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八大以來，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指引下，廣大戲曲工作者精神振奮，積極努力，回答時代和人民提出的考題，取得了引人矚目的成就，并正以堅定的信心和決心向新的高度攀登。

新思想引領新的航程

改革開放以來，市場經濟的發展為文藝事業的繁榮發展增強了物質基礎，但物質利益的誘惑、外來文化和流行文化的沖擊、各種思潮的興起、體制改革陣痛帶來的實際困難等因素，一時使許多戲曲從業者辨不清方向，在思想上產生了困惑和憂慮，創作中的“浮躁”現象也普遍產生。習近平總書記在深入調查研究的基礎上，于2014年10月召開了文藝工作座談會，并在會上發表了重要講話。總書記指出：“文藝不能在市場經濟大潮中迷失方向，不能在為什么人的問題上發生偏差，否則文藝就沒有生命力。”總書記明確指出：“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條件下，許多文化產品要通過市場實現價值，當然不能完全不考慮經濟效益。然而，同社會效益相比，經濟效益是第二位的”，“經濟效益要服從社會效益，市場價值要服從社會價值”，“文藝不能當市場的奴隸，不要沾滿了銅臭氣”。聽了總書記的講話和傳達的同志歡欣鼓舞，奔走相告，總書記撥正了文藝發展的航向，使一段時間人們困惑和憂慮的問題得到了解決。

80年前，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論述了文藝“為什么人”的問題和“如何為”的問題，為新中國文藝事業的發展指出了明確的方向，習近平同志的講話在新的時代環境下，繼承和弘揚了毛澤東同志講話的思想，強調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人民的需要是文藝存在的根本價值所在。能不能搞出優秀作品，最根本的決定于是否能為人民抒寫、為人民抒情、為人民抒懷。”總書記在這次講話和后面在中國文聯十大、中國作協九大開幕式上的講話，在中國文聯十一大、中國作協十大開幕式上的講話，以及關于文藝問題的一系列論述中，對文藝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的作用、對中國精神和中華民族優秀文化傳統的內涵、對“人民”這一概念的理解、對文藝批評的標準、對如何加強黨的領導等問題，都做出了深刻的闡述。他充滿深情地說：“希望大家堅持服務人民，用積極的文藝歌頌人民。”“文藝創作的方法有一百條、一千條，但最根本、最關鍵、最牢靠的方法是扎根人民。”他號召文藝工作者努力攀登高峰，創作出藝術精品，創作出經典性的、史詩性的作品。總書記在給牛犇等老藝術家的回信中，在給中央美術學院、中國戲曲學院、中國國家話劇院的同志們的回信中，都表達了深深的囑托和殷切的期望。這些都使戲曲工作者受到巨大鼓舞，使戲曲工作找到了根本遵循。十年來，戲曲藝術事業正是在習近平文藝思想指引下不斷前進的。

反映時代生活 歌頌英雄人物

新中國成立以來，戲曲現代戲創作一直受到重視。經過一代又一代戲劇家的不斷努力，現代戲創作已突破種種難題，取得了顯著成績。黨的十八大以來，全國各戲曲院團和戲曲藝術家在現代戲創作中表現出更為高漲的熱情。習近平總書記說：“祖國是人民最堅實的依靠，英雄是民族最閃亮的坐標。歌唱祖國、禮贊英雄從來都是文藝創作的永恒主題，也是最動人的篇章。”戲劇家積極響應習近平總書記的號召，對中華民族的英雄心懷崇敬，濃墨重彩地記錄英雄、塑造英雄。首先是歌頌革命歷史中和現實生活中的英雄人物、英模人物。李大釗、毛澤東、瞿秋白、楊開慧以及蔡和森、向警予、彭湃等中共建黨初期的重要歷史人物在戲曲舞臺上都有生動的表現。劇作家、藝術家深入研究文獻資料，許多作品體現出對革命歷史人物獨到的理解。如昆曲《瞿秋白》中的瞿秋白，既是一位革命者，又是一位新“舊”文化根底都很深厚的文化人。他的就義不像夏明翰等烈士那樣慷慨激昂，而是一種視死如歸的坦然。導演和演員對人物性格的把握與昆曲劇種特色的發揮相得益彰，因此作品有較深的意蘊。評劇《相期吾少年》不僅表現了李大釗“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的一面，而且表現了其與妻子趙紉蘭之間溫馨的家庭生活，表現了李大釗提倡新文化與他深諳傳統文化之間的關系。

評劇《相期吾少年》

有些作品在真實人物的基礎上進行了合理的藝術虛構，使作品更具典型性，如評劇《母親》以抗日戰爭期間北京市的英雄母親鄧玉芬為原型，又把同時期其他英雄母親的事跡概括進來，寫出了生動的戲劇情節，作品真實感人。

