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南方寫作”這一概念的生成，是一個自我發現和不斷對話的過程。青年作家的自覺體悟，批評家的在場思考，不斷深化著其作品基礎和藝術風格。現有討論多聚焦“新”的開放性和“南方以南”的地域性，但在我看來，“新南方寫作”作為“寫作”現象本身，既是對長期以來存在的對嶺南及周邊地區的刻板文化印象的一種回應，帶有為“南方以南”的文學及文化正名的色彩，也是區域現代化、城市化發展經驗的顯現，具備見證歷史的可能。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新南方寫作”在“南方以南”的空間屬性為參照的背后，還對應著區域經濟發展的時間維度。在千年的商貿文明積淀與40余年改革開放進程的影響下，開放交融的歷史促成了“新南方寫作”的先鋒性和包容性。隨著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世界級城市群的一體化進程又將影響當下作家的創作實踐。因此考察這一現象時，不僅要識別其中的地方性內涵，更需要從時間與空間的雙重坐標來觀照背后的時代張力。其中，城市書寫是“新南方寫作”的重要創作面向，反映了新時代下傳統與現代、物質與文化的多維碰撞。當青年作家遇上“新南方”，面對前所未有的城市之變，他們作何反應？又如何在現代化進程下建構屬于“新南方”的文化主體？這不僅意味著空間維度上地方性敘事的新質話語，更折射出時代變革下價值生成的動態性過程，值得深入辨析。

面對現代化進程下的城市轉型，粵港澳一批青年作家筆耕不輟，以科幻、先鋒聞名的作家對當下生活依然保持著高關注度，如青年作家王威廉的新作《你的目光》，挾新鮮的大灣區氣息而來，帶有自覺的文化追溯色彩。粵港澳青年作家漸進成熟的城市書寫，為我們觀照“新南方寫作”提供了切入口。

一、還原城市發展的歷史性

現代化進程下城市轉型以及由此帶來的精神生活變遷，是粵港澳城市文學和“新南方寫作”的重要面向。從新世紀初的“打工文學”“新都市文學”，再到當前流行的“科幻現實”“未來現實”，對都市文明及現代性的批判始終是粵港澳青年作家創作中的一條重要線索。

無論是貼近日常的現實敘事，還是荒誕變形或是科幻想象，都反映出青年作家對現代都市生活的相似感受，帶有質詢現實的色彩。比如在小說中，深圳、廣州、香港等超級大都市多被處理為一種景觀化、符號化的存在，而城市中的人，也常常面臨精神麻木的困境。在《你的目光》開篇，主人公何志良的生活也映照著當下都市青年的普遍難題：大齡單身、房價高、被催婚、身材發福等。在隨后的章節中，“凝滯”一詞更是出現了多達十次，不僅指向眼鏡店店主每天11點到店的生活重復性，更反映出都市快節奏下個體心靈的麻木狀態。

如果只是書寫“凝滯”，那么重復而單調的日常敘事終將陷入審美疲勞之中。問題在于，超級都市對人的壓迫性是工業化文明發展難以擺脫的弊端。但除了對現代城市欲望化、平面化的書寫模式，城市化進程中是否還有其他被忽略的經驗與文化要素？

面對“凝滯”，《你的目光》關注年輕一代設計師的生活，以帶有詩性色彩的隱喻，在創業與愛情之外聚焦城市文化來路，建構起了一個富有流動感的大灣區故事。小說以深圳橫崗“眼鏡之都”為背景，深圳作為改革開放前沿，也是創新創業的熱土，創業精神是深圳城市文化精神的關鍵詞。但作家在敘述時并沒有大開大合，而是以冷靜的思辨色彩，在個體互相救贖中展現出城市的“變”與“不變”。如深圳作為經濟特區，早年分為“關內”和“關外”。內外之間不僅在經濟優惠政策上不平衡，還存在城市身份認同的隔閡，一條關線承載了阿良和父親兩代人之間的傷痕與夢想。不僅如此，借由人物的經歷，小說勾連起廣州、香港等城市坐標，反映出不同城市的布局變遷，我們可以在其中窺見大灣區獨有的城市經驗與生活氣息。比如廣州“這是一個注重感官的城市”，隨著阿良重走阿姿成長之路的過程，廣州的布局變遷和繁華之下的煙火氣也得以顯現。

