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圍繞著名日本作家川端康成，一場新的“公版書大戰”已然上演。

“當出版社要我重譯時，我猶豫了很久。最終所以應允，也并非因為我有拿出更好譯本的能力和野心，而是因為聽從出版社的勸說，嘗試涂抹一種風格不同的譯本。”十多年前，林少華翻譯出系列川端康成作品，但因版權問題成了“絕版”，直到今年“重出江湖”。

另一位學者陳德文也曾在2020年透露自己十年前就譯出幾部，只因版權無法問津。而在今年，他的譯作已被幾家出版方同時選用。

根據《伯爾尼公約》的規定，作家去世達到一定時間，其作品的出版無需授權。我國著作權法將這一時間限定為50年，即作家去世50年后，其作品進入公共版權。

繼2021年的三島由紀夫之后，川端康成的作品也于今年進入我國公版領域。一月剛剛過半，已有新經典、后浪、磨鐵、浦睿、一頁、果麥、聯合讀創、上海文藝出版社、湖南文藝出版社、青島出版社等十幾家出版方加入了這場聲勢浩大的川端康成“公版書大戰”。

從裝幀設計到衍生文創，已有不少文章對近二十種“川端康成中譯系列”展開詳細比較。而澎湃新聞特別比對了各中譯本的譯者選擇，由此回顧川端康成作品在中國的譯介歷史，并反觀日本出版業的“公版書大戰”，希望從中獲得些許啟示。

僅《雪國》就有約20種譯本

就單篇《雪國》來說，上海文藝出版社用的是國內最早的《雪國》中譯本——1981年侍桁的翻譯；磨鐵用的是翻譯界伉儷葉渭渠和唐月梅的翻譯；湖南文藝出版社、也人、中圖網都用了學者高慧勤的翻譯；青島出版社用的是學者林少華的翻譯；后浪用的是日本文學編輯葉宗敏的翻譯；浦睿用的是學者譚晶華的翻譯；聯合讀創、一頁、雅眾、紫圖圖書都用了學者陳德文的翻譯；果麥用的是日本文學編輯曹曼的翻譯……

可以看到，各大出版方的譯者選擇基本有兩個思路，或采用歷經年歲打磨的譯本（如侍桁、葉渭渠、唐月梅、高慧勤），或尋求新的翻譯表達。

單從新經典一家也能看出這兩大思路。2011年至2022年，川端康成的簡體中文版權為新經典獨有。去年是川端康成逝世50周年，新經典出版的“新編新譯精選集”均采用兩人合譯的方式，一人翻譯，一人校對，交替進行。而受邀承擔這一工作的，是四位青年譯者——中國人民大學日語系教師戴煥，北京外國語大學日語學院教師孫容成，以及日本文學搭檔小張和小舟（“張舟”系二人筆名）。與此同時，新經典的川端康成文庫本套裝依然用的是葉渭渠和唐月梅的譯本。

面對眼下如此繁多的川端康成譯本，復旦大學日本研究中心教授徐靜波坦言讀者選擇起來確實犯難。“普通讀者只要求譯文流暢，可能的話，還帶點優美。我聽到一些對葉渭渠、唐月梅譯本的詬病，認為譯文不夠準確，但如果不對照原文，我們很難下此判斷。我也做過一些翻譯，我對自己的要求是，準確是第一位的，所謂文字的優美，也必須要符合原文的意思和文字風格。”

八十年代開始的“川端康成熱”

接下來，就要說到川端康成作品在中國的譯介史。

徐靜波向澎湃新聞記者表示，川端康成于1926年發表了《伊豆的舞女》，并出版了小說集《感情裝飾》，奠定了他在日本文壇的地位。但在當時的中國，注意到他的人不多，除了新感覺派的作風曾對劉吶鷗、穆時英等中國新感覺派產生了不小的影響之外，川端康成本人似乎并未在中國得到特別的介紹。

而1937年《雪國》出版時，日本已經發動了對中國的全面侵略戰爭，中國各界已不可能再關注日本的文學界動向，這一類作品也不可能譯介到中國來。戰后相當一個時期，中日之間極少有文學往來。1950年以后，即使有極少量的日本文學作品被譯介到中國，主要也是像小林多喜二、德永直等的“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因此，除了極少數的研究人員，川端康成的作品幾乎不為一般讀者所知曉。

