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紀中國變化之大，特別是中國鄉村的變化，可以用翻天覆地來形容。以往的一個以土地為情感依戀中心、以土地為生存基礎的鄉土中國一去不復返。急劇發展的城市化、工業化沖擊千百年來的中國鄉村社會、文化、民俗與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事實上，進入工業文明和后工業文明時代，鄉村向何處去，鄉土文化如何煥發生機和活力，這是人類面臨的共同問題，我們應該在一個更大的語境下來理解和思考今天的中國鄉村巨變。針對這種變化與問題，2018年，國家提出了鄉村振興戰略，從國家層面重視和引導中國鄉村發展，實施了一系列鄉村扶貧、振興的政策與措施。正是在這一大文化語境之下，新時代中國農村產生了新的可喜變化。我們把中國鄉村這一時期，尤其是這些年來的一系列巨大新變化稱之為新山鄉巨變。書寫新山鄉巨變也成為新時代文學的重要命題。

今年3月，中國作家協會發布“新時代山鄉巨變創作計劃”，可謂是正當其時。新時代的新山鄉巨變是具有根源性意義的中國鄉村社會文化現象，應該成為新時代中國文學審美書寫的中心命題。當代中國作家應該有效回應這一時代的新召喚、新挑戰與新現實，去書寫新時代巨變的新故事、新農村、新農民。

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百年中國的文學正是在回應這一現代性的挑戰，建構了一系列的文學經典， 塑造出一系列經典人物形象，構成了一個時代的文學創作主題，從而鑄就了一個又一個文學輝煌。100多年前，魯迅的《故鄉》中，故鄉是一個蕭瑟的、荒涼的鄉村，呈現出一種悲涼的美學基調，奠定了整個鄉土文學的敘述情感邏輯。沈從文在《邊城》和《長河》作品中呈現出現代化對傳統中國鄉村帶來的沖擊和影響。茅盾創作的左翼文學作品“農村三部曲”書寫了開始覺醒的“老中國兒女”。延安文學的代表趙樹理、孫犁等作家的作品對斗爭中覺醒與成長的農民形象進行書寫，有力促進了現代革命新文化的傳播。

新中國成立后，隨著社會主義合作化浪潮的興起，文學作品中也涌現了很多走互助合作道路的社會主義鄉村領路人的新英雄人物形象。柳青的《創業史》所塑造的那個追求共同富裕道路的新農民形象梁生寶，在今天依然熠熠生輝，閃現著打動人心的力量。郭澄清的《公社書記》中的主人公不在辦公室里，而是到農村去，拿起鋤頭鋤地、推車子，深夜拿起筆來寫作，是把槍桿子、筆桿子、鋤桿子“三桿并舉”的革命鄉村干部形象，這在今天仍具有很強的精神建構意義和歷史啟示價值。隨著新時期的到來，高曉聲的《陳奐生上城》、何士光的《鄉場上》、賈平凹的《臘月·正月》、王潤滋的《魯班的子孫》、張煒的《古船》等作品，與時代同頻共振，傳達出了新時期初期中國人的心靈悸動。

如今，在21世紀的新時代中國巨變語境下，當代文學呼喚新的回應時代的優秀作品。新世紀以來，一些中國作家開啟了對當代中國鄉村巨變的審美書寫。李師江的《福壽春》、葉煒的《厚土》、賈平凹的《帶燈》、趙德發的《經山海》、趙本夫的《無土時代》、孫慧芬的《上塘書》、徐則臣的《耶路撒冷》、劉玉棟的《年日如草》、周瑄璞的《多灣》、付秀瑩的《陌上》《他鄉》、盛可以的《息壤》、梁鴻的《中國在梁莊》《出梁莊記》等作品，書寫出這個時代的熱氣騰騰的新中國鄉村之新變化。

一是對新鄉土故事的書寫。周瑄璞的《多灣》從多灣的百年歷史滄桑寫起，講述多灣經歷的歷史巨變，顯現出多灣人的苦難與堅韌。葉煒的《厚土》，同樣具有這樣地方志史的敘述形態，講述了北方鄉村的土地信仰及其鄉村變革。李師江的《福壽春》則具有一種鮮明的當下現實主義的審美氣質，即對當代正在發生的故事的書寫，從父親到四個兒子的不同選擇，呈現出當下農民對土地依戀情感的淡漠，傳統鄉土文化傳承的變異與新一代農民的情感皈依，文化依然以新的方式傳承下去。寫作《愛情到處流傳》小說的付秀瑩近年來創作的《陌上》《他鄉》以及最新出版的《野望》，都獲得較好的讀者認可，就是因為其作品直面當代中國現實，寫出了路遙的《平凡的世界》中的孫少平所沒有完成的農民城市化敘事。

