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項影響力滿格的文學獎項，魯迅文學獎每次發布總能吸引無數人的眼球。作為對此前特定時間段內各類作品的檢閱，遴選出的作品除了本身帶有的藝術價值或學術價值，還具有很多附加價值。雖然受到獲獎數量的限制，一定會有為數不少具備類似價值的“遺珠”出現，但是不可否認的是，進入獲獎序列的作品都是劃定時段內同類作品中的佼佼者。而將這些作品挑選出來，從一定程度上也顯示了近期藝術表現和學術熱點的走向，能體現時代所需要的是哪一類作品。

一、文本

在經歷了一段時間的大命題熱之后，近年逐漸有了一股清晰的潮流，即研究選題的小切口、深剖析，并且有了作家作品論在衰落之后再次復興的跡象。吸取了不斷發展的研究范式的成果，展示出不同于過去單純印象式作家作品論的新風貌。近幾年《作品》專門辟出大版面刊登70后作家專論，以及由作家出版社不斷推出的、由吳義勤主編的作家論叢書，就是很好的例證。這次獲獎的幾部作品，無一例外都對文本本身表現出格外重視。

從形式上看，張學昕的《中國當代小說八論》完全是這種新出現的作家論的樣貌典范。全書分別對莫言、賈平凹、阿來、格非、遲子建、蘇童、麥家和余華進行了細致的梳理，選擇的這八位作家也基本可以代表改革開放以來文學發展的實際成就。張學昕談論這些作家，不是泛泛的散點漫談，而是精細地尋找每個人的創作資源和可供借鑒的創作譜系，選取作家的代表性作品作為錨點，展開細膩的分析。在這些作品里，需要特別注意的是論者對中短篇小說的特別關注。比如談到莫言，不是單純討論“魔幻”，而是從其中短篇中看出“世界的傳奇性和日常性構成‘對峙’或是悖論的狀態”；談到阿來，除了他周身的異質性，還從他早期短篇中看到了質樸的爆發力；在談論賈平凹時，強調他中短篇和后來長篇的差異；在談論蘇童、遲子建時，觀察他們中短篇同長篇一以貫之的因素。沒有采用一成不變的論述方式，也讓閱讀這部著作的讀者充滿了新鮮感。

在《小說風景》開篇，張莉就很明確地宣告這是她的“文本探秘之旅”，并且堅持自己多年前拋棄“理論權杖”的想法，可以視為對抗學科內卷的浪潮。在這樣的浪潮下，文學確實進入了一個悖論，即學科越來越成體系，但越來越缺少獨立性：文學和社會學、政治學、歷史學甚至政治經濟學這些人文社科領域，除了研究材料不同，還能怎么區分？張莉這樣的行為其實也不是孤例，越來越多的研究者意識到了這個問題。張莉在獲得學者身份后，又努力蛻掉這一身份及由此帶來的視角前定，將自己完全投入作家內心和文本深處，努力體察作者當時的心境，并怎樣由心境決定了怎樣運筆。她還充分發揮自身的性別優勢，用女性特有的眼光打量女性作家和女性人物，并且用女性特有的細膩觀照一些在學術視角中完全偶然、不值一提的巧合。不得不說，張莉的這種分析方式讓人感到了文學本身充分的溫暖，并且滲透了很強的問題意識，既不失學術性，又讓論述變得更軟性。

《新時代文學寫作景觀》分為兩部分，其中下編收錄了楊慶祥對九位作家作品的思考。楊慶祥的文本研究顯得十分獨特，帶有強烈的個人特色。他對作家和作品的觀照，從來不是在文本里盤旋，而是在更廣闊的層面圍繞文本積極游走，同時他的論述總給人以舉重若輕的感覺，讀他的文章仿佛能看到他在你眼前高談闊論、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的畫面。收錄在這本著作里的九篇文本分析，既不像張學昕的作家論那樣長篇大論，也不像張莉那樣細致入微，而是大開大合、爽快利落，洋溢著一種啟示錄或者格言式的寫作手法。

