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5月17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我國哲學社會科學的一項重要任務就是繼續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繼續發展21世紀馬克思主義、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2021年11月11日，《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指出，“深化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推進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建設”。因國家政策引導以及學科發展需要，馬克思主義及馬克思主義文論研究邁向了一個新階段、呈現出一些新特征。在這樣的時刻，有必要檢視過去十年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論的研究狀況，當然既包括成績，也包括不足，從而更好地思考未來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論的研究應當“堅持什么”，應當“改進什么”。總的來說，近十年，馬克思主義文論的研究呈現為“如何借鑒過去”“如何立足當下”“如何面向世界”的總體趨向。

一、“歷史性”

“歷史性”主要是指研究者注重對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論史的研究，即在歷史中思考馬克思主義文論為何成為中國共產黨的理論選擇，為何今天要繼續堅持并發展馬克思主義文論。隨著研究觀念的更新和史料邊界的拓展，以傅其林、孫書文、黃念然、吳述橋、高維宏、程蕾、吳澤南等為代表的研究者對“左聯”時期和“延安”時期的馬克思主義文論研究有了新的認識。從理論資源來看，比如弗理契、波格丹諾夫、里夫希茨等的思想進入到研究者的視野，他們的思想對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論構成不可忽視的影響，研究者注意從美學、文論的發展結果回溯到哲學理論根源。從理論主體看，學界除了對左翼經典作家，如李大釗、陳獨秀、沈雁冰、瞿秋白、蔣光慈、馮雪峰、周揚、毛澤東等的馬克思主義文論中國化的貢獻有了深入研究之外，胡愈之、沈澤民、韓侍桁等對馬克思主義文論的闡釋也開始受到關注。從理論關鍵詞來看，“深入生活”“無產階級文藝”“文化領導權”等概念被重新發現與再解讀。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論的豐富性、復雜性、多樣性被前所未有地關注到。

在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論史的研究中，還有三個值得注意的新動態。

其一，探討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論的“發生”問題。這一問題并非今日才進入到研究框架內。20世紀50年代中期以來，就有研究者注意到了這一問題，并將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論的發生歸因于早期中國共產黨的理論創造和實踐。實際上，馬克思主義及馬克思主義文論的接受和實踐并不限于中國共產黨內部，它在當時是一種流行的社會思潮。在21世紀的第一個十年，程正民、朱立元、杜吉剛、張寶貴、趙凱、周平遠、張紅軍等在討論“馬克思主義文論中國化”，以及胡亞敏、季水河等在討論“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的中國形態”時對此均有涉及。研究者關注到兩個問題：一個問題是十月革命后，中國文學為何會選擇馬克思主義，如理論的優越、與文化傳統的契合、與社會現實的適應；一個問題是討論“五四”前后，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基本問題，如文藝與生活、文藝與政治。但對“五四”之前“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同“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論”發生的關聯以及各國無產階級文學運動經驗對“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論”發生的影響還沒有進行“問題化”深入論述。在第二個十年中，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論的“發生”被作為單獨的問題被提出來，比如季水河、季念認為19世紀末20世紀初，馬克思主義作為西方文化的一種被介紹到中國，促進了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論的產生；20世紀初到20年代末是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論的發生期。（《論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中國形態的發生》）文獻材料的缺失以及研究理念的滯后，給“發生”研究增添了很多困難。這一問題的研究還有很大的生長空間。

其二，關注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論的當代新發展，總結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論的標識性概念。比如張永清在“馬克思主義文學反映論的語境化與知識化（1949-2020）”這一總問題下的系列文章中對馬克思主義文學反映論在新中國成立以來70余年間的發展歷程作了研究。王一川的《現代中國文藝典型范式變遷80年》、金永兵的《思想表征與話語實踐：“典型”概念的理論史述評》等對馬克思主義典型理論在中國的理論旅行作了梳理。黨圣元、李昕揆等的《新中國70年馬克思主義現實主義文藝觀念的發展與走向》《新時代中國現實主義文論發展的新態勢與新挑戰》等對現實主義理論新的發展態勢作了預測。透過標識性概念的形成過程，可以把握當代意識形態、思想文化的變遷。

