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文學獎與茅盾有關”

與我們國家特定的文學運行與管理體制有關，茅盾文學獎、魯迅文學獎、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駿馬獎”、全國優秀兒童文學獎——這四個由中國作家協會主辦，按照四年一個輪次分別舉行的文學獎項，習慣上被看作是最具權威性的國家級文學獎項，也即平常所謂具有官方性質的文學獎項。或許與長篇小說一向既被看作是能夠全面立體地反映、表現時代與社會狀況，同時也能夠充分地體現作家思想藝術創造力的一種文體，因而在廣大受眾中有著極廣泛的影響力有關，以上四個獎項中，長期以來影響最大的，毫無疑問就是茅盾文學獎。坊間長期以來一直流行一個多少帶有一點調侃性質的說法，那就是“茅盾文學獎與茅盾有關，魯迅文學獎與魯迅無關”。前半句所強調的一個事實就是，之所以會有茅盾文學獎的設立，其實與時任中國作家協會主席茅盾的遺囑緊密相關。自身的文學成就集中體現在長篇小說創作上、對長篇小說這一文體一直情有獨鐘的茅盾，在自知不起的情況下留下遺囑，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內容，就是要主動捐獻自己多年來積攢下的25萬元稿費，建議設立一個專門獎勵優秀長篇小說創作的獎項。因為先有茅盾的遺囑，后來才有了茅盾文學獎，所以也就有了那一句“茅盾文學獎與茅盾有關”的說法。至于后半句，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是，等到設立魯迅文學獎的1996年，距離魯迅先生逝世已經過去了整整六十個年頭。既如此，魯迅文學獎的命名，就無論如何都不可能去征求魯迅先生的同意，這樣一來，自然也就有了“魯迅文學獎與魯迅無關”這種說法的生成。

我先后擔任過第八屆和第九屆茅盾文學獎的評委。據我了解，與此前的七屆有所不同，應該是從第八屆開始，茅盾文學獎的評獎制度進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革。后來的第九屆、第十屆，則繼續了從第八屆開始的這種評獎方式。最主要的一點，就是實行了所謂“大評委制”，評委人數增加到62人（包括評委會主任鐵凝）。原來的評獎制度分為初評和終評兩個階段，評委人數加起來也和第八屆差不多，但以前是分兩步走的，并且有規定，京外評委不少于三分之一。而從第八屆開始是每個省各推薦一名評委，解放軍總政治部也要推薦評委，最終選定62個評委，一半是地方推薦，一半是中國作協指定，而且中國作協所指定的這些評委也不全是北京的，這樣就有超過一半的評委都是京外的。原來的評獎制度還存在一個脫節的問題。文學向來“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所謂仁智之見，就是說每部作品，這個人看著好，那個人未必覺得好。所以說，初評評委覺得好的作品，終評評委的感覺往往正好相反。這涉及到評委的組成問題，以前能當終評評委的大都是資格老的人，資格老其實就是年齡大，年齡大就存在其審美觀念、藝術經驗可能較為傳統，而初評評委往往是年輕人，年齡的差距導致他們的評選標準不一致。但從第八屆開始，“茅獎”評委年齡最高不超過70歲，也就是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占評委的大多數，以四五十歲的人為主體，他們的文學經驗更加豐富，與整個文壇的創作也基本同步，這樣就能保證評委對作品的理解和把握更加到位。此外，評委人數少的話，還有可能存在個別人操控評選的問題，而大評委制則能有效防止評獎被操控。

前面七屆的情況我不太清楚，反正從第八屆茅盾文學獎開始，初評與終評所采取的都是實名制投票的方式。從第一輪到最后一輪共投六輪票，每輪投票都是實名的。就是說你給哪些作品投了票是瞞不了人的，尤其是后面幾輪的投票結果都是要在報紙上公布的（需要特別說明的一點是，關于在報紙上公布實名投票結果的問題，到了第九屆，情況又有所變化。每一個輪次的投票依然是實名制的，但具體的投票情況已經不再以同步的方式在相關的報刊媒體上公布），這樣大家就會判斷你是不是投得有道理，是不是在徇私舞弊。實名制其實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會起到監督的作用，對一部大家都讀過的小說，你投得合理不合理，那部作品到底是好還是不好，你為什么投它，大家一目了然；但另一方面也有負面效應。中國是一個人情社會，我可能和張三關系特別鐵，而張三的作品正好參加這次評獎，那么實名制投票可能會使我對其作品從頭投到尾。假如他的作品是不夠格的，如果不是實名制的話，我還有逃避的可能，但現在卻是沒法跑的，你不能沒投而跟他說我給你投了。這種情況確實存在著。由于評獎是大評委制，一個作者不可能和所有的評委關系都鐵，個別人再投他，最后也不能把他投上去，所以最終還是一定程度上保證了評獎的公正性。再有就是公證員制度。從一開始我們投票，公證員就在場。公證員自始至終監督整個投票和計票過程。引入公證員制度，更保證了評獎的透明度。由于采取了以上這些方式，使得這兩屆茅盾文學獎的評選更加公平和公正。

