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歲的翻譯家張玲提起父親張谷若，不禁露出一副小女兒的嬌憨神態，她為父親所寫傳記《布衣老爸的風雪花月》由北京出版集團文津出版社最新推出。她說：“我從一開始寫這本傳記到如今，似乎是背著父親的一種偷偷摸摸的個人行為。假如要是在他活著的時候，我稍微透露了一點給他，讓他知道了一點點風聲的話，我想他一定會立刻扭過頭來輕輕地噘著嘴說：‘去去去，胡鬧什么。’他就是這個樣子，真的。”

張谷若（1903—1994），是中國翻譯界的標桿性人物，30年代以譯介哈代《還鄉》《德伯家的苔絲》而一舉成名。新中國成立后又翻譯了哈代《無名的裘德》、狄更斯《游美札記》、莎士比亞《維納斯與阿都尼》、蕭伯納《傷心之家》等，晚年又翻譯狄更斯《大衛·考坡菲》、亨利·菲爾丁《棄兒湯姆·瓊斯史》。其譯作以忠實暢達、注釋精贍詳盡而享有盛譽，成為高等院校外文翻譯教學、研究及實踐的范本。

張谷若的女兒張玲也是極成功的翻譯家，譯作《呼嘯山莊》《傲慢與偏見》《卡斯特橋市長》《雙城記》等一版再版。

《布衣老爸的風雪花月》除了為父親立傳外，還描畫了劉瀾波、單采臣、葉維之、孫碩人、李本題、麻喬治、張萬里等一批有精專的才智或者獨特性格癖好的人物群像。通過張谷若和他的交往圈，對于尋索翻譯理論，探討中外文化交流，鉤沉一代學人的抱負與情懷，曲折反映二十世紀愛國知識分子的命運，都大有啟發。

這本書是自己最為偏愛的“孩子”

它讓我又重新活過了一輩子

作家們往往將自己的作品比作“孩子”，張玲坦言這本書是她所有“孩子”中最為偏愛的。“這本書在我的頭腦、身心里孕育的時候，它陪同我再訪了我的父親母親，家人親友，它讓我重新又體嘗了一遍往昔的苦辣甜酸，讓我又重新活過了一輩子。”

今年是張谷若先生誕辰119周年，對于此時為父親著書立傳，張玲表示，在近年來的歷史熱中有股“平民布衣熱”，“他們在歷史舞臺上不是搖旗吶喊跑龍套的角色了，我由此聯想到父親這一類型的知識分子。不過是一介布衣，不太重視虛浮的名氣和個人的聞達，比較單純地出于對專業對學問的一種癡情和執著，一生一世、一步一步，輕悄悄地完成著自己的使命，采擷著果實，最終達到自己個人的飽足。我覺得這也是一種活法，一種利己又利人的生活方式。再加上人老了，懷舊思親之心也日益深重，稍有閑暇，父親以及他往昔的同學親友們的言談舉止、音容笑貌常常會鮮活地在我眼前浮動。這時候我內心也會情不自禁地升起一種急迫感，我想把這些動的畫面印象記錄下來，生怕他們被后世遺忘。最近三五年，我常常因此心緒不寧。”

張玲笑說寫書要趁早，由于年事已高，她從2019年開始寫這本書，吃盡了苦頭，“因為多年的風濕，我用電腦打字，手會脹疼，差不多一年時間完成初稿，不能保持年輕時那種如同行云流水一樣的寫作習慣了，我在不斷地病、疼、寢食難安。但是，我心里頭抱著一種好像是不把它寫完，死不瞑目的決心，一直咬著牙地堅持過來了。”

張玲將書名取為“風雪花月”，因為她認為，人生，尤其是奮斗的人生，遇到的風雪恐怕比花月還是多一些。“老爸的一生是很幸運，我都很羨慕他，很多人也羨慕他，但是我覺得他的風雪還是更多一些。”

張玲雖然寫過狄更斯、哈代等大作家的傳記，但她坦承父親的這本傳記在她心里有著不同的分量，“以前寫的狄更斯、哈代，傳主都是大作家，都是萬人仰慕、高山仰止的，也有很多早就已經定型的英文原文的底本，可以在我寫作的時候引用參考。我從確定選題到臨紙命筆的時候，心情都比寫這本書要灑脫得多。而父親是我活生生的親人，從我的童年、少年以及父親的晚年，我都和他朝夕相處。我耳聞目睹的都是一些平凡瑣事，待我自己到了中年，我一步一步地涉身到這個學問之海，才漸漸地理解了父親的深厚的學識和素養。”