其三，探討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的關系。習近平總書記在2014年9月24日紀念孔子誕辰2565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開幕式的講話中指出：“要堅持古為今用、以古鑒今，堅持有鑒別的對待、有揚棄的繼承，而不能搞厚古薄今、以古非今，努力實現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使之與現實文化相融相通，共同服務以文化人的時代任務。”至此，“兩創”被鮮明地提出來了。王立勝認為“兩創”是促進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實現現代轉化必然遵循的原則。（《“兩創”“兩個結合”“時代精華”：構建中華新文化的基本原則、基本路徑、指導思想》）都培炎則認為應當在跨文化對話和平等交流的全球視野中，把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對優秀傳統文化融會創造的新成果推介給世界，把傳統文化中的積極因素轉化為話語優勢，推動哲學社會科學走向世界，提升中華文化的整體實力和競爭力，促進人類文明多樣性發展。（《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關系辨析》）

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提出要“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這是“兩創”基礎上的進一步思考。楊肇中的《近年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研究述要》一文對黨的十八大以來的相關研究作了詳盡的梳理。“兩創”之所以能實現是因為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具有內在統一性，鄒廣文、孫維聰的《文化守望：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結合路徑》，李樹峰的《在人民日用而不覺的價值觀念中挖掘和提煉——探尋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結合的藝術創作路徑》，徐粵春的《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光輝典范》等討論了這一問題。黨圣元認為正確認識并充分借鑒和創新轉化中華優秀文化資源，始終是中國共產黨人所面臨、所思考與實踐的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在百年實踐與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下，形成了中國共產黨人從建設性批判到創新性轉化的傳統文化觀。（《從建設性批判到創新性轉化——中國共產黨人的百年傳統文化觀》）

二、“當下性”

“當下性”指的是在總結歷史經驗的基礎上，探索當今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論的發展道路。這不僅是學科的自身發展，也是適應新的時代需要。習近平總書記在《關于〈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的說明》一文中指出：“黨中央認為，總結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要堅持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論，用具體歷史的、客觀全面的、聯系發展的觀點來看待黨的歷史。要堅持正確黨史觀、樹立大歷史觀，準確把握黨的歷史發展的主題主線、主流本質，正確對待黨在前進道路上經歷的失誤和曲折，從成功中吸取經驗，從失誤中吸取教訓，不斷開辟走向勝利的道路。”近年來，我們充分總結了中國共產黨建立以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改革開放以來、進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以來，黨在文藝問題上的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

第一，深入學習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文藝工作的重要論述。習近平總書記的《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2014）、《在中國文聯十大、中國作協九大開幕式上的講話》（2016）、《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不能沒有靈魂——在參加全國政協十三屆二次會議文化藝術界、社會科學界委員聯組會時的講話》（2019）、《在教育文化衛生體育領域專家代表座談會上的講話》（2020）、《在中國文聯十一大、中國作協十大開幕式上的講話》（2021）等，指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的文藝發展新思路：堅定文化自信、回答時代課題；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實現中華文化的繁榮興盛；堅持服務人民，創造無愧于時代的作品；勇于創新創造，打造精品，實現思想內容和藝術表達的有機統一；提高文化產業發展質量，將社會效益放在首位，避免文藝淪為市場的奴隸，同時培養德藝雙馨的作家藝術家；堅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同時加強黨對文藝工作的領導，創新領導方式，等等。學界就上述重要論述展開深入學習，其中仲呈祥、王一川、金永兵、丁國旗、徐放鳴、李云雷、劉永明、常培杰等研究者分別就“堅持以人民為中心”、“文藝不能淪為市場的奴隸”、“建設文化強國”、“打造文藝精品”、“普及與提高”等問題進行深度闡釋。

第二，站在歷史交匯處，展開面向未來的歷史總結。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論在現實語境的轉換中，不斷開辟出新的問題域。金永兵認為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論研究在改革開放40年間，在時代變遷中進行著問題域轉換與話語轉型，體現了與時俱進的開放性與實踐性品格。（《“回到馬克思”與當代性建設——改革開放40年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論研究的回顧與反思》）張紅軍認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發展與文學實踐不斷為當代馬克思主義文論研究提出問題與挑戰。中國當代馬克思主義文論研究面對審美與政治、思想與學術、內部研究與外部研究、理論的獨立性與實踐品格、外來理論的吸收與中國文論話語體系的建構等二難命題，積極探索與選擇。（《探索 選擇 超越——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論近四十年研究歷程回顧》）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年來，中國當代文論的發展不斷“回到馬克思”，并在其中尋找回答“時代之問”的理論養料。劉方喜認為中國當代文論的三個重要問題域，即文藝與政治關系、文藝與經濟關系、文藝與技術關系，實際上都在馬克思的思想框架之內。（《文藝與政治、經濟、技術：七十年文論問題域的演進》）不僅如此，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論的話語模式，與社會經濟政治變動息息相關。季水河認為新中國70年馬克思主義文論研究共有三種話語模式，即“政治主導型”話語模式、“學術強化型”話語模式、“交往對話型”話語模式。（《論新中國70年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話語模式的轉換》）

