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篇小說在百年中國文學史中的經典性價值和意義毋庸諱言。它的文體優勢和創作實績共同決定了其能夠成為文學高端成就的代表。在“文學已死”、“文學危機”的悲鳴之音此起彼伏、不絕于耳的時代中，中篇小說始終憑借著自身的頑強，靜默地抵抗著現實的喧囂和蕪雜，溫情脈脈地潤澤著我們的文學生活。很大程度上，中篇小說以傲然綻放和風光無限的姿態堅守著文學行將消逝的正義和尊嚴。這條文學江河中流淌著的全部隱秘和狂歡亦是洞察和燭照現實人生的源頭活水。王松《紅駱駝》、王凱《荒野步槍手》、艾偉《過往》、索南才讓《荒原上》、葛亮《飛發》構成了第八屆魯迅文學獎的“中篇風景”，它們講述的中國故事及其建構出的美學范式和審美經驗不僅光耀了近年來中篇小說獨步天下的文學格局，同時更預示著新的“文學革命”時代的到來。

王凱是新生代軍旅作家，軍人身份與經年累月的軍旅生活已經慷慨地賦予他獨特的情感記憶和文化心理，鑄塑了他迥然特異的生命質地和生活本色。即使置身在煙火漫卷的城市中，飛沙走礫永不止息的荒漠與軍隊生涯也總是無法釋懷，不禁重新浮現、形諸筆端，這也根本上決定了王凱建構的軍隊、軍人和軍營的生活如此真實，如此溫婉動人。王凱曾坦言；“在我看來，遼闊的戈壁大漠不僅是最好的武器靶場和戰術訓練場，同樣也是絕佳的文學現場和心靈試驗場，把年輕的男女軍人們放在此地，也許才能更清晰地展現他們的抉擇與放棄，才能更尖銳地呈現他們的歡樂與痛苦，才能更自然地表現他們的相聚與別離，也才能讓讀者更深切地感受到和平年代被人所忽視的軍營世界與迷彩般斑駁的軍人內心。”《荒野步槍手》斂容靜氣的格調和氣質與王凱此前的《導彈和向日葵》《沉默的中士》等一脈相承。王凱規避了傳統意義上充斥于軍旅文學中的刀光劍影和萬丈豪情，刻意并成功地消解了那種浮泛的宏大敘事，轉而在情感零度的日常生活中發掘出“人” 的意義上的軍人和“文學”意義上的軍旅。正是在這樣的現實意義上，王凱將軍旅文學推向了新的寫作高峰。小說實際講述了兩代人的軍旅生涯，敘述者“我”的身份雖然只是精通文墨的創作員，但是內心深處始終充盈著馳騁疆場、浴血奮戰的激情。中士步槍手龐慶喜的舉止言談重溫往昔的崢嶸時光，那種久違的期待和呼之欲出的熱望“像是生命之河中的一道瀑布，深藏于時光叢林，途經蜿蜒又漫長的流淌后飛流直下，濺起彌天大霧，又生出迷人的虹彩”。中士身上浸潤的并不是那種鐵骨錚錚的硬漢個性，而是有著鮮活靈動、青春朝氣的戰士，他不阿諛奉承、敢于跟領導干部據理力爭，在固定偽裝網、沖泡速溶咖啡、車大廂度過寒夜的細微瑣屑的平凡生活場景中展現出現代軍人的俠骨柔情。龐慶喜與無數戍邊戰士一樣，將全部清澈的愛給予偉大的祖國，但是他們并不是與生俱來的圣徒和苦修者，他們既擁有普通人喜怒愛憎的情感，亦有著市井凡俗的生命體驗，他們既有著難以盡數的孤獨無眠的夜晚，也有著仰望星空的詩意和遐想。中士曾在國際軍事競賽中功績卓著而聲名大振，而后在軍校中因飲酒被迫退學，如今已經成長蛻變為荒野中的步槍手，其中的緣由雖不得而知卻也不再重要。狂風中回旋著中士爽朗愉快的笑聲，而這大漠中激蕩的歡聲笑語便是王凱為軍旅文學帶來的一抹燦爛奪目的光。

