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的第二日的夜晚，傳來王智量先生離世的噩耗。

近三年來屢屢想去看望他老人家，但一想到要穿越半個城市與陌生人隔空密接與次密接帶來的諸種麻煩和危險，也就作罷。2022年4月的一天，撥通了王智量先生家的電話，驚訝地發現他已經重聽，連電話也聽不清了。他說“我聽不見，你跟吳老師說吧”，就把電話遞給了吳老師。得知他們二老一切還好，也就放了心，計劃待一切恢復正常以后，一定要去看望老人家。總以為他永遠在那里，想見就可以見到的……

當我不在人世時，當原先是我的一切都已散為塵埃時……啊，你大約會活得比我更長久，——求你可別來到我的墳前……你在那兒是無事可做的。請別忘了我……然而也別在每日的煩惱、快樂、困苦當中去記起我。我不想打擾你的生活，不想妨礙它，使它不能靜靜地流。但是，當你獨自一人時，當那悄悄的和莫名的哀愁，那一切善良的心靈都那么熟悉的哀愁，向你襲來時，請你拿起一本我們心愛的書……

我拿起屠格涅夫《散文詩 帕拉莎》，這是王智量先生晚年最心愛的一本書，他在“致讀者”中稱它為“絢麗多彩的書”：“不譯不足以滿足我的感情，不譯不足以表現我對它的愛有多么深。因為它是美的、豐富的、挖掘不盡的。”我的書架上放著兩個版本的《屠格涅夫散文詩》，但卻在饋贈者不在人世時，這首《當我不在人世時》才第一次擊中受贈者。當他在人生的暮年，把屠格涅夫在人生的暮年創作的以“衰老”為主題的詩篇轉化成中文時，他是寄托著對于自己一生的多少回憶和生命隨時消失的哀思啊。

他在“譯序”中說：

《散文詩》中尤其真摯動人的，也許要算其中那些滿溢著傷感的、描述老年心情的篇章吧。1882年《歐洲導報》上最初發表前51篇時，作家為它們所定的總題便是《衰老》（Seni l ia）。讀者讀到這些篇章時，我們仿佛面對著一位白發蒼蒼的老人，為他那力求繼續為其人生奮斗而又力不從心的哀愁深感同情。這是一位多么熱愛生活又眷戀人世的老人，但是死神卻時常在恐嚇他，威脅著要帶走他……而展望未來，將只會是自己的死亡和別人的空洞的懷念。

在我的書架上擺放著智量先生贈予的畫。那是幾年前他在上海第六人民醫院的病房里，畫在一次性的餐盤上的，兩幅蘭花，一束菊花，四只蝦，還有一幅無題畫：一只蝦被四只圍攻，遠處的兩只急急地前來，它們各個身軀僨張，除了中間被圍攻的那只。我們稱它為“蝦（瞎）斗”圖。

在我的書架上，這里那里散落著智量先生饋贈的書，現在我把他們都聚在一起：《論19世紀俄羅斯文學》（復旦大學出版社2009），《葉甫蓋尼·奧涅金》（花城出版社2012），《雙子星座——帕斯捷爾納克詩選》（花城出版社2012），《屠格涅夫散文詩》（花城出版社2013），《智量文集》（2013）全套（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3）。此外，還有他與譚紹凱、胡日佳兩位先生合編的《托爾斯泰覽要》（貴州人民出版社2006），他與多人合譯的湯因比多卷本的《希特勒的歐洲》（上海譯文出版社2007）。

我于1990年認識王智量先生，那年中國比較文學年會在貴陽召開，會后，王智量先生訪問貴州大學，與我的碩士導師胡日佳先生和我們幾位在讀學生聚餐暢談。那時的王先生已是一頭白發，高大的身軀，爽朗的笑聲，給我們留下深刻印象。王先生鼓勵我們多讀書、多做翻譯，并問我們有沒有翻譯的東西。我那時沉迷于西方女性主義理論，就把一篇翻譯的習作拿給他看，他回去后便推薦給《文藝理論研究》，很快便刊發了，這對一個剛剛踏上學術道路的學生而言是多么大的鼓舞啊。