關于茅盾文學獎的評獎標準，我覺得可以從兩個方面來說。第一方面，是身為主辦方的中國作家協會在評獎條例中的相關規定。一個是要堅持思想性與藝術性完美統一的原則，所選作品應有利于倡導愛國主義、社會主義、集體主義的思想和精神，有利于倡導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思想和精神，有利于倡導民族團結、社會進步、人民幸福的思想和精神，有利于倡導用誠實勞動爭取美好生活的思想和精神；對于深刻反映現實生活、塑造社會主義新人形象、較好地體現時代精神和歷史發展趨勢的作品，尤應重點關注；要兼顧題材、主題、風格的多樣化。再一個是要重視作品的藝術品位，鼓勵在繼承我國優秀傳統文化和借鑒外國優秀文化基礎上的探索和創新，鼓勵那些具有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為人民大眾所喜聞樂見、具有藝術感染力的佳作。第二方面，就是具體到我個人在評獎的過程中所堅持的若干思想藝術標準。比如，思想內容的厚重度、藝術層面的成熟度與創新度，是否成功塑造了擁有相當人性深度的人物形象，語言運用是否精準、生動，能否給人以一種陌生化的感覺，等等。評選過程中，主要是通過評委們細致深入討論的方式來盡可能地忠實于相關的評獎標準。由于審美主體差異的緣故，在評選過程中圍繞一些具體作品產生爭執，是再正常不過的一件事情。主要的爭執內容，當然是圍繞某一部具體作品的評價問題。這種情況下，自然就需要通過充分的討論來求得最大公約數。

五部獲獎作品評點

我曾經先后兩屆參加了茅盾文學獎的評選過程，這里且以第八屆獲獎的五部作品的情況為主加以說明。張煒的《你在高原》可以稱之為巨型長篇小說。450萬字，十冊，一冊就45萬字，我們的要求是只要夠13萬字就可以參加“茅獎”評選了，張煒的小說很顯然大大地超過了這個要求。《你在高原》最突出的特點在于它是一部具有強烈理想主義精神和浪漫抒情色彩的長篇小說。中國現當代文學作品的創作風格大致可分為現實主義、浪漫主義和現代主義三種，這三種的主體始終是現實主義，而具有浪漫主義傾向的小說則非常少見，并且長時間處于一種被抑制的狀態。從這個意義上說，《你在高原》有其獨特的價值：第一，讀張煒的小說，你會不由自主地被作者的情緒所感染、受他的影響，這是《你在高原》應該被肯定的地方；第二，張煒在《你在高原》中對當下現實社會進行了批判性的審視。中國當下的社會矛盾非常復雜，錯綜復雜的矛盾纏繞在一起，最突出的就是貧富懸殊。以張煒為代表的一批作家關注的主要是鄉村世界的生活，而鄉村就存在一個受現代化沖擊、受資本力量沖擊的問題，整個鄉村世界是被嚴重傷害的。張煒堅決地站在弱勢群體的一邊，站在被傷害、被破壞的鄉村世界的一邊，對社會不合理的一面提出強烈的批判。作家對現實應該持一種懷疑的、批判的眼光，這樣的作品才可能是有價值的。所以，這是《你在高原》另一個值得肯定的地方。

劉醒龍的《天行者》是一部歌頌民辦教師的小說。民辦教師大都來自窮鄉僻壤，只要在鄉村生活過的孩子可能都有過接受民辦教師啟蒙教育的經歷。我更愿意把這些民辦教師看作一個“特定的知識分子群體”。有很多人可能不同意我的說法，因為他們認為民辦教師的文化水平偏低，不能被叫作“知識分子”。但我認為，從道德和精神的層面上來說，民辦教師有著巨大的犧牲精神和奉獻精神。如果沒有他們，我們的文明之火和文化傳承就會在偌大的鄉村世界里缺失很大的一塊。因此，他們可以說是人類文明的傳遞者，是鄉村知識的啟蒙者。我就是在村子里長大的，上小學、初中的時候，學校里有很多民辦教師，到現在我對那些鄉村教師仍然記憶猶新，充滿敬意。所以說，我非常同意劉醒龍把他們稱為“在二十世紀后半葉中國大地上默默苦行的民間英雄”。我很贊同一個評委的評價，他說：“《天行者》是一部書寫中國現代化隱痛的小說。”“隱痛”就是藏起來的痛苦，表面上看它好像跟我們的現代化沒什么關系，但民辦教師是與鄉村世界的改變、鄉村孩子命運的改變聯系在一起的，而這些又與中國的現代化密切相關。