艾偉一如既往地勘探著人性的幽微復雜，用抵達人心的震撼故事講述著難以言說的親情和源自生命本能的愛。中篇小說《過往》依舊殊途同歸地延續著《風和日麗》《愛人同志》《盛夏》等長篇力作綿密細膩的筆致和深邃幽遠的韻味，一位越劇名伶和一個另類母親在明與暗、輕與重之間演繹出活色生香的生命傳奇。冰心說“世風里愛是信物，人海里善乃慈航”，人世間的那些莫名的溫暖與感動正是源自愛與善的交織，真摯的人性與情感總是會在歷經滄桑后迸射出耀眼的光暈。“一個人的瞬間選擇和瞬間行動構成一個人完整的生命史。單個瞬間的選擇與行動由深埋于體驗、記憶和情感結構中的‘過去史’推動。”艾偉通過那些深植于敘事內部的生命瞬間詮釋出“母親”生命中的最后時光與三個子女的命運沉浮，善念與惡意的堤壩被無情地摧毀，或許人性中的美好會在某些時刻被短暫地遮蔽，但是它終將沖破陰霾，閃現出迷人的霞光。小說中的母親是那種典型的天生具有讓人諒解氣質的女性，她的身上積聚著自私、說謊、逃避責任和不懂人情世故的弊病，可是一旦穿上戲服走進戲中，就立刻變得流光溢彩，令那些缺陷顯得無足輕重，戲里戲外恍如隔世、判若兩人。

在艾偉的理解中，“關于母親，在我們的文化中幾乎有著神格化的寓意，母親這個詞自帶光環，代表著仁慈、奉獻、寬容和愛等美德。其實沒有普遍意義上的母親，我們生活中的母親個性各不相同，也并不全然是那么完美的。”艾偉正是通過秋生母親這個不盡完美的形象表達了愛與殘缺的詩性哲學，使得我們可以掙脫傳統道德和倫理規范的桎梏，詮釋出具有“異質”意義內涵的母親。母親戚老師憑借著父親的《奔月》而成為眾星捧月式的越劇名角，從此享受著生命的高光時刻，她選擇無情地拋棄丈夫和子女，母親離去的巨大陰影造就的傷痛成為“我們”無法忘卻的刻骨銘心的記憶。父親在某一天離奇失蹤，直到多年后才知曉他在與母親相識的小島上終結了生命，而秋生、夏生與冬好則因母愛的缺失走上了不堪回首的人生道路。小說中母親罹患絕癥時回歸子女身邊，風燭殘年的她猶如破敗凋零的花朵無人問津。母親的悔恨與自我責難無疑是真誠的，然而作為子女所歷經的如鯁在喉的屈辱和傷痛卻歷歷在目，這在人性的天平上構成了悖論性的難題。面對母親，舊日生命中的帷幕被重新開啟，這也意味著秋生們要重新咀嚼那些難以名狀和無法逾越的疼痛。然而，艾偉平靜如水、溫情從容的敘事中卻隱藏著扣人心弦的波瀾，曾經無情無義的殘酷母親卻暗中親手殺害了兒子秋生的仇敵；秋生表面上冷峻孤絕，然而卻能夠為了妹妹冬好身陷囹圄，同時也無私地接濟夏生幫助他實現演戲的愿望。此刻，熾熱的人性烈焰終于融化了往事的堅冰，所有的是非隨即煙消云散化為烏有。“人生的死結常在一念之間。一念成佛，一念成魔；夢幻泡影，如露如電，皆生于一念。”正所謂“情之至者文亦至”，“未有情深而語不佳者”，有情的艾偉如泣如訴地為我們講述著有情的“過往”。關于小說《過往》艾偉曾這樣講道：“對我來說，小說是一種迷人的文體，我寫下這些小說，我希望這些小說像一面鏡子，照出我們內心隱秘的想象、情感和欲望。如果有什么奢望，我希望讀者會記住《過往》里的這位母親，希望這位母親能以虛構的方式活在人間。”虛構乃小說之能事，然而，我們曾苦心孤詣選擇銘記或遺忘的那些生活的細浪與微漪，真的會成為隨時間而逝的“過往”嗎？