張玲坦言自己在寫作中始終力求客觀、理性地評價父親的學術地位和價值，不被親情感性所惑。“父親雖然不算什么高門大儒泰斗權威，但是，他作為讀書人，一輩子從生到死渴求知識，恪守道德，扎扎實實治學，在自己的學術領域里做出了奉獻，還解決一些學科中的難題。”

父親學英語

為糾正發音曾狠下苦功

張谷若1903年出生于煙臺芝罘島，南開中學畢業后，以平均近九十分的成績考入國立北京大學英文系。對于自己的選擇，他是這樣說的：“當年鴉片戰爭之時，英國人是靠著船堅炮利得勝，我從小在故鄉也親歷過這個殖民帝國在當地的所作所為，身為一名讀了書的中國人，就有一種迫切愿望，要仔細弄清楚他們到底是怎么回事，而要怎么弄清他們的事，就得先學他們的語言文字。”

但張谷若學英語，他的父親并不同意，于是，張谷若決心自己供養自己。他靠做家教、階段性地課外教書，維持大學四年的生活和學業，以名列第一的考績（每個期終總分之和）取得最后的畢業文憑。

讓張玲佩服的是，父親這一紙文憑，主要是憑自學所得：“父親說，他即使偶有一些小小娛樂，比如看一場電影，也是選擇英美原文片。不論是紀錄片還是故事片，靜坐在影院中，膝間還要放好紙筆，聚精會神，邊看邊聽，遇到生僻字句，趕快摸著黑記錄下來。”

父親是山東人，為糾正英語發音曾狠下苦功，這也讓張玲印象深刻：“他除定期去理發館，從未自己對鏡梳頭或修整面容，但在他那張大書桌上，在擺放有序的中西雜錯文房四寶當中，卻長年支著一面小鏡子，是從母親梳妝臺上挪來的。當年，父親在家就常常用它攬鏡自照，不是為自我欣賞須發眉眼，而是細查鏡中自己的口舌唇齒，也就是口型，為的是訓練、糾正自己的英語發音。”

從30年代后期到40年代這段時間，張谷若每天課余回家吃過晚飯，常帶張玲出門逛書店吃冷飲買點心，“常常是我跟在他身旁默默漫步，父親一路時常要用他的手指在我的手心手背寫一串串的英文字母，口中還會ch，sh，ts，th地念念有聲。和他一起坐人力車，在車斗內依在他膝間，我也常常聽到他在背后車座上連連發出此類聲音。”

張玲上北大二年級時，學校邀請英國著名記者做報告，她和父親一起趕到禮堂，“我們選擇最前排旁邊的座位，父親始終像小學生一樣端坐靜聽。那是50年代，普通人直接近距離聽外國人講話，機會難得。”

張玲在書中還寫了父親一段趣事，“父親小時也有頑皮惡作的時候，那時村里有位大叔，因口吃說起話來歪嘴擠眼滑稽百出，于是大家給他起綽號‘結巴子’，父親曾隨同齡頑童在背后玩笑間模仿這位‘結巴子’大叔，不意間竟也結巴起來，日后后悔莫及，且遭到嚴母斥責。總之，父親是生來既非伶牙俐齒，長成也非滔滔雄辯。對于自己這根軟肋，他始終有自知之明。身為教師，照他對人通俗化的說法，他本人是‘吃開口飯的’，為了適應這個他借以安身立命的職業，他大半生都在刻意磨煉自己的口齒。朋友、鄰居、看媽、洋車夫以及相聲、打鼓、評書藝人，都是他學說北京話，力求改掉自己那‘膠東腔兒’的老師。”

重實輕名

給孩子起名的事也交由他人

張谷若以翻譯哈代作品知名，當年很多人報考北大西語系，也是慕名而來，但是到學校后根本不知道張谷若先生身在何處，只知道有位張恩裕先生，先后講授基礎英語，精讀、泛讀，英國文學史及高年級畢業班翻譯、英語作文、工具書利用等課。同學和這位謙和寡言的張恩裕先生和洽相處數載，竟從不知張恩裕就是張谷若。

