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學發展的歷史長河中，報告文學可謂是“后起之秀”，盡管在時間的維度上，它并未擁有深厚的歷史根基，但隨著客觀寫實的文學創作越來越受到大眾的關注與青睞，社會文化的變遷越來越強調民族精神的凝聚力與向心力，報告文學在文學與現實建構的話語空間中，日益彰顯著時代精神的光和熱。作為中國當代文學最高獎項之一的魯迅文學獎為當代文學樹立了風向標，其獲獎作品在創作方法、內容題材、主題意蘊以社會影響等面向詮釋了中國當代文學的審美理想與精神價值導向。

第八屆魯迅文學五部獲獎報告文學作品（《紅船啟航》《中國北斗》《張富清傳》《國家溫度》《江山如此多嬌》）在內容題材、敘事視角、精神高度和藝術追求等方面呈現出“多、新、深、美”的特點。從建黨百年的回溯到脫貧攻堅戰的凱旋，從突出重圍的“北斗”飛升到踐行共產主義崇高理想的時代楷模，五部報告文學作品以宏大的歷史敘事書寫中國發展的曲折歷程，展現了時代精神與大國風范的同時，抒發了作者深沉的家國情懷與深度的文學思考。

一、紅色精神譜系的歷史書寫

“要了解中國奇跡，必須了解中國共產黨；讀懂中國共產黨才能讀懂當代的中國。”因而，嘉興那艘承載著中國共產主義理想的南湖“紅船”開啟了中國紅色精神譜系的書寫。

《紅船啟航》（丁曉平著）穿梭歷史的時空，上編的“紅船”精神的溯源與下編的“紅船”精神的傳承，建構了雙線敘事結構，由此“紅船”精神在不同的時間維度的歷史敘事中詮釋著不同的精神價值導向。上編跨越百年，從一百年前中國有識文人對中國社會發展的思想理路的探索歷程，到中國共產主義理想的明晰、確立，從中共一大召開的曲折過程，到中國共產黨制度與機制的建立，作者以史料為基，客觀還原歷史現場，梳理中國共產主義思想由萌芽到成熟的發展歷程。《新青年》、五四運動、陳獨秀、“問題”與“主義”之爭、共產黨的命名、黨章的起草、共產國際與中國共產黨、中共一大的召開……作者作為內隱敘述者極力減弱敘事情節的操控，讓歷史事件和人物性格按照自然邏輯發展，借助對歷史的重返重構“集體記憶”，細致刻畫中國共產黨的先驅在黨建立之初所面對的現實困境與作出的歷史抉擇，讓讀者窺見歷史的另一種真實。“前史”的敘述呼應著當下時代的訴求，下編起筆于“紅船”的建造，既強調了“紅船”對于中共一大召開這一歷史事件的促進意義，同時也深化了當下“紅船”作為紅色精神譜系的象征意義。從“絲網船”到“紅船”，伴隨著中國共產黨發展的壯大與偉大革命精神的賡續，“紅船”開啟了中華民族波瀾壯闊的英勇斗爭史，引領了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的復興之路，因此“紅船”的重造對于紅色精神的傳承與發展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和價值。“紅船”精神的傳承既有老一輩革命家對革命歲月的懷想、后人對革命精神的呼喚，也有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對“紅船”精神寄托的堅定信仰。作者在下編轉換敘述視角，通過內聚焦的敘述方式參與“紅船”精神的傳承，對這一敘述事件的把握也更加客觀真實，強化了時代理想與民族精神中“人民創造歷史”的價值認同。

“紅船一家人”是描寫“紅船”精神對于人民感召力的重要視點。張新志是對紅船進行日常檢查與維護的“紅船管家”，從1985年至今，他用了33年的時間守護“紅船”，不讓“紅船”有一絲破損凍裂。張新志守護“紅船”的使命被賦予重要的政治意涵，“紅船”是革命精神之源，承載了中國人民的紅色精神信仰，可見，“紅船”既是張新志的事業，同時也是他堅定的紅色精神信仰。張新志的妻子徐金巧放棄了原來的工作，做起了“南湖革命紀念館”的講解員，女兒張一接過母親的話筒，成了第二代講解員，她們向游客傳播著“紅船”文化，深化了人民對于“紅船”獨特的精神體認。然而傳統“紅船”精神的使命絕不止于此，紅色精神譜系的書寫不僅是精神的緬懷和發揚，文化產業的轉型也增添了紅色譜系的時代活力。從嘉興的紅色旅游產業到韓鳴華的“紅船”模型的制作，嘉興城市文化的名片因“紅船”精神而豐富著。

