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30年代末期，海明威從西班牙戰場回到他在戰前就頻繁造訪的古巴，后又在哈瓦那郊外買下莊園定居，度過余生。他在古巴住了二十余年之久，這個環繞著棕櫚和海浪的熱帶國家可以說是他的第二故鄉。正是在這里，他寫下了一系列晚期杰作，其中就包括助他獲得1954年諾貝爾文學獎的中篇小說《老人與海》。

問世七十年來，這個講述年邁老漁夫圣地亞哥與大自然搏斗、與自己搏斗的故事震撼了一代代人的心靈，“一個人可以被毀滅，但不能被打敗”成為海明威最膾炙人口的名句，集中展示了作為其人其作標志風格的硬漢精神。這種人類共同崇尚和追求的精神，并不為那遙遠陌生的異域海岸所阻隔——就在《老人與海》發表的1952年，大洋彼岸，中國作家張愛玲離開上海到達香港，為了維生，她參與了美國駐香港總領事館的美國文學中譯項目，其中便有海明威剛出版不久的《老人與海》。盡管這部充滿了男性剛毅氣概的小說與張愛玲自己的寫作風格大相徑庭，但并不妨礙它成為了她“所看到的國外書籍里最摯愛的一本”。同樣是在1952年底，詩人余光中也著手開始翻譯這本書，在臺北《大華晚報》連載，次年初譯訖。兩人的單行譯本分別在1955年、1957年正式出版。雖然誰是《老人與海》的中譯第一人稍有些難以定論，但其書在中國的早期翻譯傳播如此之迅，且皆出自大作家之手，著實令人稱奇。幾十年后，如今它更是擁有了數十個中譯本，其中不乏海觀、趙少偉、吳勞、董衡巽、黃源深、吳鈞燮、李文俊等名家的名譯，可見經典也是“常譯常新”。

今年初，由林一安先生翻譯、列入“大家小書青春版”的《老人與海》面世，給這個譯者薈萃的寶庫增添了新的“庫存”。用林先生所寫譯后記的標題說，是“奉獻一份別樣的譯文”。細讀這一版，尤其是多處細心標示的注釋，不難體察到“別樣”并非林先生的泛泛之辭。《老人與海》原文雖是英文寫就，但其所敘故事背景乃哈瓦那及墨西哥灣海域，圣地亞哥的人物原型富恩特斯更是一位海明威認識的地地道道的古巴漁夫，加之海明威在古巴生活多年，對當地生活習慣、文化風俗及所使用的西班牙語都有相當的了解，因此小說中有不少充滿地方色彩的表達，甚或直接的西班牙語詞。這些內容，此前的英文譯者多多少少都有語焉不詳乃至不明就里的誤譯之處。而林先生曾任社科院外文所編審，精通多種語言，尤專長于西葡拉美文學翻譯研究，他首次用英文版和西班牙文版進行對譯，為我們很好地填補上了這些漏洞，提供了更準確的表達和釋義。

林先生在譯后記中詳述了一些例子，從語言和文化層面上玩味起來，都非常有趣。比如老漁夫提到的“yellow rice with fish”，此前有譯作“糙米拌魚”的，有譯作“黃米飯，用魚當菜”的，多是望文直譯，林先生則指出，這是古巴當地漁民水手常吃的一種飯食，用大米、魚肉和一種特殊的黃色素煮成，因此他試譯作“魚肉黃米飯”，并給予詳細注解。這些語詞看起來仿佛是無傷大礙的小事，但對它們的點明，不只是增進了我們對當地文化知識的了解，而且事實上自然構成一種語境，讓讀者對人物的身份、階層、生活環境有了更全面的掌握。

因精通西語，林先生也能即刻注意到海明威在文本中多處對西班牙語不合規范的用法，合理推測作者是以此表現當時底層人們的口語表述方式。小說末尾處，老人辛苦釣得的大魚卻被鯊魚咬毀，最終帶著一副魚骨架回來后，露臺酒吧的女客人看到那大魚隨巨浪擺動的尾巴，問侍者是什么，侍者先回答ti?buron（西班牙語的鯊魚），接著又說“Eshark”，后面這個詞，乍看令人疑惑，經林先生細致解釋，才知是西班牙語Es（意為“是”）和英語shark的混用，為能使外國客人理解。這個小小的細節，從一個側面展現出當時哈瓦那不同國籍、人種、語言混雜的地域生態。而張愛玲的譯本，此處譯作：“‘大鯊魚’，侍者說，‘一條鯊魚。’”不僅沒能體現出這一差別，反而顯得疊床架屋，讓人摸不到頭腦。

與此前譯本相比，這版中還有一個明顯的區別值得一提。照顧老漁夫的善良男孩馬諾林是給讀者印象頗深的人物，而林先生未將“boy”譯作通行的“男孩”，而是首次譯作“小伙子”，顯得年長幾分。這也是他十分有心的一處考證：根據馬諾林和老人對話中提到的棒球明星線索，推斷出馬諾林此時應當二十多歲。此外，他參照的西班牙語版譯為 muchacho，也有“年輕男子”之意。這一文辭改動，使這一重要人物形象有煥新之感，馬諾林不再容易被讀者默認為年幼小男孩。感謝林先生用心的甄別，為讀者除去一處理解的誤區。

雖說翻譯注定是會讓意義在過程中流失的技藝，任何譯本與原文相比，都無法做到完全的渾然如一，但通過代代譯者的努力，卻有可能使得這種流失盡可能減少。林一安先生的譯文，在英語、西班牙語兩種語境的對照交映下，為我們鋪開了一幅中美洲熱帶海域風情畫，我們仿佛跟隨著海明威這個早已融入當地生活的外國人，呼吸著濕潤咸腥的海洋氣息，在著名的露臺酒吧喝酒，用當地土語和漁夫交談，在夜幕下的海平面上尋找哈瓦那的燈光。通過林先生的譯筆，我們方意識到小說中種種別致表達的背后，蘊藏著海明威對古巴土地、古巴人民所具有的相當細致深入的觀察和理解，以及，與他們深刻的情感關聯，而非僅將這個故事作為自外于己的異國奇觀化敘事。這或許是這份“別樣的譯文”所補益給讀者的一重新的意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