張玲在書中講述說，一次父親去好友李霽野家做客，到訪后因要回學校授課，父親待了片刻即離席告辭，“李伯伯送客回轉，對座中年輕人說：這就是翻譯《德伯家的苔絲》的張谷若。李伯伯話音剛落，室中一片啞然，一位摩登女郎說：‘哎呀，我還以為是豬肉鋪掌柜呢。’”

在張玲看來，父親這個一米八、體魄健強的山東大漢，不善修飾打扮，又不見口齒伶俐談笑風生，在北平高等知識界，尤其還是“涉外”的英國文學場域，和其他人比顯得相形見絀。“父親始終是重實輕名，不慕虛榮浮華，他通常在北平英語言文化圈中，長袍大褂不穿西裝，并非刻意效法特立獨行的名士大儒，而是‘中式衣著簡單、方便，舒服隨意’。”

張谷若的重實輕名還體現在給孩子起名上。張玲這個名字在現在看來太過一般，很多人問她：“你父親當初為什么不給你取個更好的名字？”張玲解釋說：“父親向來重實輕名，由此他也從來不注重給自己孩子取名。”

張玲和妹妹入幼稚園之前，與人“交游”皆以乳名，直到她入學前，才由母親好友、幼兒園教師張老太太的女兒帶領前去報名，張玲稱其為三姐。填表時老師問姓名，還是醫科大學生的三姐就寫了張玲這個名字。幾年后，輪到妹妹上學報名，張玲為妹妹起了名字。雖然張玲這個名字現在聽來普通，但在那個年代，以單音為名，尚屬稀有。不給女孩以花草珠玉取名，更是洋時尚。“給我起名的三姐就是名醫張敏華，她的長兄就是著名翻譯家張萬里，張萬里是父親曾經最早教過的學生之一。父親所以將我取名之事委托他們，大約是自己忙于課程，不愿在此類事上操心。這樁瑣事，還是可以視為父親重實輕名的例證之一二。”

雖然大多時候張谷若是長袍馬褂，但張玲說父親也會有西裝革履的時候，尤其是學校每學年期終會考之時，“考官中往往只有父親一個中國人，此時父親必須西裝革履、正襟危坐。有一次，父親空前早起，吃完早飯就開始對付那身禮服，長褲、襯衫、外套、領帶，最難克服的重點是傳統的三接頭皮鞋。父親高大，平時只穿中式圓口柔軟布鞋，順腳服帖，這雙皮鞋是全店唯一一雙最大尺碼，父親已經開始中年發福，最后是在腳上擦了痱子粉，光著腳塞進了鞋中。”

一紙文書何用

倒不如送只烤鴨痛快

《布衣老爸的風雪花月》還有個副題，就是《翻譯家張谷若和他的世紀》，這是文津出版社總編輯高立志建議的。因為這本書中，除了張谷若先生，還有很多人，像《馬丁·瞿述偉》的譯者葉維之、《哈克貝利歷險記》的譯者張萬里等等，“很多不應該被忘記的人也許要被忘記了，所以我說通過這本書是給一代學人立傳。”

這本書講了很多張谷若和朋友們的故事，比如張玲講到父親的摯友葉維之，兩人在北大西語系求學期間即相互欣賞，之后通過對譯作共同切磋磨研，兩人的同窗之誼升入一個實打實的文化專業層面，在翻譯主張上，兩人都是所謂相對于“直譯”的“意譯”派。“在那段特殊時期，兩人彼此心照不宣、刻意斷絕音書，卻不約而同地各自完成相同大事——翻譯狄更斯巨著。父親翻譯的是《大衛·考坡菲》，葉叔叔是《馬丁·瞿述偉》，都是近百萬字。時隔多年兩人相見，葉叔叔進得屋門，在書桌旁面對父親落座，劈頭就問：‘你說 bird fancie （《馬丁·瞿述偉》中的一個詞組）’怎么翻好？父親想了想，把拼出的幾個字母確認了一下：‘鳥迷’。‘對，就是！’葉叔叔挺一挺單薄的背胸，兩只手掌一合，爽快地說。這兩個怪人，看他倆那天久別重逢的首輪對話，沒有一字寒暄閑言，真好像這十幾年分離的時空都一指刪除。”

