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高原”走向“高峰”，是新時代文藝創作的核心命題。2014年10月15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指出，“也不能否認，在文藝創作方面，也存在著有數量缺質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現象”。在2016年11月30日中國文聯十大、中國作協九大開幕式上，習近平總書記呼吁：“廣大文藝工作者要牢記使命、牢記職責，不忘初心、繼續前進，同黨和人民一道，努力筑就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時代的文藝高峰！”2021年12月14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文聯十一大、中國作協十大開幕式上再次強調：“新時代需要文藝大師，也完全能夠造就文藝大師！新時代需要文藝高峰，也完全能夠鑄就文藝高峰！”這三篇文藝講話全面系統地論述了“文藝高峰”論的提出背景、歷史形態、具體特征與衡量標準等相關議題，涉及文藝的價值論、創作論、作品論、作家論、批評論等諸多文藝理論的元問題，是指引廣大文藝工作者攀登文藝高峰的當代馬克思主義文論。

三篇文藝講話中，時代性、人民性與創新性均貫穿始末。它們既是價值觀又是方法論，是理解、把握與實踐“文藝高峰”論的核心關鍵詞。我們可以從結構的角度來加以體會與領悟，將它們分別當作現實結構、情感結構與作品結構，從而較為清晰地看待其中的各種構成要素以及它們之間的關系，以期可為“立峰者”與“測峰者”（王一川教授語）等文藝場域中的眾多主體提供助益。

在現實結構中定位時代

回望中外文藝史，代代相傳的經典之作無不與時代同頻共振，無不積極介入現實，無不具有鮮明的時代烙印。創作出這種無愧于時代的優秀作品，首先要求廣大文藝工作者準確定位自己所處的時代，準確定位這一時代中文藝的角色，這是切實做到與時代同行的必要步驟與前提條件。

時代在斗轉星移中不斷變遷，一百年來，中華民族已經實現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現如今，我們已經闊步邁進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新時代。在追逐這個偉大夢想的過程中，強大的物質力量與強大的精神力量需要齊頭并進、交相輝映。文藝作為精神力量的重要載體，在其中發揮的作用無可替代。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廣大文藝工作者要從這樣的高度認識文藝的地位和作用，認識自己所擔負的歷史使命和責任。”其實，也應該從這樣的高度來認識文藝高峰的重大意義，把它視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文藝表征，視為文藝大發展與大繁榮的突出標志。正因如此，新時代召喚的文藝高峰，就不是那種一峰獨秀的孤立性高峰，而是群峰綿延的聯合性高峰。這樣的文藝高峰自然建立在文藝高原整體的底座與基礎之上，廣大文藝工作者都是筑就文藝高峰的參與者和見證人。

明確了時代方位，廣大文藝工作者才會獲得時代饋贈的用之不竭的創作素材，創作出像柳青《創業史》、周立波《山鄉巨變》、路遙《平凡的世界》等那般把握時代脈搏、代表時代風貌的作品。明確了時代方位，廣大文藝工作者方能以文藝的筆觸去反映時代主題與時代精神，創作出如啟蒙文學、革命文學、抗戰文學、改革文學等那樣引領時代風氣、回答時代課題的作品。反之，不明時代方位，就容易混淆時代的主流與支流，甚至走上片面放大現實矛盾與社會問題的歧路。而脫離恢宏時代的創作者，則難免會經常苦于缺少素材，流連于杯水風波、一己悲歡，以致陷入胡編亂造、穿越戲說的泥淖。那些缺乏時代感的作品，也往往沒有歷史感。因為今日的時代感就是明日的歷史感，時代感與歷史感實際上一體兩面。

時代提供了言之有物的保證，但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文藝反映時代，還須力戒“席勒式”的抽象化、概念化、公式化等種種弊端。盤點西方文藝經典時，美國文論家哈羅德·布魯姆認為，莎士比亞之所以能夠成為現代文藝群峰的“主峰”，與其貢獻的一系列杰出的戲劇人物形象密切相關。立志登攀高峰的文藝，要注意在“莎士比亞化”方面下足功夫，通過典型的環境、生動的情節、優美的語言，塑造出富有感染力的時代形象，展現出時代的藝術高度。

在情感結構中抒寫人民

人民是時代的雕塑者，是時代的主人公。中外文藝經典充分證明，一切轟動當時、傳之后世的文藝作品，反映的都是時代的要求與人民的心聲。攀登文藝高峰，既是響應新時代的召喚，也是更好服務人民、滿足人民精神生活的需要。文藝要服務人民，就必須俯下身子、扎根人民，這是藝術創作的基本態度。離開人民、離開生活，文藝就會成為無本之木、無源之水。扎根人民、扎根生活，文藝之樹才能枝繁葉茂、長盛不衰。有了這種態度，才能用力、用功去觀照人民的偉大實踐、人民的豐富創造、人民的多彩生活。只有從這些最真實的生活出發，才能循序漸進地完成接下來對生活的深刻提煉、生動表達與全景展現。