由題所示，《批評的返場》一定會有作家或作品的專門分析，何平在第二部分“作家”中選取了五篇專門分析作家作品的論述，分別對阿來、遲子建、李洱、艾偉和邱華棟進行了細致的剖析。何平的文本分析更像一種綜合體，有評論感，有論文感，也有現場感，是屬于他自己的獨一份。因為這種混雜性，所以反而超脫，無須恪守某些“行規”，無需尋求某種路徑，自由書寫。如此一來，反而有了更豐富全面的收獲。

對《平凡的世界》的研究不說汗牛充棟，也是蔚為可觀，無形中增加了繼續為之的挑戰性。郜元寶的做法乍一看稍顯樸拙，那就是在如此體量的作品中耐心細密地梳理人物脈絡，分析人物形象。從另一方面想，樸拙、下苦功何嘗不是對當下浮夸文風的一種默默而有力的反撥。論者分析人物的初衷源于提綱挈領的精準性和便利性，并將人物群像分為青年、干部和農民，之后分別對三類形象進行美學和文學史雙重意義上的辨析。可以說，這種劃分是中肯的，同時也恰好覆蓋了近些年的研究熱點。

二、現場

前不久中國現代文學館客座研究員制度“十屆百人”的慶祝吸引了不少目光，這項制度很大程度扭轉了自20世紀90年代起學術制度逐漸建立、學者逐漸退居書齋的局面，將一批青年學者引入文學現場，成為文學批評的生力軍。其中，上一屆魯獎獲得者劉大先和這一屆的張莉、楊慶祥，都是最初兩屆客座研究員，從某種意義上說，魯獎的頒布結果也是近年來文學現場營造成績的體現。

楊慶祥這些年堪稱最活躍的批評家之一，這不僅僅是說其成果之多、參加活動之頻繁，更重要的地方在于他往往出現在當代文學最前沿的地方。可以細數一下《新時代文學寫作景觀》的部分關注焦點：青年寫作、非虛構、新南方寫作、科幻、AI與文學政治與詩歌，管中窺豹能看見作者的學術背景和志向。值得注意的是，楊慶祥對熱點的聚焦和審視貫穿著歷史穿透力。比如關于非虛構，他是在現實主義發展脈絡上進行考察，并特別在意作者的主體性；比如關于新南方寫作，他更在意這一概念對既有文學史在多元文化、美學體驗以及理論建設等方面的更新；比如關于科幻，他看到了這一邊緣小眾的文學類型閃耀的現代性、政治性、總體性等傳統文學史和思想史核心議題；比如關于AI寫作的文體，他借此反思當下寫作的自動化這一尷尬現狀，背后則是“人”的消失。由此可見，楊慶祥努力維護的現場并不是盲目忙碌于趕場跑路的“現場泡沫”，而是積極參與歷史和未來建設的充滿生機的實在的現場。

如果說楊慶祥是當下中國的“學術界的搖滾歌手”，還只是一種比喻意義，他本身透露出強烈的思辨氣息讓他更像一個思想型的學者，那么何平給人的感覺則真的是一位身處“不插電”現場的歌手，或者是書中呈現出的樂隊編曲師的感覺。當他進行作家評論的時候，用于引征的不是理論，而是充沛的期刊發表和出版，還能在隨手之間端出來一個便攜式的年表或名單。何平的作家論特別是論述艾偉和邱華棟兩篇，對包括叢書編選、期刊專欄等內容的文學策劃對作家成長的影響及其形象的塑造，證據豐富而確鑿。《花城關注》這部分體量巨大，而且尚在進行，以后如果單獨成書，必將成為重要文學史料。這里有嚴肅的理論探討，有輕松的構思描繪，也有同他人的交談實錄。如果沒有第二部分的作家論，恐怕會令讀者沉醉于這種外部研究的氛圍中，反過來想，“思潮”“作家”和“現場”三部分并置，其中定有作者的用意。

張莉將批評納入視野后，一樣十分注重現場的維護與營造，之前廣泛發起的關于作家性別意識的問卷調查，引起了重大反響，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是填補空白式的行為。她圍繞性別意識、女性寫作組織策劃了各種活動，與楊慶祥、何平等人的文學活動一起為近些年的文學制造了很多值得關注的話題。在《小說風景》這部書中，比如她談論郁達夫時，嘗試理解年輕學生對作家“喪”得很親切的觀感。張莉在寫作時，分明想要突破既定的學術規范，甚至有許多直挺挺冒犯規范的舉動。同樣在行文過程中，不憚以強大的主體性介入，一個鮮明的敘述者或者抒情主人公的形象時隱時現，作為引導讀者穿梭文學史的向導。也就是說，她的立足點始終是當下的現場。

