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臘哲學家赫拉克利特說過，“人不能兩次踏進同一條河流”，中國古代也有刻舟求劍的寓言故事，但是，現實中不甘于失敗、重復失敗的愚妄之舉不斷出現，西西弗斯傳說是現代人難以拂去又不得不面對的一種悖謬。林曉哲發(fā)表在《收獲》2020第六期的中篇小說《鴨子與先知》，通過講述一位男性遇到前女友后矛盾和掙扎和心理過程，再度探討當下世界中不甘于失敗卻又掙扎無果的虛妄人生。

小說以男性主人公朱盾“我”的敘述視角展開過往和現狀的交替敘述，張宛和周芹作為男主人公不同人生階段的兩位親密女性，分別代表不同階段的人生狀態(tài)。張宛拒絕俗常生活，她獨居，生活單調，素淡的裝扮，沒有結婚的思想準備，在與男友交往也表現得淡漠和漫不經心。但在藝術追求上，她表現瘋狂：墻壁上掛滿名家攝影作品，絕大部分時間用于潛心鉆研攝影，完全沉浸在藝術營造的氛圍中。為拍攝鴨子下蛋，她和男友壯膽深夜?jié)撊滕喤铮菜偻ㄟ^五條兇狗狂吠的險境，忍受臟臭和耐久地等待拍攝時機。更讓人難堪的是，為拍出具有震撼力的作品，多次不惜裸露身體潛入臭水河。為此被人偷拍，甚至遇上父親等極度尷尬和混亂的狀況。不管多大困難，張宛堅決不放棄追求藝術的瘋魔舉止，從始至終一直是拒絕俗常、獻身藝術的鮮明個性的女性形象。當年她急速干脆的分手過程，留給朱盾更是始終不愿“下凡塵”、沒有煙火氣、不肯屈就的脫俗印象。

與張宛不同，朱盾的現任妻子周芹則是尤其平常的以家庭為生活重心的女性形象。她遵循大眾審美觀，不能接受“拍下她便秘的樣子，不能接受她拿指頭槍戳我時我依然舉著相機，甚至在她穿上睡衣后也不能拍照……”；她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家庭生活中，會把家打理得“窗明幾凈”，會對丈夫嚴密防范，“多次查閱我的微信聊天記錄，以及探尋朋友圈與我互動的某位女性與我的淵源”，記著丈夫上廁所時間長短，跟蹤丈夫的行蹤；長期的家居生活使她變得繁瑣和絮叨，而敏感氣質和防范心理更充分體現出她看重婚姻生活的緊張、擔憂和焦慮等典型心態(tài)。周芹的自我定位、對家庭和家人的密切關注，以及面對可能的家庭危機中表現的惶恐和偏執(zhí)，都是被日常生活磨蝕心性的中國當下已婚女性的典型表現。

一段刻骨銘心的戀愛經歷，又經過數年穩(wěn)定、無味又焦躁的家庭生活，近中年的朱盾在杭州拱宸橋橋西歷史文化街區(qū)這么一個修舊復古的空間，陡然遇上前女友張宛時，心里瞬間激起巨大波瀾，被克制和被壓抑的余情暗流涌動，從潛意識上升到意識層面。他開始急切搜尋相關信息，籍此快速和張宛取得聯系。朱盾接下來的記憶倒帶，不再只停留在心理層面，也將推動他展開下一步的危險行為。他懷念過往生活越詳盡，帶出越多的感受和體驗，喚起越多的細節(jié)，越容易讓他回轉并沉浸在過往的情感世界。經回憶只屬于朱盾和張宛的情感世界中，有關于張宛的形象、張宛的房子和房間、關于和張宛交往的記憶，這一切都被描繪為頗具畫面感的情境。其中有靜謐的、溫馨的、熾熱的，也有氤氳的、冷淡的、孤清的、雜亂的和沖撞的，朱盾記憶越細微，越有色彩和形狀，說明對張宛的印象越深刻，感情越強烈。不管幸福還是悲傷，所有的回憶都將再次激發(fā)“朱盾”我對張宛的強烈情感，并成為當下生活的巨大破壞力量。而與張宛極具氛圍和畫面感的場景不同，面對周芹，不管是當下時空還是記憶中的，在朱盾“我”這一視角下，都變成了平淡無奇的概述。由情境式的回想到客觀理性的概述，這一敘述方式的轉換，表明周芹在男主人公心中只是客觀和理性的存在，不具備情感色彩。在朱盾的情感世界里，居于中心和主位的是張宛，周芹與朱盾“我”的關系外在又次要，“我”主觀上更易于也更愿意進入和張宛的情感回憶，更愿意拉近和張宛的情感距離。由此，即使現實中的張宛本人無意重溫舊夢，而朱盾本人也有再度體驗激情的強烈沖動。

