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的十年，是中國傳媒藝術大發展的十年，這種超越性，將注定留存于行業發展、民眾認知和學界思辨的集體記憶之中。

所謂傳媒藝術，主要是指因現代傳媒科技的發展而先后出現的藝術形態，包括攝影、電影、廣播電視、新媒體藝術（含網絡文藝）等具體形態。今天，影視藝術、網絡文藝等行業的作品和內容，已經成為中國乃至全球民眾休閑娛樂、交互創意、審美體驗甚至精神塑造的重要來源，而中國過去十年間在這些領域所取得的成績，可以說十分耀眼。

就電影領域而言，單看一個數據便足以令人感嘆：2011年全國電影年度票房收入約為131億元，2019年則飆升到了642億元；2011年年度票房最高的影片是引進片《變形金剛3》（10.7億），而2017年年度票房最高的影片《戰狼2》和2021年年度票房最高的影片《長津湖》均為國產電影，且都進入到55億-60億的極高檔位。當然，雖然票房是電影業發展的晴雨表，但我們更樂見在十年間中國電影商業片和藝術片共生并舉的格局，以及在藝術敘事上不斷嫻熟地運用小切口、故事化、高懸念度和視聽奇觀來對觀眾進行情感和精神層面的撩撥，主旋律電影也更加溫潤動人，如《長津湖》《戰狼》《我和我的祖國》《中國機長》《奪冠》等?？梢姡囆g與技術、藝術與消費、藝術與產業、藝術與大眾的不偏不廢、并行不悖，應該成為中國電影發展的持續性追求。

就劇集領域而言，過去十年的題材呈現出多元化面貌，一些原先不太常見的題材如偵探、懸疑、仙俠、奇幻和IP改編類劇集，都出現了一些令人難忘的作品。更加令人難忘的是現實題材劇集的成績，特別是一些暖色調的現實主義作品，呈現了時代潮流中普通人的美好、日常生活的可貴和平凡的力量。在這些作品中，矯揉造作、脫離現實的編造少了，取而代之的是按照生活本來的邏輯來平實地陳述歲月。除題材和手法外，這十年間劇集的形態也發生了格局性的拓展：十年前我們可以只說“電視劇”的發展如何如何，而如今我們必須要使用“劇集”的概念，因為除電視劇外，網劇近年來異軍突起，其不斷提升的視覺效果、敘事品質以及影響社會生活的能力，已經足以與電視劇平分秋色。此外，劇集視聽制作水準的提升也不容忽視，優秀劇集已經能夠帶給觀眾近乎電影化的視聽體驗。未來，隨著如8K等新技術的不斷應用，家庭式、個人式、中小屏幕的劇集觀看將同樣能像影院觀看那樣，不斷突破人的視覺極限。

就綜藝領域而言，過去十年同樣是突破期，特別是2013年前后，中國電視熒屏上新增了數十類綜藝節目，其品質也因不斷學習其他國家經驗而迅速提升，中國綜藝進入到與全球前沿綜藝基本接軌的新發展時期。在2013年之前，觀眾每年在電視熒屏上只能看到10種類型左右的綜藝節目，且每年的“現象級”綜藝較少，基本只有少數幾檔綜藝可被稱為“爆款”；而自2013年至今，觀眾每年能在電視和網絡平臺上看到數十種綜藝類型和上百個具體綜藝作品，每年“現象級”的“爆款”節目常達數十檔。筆者曾在一篇文章中將2013年以后的中國綜藝劃定我國綜藝的第四個全新發展階段——“百家爭鳴”階段，在這個過程中，有兩個現象比較醒目：一是近年來，我們逐漸從引進海外綜藝節目模式走向了原創性綜藝節目的興盛，對海外綜藝的依賴逐漸降低；二是近年來文化類綜藝節目崛起，有效回答和解決了傳統文化應當如何進行當代化轉換、如何為當代人特別是青年人所喜愛這一重大難題。同時，正如網劇之于電視劇一樣，網絡綜藝的發展也已經形成了與電視綜藝并駕齊驅的狀態。藝術類型的拓展、藝術平臺的豐富、藝術手段的迭代，終究是任何時代的人類所樂見和向往的。