相對而言，郜元寶和張學昕屬于那種較為“傳統”的學者，他們的書寫嚴格遵守學術規范，但這并不意味著他們“尋章摘句”這也體現出獲獎作品乃至整個學術生態的多樣性。張學昕的論述里不時插入親身經歷的現場，作為論述的佐證。郜元寶對《平凡的世界》展開論述的起點，正是來自現場觀察到的困惑?？梢姡膶W現場的作用已經越來越為學者們所珍視。

三、未來

周明全將劉大先稱為“飛鳥型學者”，其實楊慶祥也屬于這個類型。這兩人的閱讀量之大、視野之廣、捕捉問題之準確犀利以及文字之瀟灑，有目共睹，堪稱學術圈“鷹眼”式的人物。由于現實遇到的問題以及對其的探索過程，讓他們成了現在的樣子。

單說《新世紀文學寫作景觀》不僅僅關注了傳統的文學形式，而且涉足一些很新穎的領域。楊慶祥一直在不遺余力地推進青年作家的經典化，探索青年文學的發展路向，一方面是因為同齡人及“同代人”的熱情，另一方面是因為青年寫作整體來說尚未定型，再者是感到的來自文學史慣性的巨大壓迫感，都讓他覺得在這一領域更能充分發揮自己的主體性，更有歷史參與感。我一直覺得楊慶祥的研究與批評、工作與為人都是高度統一的，是一個知行合一的真誠的文學從業者。當然還有一個更不可忽略的事實，就是青年寫作中確實出現了很多讓人耳目一新的元素和事例。從這個角度來看這部書，上編是總論，下編是分論，彼此呼應，相得益彰。但是他對新鮮事物的擁抱不是無條件的，一方面他很親和，愿意嘗試體驗各種新鮮事物；另一方面他又很矜持，并不因為“新鮮”就無條件“保駕護航”，比如對網絡文學、青年詩人都沒有單方面的肯定。其實從更早，寫作《80后，怎么辦？》甚至更早，楊慶祥的評論文章就顯示出了鮮明的“牛虻”風格，充滿了大膽的言辭和對事不對人的坦然態度。他對青年寫作提出的質疑和批評并不比熱烈期待要少多少。他的文章，大多有一種站在未來的召喚結構、一種動員機制。正是因為有了未來作為參照系，他的批評和現場才充滿了動感。

何平作為親歷者，對過去的文學現場熟稔于心，同時作為現場的營造者，對未來的文學有所期待。與談論經典作家、文學史重要作品和現象時對各種現場“數據”信手拈來侃侃而談一樣，涉及青年作家、網絡文學、民族文學等板塊、現象和問題，也是用相同的辦法。這首先說明何平不拒斥而是充分認識到這些新事物或被忽略的問題的現實意義；其次表明何平確實是將“現場”作為方法；最后也令其營造出來的現場更值得信任，畢竟現場本身就是一片未經人工修建的原始森林，蘊藏著充滿生機的未來。他在現場做出的一些判斷令人信服，比如“網絡文學就是網絡文學”而非其他，不但做了清晰的文學史梳理，也充分發掘了網絡文學不同于傳統文學（包括通俗文學）的特性。此外，何平還提出了一些頗具爭議的話題，比如他希望將歌詞納入文學史研究的考察對象，這讓我浮想聯翩。首先過去的詩詞入史是曲譜丟失在先；其次現實操作層面會很難，比如說唱（先不說旋律說唱）的歌詞能看到大致的節奏，但演唱時往往會打破慣常的節奏模式；再次，很難想象沒有吉他solo、沒有貝斯和鼓的配合，歌詞還在多大程度上能體現搖滾，此外還有編曲和唱法的表意功能。驚訝于何平同顏峻相識之外，我比較清晰地記得顏峻在《灰飛煙滅》里對20世紀詩歌作品選中收錄崔健的歌詞表現出的不贊同。但我仍然覺得這個想法極具想象力，也很有實踐意義，記得張鐵志在《時代的噪音》中提到鮑勃·迪倫的歌詞與迪倫·托馬斯和蘭波的親緣關系?！痘ǔ顷P注》里牽連到的有趣的、能夠引起充分討論的話題不勝枚舉，對激活當下相關研究、規劃未來發展方向而言都是不可忽視的動力源。