小說《荒原上》充沛地彰顯出索南才讓的才華橫溢，從早期的《野色失痕》《哈桑的島嶼》到迄今的《巡山隊》《荒原上》，索南才讓自由地想象和建構了自己的“小說荒原”，在這個世界中有著潔凈的天空大地，有著行將消逝的游牧文明，更充盈著蕓蕓眾生的信仰與執念。索南才讓的小說中異常明晰地流淌著藏地的生活密碼和文化傳統，獨特的歷史和帶著神秘氣息的現實空間，天然地賦予他小說宗教和救贖的氣韻，這也內在性地決定了索南才讓的詩性與哲思在時間的荒原中生長游蕩。因此，“荒原，它是空間更是絕對的主人公，它無處不在，無所不包，它仁慈而冷酷……大荒之上，吾土吾民，那里有我們中華遠古文化里的大荒山，一片需要當代人聲音講述的土地，盡管青澀而天然，但索南才讓的意義首先在這里。”小說中六個不同人生經歷和個性迥異的人組成了奔赴冬牧場的滅鼠工作隊，烏蘭、確羅、兀斯、南什嘉、金嘎在渺無人煙的寒苦荒漠中演繹著動人的人性故事，他們當中有的窮盡力量追逐著詩意和遠方，有的在漫無目的瘋狂中褻瀆愛情的神圣，更有的以文學的力量驅逐茫茫荒原上的孤寂，當然，更有以死亡抗爭的方式叩問著靈魂的高貴。在人跡罕至的極寒之地從事著枯燥乏味的滅鼠工作，生存境遇的凄苦與百無聊賴讓他們內心經歷著漫長的煎熬，這種生活猶如“追著時間奔來的疼痛從骨頭里溢出來，這條路被無限拉長了，我們仿佛一遍又一遍地重復在時間里”。于是，“我”講述的故事便化作一道溫暖的光撫慰著那些無眠的長夜中空虛寂寞的心靈。

小說在滅鼠的明線敘事之余還滲透著情感的暗線，確羅和南什嘉暗地里幽會著陌生的情人，那是世俗生活中司空見慣的兩性之間的肉體故事，并沒有忠貞的天長地久的誓言，而僅僅是原始欲望的呈現。“我”（卡爾諾）與銀措之間彼此的傾心愛慕則帶著青春、浪漫和唯美的情愫，在不間斷的通信交往中締結和燃燒著愛情的“神話”。應該說，“我”與銀措的冰清圣潔之愛維系了真正愛情的美好，但縱使這樣，“我”依舊在銀措匆忙的訣別信中喪失了這份純真而彌足珍貴的愛意。或許，這種桃花源式的烏托邦愛情只是單純美好的幻象而已，它終將以憂傷和悲痛的方式消隱于堅硬的風雪中。卡爾諾感受到“天地之間只有我一個人。雪，又開始飄下來。”當“理想”的花朵重新枯萎凋零時，我們依舊要孤獨地行走在時間的“荒原”中。小說中的金嘎是愛與美的化身，他不諳世事并有著天使般稚氣未脫的純真和善良，沒有俊朗秀氣的長相，即使被人欺侮也默不作聲，心甘情愿地充當著“我”與銀措的愛情信使。金嘎渴望用別人的故事豐富自己荒蕪的精神世界和生活，他對愛情懵懂未知，想用識字和誦唱詩歌的方式找尋到屬于自己的自信和豪邁。然而，當屬于金嘎的青春期的秘密被確羅發現并公之于眾后，人們給予他輕蔑和嘲諷，這帶給金嘎前所未有的心靈震顫和無地自容。為了自己最后的尊嚴，金嘎選擇以終結生命的方式對抗那些無情的語言鋒刃，他披戴著一身霜雪涅槃重生，帶著宗教般的虔誠與敬畏成了人世間真正偉大純粹的詩人。金嘎以死亡的方式獻祭了喑啞寂寥的大地，他宛若精靈一般決絕地走向了自己向往的“大世界”，他讓我們懂得了“如果沒有死亡，無論是現實還是精神，我們都將有一個完全不同的人生。我們從死亡的一邊出發，走向死亡的另一邊。”金嘎是人性和希望的火種，他的永遠離去意味著活下去的人再次躍進精神的黑洞。艾略特在其《荒原·死者的葬禮》中寫道：“四月是最殘忍的一個月，荒地上長著丁香，把回憶和欲望摻合在一起，又讓春雨催促那些遲鈍的根芽。”在艾略特筆下，荒原表達出的是萬物的蕭瑟死寂，浸透著失望和悲哀，那些沒有靈魂的萬千幽靈飄蕩其中。而在索南才讓的筆端，荒原是時間初始的鴻蒙，是四海八荒凝聚而成的無窮無盡的生存空間，那里的生靈萬物和山川河流都帶著堅韌和頑強，廣袤無垠的大地無聲地見證著人類的渺小和卑微。總之，《荒原上》如一曲悠遠古老的清音般的民謠，它開啟了索南才讓的小說之門，與其說他是智慧的小說家，毋寧承認他是自由的行吟詩人，他是本雅明寓言意義上的現代“講故事的人”，更是遼闊大草原和青海湖畔的精神游牧者。