“紅船”精神因其巨大的感召力而不斷地擴散和遠播，它悄無聲息地在親人、友人、愛人甚至是陌生的路人間相互感染著，續寫著紅色精神譜系時代氣象。《紅船啟航》從紅色譜系的源起深化紅色精神的根基，而《江山如此多嬌》（歐陽黔森著）、《國家溫度》（蔣巍著）則著眼于當代中國共產黨帶領人民走向脫貧致富的艱難歷程，紅色譜系因人民的安康和國家科技力量的強大而被注入新時代的靈魂。

二、“國家溫度”融化“脫貧”堅冰

20世紀80年代中期，中央決定成立“國務院貧困地區經濟開發領導小組”，確立了開發式扶貧方針。2013年11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湖南湘西十八洞村考察時，首次提出了精準扶貧思想。2015年11月，中央召開全國扶貧開發工作會議，由此吹響了中國扶貧攻堅全面脫貧的沖鋒號。經過三十多年的努力，中國已成功走出了獨具中國特色的脫貧之路，涌現了一批批帶領群眾脫貧致富的先進人物，總結出脫貧致富的多樣化經驗模式，這些人物事跡和經驗模式為文學創作提供了豐富的素材。第八屆魯迅文學獎獲獎的五部報告文學作品中，有兩部作品是以脫貧攻堅為主題的，一定程度上展現了中國文壇對脫貧主題的關注，這在《國家溫度》與《江山如此多嬌》兩部作品中得到深刻的詮釋。

從2019年9月到2020年6月，蔣巍用了10個月的時間踏遍中國，走訪貧困鄉村人家和駐村干部，最終將黨的溫度、人民生活的溫度凝結在這部《國家溫度》中。書中內容由榆林、新疆、銅仁、上海、黑龍江這五個部分組成，以人物事跡為線索敘寫貧困地區脫貧致富的艱難歷程。《國家溫度》建構的人物譜系圍繞脫貧這一中心展開，這些人物既有放棄大城市的優渥條件自愿投入脫貧攻堅戰的領導干部和青年，也有滿懷理想信念堅決扶貧的科技工作者、教育工作者和創業者。朱兆飛主動下村當第一書記， 帶領楊家溝實現“紅色旅游+綠色經濟”雙輪驅動模式脫貧；謝國政秉持著燕趙慷慨悲歌之士的家國情懷，只身從河北承德來到了新疆，援疆二十幾年的歲月里，為安迪爾鄉種下了致富的“金瓜”；杜典娥歸鄉辦學，讓教育荒漠的德江縣下坪村響起了陣陣讀書聲；來自上海的林業專家林大為，在普澤縣的鹽堿地上播撒下法國梧桐的綠蔭，為大漠帶來綠色的希望；黑龍江樺川縣的許振中帶領“傻子屯”的村民脫貧致富，將臟亂的“傻子屯”變為新時代的鄉村文明新地標……從南到北，從東到西，蔣巍全方位多地域地報道了脫貧動態與扶貧的成效，通過典型人物的事跡演繹了扶貧時代精神的生成與傳揚，間接呈現了中國脫貧攻堅的整體進程。

