀子》）、“詩言志，歌詠言，聲依詠，律和聲”（《尚書》）、“詩，言其志也”（《禮記》）。“詩者，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毛詩序》）……可見，在先秦前后，“詩言志”已成為詩歌共識。

那么，如何理解“志”？許慎《說文解字》曰：“志，意也。從心，之聲”，志可以理解為意愿、意向、意義、思想等等意思，總之，屬于精神性范疇。也有把情志即情感和思想統一起來理解的，唐孔穎達稱：“在己為情，情動為志，情志一也”，但我以為，相對而言，情是個人性的，志就包含他者及社會的視角。情是個人發動，志就有指向，有針對性，需要對象，需要協調，需要方向，還需要接納。“志”更具公共性因素。所以，我覺得“詩言志”，可以理解為表達情懷、理想和志向，倡導某種價值，弘揚某種精神。

“詩言志”，詩來源于情感，但應該超越于一般情感的。超越，建立在情感之基礎上，本身就包含了情感元素。詩是文字的最高形式，不能等同于一般的情感抒發情緒宣泄，詩應該有更高的使命，那就是“詩言志”。這就像郭店楚簡里稱：“道始于情”，我覺得不言自明的應該還有一個判斷，那就是：道高于情，或道超越情。“詩言志”長期被看作儒家過于重視教化功能的僵化思維結論，就像“尊道守禮”一度被認為與人情世故的日常生活方式相對立一樣，其實，“道”和“禮”本身就是建立于生活實踐基礎之上的。

因此，我們可以如此論斷：詩緣情是詩之基礎，詩言志才是詩之超越，或者說詩之要求，詩之標準。“道始于情”、“道生于情”，精神的源頭其實是情感。情感不加控制，就流于欲望本能；情感經過疏導，就可能上升為“道”或者“理”，并可能最終轉化為精神。因此，唯有“詩言志”，詩歌才能成為精神的傳道者和弘揚者，成為精神性的來源，并具有繁衍能量和升華能力。

屈原就是踐行“詩言志”的典范，是中國詩歌精神的最早代表人物。詩人是世界的立法者，屈原為這個世界立法。他追求靈魂的高貴和人格的完美，為了理想拒絕同流合污，寧愿舍生取義，其詩歌所傳遞的價值觀，顯現強大的人格魅力和精神感染力。

屈原的《離騷》最能體現這種高貴而昂揚的詩歌精神，詩人從自己的出身、姓名以及愛好談起，“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攝提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覽揆余初度兮，肇錫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修能”；屈原憂國憂民：“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屈原在追求理想的道路上自我發現自我確證自我肯定，并不斷自我修行，超越自己：“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屈原表達自己堅定的意志和決心：“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屈原通過《離騷》等詩歌，最終呈現出一種理想人格的典范，體現了詩歌精神的力量，實現了“詩言志”的真正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