中國共產黨建黨100年來的文藝經驗是必須毫不動搖地堅持中國共產黨對文藝的領導，并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踐相結合。張炯的《中國共產黨與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中國化》、董學文的《中國共產黨百年與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發展》、張清民的《中國共產黨領導文藝百年發展與成功經驗》、賴大仁的《“人民文藝”百年歷程：理論與實踐——馬克思主義文論中國化的一個視角》、譚好哲的《中國共產黨百年文藝政策與文化領導權建設》等都得出了類似的結論。高建平認為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偉大實踐，給中國馬克思主義美學的研究注入了強大動力。（《中國馬克思主義美學的百年歷程》）

《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下簡稱《講話》）發表80周年之際，研究者帶著各自的問題，從不同角度思考其“當下性”。張炯從“中國化”出發，認為《講話》是馬克思主義文論中國化的光輝里程碑（《馬克思主義文論中國化的光輝里程碑》）；宋偉、孫漢陽從“方法論”出發，認為《講話》提供了“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與中國文藝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思想、方法與路徑（《真理與方法：作為思想方法的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趙炎秋從“體系建構”出發，認為毛澤東文藝思想對中國特色文學理論的形塑表現在指導思想、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等方面（《毛澤東文藝思想對中國特色文學理論的形塑》）；范玉剛從“文藝方向”出發，認為《講話》是正確理解和闡釋中國新文藝發展道路的路標（《在雙重視野融合中洞察〈講話〉的問題性》）。

第三，建構21世紀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文論。2015年1月23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體學習上提出“發展21世紀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董學文認為步入21世紀，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文論應當逐步從“中國化”階段，走向“中國的”階段，實現理論形態的升級與轉換，這是建構21世紀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文藝學的要義所在。（《建構21世紀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文藝學》）崔柯認為對中國當代文藝理論發展的歷史進行深入的反思和總結，并從中發現馬克思主義文論發展的契機，應當是建構21世紀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文論的起點。（《21世紀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歷史依據與理論起點》）

三、“世界性”

新時期以來，西方馬克思主義文論才算真正進入中國研究者的研究視野。此后，學界對其研究熱度持續增高，并取得了大量高質量成果：一方面系統翻譯了盧卡奇、本雅明、阿多諾、馬爾庫塞、詹姆遜等的著作，并對核心概念進行了充分的闡釋、辨析，另一方面以其為理論武器，將其應用到中國文化、文藝現象的解讀和批判，但大體上沒有超越影響/接受的研究范式。研究者很少關注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論的海外影響。20世紀90年代以來，邵煜、涂武生、徐平、孫銘等介紹了《講話》在世界各地的翻譯和出版。近年，隨著新形勢下哲學社會科學工作任務的確立，研究者深入討論了中西馬克思主義文論的交流與對話，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論對亞洲、非洲、南美洲的影響，以及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論的世界意義。總之，應當在世界馬克思主義文論的思想譜系中定位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論，關注其理論獨創性以及“中國經驗”給世界文學的過去、當下和未來的啟示。

第一，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論與西方馬克思主義文論的交流與碰撞。首先關注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給西方左翼文論造成的影響。早在2009年，孫士聰提出在研究西方馬克思主義之于我們強勢影響的同時應看到中國思想理論因素在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中的存在，注意馬克思主義分別在東方和西方發展的成果，以及中西馬克思主義之間的對話和融合。（《略論毛澤東思想對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影響》）。2018年以來，馬欣的《布萊希特對毛澤東〈矛盾論〉的美學轉化》、吳娛玉的《西方左翼怎樣闡釋中國馬克思主義？——以德里克對〈矛盾論〉的解讀為例》、曾軍的《西方左翼思潮中的毛澤東美學》、韓振江的《“東風西進”：法國激進左翼文論與毛澤東思想》等討論了西方左翼作家和理論家，如布萊希特、馬爾庫塞、薩特、波伏娃、阿爾都塞、詹姆遜等對中國馬克思主義，尤其是對毛澤東《矛盾論》的借鑒和創造性誤讀。其中，韓振江認為百年來西學成為我們文化和文學建設的重要資源。然而，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論在西方世界中的接受、理解和闡釋，特別是毛澤東思想也成為西方左翼文論和美學建構的重要智識支持。

