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八月的一天，后浪（圖書策劃機構）的人打電話說要給我寄傅雷先生翻譯的巴爾扎克《人間喜劇》，兩年前我給這套書寫過一篇序。第二天，我收到了書，六大卷，總共14部小說，11部長篇，3部中篇，洋洋灑灑440萬字。硬護封，布面精裝，黑紫兩色，配以與內容相關的人物形象，妥妥的典藏版。作者是法國人巴爾扎克，享譽近二百年的小說家，給他出典藏版，值；小說翻譯者是傅雷，我國已故最優(yōu)秀的翻譯家之一，譯筆精到，給他出典藏版，值。因此這是雙重的典藏版，是向作者和譯者致敬。

說起典藏版，似乎還有一種豪華版。我手上有法國版夏爾·波德萊爾的《惡之花》，法國迪亞娜·德·塞里埃出版社2005年出版，全書470頁，共收詩164首。硬護封，護封的面和底皆以名畫裝飾，書本身紅色布面精裝，道林紙，每首詩都配有一幅與詩意相關的名畫，作者是德拉克羅瓦、庫爾貝、居伊、羅丹、塞尚等。該書開本很大，長34公分，寬25公分，可謂豪華矣，波德萊爾的《惡之花》完全配得上。豪華版與典藏版最大的區(qū)別不在版本與裝飾的不同，而在針對的對象有別，例如眼下的《人間喜劇》。一本書的針對對象是作者和譯者，這是不多見的。因此，我看到這套《人間喜劇》，心中不免涌起了又驚又喜的感覺。作者不必說，譯者也得到了平等對待。

《人間喜劇》這套書共有兩篇序言，《序一》由我撰寫，《序二》的作者是小說家葉兆言先生。我寫的序言主要介紹巴爾扎克，重點說明他首先是一位洞觀者，然后才是一位觀察者，兩者缺一不可，但先后有別，可是這一現象似乎在我國的外國文學界還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洞觀在先，觀察在后，當然只是一種說法，但是這種說法表示了看問題立場的不同。簡而言之，所謂洞觀者，說的就是具有第二視力的人，而巴爾扎克就是這樣的人，他能夠通過洞觀的能力透過紛繁現象看到本質，如阿爾貝·貝甘指出的那樣：“巴爾扎克的人物，他們的行為，他們的言語，甚至他們的生理特征，其異乎尋常的現實強度都得力于一種隱秘的熱情，在點燃這些創(chuàng)造物之前就已經在小說家的心中燃燒了。”他筆下的社會是一個巨大的存在，萎靡，衰落，混亂，但一聽到“金錢”這個詞，其人物就渾身充滿了力氣，兩眼放光，像餓虎撲食一樣。巴爾扎克關于細節(jié)的描繪可以滿足一般讀者的好奇心，但是他能夠用這樣的方式拴住“真正的讀者”，也就是“具有使命感”的讀者嗎？阿爾貝·貝甘斬釘截鐵地回答說：不能。他們身在巴爾扎克創(chuàng)造的世界之中，面前面臨著一系列的問題，而這些問題的回答就存在于從細節(jié)的陰影中浮現出來的、由他的幻覺決定的“真實的世界”之中。這一切，唯有第二視力能夠看到。例如《歐也妮·葛朗臺》中的葛朗臺，這個人物，正如波德萊爾所說：“他（指巴爾扎克——筆者注）的所有人物都具有那種激勵著他本人的生命活力，他的所有故事都深深地染上了夢幻的色彩。與真實世界的戲劇向我們展示的相比，他的《人間喜劇》中的所有演員，從處在高峰的貴族到居于底層的平民，在生活中都更頑強，在斗爭中都更積極和更狡猾，在苦難中都更耐心，在享樂中都更貪婪，在犧牲精神方面都更徹底。”這里的“更”字，表明了超出所顯示的部分，皆具有“夢幻的色彩”，惟有第二視力才能盡收眼底。第二視力其實就是想象力，是以現實世界為基礎朝著理想境界的飛升之能力。取材于粗鄙的社會現實，而使“所有故事都染上了夢幻的色彩”，這是巴爾扎克的小說與一般通俗小說的最大區(qū)別。