“百姓誰不愛好官？把淚焦桐成雨。”（習近平《念奴嬌·追思焦裕祿》）由河南省豫劇院三團創作演出的《焦裕祿》表現了廣大人民對焦裕祿的情感。創作者認真深入生活，努力讀懂英雄，并選取最有力的藝術手段，塑造了焦裕祿這一“生也沙丘，死也沙丘，父老生死系”的人民好干部的藝術形象。

滬劇《敦煌女兒》塑造了把畢生心血獻給敦煌的樊錦詩，河北梆子《李保國》塑造了把論文寫在祖國大地上的教授李保國。這些作品都給觀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還有越劇《山海情深》、歌舞劇《扶貧路上》等作品，生動描寫了脫貧攻堅戰中的感人事跡。

采茶戲《一個人的長征》

在革命年代，有無數無名英雄為民族的解放事業做出了奉獻和犧牲，贛南采茶戲《一個人的長征》、淮劇《送你過江》、蘇劇《國鼎魂》、閩劇《生命》、河北梆子《人民英雄紀念碑》、評劇《革命家庭》、京劇《燕翼堂》等，表現了不同年代、不同地區人民群眾的感人故事。殘酷的斗爭給他們帶來了兇險，他們也在斗爭中成長，作品多是悲喜相乘，把觀眾帶入歷史的氛圍中。從這些作品中還可以看到，人民革命行動的產生，既是得到了新的思想的指引，又是對優秀傳統文化的繼承與弘揚。

“人民不是抽象的符號，而是一個一個具體的人的集合，每個人都有血有肉、有感情、有愛恨、有夢想，都有內心的沖突和憂傷。”當代戲劇家認真踐行總書記的囑托，用心用情了解各式各樣的人物，不斷進行美的發現和美的創造。在滬劇《挑山女人》中，在秦腔《花兒聲聲》中，在滑稽戲《陳奐生的吃飯問題》中，在淮劇《小鎮》中，在越劇《核桃樹之戀》中，我們看到許多普通民眾默默耕耘，在困難面前不退縮，承擔起自己的一份社會責任，在是非善惡面前，他們有獨立的思考并做出自己的抉擇。他們的命運值得關注，他們的精神值得贊美。

發掘歷史蘊含 增強文化自信

燦爛的中國古代文化、悠久的歷史，給戲曲創作提供了豐富的資源。在戲曲的傳統劇目中，有一半以上是各朝代的歷史故事，它們在培育我國人民的民族性格和審美觀念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不可避免的是，它們在不同程度上帶有時代的局限性。從延安時期起，黨領導的戲劇創作便提倡用新的歷史觀觀照歷史，20世紀60年代又有歷史學家介入歷史劇的討論，強調尊重歷史真實。自此，新編歷史劇成為有別于傳統戲的一個戲曲門類。黨的十八大以來，在黨中央重視民族歷史文化思想的指導下，新編歷史劇創作呈現更加繁榮的態勢。各地著意打造地方“文化名片”，把很多從前舞臺上沒有出現過的歷史人物都挖掘了出來。這些作品豐富了群眾的歷史認知，在增強民族文化自信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同時實踐也證明，戲曲歷史劇創作的難度很大。第一，要真正讀懂歷史人物。創作者對歷史人物和其所處的時代必須有深入的研究和理解，要掌握比較全面的歷史資料并了解歷史研究的新成果，這樣才能對歷史人物做出正確的歷史評價和道德評價。第二，要有藝術創作的想象力和創造力，要有較高的戲曲藝術修養。許多歷史人物，如思想家和學者，戲劇既要表現他們的學術成就，還必須寫出戲來，才能為觀眾所欣賞。雖然有些作品還不能盡如人意，但大量歷史劇作品的出現，必為今后的創作積累有益的經驗。從藝術的角度來說，已有多部作品給人留下深刻印象。如京劇和晉劇兩部《于成龍》，不僅表現了這位封建時代難得的清官，而且寫出了他們對不利環境的獨特應對方式，寫出了他們痛苦的靈魂和高貴的品格，能引起當代觀眾的心靈共振。湘劇《譚嗣同》把清末慈禧太后及一伙頑固派反對維新變法的行動看作滑稽的喜劇，透過喜劇的表面寫出了譚嗣同悲劇性的崇高。京劇《游百川》表現游百川這位被夾在帝后之間的小官吏處境的艱難，在艱難的環境中表現了他絕不“欺人欺世欺上蒼”的品格，人物身上具有鮮明的山東漢子的特點。