這場沒有硝煙的脫貧攻堅戰是人與客觀環境、人與自我、人與人之間的復雜“戰爭”，與以往表現殘酷的軍事戰爭不同，在沒有武器、隊伍薄弱、環境嚴峻、任務急迫的情況下，實現“脫貧戰”的全面勝利，其艱難程度可見一斑。因此，在作品中，帶領群眾打脫貧攻堅戰的將領則展現出英雄主義的氣概，作者在塑造這些英雄式人物的典型形象時也有意突出了他們的崇高理想與堅定信念，特別是對“英雄”與“戰爭”的關注，深化了不同時空維度和政治語境下，“戰爭”對“英雄”塑造的同質性。1984年王明禮在西南邊境戰場上為了營救三名戰友被炸失去了雙腿，他的英勇事跡得到中央軍委的嘉獎，然而傷殘的他卻永遠失去了再上戰場的機會。復原后，王明禮戴上假肢做起了郵遞員，并主動申請駐村，與戰友籌建萬家山茶廠，幫助周邊十個貧困村實現了脫貧致富，并吸引了外資企業落戶。王明禮從邊境的戰場走上了貴州大山深處的脫貧戰場，他始終秉持著軍人的智慧、勇氣和信念，在“戰爭”的考驗下實現個人的價值，展現出愈加深厚的英雄主義情懷。作者將時代精神融入人物的人格理想中，使其形成了人物自覺自為的價值導向，以個體生活經驗書寫“集體記憶”，更新時代的精神譜系。

《國家溫度》在地域上輻射了全國范圍的“脫貧”進程，《江山如此多嬌》則聚焦貧困地區較為密集的貴州，作者選取了貴州具有代表性的四個貧困區，從這四個地區脫貧的艱難歷程，展現了貴州脫貧攻堅工作所取得的巨大成效。文本起筆于海雀村，作為貴州脫貧的先導地，畢節試驗區的海雀村是貴州精準扶貧的典型，開啟了貴州脫貧攻堅的新方向。花茂村由荒地村成功轉型為紅色文化旅游創新產業村；銅仁市萬山區由資源枯竭型城市區域轉變為省內重要的綠色產業生產加工基地；安順市的高田村、田壩村、黃土村和紫云縣都以大力發展山地綠色產業為脫貧的契機，促進地區產業經濟發展，優化產業布局。作為貴州人，歐陽黔森對貴州這片土地有著深沉的愛戀，貴州的山川河流、高山峻嶺、風土人情、歷史掌故是他取之不竭的創作資源，積蓄著他追求生態自然的創作理想。濃濃的鄉情讓歐陽黔森的作品充滿濃厚的生活氣息，他以人民的立場書寫貴州地區脫貧致富的曲折過程，既有脫貧攻堅的困惑、迷茫、阻礙，也有取得成效后鄉民的喜悅、感動和熱情。在戀鄉書寫中歐陽黔森將生態自然與脫貧致富緊密結合，即從個體的鄉愁的思辨中折射富有時代精神的家國情懷，彰顯出一種繼往開來的博大胸懷。

無論是《國家溫度》還是《江山如此多嬌》，這兩部作品都以脫貧這一重大主題為基點，深刻展現了黨和國家對人民群眾的關注，為謀人民福祉而竭力前行的信心、勇氣和毅力，在黨和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國家溫度”終究融化了“脫貧”問題的堅冰。

三、開掘新路，展民族精神新境界

信息化時代，創新成為引領國家發展的第一動力，對于渴望實現信息高速傳播的中國科學工作者來說，讓中國擁有自己的衛星導航系統是他們追求的理想。1994年，中國的衛星導航定位系統被國家正式立項，由此打響了北斗系統衛星導航技術的“新戰役”。《中國北斗》（龔盛輝著）以北斗系統的發展為線索，書寫了中國科技工作者堅守的“北斗理想”與“北斗精神”。