學者們以瞿秋白與葛蘭西的關系為例，思考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論與西方馬克思主義文論、西方思想的關系。一方面，二者是“同頻共振”的關系。吳曉璇、韓春虎認為不僅要關注到瞿秋白與葛蘭西人民觀的差異性，更要看重其共振性，這是中外馬克思主義文論通過蘇俄文藝人民觀中介、高度結合本國實踐、在馬克思主義文論軌道上不斷探索中外共性的有效嘗試。（《瞿秋白與葛蘭西：文藝意識形態人民觀共振性分析》）另一方面，“二者”不是二元對立的關系。李瑋認為瞿秋白和葛蘭西的比較研究，對于研究中國馬列文論和西方思想譜系的關系具有重要價值。劉康從對西方/東方、第一世界/第三世界等二元對立模式的批判入手，重置世界和中國的結構性框架。（《國際共運中的瞿秋白和葛蘭西——從劉康的〈瞿秋白與葛蘭西〉談起》）

第二，以《講話》為代表的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論在“亞非拉”地區產生影響。《講話》給非洲、拉美左翼作家提供了文藝生產的理論依據。比如，蔣暉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邊疆學研究：在非洲的故事》、魏然的《在筆與槍之間：〈講話〉在阿根廷的閱讀與挪用》都表達了這一觀點。

李大可、全炯俊在《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在1980年代韓國的譯介》一文中提出，毛澤東著作在韓國的譯介，是韓國基于本土需求和可行性而發生的對異域文化的“拿來”行為。產生這一行為的原因是韓國急速資本主義經濟開發引起的資本主義批判。

《講話》給第三世界提供了革命的文學理論。王海軍認為《講話》在第三世界國家的廣泛傳播，適應了這些國家實際斗爭的需要，給這些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帶去了革命文藝理論指導，即在軍事上反抗國內反動政府統治和殖民策略的同時，在文化陣營里建立文化統一戰線。（《〈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文本的國際傳播探析（1946-1956）》）蔣暉認為《講話》在非洲發生作用集中在20世紀70年代，即非洲一些國家通過武裝斗爭來完成國家獨立和確立社會主義道路的時期。（《“普遍的啟蒙”與革命：〈講話〉和非洲左翼文學運動》）

第三，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論的發展成果是世界馬克思主義文論的組成部分。馮憲光認為，從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理論科學形態的百年發展來看，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鄧小平《在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會上的祝辭》、習近平《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是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文論的里程碑。它們都是世界馬克思主義文論發展創新的重要成果。（《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文論百年發展道路》）傅其林、張宇維認為《講話》對世界現代馬克思主義文論的形成作出了積極貢獻。（《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在英語世界的傳播與接受》）曾繁仁認為自《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創建了一系列極其重要的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文論，足以在世界文藝理論占有一席之地，絕對不是所謂的“失語”。在當下西方盛行“后理論”即解構論文論的語境下，也許是中國現代馬克思主義文論努力走向世界之時。（《試論毛澤東文藝思想的產生、發展及其對我國文藝理論的巨大影響》）

此外，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者直接指出中國馬克思主義的世界意義。比如，崔雙龍指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只有把繁衍自身的中國性與發展壯大要求的世界性結合起來，才能實現自身的突破，才能實現中國國情與世界情形、中國問題與世界問題、中國文化與世界其他各國文化、中國馬克思主義研究與世界馬克思主義研究的雙向互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的世界性思考》）王海穩、王威認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深刻影響了世界歷史進程，應當繼續發展21世紀馬克思主義、以建設更加美好的世界為使命和追求，并引導世界歷史發展前途和人類文明發展進步。（《論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的世界品格》）

目前看來，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論的研究也呈現出一些問題。一是專業研究隊伍后備力量儲備嚴重不足。“80后”或者更年輕的研究者很少再從事相關研究，他們的興趣集中在“時髦”的西方馬克思主義文論、其他西方哲學美學思想、新技術引發的新理論方法等。二是理論研究與批評實踐并不對稱。研究者多沉浸于理論問題辨析和規范化學術寫作，缺少對當下文藝現象的介入和現實的關懷。對知識化的過度追求，導致理論缺乏更新的動力。

不過，令人欣喜的是，新生力量正在集結，其中“不知名”網友，活躍在微博、豆瓣、抖音上，宣傳和研讀馬克思、恩格斯著作以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新成果，形成新的“覺醒年代”，且以馬克思主義為理論武器，對文學現象、影視現象、文化現象甚至是社會現象進行批評，直擊問題本質。

一批先進的知識分子共同參與馬克思主義文論的中國化實踐，不僅有對國外馬克思主義及批評理論的借鑒，還有與其他思想流派的交流、甚至是斗爭。更重要的是，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論的發展要始終基于中國現實語境的變遷和發展任務的改變不斷調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