新編歷史劇與傳統戲有著斬不斷的血緣關系，有些作品可看成介于新編歷史劇與改編傳統戲之間。如昆曲《景陽鐘》取材于傳統劇目《鐵冠圖》，對崇禎皇帝的悲劇命運進行了新的思考，做出了冷峻的拷問。傳統戲《昭君出塞》有精彩的表演藝術，在群眾中有深刻影響，它產生于民族矛盾激烈、國勢衰微的時代，反映了特定時代人們的認識和情感，今天看來，劇作在民族關系的處理上存在偏頗。20世紀80年代曹禺先生根據周恩來總理當年的囑托，創作了話劇《王昭君》，表現了王昭君在促進民族團結上發揮的歷史作用。近年廣東漢劇和西安易俗社都創作演出了表現王昭君的劇目，體現了新的歷史觀點。表現少數民族杰出人物如冼夫人、孝莊太后等的多部作品豐富了中華戲曲人物的畫廊。

一些新編古代故事劇，如薌劇《保嬰記》，汲取了傳統戲的養分，生動表現了鄰里之間以及陌生人之間的相互關心，寫出了人情的溫暖、人性的美好，充滿了正能量。湖南花鼓戲《蔡坤山耕田》在傳統小戲的基礎上進行了新的創造，在清新活潑的喜劇風格中表現了人物的善良與淳樸，使觀眾得到愉悅和精神上的提升。

解決好保護、傳承和發展的關系

戲曲藝術是社會主義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必須與時代發展相適應；同時它又是非物質文化遺產，需要著力加以保護和傳承。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要創造性保護和創新性發展，要堅持守正創新。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和國務院出臺了一系列重要文件，加大對傳統文化保護傳承的力度。

文化和旅游部（原文化部）、中國文聯和中國劇協以及各地文化主管部門都采取了多項舉措，以保護、傳承和發展戲曲藝術。如在各劇種流行地區舉辦該劇種（京劇、昆曲、評劇、越劇、秦腔、黃梅戲、蒲劇、二人臺等）的藝術節，舉辦劇種的研討會；福建、廣東、河南等省還舉辦了稀有劇種和瀕危劇種的會演和學術研討，以引起社會對這些劇種的關心和支持。文化和旅游部舉辦基層戲曲院團的會演，一些省市舉辦民間戲劇的會演，努力促進戲曲藝術培養廣泛深厚的群眾基礎。文化和旅游部與江蘇省文化和旅游廳、昆山市人民政府，在昆山連續三年舉辦中國百戲盛典，使全國現存的348個戲曲劇種都能在國家級的藝術平臺上進行展示，促進了藝術交流并增強了各劇種的文化自信和自覺。

從劇目的層面說，戲曲的傳承發展要力爭積累更多優秀保留劇目。一些優秀傳統劇目，包括新編劇目，在演出中不斷加工提高，因此能長期在舞臺上流傳。昆曲《牡丹亭》是得到公認的經典，各昆曲院團以“青春版”“大師版”“縮編”，三本等演出形式使經典得以廣泛流傳。京劇各流派的代表性劇目也為一代代演員搬演。還有許多劇種都有優秀劇目演出了數十年和數百上千場，如晉劇《富貴圖》演出超兩千場，隴劇《楓洛池》、甌劇《高機與吳三春》保留在舞臺上數十年。優秀的現代戲劇目的傳承具有更特別的意義，如河南省豫劇院三團的《朝陽溝》、山東省呂劇院的《李二嫂改嫁》，在傳承中培養了新的演員，也加深了群眾對戲曲現代戲的認知。

移植兄弟劇種的優秀劇目是繁榮戲曲藝術的一種好的做法。吉劇《桃李梅》被十數個劇種移植，在各地都受到歡迎。近期國家京劇院移植了越劇保留劇目《五女拜壽》，使多個流派的青年演員得到表現的機會，增強了京劇藝術的活力。

廣西的《劉三姐》有廣泛影響，但20世紀60年代創作的劇目帶有那個時代的特點，如對“秀才”的嘲諷就與今天觀眾的情感有距離。廣西的同志們曾想進行修改，但如把有關情節改掉就不成為這個戲了。后來他們創作了彩調劇《新劉三姐》，表現新時代青年們的創業精神，洋溢著新的時代氣息，保留著《劉三姐》那人們熟悉和喜愛的旋律，在主人公身上，人們看到了當年劉三姐那種聰明活潑和敢于斗爭的精神，讓觀眾把新“舊”劉三姐聯系起來。這是新的創作，同時又具有保護傳承傳統的意義。

十年的時間不長，但我們取得的成績值得在歷史書中書寫，它標明戲曲藝術在新時代的良好開端，它使我們對未來更加充滿信心。要創作出藝術精品、經典性的作品和史詩性的作品，我們還任重道遠，回顧來路，戲曲人還將繼續奮勇向前。

（作者系中國藝術研究院戲曲研究所原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