巴爾扎克的觀察和洞觀所及的細節(jié)和幻覺關聯(lián)到法國學術界的一個“著名的難題”，即巴爾扎克的文體：有一個流傳極廣、甚至根深蒂固的說法，即巴爾扎克“寫得不好”，他被指責“文筆粗糙”“敘事拖拉”“描寫臃腫”“不尚剪裁”等等。實際上，在巴爾扎克看來，絕對的創(chuàng)造，純粹的模仿，都不能使精神的世界化為肉身，即得到體現，必須通過第二視力透視萬象紛呈的世俗世界，才能表現不可見的深層。“世俗”與“不可見”，兩者不可偏廢。巴爾扎克的藝術正是適應了這種既描繪現實生活又體現人間理想的要求，而這是講究均衡的古典藝術不能滿足的。阿爾貝·貝甘指出：“巴爾扎克，其學習是匆忙的，不受古典的勻稱的影響，例如十八世紀的抽象傾向，實際上在某種意義上早在福樓拜就發(fā)出了詛咒，他不追求‘美的風格’的和諧，也不受‘崇高’的篇章的誘惑，如果那樣的話，他肯定會跌進晦澀難懂和虛偽的高貴的泥坑。但是，他跟隨他的最好的靈感，屈從而不是制造語言的暗示，根據敘事的變化選擇他的表現。對他來說，風格絕不是先在于小說的浮夸的模式，強加在他所寫好的每一頁上。巴爾扎克的風格不在孤立的文章中，不在一個句子中，不在句子的完美中：它是由章節(jié)的關系形成的，是由總體節(jié)奏快慢形成的，是由語調和詞匯的變化形成的，而這一切都由時間和行動來決定。”這就意味著，我們不能根據法國古典主義的均衡、適度和崇高等因素來評價巴爾扎克的寫作，或者說，繁復、蕪雜、沉重等等正是巴爾扎克的風格的力量所在。阿爾貝·貝甘的看法在我國得到了響應，李健吾先生在1948年的《拉雜說福樓拜》一文中寫道，福樓拜“嫌巴爾扎克文字不好，可是對我一個外國人，我覺得巴爾扎克文章挺好”。傅雷先生讓巴爾扎克的譯本為幾代中國讀者所接受，想必他的看法與李健吾先生相去不遠。他所譯的巴爾扎克文筆生動，描繪細膩，用詞豐富，有一種長江大河一瀉千里的氣勢。

葉兆言先生在《序二》中寫道：“傅雷的譯本像高山大海一樣讓我深深著迷。在語言文字方面，傅雷是我受惠的恩師。巴爾扎克的語言魅力，只有通過傅譯才能真正體現出來。是傅雷先生為我提供了一個活生生的巴爾扎克。”葉兆言先生是作家，但是他以普通讀者身份接觸巴爾扎克小說，因而得出不同尋常的閱讀經驗。所謂普通讀者，即英國作家伍爾夫在《普通讀者》一文中所言之讀者，她引用約翰遜博士的話說：“約翰遜博士心目中的普通讀者，不同于批評家和學者。他沒有那么高的教養(yǎng)，造物主也沒有賞給他那么大的才能。他讀書，是為了自己高興，而不是為了向別人傳授知識，也不是為了糾正別人的看法。”所以，普通讀者是那種為了快樂而閱讀的讀者，不是那種為了釋難決疑或者鉆牛角尖而高高在上的教師爺。然而，葉兆言先生是一位小說家，是“具有使命感”的讀者，除了獲得閱讀愉悅，又保持了一種冷靜的、借鑒甚至學習的態(tài)度，從而有了不同尋常的閱讀經驗。對于巴爾扎克的小說，他從“愛不釋手”，到“真正迷戀”，到“滿腦子海明威福克納薩特加繆”，認為“老掉牙的巴爾扎克”“已經完全過時”，再到重新發(fā)現巴爾扎克而感到了“一種全新的刺激”“一種新的熱情”，從癡迷到放棄，再到重燃激情，這種經驗發(fā)生在一位作家身上，實際上是“普通讀者”的經驗和“具有使命感”的讀者的經驗之相互促進與融合。所謂翻譯腔，有些是應該加以保護的，例如傅雷先生所說，“采用西方長句”，“創(chuàng)造中國語言，加多語法變化”，使譯文“句法新奇而仍不失為中文”。這里的“創(chuàng)造中國語言”，其中有優(yōu)秀翻譯家的貢獻。