如今文學研究、文學批評的眼界正隨著時代的發展變得越來越開闊，不僅僅滿足于比較窄化的文本分析。另一位獲獎者張莉近些年致力于性別意識的研究，并且就她的具體行為來看，其實也包含著性別意識的建構，《小說風景》也在這一實踐的脈絡上，未嘗不是一種期待與規劃。可以說，文本分析、現場烘托和未來展望越來越頻繁體現在當下的文學研究中，幾位獲獎者正是其中突出的代表。

四、歷史與當下

何平在書中說，很想知道關于期刊的鄙視鏈是怎么形成的。這個問題我很感興趣，同樣也感興趣的是，關于文學史研究和文學批評的鄙視鏈是如何形成的。關于鄙視鏈的話題有趣歸有趣，卻不是學術正統。不過那些優秀的著作，包括這幾部獲獎作品，有多少是嚴格恪守學術邊界，有多少是能夠忍住探求的好奇心，又有多少是拒絕了有趣的話題呢？至少我在閱讀的時候內心充滿了愉悅。

何平、楊慶祥、張莉、郜元寶、張學昕，看到這五位學者的名字，誰能無視他們在文學史研究領域做出的成績？他們其實都是橫跨兩個領域的學者，并未有所偏頗?！毒幠晔泛腿皥D——細讀<平凡的世界>》一文，因為是重讀，當然可以看成是一種文學批評，但是回看行文框架，又不失為文學史研究：從文學史中的現場出發提出問題，從文本尋求答案，通過對作品中的人物群像進行梳理，分別論述三種特別突出的人物類型，從而挖掘作品的深層價值，并對理解改革開放的歷史提供啟發借鑒。史論結合，論從史出，話說了千遍，但細究之發現并不簡單?！吨袊敶≌f八論》進行作家研究，對作家的創作分期進行了反復推演論證，并與同代、同類、同題作家作品進行橫向比較分析，探討作品產生的時代原因，并對一些文學史命題進行重估?！缎≌f風景》綜合運用學界既有成果仔細比照?？?，運用史料進行創作場景還原，對作品進行歷史化的解讀，發掘文學史論述下作家的逆文學史的獨特經驗，重建歷史文本的內在復雜性，其實也都將文學史研究化入了批評。《新時代文學寫作景觀》為青年文學搭建文學史闡釋的坐標系，為非虛構文學復原現實主義脈絡大背景，借AI寫詩審視百年新詩演變背景下秩序化和體制化的詩歌生態，他的每次思考都有一個未直接出場的“歷史”作為依據?！杜u的返場》更是用反復出現的研究案例表明，沒有現場感的文學史是非文學史甚至是反文學史的，不是真正的“信史”。如果回想《史記》，可以作為一部優秀的短篇小說集的著作成為歷史書寫的典范文本，就會更加信服何平的判斷。即使是對待一些我們觀念中很新的新鮮事物，何平也是慎重地用現場感營造的歷史敘述加以說明，這傳達出一種態度，即文學史研究和文學批評或許并沒有那么嚴格的楚河漢界，也不應有那么清晰的適用范圍，甚至可以互為目的和手段，文學本身或者說人本身、人的精神本身才是終極目的。這或許是幾位獲獎作品通過實踐展示出來的理念，打碎鄙視鏈，打破陳詞濫調，就像清理積炭那樣清理文學的成規，以文本為中心，以人為核心，構造野生的而非豢養的文學現場，以歷史的眼光審視，對未來的可能期待，可能才是文學的本心。

現在搭建文學史的路徑，無非是親歷者回溯、史料發掘、借力社會發展史或思想史脈絡、對審美元素或文化類型進行梳理甄別、將重要事件現象或作品作為節點等。這些方式，我們從獲獎的五部作品中都能發現端倪，也就是說，他們雖然各自理念、行文風格、研究興趣有所區別，但都有各自的文學史意識。文學批評和文學史意識可以并行不悖、相得益彰、彼此融合、各司其職，這或許是五部作品能夠脫穎而出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