北斗系統的衛星導航技術的研發是一個復雜而龐大的工程，從地面運控系統到“雙星定位”，從太空頻率的“保衛”到“星座”技術探索，從衛星零部件的小型化研發到北斗衛星導航技術的推廣，在瑣碎而龐雜的北斗研究體系中，幾代中國北斗人用心血、汗水和智慧，實現了顛覆性的技術創新，創造了世界衛星導航系統的新奇跡。作者攫取不同研究進程中“北斗人”工作與生活的片段，全方位地展現北斗系統研發的艱難歷程，以及“北斗人”對科研事業無私忘我的精神。然而作者塑造的人物形象并不是扁平化的，在科研事業與家庭生活的對照中，實現了對人物立體化的形象建構。“北斗人”心中有國，身后有家，他們把背影留給了家人。北斗“總總師”孫家棟把航天事業視為畢生的追求，幾十年來一直疏于對妻子的陪伴，妻子兩次大病手術，遠在發射場的他未能陪伴照顧；曹高工是發射場的測控指揮員，為了完成衛星發射，父親病危去世都未能回家見上最后一面，她隱忍悲痛堅守崗位，出色地完成了任務；北斗二號總師楊慧，常忙于工作疏于對孩子的照顧，當發現孩子的獎狀上家長的名字是孩子的姥姥、姥爺時，作為母親的她感到愧疚和無奈……“北斗人”并不是航天機器人，他們也有家，有愛，有遺憾，有愧疚，恰恰是他們能夠放下自我，秉持著家國情懷奔赴北斗科研戰場，北斗精神才能被不斷地書寫并刷新著，作者并沒有定義北斗精神的內涵，但卻在“北斗人”的科學態度和家國情懷中詮釋著北斗精神，拓展了文本闡釋空間。龔盛輝并沒有聚焦科學專家的經歷，而是著眼于普通平凡的科技工作者，恰恰這些普通而平凡的靈魂鑄就了偉大，創造了北斗系統的科技奇跡，這些平凡的“北斗人”真正做到了將自我融入家國理想中，提升了新時代民族精神的境界。

“北斗人”開辟了科技新路，創造了中國科技的無限可能，當佩戴共和國勛章的張富清站在天安門城樓時，這位楷模的崇高追求與理想信念建立了這個時代的精神坐標。《張富清傳》（鐘法權著）以時間為經，圍繞人物成長和生活經歷展開的歷史敘事，將個人命運的變化與社會的發展變革結合，使歷史與現實有效建構，生成了歷史與現實“對話性”的可能，人物成長的歷史敘事才得以重返，并具有啟示的意義。作者在塑造張富清的楷模形象時，有意強化他在人生的幾個重要階段的選擇，從瓦子街戰役被俘有幸走入“三五九旅”的隊伍中，到擁有共產主義理想信念自愿入黨；從任來鳳縣糧油所主任，整頓糧油買賣秩序，到在三胡公社幫助群眾挖泉眼；從為高洞人民修路，親手裝炸藥，到拒絕利用職權幫助兒子安排工作……張富清的人生經歷了長工歲月和戰爭殘酷，經歷了社會政治的動蕩和經濟體制的改革，他精彩的一生銘刻著中國現代歷史，然而在每一次歷史的抉擇中他都能在困難中磨礪自我，秉持著共產主義理想向高遠的人生價值進階。張富清從未對黨組織的工作安排抱怨叫苦，他時刻以人民群眾的利益為中心，在最艱苦的工作崗位上為人民群眾解決困難，從不為個人利益謀求便利，作者將張富清這個“小我”以極端弱化的方式強調家國情懷的偉大意涵。鐘法權借助歷史的場景與敘述試圖建構與重構“集體記憶”，為民族意識和家國情懷積蓄深厚的文化養料，為當下的時代需要提供新的精神資源。作品以“在場”的姿態去描繪時代楷模張富清，以仰望的敘述視角塑造張富清的高大形象，在張富清的民族精神與共產主義理想的燭照下，對張富清老人無限敬仰、感懷和崇拜。

五部報告文學作品從多元化的主題詮釋著新的中國精神與民族力量，那是承載共產主義理想信念“紅船”精神，那是攻克貧困堅冰的“國家溫度”，那是創造衛星導航技術奇跡的“中國北斗”，那是人民的楷模張富清。這些作品書寫了以家國為懷的普通而平凡的人們，在建設未來的道路上他們克服了重重阻礙，積蓄著強大的民族向心力和崇高的理想信念，為中國的強大貢獻力量。可見，五部報告文學作品展現了為新時代尋求的精神坐標，豐富了文學對中華民族偉大精神譜系的建構。

[本文系遼寧省教育廳科學研究經費項目（WQN202005）研究成果]

作者簡介：

高姝妮，文學博士，主要從事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有論文發表于《北京社會科學》《江西社會科學》等，主持省級項目3項。現為沈陽師范大學文學院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