二是對新鄉土凡人英雄的書寫。賈平凹的《帶燈》寫鄉鎮中國的鄉村綜治辦主任帶燈的形象。鄉鎮中國像一輛破舊的馬車搖搖晃晃，但依然往前行走。民眾和鄉鎮政府的糾紛不斷，既要維護農民的利益，又要遵守法律法規、促進地方發展，這些都是帶燈這位新鄉鎮女性面臨的時代新問題。可貴的是，帶燈以一種“交老伙計”的方式，來與鄉村女性建立一種新鄉村政治倫理關系，嘗試重建鄉村政治生態。趙德發的《經山海》中的吳小蒿為擺脫個人庸碌無為的生活，通過考公成為副鎮長，并通過挖掘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海洋漁業生態、建設海洋經濟等，盡自己最大努力，造福一方，作品建構了具有日常生活意義的凡人英雄形象。周大新的《湖光山色》、關仁山的《金谷銀山》則是有關當代返鄉青年的書寫。《湖光山色》沒有簡單描寫一個成功鄉村女性創業的故事，而是展現了其即使取得了經濟上的成功，但由于從舊的封建文化中成長出來，依然要經歷蛻變與新生的痛苦。這恰恰是現實主義文學的精神呈現。《金谷銀山》里的返鄉青年范少山割舍不了內心對故鄉的情感，他無法忍受待在故鄉的那種“死水”般的未來，因此要和鄉親一起走出來，從找中國金種子、建立生態企業、融入新鄉村倫理文化來思考振興鄉村的道路。

三是對鄉土寫作新審美形式的探尋。我們注意到，有一些作品正在以新的審美形式來呈現新世紀鄉土中國新變遷。比如，陳濤的《在群山之間》就是對他在甘肅鄉鎮做第一書記時從事扶貧工作的非虛構寫作。書中描寫了陳濤一個人從城市來到鄉村，從個體到廣闊的群眾中所經歷的成長以及所遇到的問題與思考。該作品不僅寫出了這個時代的扶貧，而且真切呈現了陳濤的困惑、迷茫以及內心堅定。這是一個當代中國青年在歷史、時代、個人、生命、群體之間的自我追問，是對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心靈安放與中國鄉村如何振興、鄉村未來向何處去的精神思考。學者型作家梁鴻以《中國在梁莊》和《出梁莊記》這兩部非虛構作品來呈現新世紀以來中國農村的巨大變遷，把看不見、說不清的變化中的鄉土中國，以一種細節般的微觀呈現給我們。可以說，梁鴻的“梁莊書寫”再次喚醒了人們對鄉村的關注和關愛。

事實上，面對千年未有之巨變，尤其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道路上實施的鄉村振興戰略及其正在發生的新山鄉巨變，我們應該給予足夠的重視，給予充分的審美書寫。面對這些新的呼喚與挑戰，我們應該從三個方面進一步呼應新時代文學的呼喚，來展示新時代山鄉巨變之新風貌。首先，要書寫剛剛發生以及正在發生的新鄉村故事，即提升對于當下現實的思想穿透力和對當下時代中心經驗的處理能力，書寫當下新故事。其次，要寫出新時代山鄉巨變的新鄉村英雄。要通過把個人的日常生活和時代的宏大主題相結合，來塑造新農村故事中的新英雄。再次，探索新的多元化的語言形式。新時代文學不僅要有時代新主題、新人物，更應該有藝術形式的多樣化新探索。最后，重建鄉村精神，復魅鄉村，呈現中國鄉村根性文化價值，在重構鄉村精神、鄉村根性文化維度上進行創作，為新山鄉巨變塑型鑄魂。新時代的新山鄉巨變就是當代文學的中心命題，當代中國作家應該有一種緊迫的、自覺的、強烈的發自內心深處的新時代文學書寫，描繪出新山鄉巨變新風貌。

（作者系暨南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