長期以來，“都市惡”與“鄉村美”構成了文學書寫中城鄉對立的二元模式。對于進入城市的作家而言，無論他們來自哪里，都無法回避城市快速發展的積弊，鄉村也常常成為他們尋求慰藉的精神家園。但隨著城市發展，城市文化本身也處于動態發展和歷史淘洗之中，這構成了城市的多面性。正如小說中主人公阿良對深圳的感覺：“我當然是喜歡的，但我覺得深圳是一個變化很快的地方，要說出對它的喜歡，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得真正理解它。”[1]我們似乎習慣于批判城市的失衡與罪惡，從橫截面切入建立起美丑對照的局部邏輯，卻常常忽略城市腹部中多種力量的消長，其中有隔閡也有接納。只有理解城市發展的來路與歷史，深入城市發展的肌理，才能更好地理解城市內部生態，理解人與城市的關系。

隨著作家在地生活經驗的推進，越來越多的青年作家開始關注城市的歷史感，豐富了“新南方寫作”中的城市面貌。比如葛亮書寫香港的系列作品，呈現出對城市歷史脈絡的持續性關注。作家曾自述道：“我們對香港總有各種各樣的成見，它是明信片上的香港，燈光璀璨，摩天大樓……我希望我書寫的角度可以使城市經歷的歷史狀態能有所整合和對接。”[2]從早期的都市異聞錄系列如《浣熊》聚焦香港的角落，書寫繁華與矛盾的張力，到《飛發》《燕食記》匯聚都市傳統與現代文化的交融，葛亮的城市書寫有意識地聚焦城市發展的內在源流，突破概念化的城市景觀，為“新南方寫作”帶來了別樣的質感。在澳門青年作家陸奧雷的筆下，也能看到對城市歷史的追憶和文化消逝的惋惜。

王威廉、葛亮、陸奧雷等粵港澳青年作家對城市發展歷史性的捕捉，是城市現代性批判和城鄉二元對立模式之外，寫出城市整體感、打破同質化的重要嘗試。“未來的城市文學恐怕不僅要描繪城市的空間（現代性），也應當銘刻城市的時間（歷史性）……歷史性無疑屬于長時段的眼光，它是一閃而過的現代性的背面，是一種總體性破碎之后發生的事情。”[3]一方面，現代性代表著城市發展的重要面向，這要求作家把握當下城市發展的鮮活動態，捕捉大灣區日常生活的普遍性經驗。另一方面，城市本身也是連接過去與通往未來的節點，蘊含著歷史性意義，因此不能過分強調現代性的斷裂存在。在刻畫城市現代性的同時，還原城市的歷史性，這樣才有助于塑造“新南方”的城市文化品格，從歷史性的框架把握粵港澳大灣區的參差現實與文化脈絡。

二、青年寫作的文化自覺

重塑城市的歷史性作為粵港澳青年作家城市書寫的一種新姿態，不僅是對現實城市經驗的擴展，更反映出青年主體的身份認同轉變。如果說“新南方寫作”是“以‘80后’為主體的一些作家和評論家提出的文學主張，目前這個群體和寫作內容的版圖沒有固化的邊界”[4]，那么這樣一種開放的文學形態也標識著青年出場的方式和共同關注的議題，投射著他們的現實關切和文化心理。

在部分青年作家的筆下，“新南方”的文化景觀和地理風貌，某種程度上是充滿誘惑力的，構成了別具一格的存在。如在潮汕籍作家的作品中，常常能看到帶有地域特點的風俗、巫術等。陳崇正《半步村敘事》《黑鏡分身術》中不乏大量神秘的巫術和風俗意象，與狂歡的想象交織在一起形成了亦真亦幻的文學空間。林培源《小鎮生活指南》打撈潮汕的民俗文化，展現了小鎮居民的生死悲歡。陳再見《胰腺》《好歸》、王哲珠《月光光》等作品中，風俗也是聯結個體情感的重要紐帶。這些風俗描寫大多源自本土作家的個人經驗或是成長記憶，詭奇而又吸引人，給小說平添了不少邊地色彩和魔幻意味，形成了“新南方”的標識度。