碩士畢業后，我到蘭州大學工作。1995年，我意外地從蘭州大學歷史系教授劉光華先生那里收到了王先生輾轉帶給我的小說《饑餓的山村》，也即他的第一部長篇小說，1994年由漓江出版社出版。劉先生是王先生的同輩人，他們在一個會議上相見，王先生就托他把隨身攜帶的這本書帶給我。記得當時劉先生看到我時有點驚訝的樣子，也許他原以為受贈者應該是他們的同輩人吧。的確，以我當時的閱歷，是不能夠理解這部書的意義的。既然它是以上世紀60年代的甘肅為歷史背景的，我就寫了一篇簡短的書評發表于《蘭州日報》，文章自然是寫得不得要領，王先生看到這篇書評后，給我寫了一封信，論及作品的主旨以及知識分子、現實主義等等，而這些問題，也只有隨著我們年歲漸長、對于人世間有了切身的體驗后才能夠真正理解。我屬于60后，過渡的一代，有更多的機會聆聽父輩們的歷史記憶，但他們刻骨銘心的經歷，于我們而言，依然不過是別人的故事。初從大學走向社會，工作、生活諸種壓力，迷惘彷徨，無暇他顧，與王智量先生的聯系后來也就中斷了。

再次見到王智量先生已是2008年5月，賈植芳先生的追思會上。時隔18年，我一眼就認出了他。當他聽到我的名字時，特意轉過頭來深深地看了我一眼，他似乎在問：“你在上海，為什么不來看我呀？”我低下了頭，感到愧疚。2009年春節，我和胡日佳老師、師母一起去拜訪了王智量先生。爬上華東師大一村老舊樓房的四樓，驚訝于他那據說只有41平方米使用面積的狹窄逼仄的居住條件，書擠占了幾乎所有的空間，即使是書房的書桌上也堆滿了書籍畫具，只留下中間一點空處用于日常翻譯、寫作、繪畫。海闊天空的談話、遙遠的星空往事、遠離世俗生活的文學世界、爽朗的笑聲，使主人和客人忘記身在何處。王智量先生也未在客人面前流露出絲毫窘迫，似乎這些都是極其正常的。問他過得好不好，他說:“好，我現在什么都不干，每月還有幾千塊錢，你說還有什么不好的？”1996年，王先生從華東師大教師的崗位上退休，將全部精力投入翻譯工作——于他而言，翻譯、寫作已不是工作，而是日常生活本身。

王家客廳墻上掛著一幅屠格涅夫肖像，下面有一行題字：“你想要幸福嗎？先得學會受苦。”這句格言被他視為座右銘，出自屠格涅夫于1878年4月創作的散文詩《生活規條》其一，全文四五十個字：

你想要安寧嗎？去跟人交往，但要獨自生活，什么也別去參與，什么也別去憐惜。你想要幸福嗎？先得學會受苦。

王智量先生的一篇賞析傳達了他的理解：

這是孤獨者在生活中為自己選定的人生態度，是他從冷暖人情和炎涼世態中得出的痛心經驗，那種陰森可怕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那種不遭痛苦就不能享受到幸福甜味的生活的真諦。這是作者在痛苦地總結自己的人生感受，傾吐他沉重的孤獨感。

除20世紀50年代開始翻譯《葉甫蓋尼·奧涅金》外，智量先生所翻譯的作品大都是在他后半生完成的。他在盛年時期的坎坷經歷、對于人生的思考，使他深切地領會了俄羅斯文學的精神，他常常說自己與這些作家心靈相通。可以說，他的翻譯是融入了他個人生命感悟的再創作。

王智量先生自己的創作亦深受俄羅斯作家的影響。長篇小說《饑餓的山村》中那個負傷的、軟弱的知識分子，他真摯的情感、深切的良知、豐富的內心與其行動上的軟弱無力形成了鮮明的對照，他在任何事務上都沒有發言權，甚至缺乏行動的膽量，在人們的疾苦面前保持緘默。他使我們聯想到俄羅斯文學中的“多余人”。小說對于這個知識分子的矛盾性的懺悔式表現，對于農村日常生活細節的敘述，對于富有鮮明地方色彩的西北自然風光的象征主義描繪，都體現了作者所熟悉的俄羅斯文學的影響，這部小說的開頭，便與屠格涅夫的散文詩篇《老婦人》異曲同工。賈植芳先生在為這部小說所寫的序中指出：“作者那深湛的俄國文學的素養，不僅鍛煉了他的描寫功力，而且使作品更富于獨特的文化和美學意蘊。”