王松的《紅駱駝》是向新中國第一代核工業者致敬的現實主義的中篇佳作，小說沒有驚心動魄和層巒疊嶂的謀篇布局，而是透過一個群體的時代肖像映照出一代人的英雄主義和理想主義的家國情懷。母親顧芳、父親潘大興和云姨一輩人是真正為國家和民族拋灑青春和熱血的有為之士，那一代人是一道光，他們照亮著無數后來者前行的道路，在個人榮譽與家國責任之間毅然地選擇在茫茫的戈壁灘尋求生命的真正價值，他們內心深處時刻回蕩著“清澈的愛，只為中國”的最強音。父親潘大興與母親顧芳意氣風發地來到苦寒的荒漠之地，他們曾熱血沸騰、立志扎根于此，這也鑄就了他們此生要用全部的生命時光去實現心中偉大的夢想。那一代人經歷的磨難和為之付出的代價是我們無法想象的，他們鑄塑的精神傳統理應成為今日中國青年人的人生座右銘，我們沒有理由忘卻，而是要將這種無形的人間大愛融入血脈深處。

小說中的母親顧芳沒有像父親潘大興那樣將生命留給為之奉獻的熱土，而是多年后選擇回到城市，這樣的抉擇也就意味著她失去了曾經海誓山盟的愛情，而留給自己的是綿綿無盡的苦楚和漫長的沒有歸期的等待。如今，在病態垂老之際的顧芳選擇重新回到當年曾“戰斗”過的地方，重溫那些溫暖感動的瞬間及其消逝在記憶深處的愛情，可是昨天已然成為只能告別的過去，那時的人與事終究恍如隔世而曲終人散。父親潘大興已經故去久矣，“我”（顧莎）也終于破解了困擾自己多年的身世之謎，而芳媽在努力搖著輪椅奔向父親墓碑之際似乎也不再糾纏于她對父親的責難和不理解。云姨轉交了父親潘大興留給“我”的名為“沙漠漆”的極為罕見的石頭，那固然有著父女情深的感情掛牽，更為重要的是它代表著一種精神的賡續傳承。小說中的“駱駝草”具有鮮明的象征意味，駱駝草俗稱“不死草”，是生長在荒漠中的一種常見植物，多見于戈壁灘、懸崖邊和石縫中，根系極為發達且具有頑強的生命力。實際上，駱駝草扎根大地艱難求生的高貴精神就如同那些隱姓埋名的核工業者，用盡全部的熱情和力量永不止息地生長。中華民族正在加速行進在偉大復興的歷史征途中，要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時刻實現“中國夢”，潘大興一代人就是當下時代永恒的精神豐碑，他們的豐功偉績值得我們永遠銘記。在這種意義上，王松的《紅駱駝》因此熠熠生輝。

葛亮的《飛發》是其“匠人系列”小說中的名篇，作為嶺南篇的《飛發》曾與江南篇的《書匠》和西南篇的《瓦貓》共同收錄于其小說集《瓦貓》中。自《北鳶》《朱雀》始，葛亮便建構了想象中的歷史風情，那種穿越時光的懷舊和別樣的抒情讓他的時間和故事擁有了輕盈的美學質地，以此形成了他愈發強烈的辨識度和自成一家的風格。《飛發》中記敘的老舊香港和上海往事以毛果的眼光凝望了大時代中的風云變幻、光影流動，只不過它以內聚到“孔雀”、“樂群”和“溫莎”理發店的興衰中摹刻出雙城的歷史更迭和文化變遷。葛亮的小說中始終隱藏著他的“野心”，無論是波瀾壯闊的史詩之卷，還是小人物的日常光景，涌蕩于其小說肌理的是久違的鄉愁和躍動著感傷落寞情緒的疼痛。于是，葛亮不斷地尋找著抵達歷史的抒情之道，“把持續的書寫作為抵抗時間的方法，讓落在字面上的文字成為生命與歷史的見證，葛亮在歷史加速的時代踐行了敘事的抒情考古學。”然而，葛亮的仿古或者擬古之思并不意味著他要成為絕對的歷史復古主義者，而是試圖在“飛發”的體察和追憶的文脈中明鑒未來。那些諳熟特定技藝的匠人不僅單純是手工藝人，更重要的在于他們還是民間世界中文化傳播的使者。