莫言可以說是當下中國的頂尖作家，寫過很多優秀的長篇小說。大家都說，他早就該獲獎了，這次的獲獎可以說既是對《蛙》這一作品本身的肯定，同時也是對莫言長期以來在長篇小說創作上所取得成就的一種肯定。《蛙》寫的是中國農村的計劃生育問題。計劃生育問題要從多維度、多角度來思考和看待。一方面，計劃生育在當時是必要的；另一方面，計劃生育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我國的人口結構，使得老齡化社會提前到來。而莫言是從生命的角度來思考和表現計劃生育問題的。小說的主人公姑姑是一個“赤腳醫生”，她年輕時雷厲風行地推行計劃生育政策，但晚年的時候卻特別害怕聽到青蛙叫。“蛙”者，“娃”也。“蛙”和“娃”是聯系到一塊的。她后來反思自己的一生，從而陷入到一種自我譴責的懺悔意識中。這也是莫言借姑姑進行的一種歷史性的反思，包含著對現實社會的批判。更可貴的一點是，身兼敘述者重任的“我”，即蝌蚪，和小說中的收信人日本作家杉谷義人的罪感意識也彼此呼應。“我”之所以懺悔自己是受到了杉谷精神的感召，而我的懺悔意識的產生又與姑姑的故事有關系，這樣，三個懺悔的人的三重懺悔就被莫言巧妙地編織到了一起，不是寫作高手做不到這一點。莫言的《蛙》中罪感意識和懺悔意識的表達，恰恰是中國文學所缺少的東西。此外，莫言在小說形式上也有很大的創新。小說的前面是書信體，后來引出一個話劇，很多人不理解，這到底是小說還是話劇？其實這是莫言的一個文本實驗。我們說魯迅是“創造新形式的先鋒”，從藝術文本實驗的角度來說，莫言也是這樣一個“創造新形式的先鋒”。可以說，莫言是魯迅的傳承者。他的批判、他的啟蒙、他的罪感、他的懺悔，都是從魯迅那里來的。所以他也借用魯迅先生《一件小事》里的一句話——“要榨出皮袍下面藏著的‘小’來”，其實《蛙》的整個寫作就是要把這個“小”給表現出來，創作一部充滿生命意識、生命層次的小說。所以在我看來，這次獲獎的五部作品里，思想藝術成就真正最高的恐怕就是莫言的這部小說。饒有趣味的一點是，就在第八屆茅盾文學獎結束后的第二年，也就是2012年，莫言就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

畢飛宇《推拿》的一個突出特色，在于它是一部以盲人為具體表現對象的長篇小說。單就這個取材本身就體現了作者的一種人道主義立場，他能關心和注意到這樣一個群體的存在，并且用小說的形式去表現他們的生活，這本身就值得肯定。因為他自己有過在特殊學校當老師的經歷，所以后來他就產生了寫這部小說的念頭。《推拿》有兩點值得注意：第一，是我們一般人面對殘疾人的時候，大約總抱著一種同情和哀憐的心態，實際上，這其中不自覺地潛含著對他們的歧視。畢飛宇怎么避免這個問題呢？他最值得肯定的一個地方就是，他沒有把盲人當盲人來寫，他把盲人寫成了正常人，盲人除了眼睛看不見以外，其他的一切都和我們一樣，也有喜怒哀樂、悲歡離合，也有互相傾軋、互相爭斗，也有各種各樣的矛盾和沖突。把特殊人群寫成正常人這本身就是作者的一個成就，說明他擁有一種對于特殊群體的人格尊重，這才是真正的人道主義和悲憫情懷的傳達；第二，作者特別擅長表現人物的內心世界，他的一切描寫都是主觀化的，都是從抓住心靈這個切入點來進行的。所以，我曾把他的創作稱為“心靈現實主義”。《推拿》作為一部表現盲人的小說，由于盲人看不見周圍的世界，所以更需要在心理世界上做文章，他擅長表現心靈的特點就在這部特殊題材的長篇小說中表現得更加突出，他描寫的主要就是這些盲人復雜的心理世界、矛盾的心靈糾葛。《推拿》表面上寫的是作為一種求生手段的盲人按摩，但其實還有更復雜的一層寓意在里頭：它還是一種心靈的推拿。作者在盲人的心靈世界里推拿，又未嘗不是對讀者心靈的推拿。讀他的這部小說，我們的精神境界會在不知不覺中得到提升。