但是，隨著城市化的發展和作家與鄉土距離的調整，如何在處理個體文化經驗時，展現出區域文化樣態的復雜性，這是新的考驗。

《你的目光》采取的敘事策略，不僅僅是將文化作為一種符號裝置或者背景幕布，更是把文化要素當成一種質料，編織進人物的行動邏輯和情節建構中，以此反映出嶺南文化內部的交流與融合。“大灣區文化既有南越文化遺傳，也受中原文化哺育，既有廣府、客家、潮州、少數民族文化，又受西方文化及殖民地經濟影響，具有多元層次。”[5]小說中阿良和阿姿分別是客家人和疍家人的后代，當圍屋而居的客家文化遇上立于船頭的疍家文化，族群的流動與家族的脈絡融匯在一起，展現了粵港澳大灣區的深厚文化內蘊，揭示了區域文化構成的豐富性。

更重要的是，小說還指向了新一代青年群體如何認識現代進程下的傳統文化、如何建構文化認同的問題。當阿良和阿姿兩人相互敞開心扉時，他們也在與父輩的和解中追認著各自的文化身份。“人無法遠離自己的文化，總會從中取得創造的靈感。關鍵是，我們看待事物的目光有沒有智慧，能否將傳統激活。”[6]阿良曾經無法理解父親對客家圍屋的執念與深愛，直到解開家族的遷徙和流動之謎，他也在追溯文化記憶的過程中完成了對傳統文化價值的再發現。

之所以強調小說中傳遞出來的文化認同，是因為溯源“新南方寫作”，會發現這一概念的提出離不開嶺南地區領先的經濟地位與長期被忽略的文化樣態之間的錯位感。而青年作家們的先聲，代表了新時代視野下他們對自身定位、所處現實的理解。

自古以來，廣東三面環海的地理位置帶來的經濟利好和漁業貿易形成的生產方式，使得廣東及其周邊地區形成了區別于中原農耕文化的海洋文明體系。而1980年代以來，從百越之地到實踐前沿，廣東更是成了改革開放的排頭兵。但與“經濟綠洲”相對的是長期標簽化的“文化沙漠”，似乎物質文明的繁榮必然造成文化的失落。正如2019年陳崇正討論“新南方寫作”時提及的“尷尬”：“從經濟上看，所謂‘北上廣深’四座大城市，廣東已得其二；但從文化上來看，卻常常有些尷尬。單就文學而論，若文有南北，則北是北京所代表的廣闊北方，南則是上海與江浙所構成的大江南，仿佛沒有廣東什么事了……廣大的新南方并沒有被當成南方的必要補充，新南方勃勃生機的文化態勢很容易被視而不見，只剩下錢多人傻的廣州將軍形象。”[7]

無論是土生土長的青年作家如陳崇正，還是逐漸融入居住地的移民者如王威廉，他們在討論和創作時傳遞出來的文化自覺色彩，有助于發掘“新南方”中被遮蔽的文化面向，推動文化共同體的生成。王威廉在談論“新南方寫作”時將其視為一次“新尋根”：“像作為移民的我，可以尋廣東之根，也可用新南方的望遠鏡尋西北之根，或許還可以借助朋友，尋到某個其他省份的根。這種不同的根系盤根錯節，彼此纏繞，構造了一個開放的文化生態。”[8]在《你的目光》中，我們也能看到這種“尋根”姿態。無論是家庭還是地域的隔閡，最終都化作小說結尾設計的那款名為“安心”的眼鏡，在個體之上呈現出建構文化認同的自覺色彩。這種自覺色彩，不僅僅關聯著現代經濟生活方式之外如何確定個體文化價值取向的問題，更在當代意識的基礎上，具有召喚民族文化共同體的普遍性意義。