在葛亮看來，“作為擁有五千年文明的古老民族，歷史感對于我們每個中國人而言，是一種與生俱來的家國情感，而匠人精神則是我們的文化傳統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想匠人精神在任何時代都不會過時，不論在順境或逆境中，對于行業的熱愛與尊嚴感，都會鼓勵我們一路前行。”就現實的歷史體驗而言，葛亮將南京視為寫作的溫床，而將香港確指為其寫作的磁場，從南京到香港既是空間地理上的位移之變，同時更是啟悟葛亮歷史書寫的精神原點，如同小說中的翟玉成和莊錦明一般，從香港的“孔雀”到上海的“溫莎”，“飛發”的故事便始于斯而終于斯。“孔雀仔”翟玉成本是深愛著電影和戲劇的理想主義者，而后中斷了自己的演藝事業轉而成為打理理發公司的生意人。在香港工業繁榮的歷史契機中，翟玉成短暫性地成了商業場中的“弄潮兒”，而工潮令其瞬時陷于窘境而難以獨善其身，只能夠在《歲月無情》的旋律中讀懂壯志難酬并有滔滔不絕的感觸。與翟玉成商業神話的覆滅相伴隨的是香港早期歷史的變化，于是，個人的奮斗史與家國之驟變以辯證的方式彼此掩映。“飛發”是莊錦明家的世業，彼時雖說上海的理發業未成夕陽行業，但是全球化的既定現實也迫使其失掉了昔日不可一世的輝煌，上海本身所代表的繁華、時尚和前衛卻也只能成為昔日不可復現的傳說。于是，當莊先生選擇在春秧街另開新店時便具有了某種不言自明的革命意義。時過境遷后，“孔雀”只能“存活”于人們對于過去時代的眷戀和談資中；“溫莎”被迫停業，只能成為港島民俗博物館的陳列之物；而“樂群”只能安放翟師傅晚年無所寄托和無法斬斷的執念。總之，“飛發”所牽動的是作為時間的歷史與文化想象之間形成的巨大裂隙和溝壑。葛亮以翟師傅的死亡為敘事的終點，讓毛果以“現代人”的目光完成了對于“前現代”歷史光景的文化想象和認同。“他把時間帶給人事的迷亂與惶恐，通通化作懷舊的凝視；又把懷舊的凝視再度還原為大時代里人們的掙扎與無奈。”此外，《飛發》之特質還在于葛亮對于“飛發”小考、“飛發”暗語、“三色燈柱”之詳盡考證，當然，葛亮絕對無意于建構小說中的知識考古學，而是意在以此復活那些行將被遺忘的“歷史”。廣府、上海與香港，三重文化鏡像中折射出了帶著情感溫度的歷史，葛亮借由歷史的時光機確指了新的自我認同。

英雄氣質、家國情懷、奉獻精神、匠人記憶以及日常生活成了本屆魯獎中篇小說創作整體性的美學范式和價值面，使它們成功地摘取桂冠，獲得莫大的榮耀。作為講述中國故事和表達中國經驗的典范之作，上述五部中篇預示著新的文學革命時代的到來，其內涵的精神品格和文化想象成為新時代文學的重要質素，它們自身的文學史意義和價值也會伴隨其經典化的過程被不斷彰顯。中篇小說必將以更持久的熱情凝聚時代的聲音匯成甘洌的清泉，在文學的江河中永無止境地奔流不息。

[本文系2022年度遼寧省教育廳“‘新時期’以來五四新文學傳統重構與論爭”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