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非要從中國的知名城市中遴選一座詩歌之城，我會毫不猶豫地把這一票投給杭州。不僅因為這里有“上有天堂，下有蘇杭”的人間美景，有運河、西湖、蘇堤、白堤、斷橋殘雪、靈隱寺、虎跑泉、蘇小小墓的美麗傳說，更因為這里孕育并誕生了數不勝數的杰出詩人和眾多膾炙人口的優秀詩篇。我們甚至可以毫不夸張地說，是偉大的詩歌，讓杭州有了漢唐風韻，更有了建安風骨。

相比于一眾先賢，青年詩人盧山顯然是后進和晚輩，但令人欣喜的是，這個來自北方的陌生闖入者，并沒有迷失在這座城市的空濛煙雨和酒綠燈紅里，他清醒地活在世俗的日常里，有掙扎，有傷懷，有悲憫，在一次次的對故鄉和世代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人們的回望中，把彼地的每一寸湖山都當作生命的饋贈，為讀者奉上了這本頗有分量的詩集。

在時光進入21世紀之后，當代詩歌中的鄉土（或曰鄉村）表達，一直為主流的詩歌批評所嫌棄，處于一種相當尷尬的地位，詩歌里的“鄉”與“土”與現實中凋敝的鄉村一樣，成了被反復拿來奚落和指責的落伍者，但讀過《湖山的禮物》，我發現至少在這本詩集里，盧山并沒有因此退避三舍，而是仍執著地書寫著自己心中揮之不去的鄉愁。村莊、親人、石梁河和故鄉的更多風物一起，成了《湖山的禮物》的顯眼標簽和意象核心。我們看到，即便在節日的歡愉里，盧山所想的仍然是“當黃昏為寶石山披上一件袈裟／河流里就有人回到故鄉／更多的漂到沒有名字的地方／春天到來之前，我內心的猛獸尚未蘇醒／如一場雪藏在山中。我們都要屏住呼吸／年關已至，母親的一聲呼喚／會在湖山之間引發一場雪崩”（《節日的意義》）。這無疑是以湖山為背景的情感的雪崩，它真實，鋒利，又讓人難以釋懷。因為“石梁河是我故鄉的河流。／黑夜降臨，萬物生長。親人們／世代集聚在此，在河流里升起炊煙／紅白喜事或者快樂或者憂傷／石梁河上溜走了月亮又迎來了太陽／／和中國所有鄉村的河流一樣／她幾百年來行不更名坐不改姓／陽光溫暖大地 雨水豐沛人間／在這個國家龐大的版圖上／她從未站起來說話／默默地保存著完整的悲憫和淚水“（《我的石梁河》）。對于更多的像盧山一樣從“石梁河”走出的鄉村之子們來說，那里不但至今生活著與他們血脈相連的親人，有關乎他的童年和記憶。在這里，如果我們可以把“鄉土”可否釋義為故鄉和土地，甚至進一步釋義為出生地和童年，我們說人類作為一個生命個體來到世界上，記憶最刻骨的就是出生地和童年，他第一眼看到的世界，我們可稱之為意識的“元世界”，“元世界”的形態、氣息、速度、空間等被定格，如同“上帝說有光，就有光”，以后所有變化都需在“元”基礎上去辨析和確定。換句話說，童年也是人類丈量世界的唯一尺度。從心理學上講，一個人成長的過程就是同遺忘持續作斗爭的過程。他需要用斗爭去留住記憶，穩固“元世界”的認知秩序。所以，詩人對鄉土的反復書寫，與其說是詩歌的鄉愁，毋寧說是身體的鄉愁，是身體依戀童年的心理折射。但人向死而生，誰也不可能再回到童年，即便乘坐詩歌的御駕也回不去的。但因為每個人都有不同的記憶，詩人對鄉土的書寫又可以歷久彌新。美國小說家托馬斯?沃爾夫說，“認識故鄉的辦法是離開它，尋找故鄉的辦法是到自己的心中，自己的記憶中，自己精神中去尋找它，以及到一個異鄉去尋找它。”這樣的尋找卻不能逆轉，反而會加重詩寫者的鄉愁，這讓盧山時時沉溺于這樣的記憶：

人們推著夜色趕過來，伸長著脖子

圍著拖拉機指指點點，摸一摸發動機

再蹭一下它的大屁股。孩子們爬上去

胡亂地掛擋，試圖起飛這只鐵質的甲殼蟲

父親的笑容像是夏天綻開的喇叭花

在夜色里濕漉漉的，混合著刺鼻的柴油味

母親忙著用瓜子和花生招呼著鄉親

時不時深情款款地看著自己的男人

那一夜仿佛是父親人生里最高光的時刻……

（《1995年的拖拉機》）

我注意到這個片段里交錯使用的童年和成人視角，幾乎是全家財富象征的新購的拖拉機，不但是有著嶄新“大屁股”的“鐵質的甲殼蟲”，更帶來了父親的笑容，母親對鄉鄰的熱情招呼，這些少年記憶里的熟悉場景，卻在詩人多年以后的回想里，成了父親“人生里最高光的時刻”，這其中埋藏了父親太多的晦暗時刻和百味雜陳的人生感慨。這樣的書寫無疑為盧山關于鄉土的書寫帶來了沉重的氣質和鋒利的底色。

