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的3月份，因為年輕的龔古爾文學獎得主，同時也是我譯的《溫柔之歌》的作者蕾拉·斯利瑪尼來訪，平素并不熱衷開會和旅行的我，恰好在北京有一個星期的時間，并且在幾次公開活動之間有比較多的空閑。之前在電話里，我向柳鳴九先生申請，希望他能允許我拜訪他一次。事實上，我并沒有什么事情要向他匯報，或與他商談。提出申請只是在柳先生因為一本書聯系了我之后，我在接到電話的一瞬間產生的沖動。擱下電話后，發現柳先生竟然答應了，我才覺出一點緊張來，不知道只是在紙上彼此見面，又差了十萬八千里——地理上的，時間上的——的兩個人，是不是會在見面的時候感到尷尬。

因為惴惴不安，在征得柳先生同意之后，我約上了當時也正在北京出差的學妹一同去。柳先生的家在社科院的宿舍，我不辨方向，那天找到柳先生所在的單元好像頗費了一點功夫。柳先生家的阿姨把我們接進家門之后，穿過老公房狹窄的通道，就來到了柳先生所在的房間。柳先生那時也是病后初愈，已經不方便走動了。他坐在書桌前的椅子里，電腦屏幕亮著，上面的字很大。在談話的間隙，他還間或從電腦上調出一點內容要給我看，敲擊起鍵盤來不是那么靈活。房間里放著的一大排書柜我倒是并不陌生，應該是在各種照片上見到過。柳先生向我展示了他主編的很多套叢書，都放在專門的柜子里。

那天其實聊了很久。我甚至還有幸被柳先生留下來吃晚飯。他帶著長者的寬和告訴我都準備好了，我沒敢拒絕。可那天究竟談了些什么，或者吃了些什么，我除了一點模糊的印象，都記不確切了，只依稀記得菜式清淡，不多，卻也有待客的精心在里面，應該是他囑咐照顧他的人特地從外面買來的，甚至好像還有飯后甜點。我們的談話也一樣，雖然沒有什么陌生人的尷尬，但也始終淡淡的，只有在他評點現在外國文學研究界或者翻譯界的現狀時，或是講到自己正在做、將要做的事情，才時有激昂出現。這份平淡，于他是前輩權威見到晚輩的淡然，而于我，是緊張，也是終于見到了因文字生出過無窮想象的人的釋然。

這是我最后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與柳鳴九先生的晤面。奇怪的是，在這個影像高于真相的時代，攪擾柳先生一個下午，還吃了飯，竟然沒有拍照片。幸虧有人見證，否則我都懷疑是出于向往已久的幻覺。

而最終我也沒有能夠把《一個孤獨漫步者的遐想》的譯稿交給他，因為我搞不清楚翻譯版權是否還在自己手上。他認真地叮囑我不能簽翻譯的獨家版權，似乎我也沒有聽得進去，說到底是怕麻煩。我最大的弱點之一就是不那么珍惜自己的文字，一旦交付出去，就不再愿意多費腦筋。現在想來，見面后倘若他還有一點空想起我，應該是覺得我這樣的晚輩實在蠢得無可救藥。

但是對于我來說，那一次見面就像是完成了一次朝圣，心愿已了，就只剩下了滿足，再也不求其他。對柳先生的想象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便已然開始生根發芽了，埋藏了將近三十年的時間。如果說，問到在傅雷之外，還有誰把彼時還未能成為專業讀者的我引進了法國乃至法語文學的大門，或許最容易想到的答案就是柳鳴九先生。柳鳴九先生的譯文之前往往都有他寫的長長的序言。我應該就是隨著柳先生的序言進入杜拉斯的《長別離》和《廣島之戀》的；也隨著他的譯文初識加繆和薩特；隨著他編選的《法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資料叢刊》進入了廣闊的20世紀法國文學的世界，知道有“新小說”，有“存在主義”，還有“荒誕”；當然，更重要的是，隨著他的《法國文學史》而有了最初的，對于法國文學歷史的總攬式了解。

現在想來，正如柳鳴九先生自己在一次訪談中提到的那樣，六百多萬字的《柳鳴九文集》里，他對于法國文學的批評文字在量上要遠超其翻譯。柳先生之所以讓我產生了想要一睹真容的念頭，大約總是因為他作為一個創作者，作為一個不受他人——例如原作者，或者其他意義上帶有權威光環的人——挾制的主體在我的成長道路上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柳先生的文筆瑰麗而恣意，有時候甚至會讓人有種不應該的感覺，覺得看了他的序言或者批評文字就夠了，真正看了原作倒也不過如此。

年輕的時候，我對自己的期待，可能就是有柳先生那樣的文字。真誠、感性，充滿了想象的空間，卻總是能夠戳到作品真正的“痛點”，在原作之上騰躍，與原作“平起平坐”，至少在氣勢上。

但或許需要到今天，我才能真正掂量出柳先生對于中國法國文學研究與翻譯，同時也是對法國文學來世的生命的貢獻。我自己都沒有注意到，在2016年完成的《中國法國文學研究的學術歷程》中，“柳鳴九”這個名字竟然出現了134次。從20世紀60年代關于薩特、關于“新小說”的選譯、編譯與批評，到改革開放初期對經典作家和作品——例如羅曼·羅蘭、《紅與黑》、雨果、巴爾扎克、左拉等等——的重新定義，再到八、九十年代對20世紀法國作家的發現和深入了解，柳先生都是引導者。柳先生的名字，與薩特、紀德、塞利納、杜拉斯、羅布格里耶、尤瑟納爾、莫迪亞諾、勒克萊齊奧等等都聯系在一起。在某種程度上，說中國的20世紀法國文學研究就是以柳先生主編和組織翻譯的漓江出版社的“法國廿世紀文學叢書”以及他自成一體的序言揭開序幕，這話并不為過。

記憶里，最近一次遇到柳先生的文字，而且一個字一個字用心讀過來的，是柳先生為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的《李健吾譯文集》寫的序言。專門寫的序言并不長，但驚人的“雷點”到處都是。比如說，“按我現在的理解，當時（指20世紀40年代）李健吾的世界文化視野要比傅雷大，對外國文學作品、文化學術堅實內涵的敏感度也勝于傅雷，顯示出他是研究家型的翻譯家，而不是一個單純的翻譯者”……又比如，談及“化派”的翻譯所遭受的指責，他不無諷刺地說這些“攻擊”往往來自“在國外待得時間久，自恃精通該國語言的硬譯高手、直譯高手”。而在序言的最后，他竟然還幽默了一把，說“不久之后，中國譯界將出現新的重大事件，它將標志著中國譯界兩種思潮的合流”。

我便又想起了那次見面時，柳先生講起他不屑的現象與人時的神情。只是，2022年12月15日之后，世上再無柳先生。

（作者為法國文學研究會會長、華東師范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