就紀錄片領域而言，人文歷史、社會生活、自然生態這三大類紀錄片在近十年均有顯著發展，一些討論度極高的作品如《舌尖上的中國》《我在故宮修文物》《人生一串》《人生第一次》等，讓紀錄片這個普通觀眾原本不太熟悉的“影視藝術的貴族”，成為觀眾的日常性觀看的重要組成部分。一系列國家出臺的相關政策與措施，也鼓舞激勵著紀錄片行業不斷向好。須知之前曾經有相當長一段時間，由于紀錄片不易進行商業開發和規模產業化，拍攝制作周期較長而經濟回報不足，知識性、社會性、審美性較強而難以形成對觀眾的日常性吸引，以及不少紀錄片制作者對于高度個性化的藝術追求的堅持，使得紀錄片行業一度成為小眾化、圈子化的存在。而最近十年的中國紀錄片生態，與十年前有些低沉的狀態形成了鮮明對比。

就網絡文藝領域而言，近十年更是經歷了幾乎從無到有、從弱小到強大的領域發展“全過程”。網絡文藝的發展依托于中國互聯網的快速崛起。應該說，最近十年是網絡新媒體逐步取代傳統形態的廣播、電視、報紙，成為“中國第一傳媒”的十年，其對社會生活的影響力，以及滲透進民眾日常生活的強度、廣度、深度，都是前所未有的。中國乃至全球民眾都逐漸進入普遍的“新媒體化”的生存狀態中。這十年里，中國網絡文藝領域不再只是原來的網絡文學一統天下，而是形成了十數種新的代表性樣態，短視頻、網劇、網綜、網絡紀錄片、網絡大電影、網絡游戲、網絡動漫、網絡演出、網絡展覽等形態，成為普通民眾幾乎每天都在接觸的休閑娛樂和塑造其審美的重要途徑，至少“刷視頻”已經成為一種全年齡段的日常性行為。更重要的是，用戶們不僅僅是在刷看，有不少普通人、“草根”群體成為中短視頻甚至網絡文藝多種形態的創作者，通過自己的拍攝、制作和上傳，大大豐富了網絡文藝的內容來源，不少原本只是接受者的用戶已成為名副其實的“生產性受眾”。

在實踐生態的迭代和發展中，學界的觀察思考也與之動態交互。筆者所任教的中國傳媒大學格外重視傳媒藝術研究，筆者所編輯的中國傳媒大學學報《現代傳播》也是刊發傳媒藝術研究成果的一方平臺，因此筆者有機會對中國學界的十年探問有一些直接觀察。筆者認為，在最近十年里，中國傳媒藝術學界的思考呈現出了一些明顯的變化，例如學界研究不是只停留在簡單地描述實踐、介紹實踐、跟蹤實踐的層面，也不是僅僅處于撰寫散論、隨感、札記的狀態，而是有了更為濃烈的學科學理性研究的意識，力求探索傳媒藝術更為深入的規律性、本質性、原理性；再如學界對于業界的觀察和闡釋更為敏銳和新銳，更為及時地感知到我國乃至全球傳媒藝術的最新動向，并及時進行規律化總結、前瞻性歸納，實現了從“理論尾隨實踐”到“理論引領實踐”的跨越過程。

每一個像筆者這樣的傳媒藝術的教學人員、研究人員，自身的能力、視野、發展都離不開本領域的整體性生態面貌，以及整個時代的風貌。傳媒藝術無論是業界實踐還是學界探索，都為我們提供了精神的跑馬場和思考的演訓場。何況今天傳媒藝術的多種樣態，已不僅僅是為百姓提供娛樂產品那么簡單，而是通過人們每天的沉浸其中，成為塑造受眾的世界觀、價值面向和精神狀態的重要載體，不少作品也因此可以直接引發社會討論，甚至對群體和社會發展產生直接影響。由此，傳媒藝術研究便具有了在未來進一步觸及社會闡釋的條件、基礎和機會，傳媒藝術實踐也有義務在未來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和歷史責任。

（作者單位：中國傳媒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