盧山還把更多關注的目光投向了世代是活在那兒的相鄰。他這樣寫道：

出殯的時間到了！大雪到來之前

早前失聯的兒孫們終于齊聚一堂

打開預備好的悲傷容器

磕頭，小聲地抽泣，在天亮之前

他們例行公事，做最后一回兒孫

晨光里，尖銳的喇叭聲此起彼伏

昂著頭顱穿越一片荒蕪的玉米地

人們緊緊按住漏風的身體

高談闊論春節后的打工計劃

跟著隊伍后面的，是一群紙糊的牛馬

北風像鞭子一樣抽打在它們的身上

這些畜生低著頭瑟瑟發抖的樣子

像極了她勞碌無言的一生

（——《她的一生》）

她終于拔掉了身體上的小蘑菇

站了起來，走出這間潮濕的屋子

去河灘邊看一看

這一輩子侍弄的幾畝地

當泥土覆蓋她的呼吸的時候

安靜或者絕望，都無從知曉

她用死來完成了生

她用死來完成了與兒女的和解

并對換了他們的幾滴淚水

（——《晚年》）

兩首詩所書寫的是兩位鄉鄰的死亡，但《她的一生》所著力呈現的并不是“她”的一生，而是其死后出殯的場景，以及在這一場境里各色人等的各異的表現和表演，他們不得不從“失聯”到聚聚一堂，“例行公事地做最后一回兒孫”，他們的不在意、應付和裝模作樣。詩人緊緊抓住一瞬間的觀察，通過豐富的細節，把他們的丑陋抓了現行，在與“北風像鞭子一樣抽打在它們（紙糊的牛馬）的身上／這些畜生低著頭瑟瑟發抖的樣子／像極了她勞碌無言的一生”的強烈對比里，完成了道德的聲討和批判。另一首《晚年》寫一個老婦人自殺的死亡。在完整地述說完她的故事后，詩人直接站了出來說：“她用死來完成了生／她用死來完成了與兒女的和解／并對換了他們的幾滴淚水”。這里有“和解”的嘲諷，更有無情的批判，我們甚至能看見詩人眼中不可抑止的燃燒的怒火。我想，這就是盧山心中當下的鄉村現實，正因為還有更多的這些人辛苦掙扎在那里自生自滅在那里，才讓每日沉浮于“依依楊柳風中，瀲滟西湖水”的盧山如此牽腸掛肚，并在自己的詩歌里留下記錄和見證。

由此我想，當下那些批評者的不屑所對應的，肯定不是盧山所寫下的“鄉土”，而是那些缺少寫作者的“真誠”和鄉村的真實，更缺少寫作者對鄉土在當代背景下的文化認識和思考的敷衍和蒼白之作。也由此我堅持認為，一個從來沒有離開故鄉的人是沒有“故鄉”的。因為只有離開，你才能看清它的真實，才能明白它在世界的存在和位置。對于寫作者而言，一方面“你身在哪里，哪里就是世界的中心（阿莫斯?奧茲）。”另一方面，你只有看清“故鄉”的位置，才能找到自己的所在，在異鄉安置下靈魂和一支筆，寫出兼具獨特性和普遍性的詩歌。

但歸根結底，詩人的批判和追問終歸要回到對自我和內心的拷問上來，這樣的轉變也曾清晰地呈現在謝莫斯·希尼和米沃什等人持續的詩歌寫作中。盧山也這樣寫道：“趕在光明的十月，我回到北方的故鄉／這些年我總是懷有復雜的情感／對于故鄉——這個疲倦的老母親／她總是催促我一次次踩著露水出發／又一次次召喚我披著月光回歸／我的一生都會在這條路上往返嗎？／從青蔥少年到白發老者，夕陽和火車的嗚鳴里／我帶著怨恨和思念不斷修改故鄉的底色”（《最后的歸屬地》）。詩寫至此，盧山徑直站了出來，直書自我和內心更多的困惑、反思。是的，故鄉作為一個真實而虛無的存在，它其實一直活在異鄉，活在詩人的血液里。它總是反復地“催促”和“召喚”著遠游的赤子，從青蔥少年到白發老者概不例外。也恰恰是詩人帶著愛的“怨恨”和“思念”，不斷修改著他從現實從發的記憶和童年。直到他終有一天“脫掉皮鞋”，了卻牽掛，把天使一樣的自己沉入那一片生養了自己的土地。這是赤子的重負，也是詩人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