劉震云的《一句頂一萬句》，小說的語言特別有味道，自然質樸，這很容易讓人聯想到趙樹理，劉震云可以被看作是趙樹理小說語言的傳承者。再就是劉震云敘事上的技巧，他往往采取連環套的敘事方式，不斷地轉換敘事視角，最后構成一個連環套，就像《水滸傳》的寫作，一個人物出場再牽扯出另一個人物，魯智深牽扯出林沖，林沖牽扯出武松，武松再牽扯出宋江，并集中幾回講其中一個人的故事。劉震云將這種連環套式的敘事方式運用到他的小說中，事實上，我們的現實生活也是這樣一種情形。《一句頂一萬句》其實寫的是一個“說得著”和“說不著”的問題。先說“說不著”，我們在現實生活當中往往有這樣的體會：和一個人在一起，看起來有很多話要講，但兩個人之間真正的心靈與精神層面卻根本溝通不了。用薩特的話來說：“他人就是地獄。”就是說人和人之間本質上是孤獨的、冷漠的、隔膜的，人和人之間是無法溝通的。兩個無法溝通的人，就是說一萬句話也頂不上一句，這就是“說不著”。還有一種是“說得著”，這是指真正的心有靈犀不點也通的人。小說里寫了很多“一句”，其實寫的是人與人溝通的不容易。劉震云發現了中國鄉村世界里人性的這種孤獨狀態，并且將這種狀態通過小說的形式表現出來，這是他對中國鄉村敘事的一個貢獻。所以說，什么樣的小說好？首先是作者對生活有獨到的發現和感悟，然后才談得上情節、人物和構思。如果連獨到的發現都沒有，那這個長篇小說的思想藝術價值恐怕就值得懷疑了。

如何看待茅盾文學獎的熱點與遺憾

長篇小說的總體創作數量，這個我并不清楚具體的數字，但按照通行的說法，很長一段時間以來，長篇小說的年產量應該在幾千部甚至會接近一萬部這樣的一個規模。如果聯系第八、九兩屆茅盾文學獎的獲獎作品來判斷，十部作品中至少有六部是屬于鄉村題材的書寫。從這個角度來說，大約可以把鄉村題材看作是某種熱點吧。至于說到那兩屆茅盾文學獎評獎的遺憾之處，我個人的感覺是：首先，獲獎的十部作品可以說都是實至名歸，但與此同時，卻也總是難免會有遺珠之憾。比如第八屆茅盾文學獎，除了獲獎的五部作品之外，我個人比較看好的分別是蔣子龍的《農民帝國》、關仁山的《麥河》、寧肯的《天·藏》、秦巴子的《身體課》等。第九屆茅盾文學獎，除了五部獲獎作品外，我個人比較喜歡的是徐則臣的《耶路撒冷》、韓少功的《日夜書》、關仁山的《日頭》、寧肯的《三個三重奏》、葛水平的《裸地》、閻真的《活著之上》等。某種意義上必須承認，獲獎其實也存在著運氣好壞的問題。一方面，我們固然無法斷言獲獎的作品一定就比這些未獲獎的作品思想藝術水平高；另一方面，也同樣難以斷言這些未獲獎作品的思想藝術成就一定就比不上那些獲獎的作品。到底哪些作品到最后能夠成為真正的文學經典，其實更需要經過時間與歷史的殘酷檢驗。

對于這兩屆茅盾文學獎的評選過程，我的總體評價應該是最不“離譜”。任何評獎，第一，不會絕對公正；第二，評獎結果不可能沒有爭議。這兩屆“茅獎”的評獎結果，同樣也有爭議，但同之前的幾屆相比，我認為這兩屆應該屬于最不“離譜”的評獎。中國當代文學從1949年到現在，已經走過了七十多年的歷史。各種各類文學獎項的設立，應該是“文革”結束進入改革開放時代之后才出現的一種重要文學現象。至今猶記，80年代之初，除了茅盾文學獎之外，作為魯迅文學獎前身的全國優秀中短篇小說獎，也都評得如火如荼，在社會上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力。之所以要設立文學獎，其初衷當然是要通過及時獎掖各種優秀作品的方式來積極推動文學創作的發展，從根本上推動中國當代文學走向新的高度。一個不爭的事實是，擁有了文學獎之后的文學生態肯定會更加完備。無論如何，迄今為止已經持續舉辦了整整十屆的茅盾文學獎，最起碼在長篇小說的經典化，以及提升中國當代文學思想藝術水準等方面，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助推器”作用。