葉兆言先生自認“是傅雷譯本的堅定擁護者和受惠者，譯文中特有的那種節(jié)奏，那種語感，那種遣詞造句的風格，都曾經深深地影響過”他。我相信他的這番話說出了相當一部分人包括相當一部分中國作家的心里話。他說的“那種節(jié)奏，那種語感，那種遣詞造句”實際上包含了傅雷對譯文的基本要求，即“原文的意義與精神，譯文的流暢與完整”“兼籌并顧”，也就是“傳神與達意”“銖兩悉稱”。他的表達直率且令人感動：“其實，說到巴爾扎克的影響，還不如直接了當說傅雷的培養(yǎng)更好，很長時間內，我一直把傅雷譯本當作自己的語文教材，傅雷實際上就是我的語文教師。”這一方面說明，傅雷的翻譯是“純粹之中文，無生硬拗口之病”，另一方面，譯文必須是“創(chuàng)造中國語言，加多語法變化”后的結果。古今中外的語言精華皆為我所用，這是發(fā)展我們現今語言的必由之路，單獨的某種特色必須適當地加以運用，才可能成為一種語言的優(yōu)勢，否則過猶不及，例如成語或者所謂四字句的使用。楊絳先生說過：“有些漢語常用的四字句如‘風和日暖’、‘理直氣壯’等。這些詞兒因為用熟了，多少帶些固定性，應用時就得小心。因為翻譯西方文字的時候，往往只有一半合適，另一半改掉又不合適，用上也不合適。”因此，無論成語或四字句有多少優(yōu)點，在翻譯中使用還是要慎重。譯界有不少人認為，傅雷翻譯的一大特點就是使用成語或四字句，故他的譯文讀起來音韻和諧，鏗鏘悅耳。這是以偏概全，我們不能以傅雷譯文中對成語和四字句的偏好就將其說成傅譯的特點。四字句或與傅雷本人的行文特點有關，而成語其實是很少見的，如李健吾先生所說：“巴爾扎克的龐大段落，在他是氣魄，是氣勢，是酣暢，……在巴爾扎克，一切顯示出他的才情汪洋，千言萬語，宛如怒濤奔騰，一放而出。”傅雷說：“我的經驗，譯巴爾扎克雖不注意原作風格，只要筆鋒常帶感情，文章有氣勢，就可說盡一大半巴氏的文體能事。”傅雷的譯文能夠傳達巴爾扎克的語言魅力，多半靠他對巴氏作品的理解和熱情，這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情，與成語和四字句的多寡無關。欣賞、學習乃至于借鑒傅雷的翻譯，如果僅著眼于成語或四字句的使用，那就僅涉及皮毛而已。

一套書，兩篇序言，執(zhí)筆者不同，一個是法國文學研究者，一個是從事創(chuàng)作活動的小說家，各司其職，重點自然有異，此書的編者用意可謂深矣。我雖然年紀有一把，讀書卻不多，尤其對于譯界了解甚少，若論一個窮盡畢生之力讓一個外國作家馳名中華大地的譯者，我只知道中國人是通過朱生豪、李青崖、李健吾、汝龍、傅雷等的翻譯才認識和深入地理解莎士比亞、莫泊桑、福樓拜、契訶夫等外國作家的美妙與深刻。莎士比亞、莫泊桑、福樓拜、契訶夫等作家自然是值得出致敬版，朱生豪、李青崖、李健吾、汝龍以及我不知道的諸君，是否也值得呢？我認為，值得。中國是一個翻譯大國，翻譯家們的創(chuàng)造性勞動不僅豐富了我們的母語的詞匯、句式和結構，也為我們的作家提供了不竭的學習的園地。好的譯本不僅可以成為作家們借鑒的對象，還可以為他們提供“語文教材”，成為他們的“語文老師”。創(chuàng)造和改善現代漢語，應該有也必須有翻譯家的貢獻。至于何時能出現一個或幾個如傅雷一樣視名利如敝屣、傾心盡力于介紹外國的優(yōu)秀文化、將翻譯當作藝術融入振興民族文化的偉大事業(yè)中的翻譯家，則是一件不可預見而可遇不可求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