可以說，一直到中國改革開放后的1981年，川端康成在中國才有了規模性的譯介。據學者田雁在《日文圖書漢譯出版史》的記載，1981年，侍桁翻譯的《雪國》（上海譯文出版社）和葉渭渠、唐月梅合譯的《古都雪國》（山東人民出版社）都可稱得上是川端康成作品中文譯本的篳路藍縷之作，其功績不可忽視。

之后川端康成受到了中國讀者的歡迎，僅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就有30余種譯本出版，單本翻譯最多的是《古都》和《雪國》，都超過10種。系列圖書有社會科學出版社的《川端康成文集》10卷本（1996），漓江出版社的川端康成作品系列8卷本（1998），人民文學出版社3卷本的《川端康成小說經典》（1999）。

日本尚未迎來川端康成公版期

1968年底，川端康成在瑞典斯德哥爾摩領取了諾貝爾文學獎，成為繼泰戈爾之后第二位獲得此獎的亞洲人，也成為第一個獲得諾獎的日本作家。也是因為諾獎的緣故，川端康成成為在中國知名度最高的日本作家之一。

“自從川端康成的書進入公版期之后，國內一下子出了這么多的譯本，令人驚奇。我原本想過名著作為經典文學的一種必定有它生命力超強的理由，但實在沒想到譯本會‘一窩蜂’沖上來。”

旅日作家、譯者毛丹青告訴澎湃新聞記者，反倒是日本因為版權保護期從原來的50年延長到了70年，所以目前還沒有迎來川端康成的公版期。而這個落差也讓日本讀者吃驚，無法理解海內外的“雙標”。“川端康成畢竟是世界文學的一個重鎮，一座文學的高峰。現在被解禁了，誰都可以往上‘爬’了，自然會產生喜慶的心理，所以這回的出版熱潮也是有這層理由的吧。”

從文學發展的角度來說，毛丹青贊成川端康成的作品能有很多譯本，尤其是在當今的文學語境中，能為讀者提供不同的語感本身就是一種進步。譯本多了，可比較性也變強了，對原著的解讀也會變得立體起來。

徐靜波也這樣認為。“一部作品有多個譯本絕對是好事，有比較才能有鑒別。最后總會有一些行家出現，讀者的欣賞力、鑒別力也會慢慢提高。只是，切忌流水線式的操作。”

澎湃新聞記者頗感驚奇的是，目前許多預計于2023年出版的川端康成中譯本都有了豆瓣信息，推薦語部分大多寫到了川端康成的諾獎授獎詞，寫到了莫言、余華等中國作家對川端康成的推崇，然而，不少譯本的譯者信息卻是一片空白。

“井噴”現象終究止，從“群毆”到“單挑”

實際上，日本出版業也出現過“公版書大戰”。

毛丹青表示，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埃克蘇佩里的《小王子》，這本法國文學名著最早于1953年由巖波書店出版了日文譯本，到了2005年進入日本公版期，結果第二年大約有13種新譯本“一窩蜂”問世，這和川端康成的公版期之于中國的現狀酷似。

“不過，接下來看，《小王子》一直到現在仍然還在出版新的日文譯本，不是‘一窩蜂’，也不是‘群毆’式，而是‘單挑’，變得細水長流，精品不斷出現。”毛丹青舉例他剛翻譯完的日本圖像小說《小王子》——這是一本用1000多幅手繪展現原著風貌的嘗試與再創新，“從《小王子》2005年進入公版期到2020年的新譯本出版，整整15年，世界名著才能走到這個精雕細琢的境界。”

在他看來，這對我們今后如何對待公版書是有啟發的——對川端康成譯本的“井噴”現象終究會因為時間的延續逐漸停止，同時也會進入“單挑”的成熟階段。

“一本好的文學作品的翻譯并不是為了趕集趕時髦趕場子而出現的，它往往是因為翻譯者發自內心的喜愛與共感才得以實現的，就像文學翻譯永遠是一個孤獨的作業一樣，與作家寫作的狀態如出一轍。”

參考資料：

[1]李芒.日本文學在中國的翻譯和評價[J].日本學刊,1992(05):53-58.

[2]李彤.川端康成小說在中國的翻譯·傳播和接受[D].山東師范大學,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