必須承認，由于大評委制、實名制投票，以及公證員制度的積極引入，從第八屆以來，茅盾文學獎的評獎機制已經越來越合理，也越來越完善了。但細細打量最近三屆的評獎結果，我發現，最起碼有兩個方面的問題值得引起高度關注。第一方面，肯定與大評委制的實行有關，原本以作品為主體的獎項，似乎越來越向著某一作家的終身成就獎的方向傾斜了。如果不是已經在文壇摸爬滾打了多年的資深作家，要想如同當年名不見經傳的阿來，突然就憑借一部《塵埃落定》獲獎的可能性越來越微乎其微了。如此一種傾向，其實在某種意義上是有違于茅盾文學獎設立時那種旨在獎掖優秀作品的初衷的。當然，另外一種可能性就是，評獎方向的如此轉換，或許本就暗合主辦者某種潛在的意愿，也未可知。第二方面，與這些年來文學現場中身為半邊天的女性作家的日益引人注目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最近三屆茅盾文學獎的獲獎者中，竟然連一位女作家的身影都沒有看到。盡管這很可能與女作家們長篇小說寫作的現實狀況不盡如人意有關，但連續三屆都“剃光頭”，恐怕的確顯得有那么一點不太正常。以上兩個方面，是否可以被看作是茅盾文學獎的缺憾，我也難以給出定論。至于，假若果真是缺憾，那又該怎么辦，該采取什么樣的應對方式，我就更說不上來了。所以只好就此打住。

文學作品的經典化，除了作品本身思想藝術品質的足夠過硬之外，其實也和其他很多方面的因素有關系。比如，小說發表之后，文學批評界的總體反應程度，是否會出現不僅數量眾多，而且持續時間也長久的文學批評文章。再比如，在一個文學獎已經成為普遍現實的當下時代，作品能不能獲得包括茅盾文學獎在內的相應獎項。也因此，諸如路遙的《平凡的世界》、陳忠實的《白鹿原》、阿來的《塵埃落定》等看起來已經完成了其初步經典化過程的長篇小說，它們的經典化，當然首先取決于自身思想藝術品質的足夠優秀，但與此同時，茅盾文學獎的助推作用，恐怕也無論如何都不容輕易忽視。不能不指出的一點是，如此一種情況，恐怕更多地出現在第八屆，也即實行大評委制和實名制，以及引進公證員制度之前的評獎過程中。最初的幾屆“茅獎”爭議之所以較少，是因為當時的長篇小說創作尚未形成一個引人注目的文學現象，長篇小說的創作數量相對較少；并且由于改革開放剛剛開始，我們的作家、評論家思想解放的程度還不夠，公平與民主的意識也較為薄弱，再加上對權威的盲從與膜拜，很少對評獎結果進行反思。近年來，我們的文化環境、文化語境都發生了變化，所以每屆結果出來爭議都很大。例如第三屆茅盾文學獎，共評出了五部作品，分別是路遙的《平凡的世界》，凌力的《少年天子》，孫力、余小惠的《都市風流》，劉白羽的《第二個太陽》和霍達的《穆斯林的葬禮》，爭議就比較大。就我個人的看法，除了路遙實至名歸，凌力與霍達差強人意之外，另外的兩部作品并算不上多么出色，獲“茅獎”的確顯得有些勉強。還有個別獲獎作品，除了在列舉“茅獎”獲獎作品的時候會提到它之外，很多人根本就不記得曾經有過這么一部小說，像這樣的一種評獎，就是比較“離譜”的。

與一些品相較差的作品獲獎形成鮮明對照的一點，就是另外一些一直到今天看來都足夠優秀的長篇小說的最終名落孫山。就我個人的印象，比較突出的幾部作品，分別是賈平凹的《廢都》、王蒙的《活動變人形》、張煒的《古船》、鐵凝的《玫瑰門》、韓少功的《馬橋詞典》、余華的《活著》《許三觀賣血記》、劉慶的《唇典》、劉亮程的《捎話》、肖亦農的《穹廬》等。盡管導致它們落選的原因各異，但在我個人的理解中，只要思想藝術品質真正足夠優秀，那么，獲不獲獎并不會最終影響并決定它們在文學史上的地位。九九歸一，一部作品真正優秀與否，是不是能夠成為經典，最終也還是必須由殘酷的時間和苛刻的歷史說了算。而且，我們也都知道，如同托爾斯泰這樣的大作家，竟然也會與諾貝爾文學獎失之交臂，那對茅盾文學獎評獎過程中這一必然的遺珠之憾，自然也就應該能夠坦然面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