三、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新南方”

費孝通先生曾指出文化自覺是一個艱巨的過程，“首先要認識自己的文化，理解所接觸到的多種文化，才有條件在這個已經在形成中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確立自己的位置”[9]。在《你的目光》中，無論是現代化進程下回望城市文化來路，還是追溯個體文化身份的自覺色彩，最終指向的是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凝視。正如阿良對“世界的目光”這副眼鏡的命名：

當我們不再沉溺于所見

世界的目光反而迎面而來

時代需要一副大眼鏡

才能看清那個野未來

“世界的目光”是“一個巨大他者的目光，反而提醒了我們自己的存在”[10]，這意味著跳出地理、歷史、文化等界限，抵達普遍意義的終極關懷。在粵港澳青年作家筆下，能看到不少寫出世界性的嘗試。比如陳崇正《開門》《開窗》從疫情時代的個體經驗切入，以小見大，融匯起個體之間、中國與世界之間的多重聯系。郭爽、林培源、葛亮（香港）、程皎旸（香港）、李懿（澳門）等青年作家的部分作品中也呈現出跨區域流動的色彩，帶有國際性的視野。

寫出世界性，并不意味著地方性的消解。如果將“新南方寫作”還原為“寫作”現象本身，那么將其與同時期出現的一些文化現象并置觀照，會發現嶺南及周邊地區的地方性文化，在全球化的態勢下依然有著蓬勃的生命力。比如電影《雄獅少年》聚焦南國醒獅文化，以雄獅的飛躍打動了不少人；港樂綜藝《聲生不息》一經開播就火爆，粵語歌曲成了情感的共鳴；近年來“破圈”傳播的五條人的《道山靚仔》、九連真人的《莫欺少年窮》，粵語白話、潮汕話、客家話等廣東方言的演唱，凸顯了嶺南人文地理的廣闊性和多樣性。

從這個角度看，“新南方寫作”的提出恰逢其時，也具備無限的潛力。一方面，當“新南方”的地方文化以不同媒介的形式激起了超越地域的回響，這也讓我們看到其中蘊藏的普遍性。除了地方特色帶來的新鮮感，作品傳達出來的現實關注和生命體悟，仍是促使其超越地域隔閡、引起情感共鳴的重要因素。這也啟示“新南方寫作”不能“挾本土以自重”，要在形成地方標識度的同時尋找超越地域的世界價值。

在瞬息萬變的時代背景下，地域寫作不再是坐地自劃，而是一種連接過去與未來的媒介。特別是當下粵港澳大灣區蓬勃發展，在促進區域一體化建設、高水平開放、科技創新等方面勢不可擋，昭示了粵港澳城市群之間融合發展的強大力量。這種力量不僅推動生產模式、技術樣態的革新，更影響城市和個體的方方面面，包括城市生活方式、人際關系乃至情感認同。對于身處時代場域的青年作家而言，這正意味著“新南方”極為重要的前沿城市經驗，為講好中國故事、助推人文灣區建設提供了敘述基點，蘊含著文化新氣象和歷史見證的可能。

注釋：

[1]王威廉：《你的目光》，《十月》2021年第6期。

[2]衛毅：《葛亮的城》，《南方人物周刊》2016年第39期。

[3]徐兆正：《城市文學論綱:現代性、總體性與歷史性》，《青年文學》2022年第2期。

[4]田忠輝：《“新南方寫作”現象的理論觀察》，《中國社會科學報》2021年12月29日。

[5]凌逾：《構建粵港澳大灣區文化想象共同體》，《粵港澳大灣區文學評論》2020年第1期。

[6]王威廉：《你的目光》，《十月》2021年第6期。

[7]陳崇正：《大灣區文化的新南方思維》，《中國文化報》2019年6月13日。

[8]王威廉：《新尋根、異風景與高科技神話 ——“新南方寫作”的美學可能》，《廣州文藝》2022年第1期。

[9]費孝通：《反思·對話·文化自覺》，《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7年第3期。

[10]王威廉：《你的目光》，《十月》202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