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習近平總書記多次指出，要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促進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這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然要求。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要推進文化自信自強，增強中華文明傳播力影響力，堅守中華文化立場，提煉展示中華文明的精神標識和文化精髓，加快構建中國話語和中國敘事體系，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展現可信、可愛、可敬的中國形象。中國各民族的書法作為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建設，促進民族團結進步方面有其獨特而重要的作用，我國今后一個時期的書法教育、書法創作、書法研究，都應該圍繞和遵循這兩大重點進行。

在中國這片古老的土地上，曾經生活著許多民族，他們有著各自的語言文字和生活習俗，比如匈奴、鮮卑、突厥、黨項、契丹、女真等，但這些民族都逐漸融入到漢族中，成為中華民族共同體的一員。在這個融合的過程中，文化認同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只有堅定文化認同，不同民族的人們才會在一起和諧相處、繁衍創造，而漢語和漢字正是文化認同的核心要素。從漢字中衍生出來的書法藝術，自然也具有強大的吸引力，在各個不同歷史時期推動各民族人民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認同與傳承。

漢字是典型的象形文字，是從甲骨文一步步演化而來。世界上并非只有中國有象形文字，但只有漢字書法，發展壯大成了一門獨立的、足可以與繪畫比肩的藝術，有成熟縝密的體系和豐富的表現手法，讓中國各民族陶醉其中，傳承千年。

秦統一中國之前，漢字更多體現的是實用功能，起到記錄、交流、溝通的作用。這時候有很多書體，僅以秦國而論，就有篆書、署書（用于公府匾額）、蟲書（蟲鳥之形，畫在旗幟上）、殳書（刻于兵器上）、摹印（專用于印璽）、刻符（刻畫于符信之上）、隸書（多用于文書抄錄）等。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六國，次年李斯統一文字，對當時秦國的篆書進行改良，讓字體統一呈長方形，去掉一些繁瑣的筆畫，將線條修整得更加柔和圓潤。為方便區分，后人將這種改良后的篆體稱為小篆（之前的稱為大篆）。新字確立后，秦始皇號令全國遵從。

李斯留下的刻石有《泰山刻石》《瑯琊臺刻石》《嶧山刻石》等，這些字線條流暢、結體優美，遠遠超出實用的范疇，即使用今天的眼光來看，也依然體現出很高的審美水準，所以魯迅稱李斯為“書法筆祖”。秦以后，隸、行、楷、草等書體漸次登上歷史舞臺，或以帖傳承，或刻碑凝固，如涓涓細流演化為大河大江，發展至今，高潮迭起。也正是從小篆開始，漢字走上了一條與其它任何一種文字都完全不同的道路。它在實用之外，另有一條陽關大道，通向藝術，通向中國人的精神家園。

在經過兩漢、三國約五百年的發育成長之后，在東晉，隨著以王羲之為代表的一大批書法家登上歷史舞臺，書法藝術迎來了它的第一個高峰，在江左這片并不算遼闊的土地上，書法家如璀璨群星，高手如云，有些甚至是整個家族都醉心于書法，如“四庾”“六郗”“三謝”“八王”等。不但漢族人喜歡書法，華夏大地上的其他民族也喜歡書法，只要有機會接觸到漢語漢字，基本都會順道走進書法的殿堂。在書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魏碑，其主要發源地北魏即是鮮卑族建立的王朝。鮮卑的一些精英，尤其是以孝文帝拓跋宏為代表的領袖階層，胸襟開闊，深深折服于博大成熟的漢文化，所以在其王朝內部推行漢文化，著漢服、說漢語、寫漢字，這是魏碑得以產生的重要原因。魏碑與以“二王”為代表的紙本交相輝映，共同促成了后來的唐楷。

這一時期還有兩塊在書法史上十分重要的碑，即《爨寶子碑》（刻于公元405年，在云南曲靖）和《爨龍顏碑》（刻于公元458年，在云南陸良），這兩塊碑的寫法與北方的魏碑有著明顯區別，究其原因，是在這兩塊碑的所在地是“爨人”所在的區域，其主體民族是彝族。由于交通不似當今這么便捷，“爨”地之人不能準確把握漢地書法的真實面貌，所以寫出了另外一種形態，可謂是別開生面，影響了后世很多書法家。

元朝和清朝雖然是少數民族建立的朝代，但書法在元清都得到了很好的傳承。元朝建立不久，皇室即派專人收集整理散布在社會上的珍本法帖，并允許官員借閱，其中包括王羲之的《王略帖》、孫過庭的《書譜》、懷素的《自敘帖》等名帖。為更好治理國家，忽必烈命程鉅夫尋找“遺逸”，程鉅夫開列的名單上，第一位即是書法家趙孟頫。趙孟頫的出山，直接決定了元朝書法的走向，他通過畢生的書寫實踐，把書法重新拉回了晉唐正軌。

元朝還有幾位頗有影響的少數民族書法家，如耶律楚材、康里巎巎、乃賢等。耶律楚材是契丹人，博學且抱負遠大，是成吉思汗的重要謀臣，建議成吉思汗興科崇儒，發展文人治國。耶律楚材的書法出自顏、黃，硬拙挺拔，端嚴剛勁，有“河朔偉氣”。耶律楚材墓在頤和園昆明湖東岸半山坡，墓碑由乾隆題寫，體量寬大，字跡清晰，也是一處學習書法的好場所。康里巎巎是我國新疆的蒙古族，其祖父輩隨忽必烈征戰，他本人是一位身居高位的大臣，還做過元順帝的老師，公務之余醉心書法，在草書上有很高的造詣，傳說最高產的時候可以“日書三萬字”。乃賢是突厥人，父兄皆效力元朝，隨其兄定居于寧波。他詩書俱佳，工于行楷，疏朗挺勁，佳作《南城詠古詩帖》為游歷大都南城時有感而作，一直藏于清宮內府。1922年，溥儀將此帖帶出宮，流失到社會上，直到1999年被故宮博物院發現，并高價購回。

清朝的書法風氣更是濃厚，尤其康雍乾三朝，皇帝本身就是書法家，通過他們的身體力行，中國的文化中心重回北方。特別是乾隆，自小就接受全面系統的漢文化教育，博學多才，詩文書畫都精通，對書法尤其喜愛。乾隆一生廣泛搜羅名帖法帖，將他最喜愛的帖子藏于“三希堂”，朝夕觀覽，心慕手追，其書法端儼雅秀，雍容華貴。乾隆高壽，花費在筆墨上的功夫也多，游歷的地方也廣，又喜題字題詩，留下的作品相當繁浩。乾隆時的官員，善書者也眾，許多重要的大臣同時也是優秀的書法家，比如張廷玉、汪由敦、梁詩正、紀昀、董誥等。如此眾多的書法好手同時集中在一個領導階層，在中國任何一個朝代都是罕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