反映人民生活，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不僅是讓人民成為作品的主角與表現主體，更關鍵的是要堅持為人民抒寫、為人民抒情、為人民抒懷。只有真正進入人民的情感結構內部，感受人民的喜怒哀樂，而不是以自己的個人感受代替人民的感受，才可能自覺與人民同呼吸、共命運，并把對人民的熱愛之情傾注于自己的筆端。只有真正進入人民的情感結構內部，才能追隨人民的愛憎樂憂，弘揚人民視若至寶的真善美、針砭人民深惡痛絕的假丑惡，以美善戰勝丑惡、用光明驅散黑暗，給人以鼓舞的力量與美好的希望。

《平凡的世界》之所以能夠贏得一代又一代讀者的青睞，不僅得益于它對大時代的真實反映，而且得益于它對“雙水村”人民真善美品格的弘揚，得益于它對人們為過上“好光景”而奮斗不息精神的頌贊。反觀有些作品，或丑化人民群眾與英雄人物，或不分是非、不辨善惡，在文藝為什么人的問題上走了歪路、邪路。生生不息的文藝史早已表明，優秀的文藝作品、堪稱文藝高峰的作品，最終要看是否經得起人民性標準的檢驗與評判，要看人民是否認可與滿意。

人民的情感結構還有助于我們識別形形色色扭曲人民性的文藝現象與理論，堅守人民性的文藝立場。有些人眼中的“底層性”，把人民性窄化為民族的劣根性，結果忽視了人民的豐富內涵與主體地位；“公民性”將人民性泛化為所有人，擱置了創作立場問題，在理論平等的面紗下是對資本與權力的粉飾；新的“人性論”批評人民性忽視了個人，而未能看到人民性中已然包含了人性，人民性與人性在典型人物身上達到了統一。明辨以上“窄化”、“泛化”與“虛化”人民性(馬建輝教授語)的做法，可以清掃攀登文藝高峰路上的一些障礙。

在作品結構中展開創新

不論是衡量文藝家個體的還是時代整體的文藝成就，最終都要看作品，看作品的創新程度與創造能力。創新是文藝的生命，更是攀登文藝高峰的抓手。文藝史上的高峰之作或是在內容方面或是在形式方面總能有所創新，并以此推動文藝創作不斷向前發展。一切創新歸根結底都源自于人民，都要將時代的萬千氣象與人民的喜怒哀樂轉換到作品結構中去，凝結在語言修辭、主題內蘊、人物塑造、情感結構、意境營造等諸多方面。創新精神應貫穿文藝創作的整個過程，貫注作品結構的各個方面。

推進文藝創新、提高文藝質量，要辯證地處理如下幾組關系。

一是守正與創新的關系。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中華民族是守正創新的民族，要堅持守正與創新的統一。守正創新是治國理政的重要原則，同樣適用于文藝事業。守正創新張揚的是繼承與發展的互補共生，守正是基礎與本體，創新是結果與價值。執正才能馭奇，無本的逐奇就會容易失正。這啟示我們創新要正道而行，不能搞光怪陸離、荒腔走板的東西。這啟示我們既要繼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價值觀與美學風范，又要根據新的語境與條件予以持續激活與延展。《唐宮夜宴》的探索可圈可點，它不僅調動婦好鸮尊、蓮鶴方壺、賈湖骨笛、簪花仕女圖等傳統文化符號來展演盛唐風貌，而且將其趣味化并火爆出圈。

二是學習前人與超越前人的關系。文藝工作者要擺脫“影響的焦慮”，在虛心學習前人的基礎上，致力于在作品結構的某些方面有所突破。經典作家作品在這方面提供了很多范例。學者姚靈犀指出，一部《金瓶梅》是由《水滸傳》的數十頁化成，而一部《紅樓夢》又從《金瓶梅》化出，這些作品的語言、情節、結構與敘事策略即是明證。如果說前者由簡而繁，擴充了內容，更多地屬于創造性發展，那么，后者則改俗為雅，轉換了風格，更多地屬于創造性轉化。這也是《紅樓夢》何以能夠青出于藍而勝于藍的重要原因。

三是形式與內容的關系。隨著科技的發展、技術的革新與藝術門類的相互交融，文藝形式創新迎來了更多機遇和更大空間。但不管形式如何變化，為內容服務的宗旨不能改變。再新的藝術表達，再好的渲染方式，都要依賴內容而生存，否則就會舍本逐末、徒有其表。

四是修藝與養德的關系。文藝創作從“高原”走向“高峰”是一個趨于“盡美盡善”的過程，具備高超的藝術水平自不待言，同時需要高尚的道德情操與博大的思想境界。只有先立己、鑄己，才能擔負起用文藝立德樹人、培根鑄魂的時代重任。尚藝與崇德相輔相成、不可分割，是文藝工作者一生的功課。

新時代需要文藝大師，新時代需要文藝高峰。廣大文藝工作者應踴躍呼應時代召喚、人民需求，摛文緯復興、負重筑高峰，成就不朽之盛事。

（作者系福建省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福建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