張玲在書中寫道：“那些年，在父親仍然居住的李閣老胡同里的小四合院以及不久遷居的雙榆樹居民樓客廳里，聚著這樣一些平常而又不平常的耄耋文人學士，大家并沒有特別顯赫的名氣，厚重的財富，但由于他們的相聚而營造出的濃烈氛圍，浸潤著自然形成，排除物質利害的情趣與友誼氛圍，常常令人興奮、激動不已。”

張谷若先生還是著名的“美食家”，他早年最欣賞的學生孫碩人曾回憶說：“張先生那時候帶著我們去吃飯，都是他咚咚咚咚大步走在前面，一只手提著一瓶二鍋頭，我們就一路小跑，緊跟在后。”張谷若家的好朋友劉大夫還不止一次地說：“他吃起愛吃的東西來，像只大老虎。”

張玲回憶，父親最愛吃的是烤鴨，這其中還有一件讓她至今想起來都慚愧的事情：“1991年父親獲香港翻譯學會榮譽會士銜，通知尚未寄達，錢鍾書伯伯及夫人楊絳率先獲知消息，楊絳即代錢伯伯打電話祝賀。我接電話后口無遮攔，對父執家屬竟無禮貿然戲言曰：‘一紙文書何用，倒不如送只烤鴨痛快！’當時家中情況是，自從陪父親遷離市中心安家于西北三環路，購物環境遠非西單可比。接楊絳女士的電話，正值大年初幾，歲末為父親備辦數日大餐大體消耗已盡，我和丈夫正在絞盡腦汁解決采購問題，接聽、應答電話中間，突然有一只烤鴨從腦海經口齒一躍而躥出亮相，唐突了長者，此后每憶及此事，深以自己輕薄無禮冒犯尊長而自愧。”

去世前父親捧著樣書

說這輩子我沒白活

張谷若關于翻譯理論文字很少，但有兩條核心理念：一是翻譯為科學亦為藝術，為藝術亦為科學。還有一條就是，地道的英語，地道的漢語。他翻譯哈代作品一定要把哈代全集全部讀出來才翻譯。

和張谷若、張玲父女兩代翻譯家都有交往的任吉生也已是耄耋老人，任吉生曾任人民文學出版社原外文編輯室主任、副總編輯，她既是張谷若《德伯家的苔絲》等許多作品的責編，也是張玲一些譯著的責編。她回憶說剛入行時自己第一次“斗膽”給張先生寫信，是問了一個詞，沒想到張先生真的給她回信了。

任吉生表示，張谷若先生的譯作不是簡單的“文字對調”，而是仔細研究之后再翻譯的，很多譯稿上的注釋、修訂足可獨立成一部研究著作。而任吉生第一次接觸到張玲，是為《德伯家的苔絲》再版序言約稿，“我感到很吃驚，我說她怎么能寫出這樣的文字來？我說他（張谷若）女兒怎么這么棒呢！”

張玲在書中寫道，父親在80年代以耄耋之齡，新出版了《大衛·考坡菲》和菲爾丁的《棄兒湯姆·瓊斯史》，兩部巨作各近百萬言。前者譯稿雖為60年代舊有，但曾有相當部分毀損，他以少壯時代同樣的精力一鼓作氣補譯數十萬言，并修訂了殘存部分；后者，絕大部分譯于他八十至八十五歲之間，這五年當中的大約一千八百個上午，無論寒暑，無論節假，他始終伏案筆耕。去世之前的父親捧著上海譯文出版社首次寄來的樣書，以微弱卻清晰的語聲說：“這輩子我沒白活……”

朋友們說張谷若先生會為張玲而自豪，張玲說這讓她既感慰藉，又生慚愧。“應該是父親因他自己而自豪。他生性渾厚天然，仁愛狷介，重實輕華，珍視友誼親情，講求生活的內在質量和自我感受而不做作矯飾；處世間，他隨分守拙，不斤斤于個人利害得失；但對于道德、氣節、文章之類他一心認定的盛事，從不茍且。在正邪善惡之間，他總做正確選擇。作為子女，我們應以他而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