寫于2000年初的自傳體作品《人海漂浮散記》，是王智量前半生個人生活的歷史性的記憶，是讓自己和自己的過去面對面，當然這種面對是一種痛苦。他在“后記”中說：“因為寫得太傷心神，每每會‘淚沾襟’，實在無法寫下去，便就此卡住，再也坐不到電腦前。……因此，搞得像一個殘稿似的。”這部作品盡管是以作者前半生的個人經歷為核心線索，但又不是純粹寫自己，更主要的是記述在一個人的至暗時刻，所遇到的美好的人和美好的事，正是這些人的善良和實際的行動，拯救了落難者。這些人是她的母親，是河北太行山區、西北黃土地上的農民、鄉村教師，是上海碼頭的工人、里弄派出所里的戶籍民警，還有同樣處于人生低谷中的知識分子。作者懷著深深的敬意和感恩的心情，抒寫了這些人的美好人性，贊揚底層人民身上的“小的美德們”。

《人海漂浮散記》的第一篇“永遠的懺悔”，歷史背景是1940年，主人公是作者的母親，逃難到后方靠種地艱難過活，兒子只是隨便一封信告訴母親自己身體不舒服，母親便湊了幾塊錢步行十二個小時來看望兒子。當兒子看見像乞丐般的母親時，卻嫌棄母親出現在同學面前。母親懂得孩子的心思但不會有絲毫的介懷，更不會減少她絲毫的愛，但她也以最恰當的方式讓孩子認識到自己的錯。她使得作者終生記著做人的樸素道理：“做人要有良心。人活著，不能心里只有自己。”在以后的艱難歲月里，母親都是作者最堅強的支柱，與兒子一同肩負命運的重軛。晚年的王智量先生，燦爛的笑令人印象深刻，但也常常流淚，只為母親。他不斷地講述由于自己的人生遭際，使母親在晚年飽受饑苦，這是他無法擺脫的痛苦，愧疚折磨著他。

《人海漂浮散記》中所寫的農民王良，是千千萬萬個中國農民的典型，面對下放勞動改造的“右派”，王良一家沒有歧視只有同情，他們并不管右派左派，也不問他是否真的犯錯，只是出于樸素的為人之道，善待別人，善待生命，自己貧困缺糧，卻讓外人吃飽，在危險的時候出手相救。作者寫道：“他單純、老實，善良得就像太行山上的土石草木一樣，他是他周圍平凡的大自然的一個組成部分。”《黃浦江邊》在藝術手法上非常成熟，主要人物馮哥以及他身邊幾位臨時搬運工的個性表現得栩栩如生。他們沒有多少知識，沒有固定工作，處于社會底層，但卻有良心，講義氣，互助團結，對于讀書人心存憐惜，對于別人的困難感同身受，不以抽象的道德標準審視別人。正是由于這些人善意的幫忙，使得一個身處困境的人一次次絕處逢生。

晚年的王智量先生總是向來訪者講述著這些故事。當他不能再寫、不能再譯時，他就沉湎在對往事的回憶中。然而，這回憶是多么沉重多么痛苦啊。“誰記住一切，誰就感到沉重。”因此，誠如俄羅斯作家愛倫堡所說：“健忘有時是出于自衛的本能，因為懷著對于往昔的記憶是不能前進的。這個世紀太艱辛了，所以不能背上回憶的包袱，甚至連兩次大戰這樣震撼各民族的大事件，都很快變成了歷史煙云。”因此，他要把目睹的人、歲月、生活記錄下來，以免健忘的人類重復歷史。

由于幾十年來在《葉甫蓋尼·奧涅金》以及其他世界名著的翻譯中所作的貢獻，王智量先生被授予“資深翻譯家”的稱號，但他從不以翻譯家和專家自居。他說：“既然作家努力讓我們感悟到世界的偉大和一個人的渺小，那么讓我們生活得更謙虛些吧。愿我們只為一件事盡力吧：愿我們所帶來的確是有益的食物。”他只是把自己視為“一個普通的大學教師”“一個外國文學工作者”，“能為我們的國家和人民做出一件有點價值的工作”而“感到欣慰”。

現在，智量先生永遠地離去了，但他又好像沒有離去。他通過翻譯的再創作，將偉大作家留給世界的遺產轉化成中國人的精神食糧，它們“是美的，豐富的，挖掘不盡的”。

2023年1月9日

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