所幸的是，小說沒有落入俗套地變成舊情復燃的簡單故事。在激情回顧與張宛情史時一直不減干擾的敘述聲音。作品敘述正視男主人公朱盾當下的境況，即已婚并擁有完整家庭。小說中，沒有丑化妻子角色的周芹形象，更沒有譴責周芹的深度懷疑心態(tài)或強加干涉的言行舉止。作為周芹丈夫的朱盾“我”，當心理返回與張宛一起的情感世界，或者尋找現實中的見面機會時，在敘述上常伴有強大的阻礙力量，不斷地感受到干擾。如此設置朱盾的現實處境，實則表明干擾和阻礙的力量具有足夠現實合理性。敘述進展中，在回憶和張宛的情感經歷過程中，不時跳出朱盾“我”的“認定”，“周芹畢竟是我的妻子，我沒理由讓她在去不去見張宛的事上感到不快”，“一大早我就出了家門。我把手機留在家里，以免周芹多慮”……類似的補充敘述，或者穿插周芹的行動和反映，這些敘述者的聲音不斷地提醒朱盾在當下的家庭責任和社會角色，與朱盾對以張宛為中心的戀愛的回顧形成角力，構成敘述的張力。

如果小說過于強化妻子周芹的防范作用，那么朱盾“我”將屈服于現實和外在力量，性格表現軟弱和怯懦，缺乏主體意識，敘述過程將會相對平順和緩。然而，作品中的朱盾“我”面對妻子周芹的嚴密防控時，總能見縫插針地找到機會：借著沖洗照片的由頭通過老友打聽消息；躲在廁所翻看影集；還能在進電梯的瞬間約定再見面……如此種種，都說明朱盾不是被動性格，自他再見張宛那刻開始，就在極度促狹的空間中爭取條件，創(chuàng)造在精神上或是在實際中與張宛“相遇相見”。可以說，周芹防范越緊，對“我”再見張宛的限制越大，“我”想再見張宛的想法就越強烈，情節(jié)發(fā)展的戲劇性就越強。朱盾和張宛的戀愛基礎、以周芹為中心的現實阻力以及朱盾再見張宛的強烈沖動間的沖突，構成了強大的情節(jié)動力，不斷地推動故事向前發(fā)展。然而，當朱盾沖破種種阻力和張宛在曾經同居的房間相見時，兩人并沒有演繹激情故事。實際情形是：張宛全副精力集中于影像的感知和拍攝，陡然間朱盾明白了：攝影才是她真正的“情感的需要”，“她會不知不覺地成為她拍下的景象和人物，她在感知它們的愛與痛的同時又將它們轉變成自己的愛與痛，這樣一來，反倒對現實生活麻木了”。此番場景對于充滿期待的朱盾來說，無疑是悲情的一幕，與舊情人相遇在舊日場景中，喚起的卻是他們分手時的類似場面！而這一場面，也是令他夢醒的當頭棒喝，讓他徹底明白當年和張宛分手的原因，是兩人錯位的人生認知和選擇。由此，故事急轉直下，激情瞬間消逝，當他抱著日記本走出曾經與張宛同居的疊墅，而周芹駕著紅色的小車適時出現在小區(qū)門口，快速返回俗常成為人生的必然，一段充滿危險的暗涌情感得以順利平復。沒有輸贏，只有空寂。小說中的三位具有強烈主體意識的主要人物形象，在激烈的情感和意念的較量中清晰而確定地表達自我，又保證了各自的獨立意識和主體性。故事結束了，受舊情誘惑的朱盾再次經歷從瘋魔回歸俗常的人生歷險過程，領略的則是現代人類普遍的不斷重復的荒誕和悲哀。

身處現代社會的現代人的猶疑、痛苦和無望地掙扎是林曉哲小說的一貫主題，《假如》《音樂的靈感》《閃蝶》《求囡記》等作品中都有所表現。張愛玲在《白玫瑰和紅玫瑰》通過佟振保的婚戀經歷，刻畫20世紀上半葉，逐步現代化過程中的中國男性看待女性的隱秘心結，《鴨子與先知》借助于相似的故事框架，再度探討新的歷史時期婚戀關系中的男女心態(tài)和行為，瘋魔和俗常這兩種不同的人生情境的成為人生選擇的兩個方向，也構成了選擇后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