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索拉

近期，作家、作曲家劉索拉暌違十年新書《浪跡聲涯：劉索拉與朋友們》，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劉索拉畢業于中央音樂學院作曲系，師從杜鳴心。1985年,她發表中篇小說《你別無選擇》，以獨特的“黑色幽默”手法來描寫那個年代音樂系大學生們的生活而轟動文壇。她還寫了《女貞湯》《迷戀咒》，散文、歌劇劇本等，曾獲全國中篇小說獎等多項獎項。作品被翻譯為英、法、意、德、日文等。她更為人熟知的是她作為作曲家的身份。1993年，她開始用中國說唱形式來創作“中國藍調——藍調在東方”，音樂作品有歌劇《驚夢》《自在魂》，舞劇音樂《六月雪》及大批影視音樂、管弦樂隊、人聲藝術與綜合樂隊作品等。個人專輯《藍調在東方》《中國拼貼》，最新作品《中國擊打組曲》《動物圖騰組曲》等，2003年，她創建“劉索拉與朋友們”中國樂隊。曾旅居倫敦和紐約，曾為柏林世界文化大廈國際顧問組成員。

這本新書記錄了劉索拉將音樂融入生命、在漫長的時間中摸索聲音的樂海之旅。劉索拉說：“這個樂隊里的這些人，是一些卡在轉折時代之間的優秀音樂家，他們經過上個時代的束縛，又在經歷這個時代的松綁，這一松一緊，其實是人性轉折的一種折磨，也同時是音樂觀轉折的一種折磨，音樂觀的改變，就是世界觀的改變。”

在接受作家出版社編輯商曉藝采訪時，劉索拉坦言，“這本書里面既沒驚艷故事，也沒什么可嚼舌的私事，屬于一種關于nothing（無）的書,除了音樂什么都沒有，而音樂本身就是無。這書每句都是關于我們樂隊和有關音樂的細節，卻沒有什么大目的大意義。這世上有種種活法，選擇哪種，都不容易，都有很多細節牽扯進來。”

商曉藝：您的音樂聲涯的啟蒙來源于哪里？在什么時候萌生的？在中央音樂學院上學時，都聽些什么音樂？

劉索拉：和很多小孩兒一樣呢，我三歲開始學鋼琴。那時候，除了練習曲，主要是莫扎特、貝多芬、巴赫的曲子，還有革命歌曲改編的鋼琴曲。除此，我還旁聽跟著我姐姐的老師學了京劇。我媽媽也經常給我們放老唱片，那些老唱片包括中國戲曲、馬思聰的小提琴曲、革命歌劇、老上海的爵士樂等等。直到七十年代全國招生，考入音樂學院。在音樂學院，當時主要是系統的學習古典及浪漫派印象派的西方音樂和中國傳統音樂。在快畢業的時候才有了現代主義的課（比如勛伯格）。我們也可以在圖書館找到西方古典至現代主義的音樂錄音，而我私下里最愛聽的是當時流行的歐美流行音樂。所以那個時候我就整天帶著耳機搖頭晃腦聽迪斯科。

商曉藝：Ornette構架的烏托邦狀態對您來說，是一種挑戰嗎？有沒有發生過在臺上樂手突然斷片或者突然情緒“貝多芬反映”了怎么辦？把“即興演奏”加入進來，您是怎么想到這么棒的主意？

劉索拉：我是90年代到了紐約才聽說了Ornette Colman的，然后遇到了他本人。剛開始完全不明白他的概念，只是覺得聽著興奮。后來使勁兒琢磨，才更感覺他偉大。但的確能做到是很難的，連我本人都不可能在每場音樂會和隨時都能做到。而且做不好的人居多，這是為什么紐約每年有很多自由爵士組合的唱片出品，但能聽的很少。樂手斷片是常有的事情。所以我想到了一個我可以做到的方法，就是寫譜子，然后空出來一些空間給樂手即興，而不讓樂手感覺完全沒有依靠。所以我很少給樂手的譜子是完全即興的。但那一點兒空白很重要，好像突然可以喘口氣當一下自己，然后再回到樂譜控制里。

商曉藝：在開始演出的第一分鐘就要抓住觀眾的耳朵，至少有一個小時狀態都不能掉下來，這很難，您是如何在演出時持續保持這種高強度敏感狀態的？

劉索拉：這得練。我們多年排練和演出都是有錄像的，然后回放，就能發現什么時候自己的氣息弱下去了，狀態被跟上等等。然后要通過訓練改正。這樣的練習很累，通過這種訓練我懂得了過去老藝人是怎么回事。過去老藝人為了能留住觀眾，每一秒鐘的動作都是精心設計的，他（她）要保證讓觀眾的眼珠完全不能轉移視線，完全盯著舞臺，所以他們竭盡全力在用唱腔和身段表現自己的演技。這種傳統是非常寶貴的，現在我還是可以在一些地方戲演員的身上找到。而對于我來說，這樣的訓練讓我在作曲的時候能從演出的角度來處理音樂，而不只想著作曲理論。我們的樂隊在訓練的時候，高度敏感和持續的能量一直是我們大家都需要攻克的課題。

商曉藝：您在實驗藝術中，印象最深刻的一次藝術實驗成功能談談嗎？是哪一場？

劉索拉：我做的實驗太多了，有很多都是失敗的。當然也有一些是引起很多關注的。可能最瘋狂的一次是做“中國拼貼”，只是用了人聲和一把琵琶。其中一首“節日/雞趕廟會”，是我把幾個傳統琵琶的動機并列在一起，請演奏家反復演奏，并且在演奏時候改變了處理重音的方法，反復演奏之后，產生了一種很激烈的情緒，整個樂譜都是我做的排列，只有中間留了一小節的空白，我告訴演奏者如何在這短短的時間做一點兒過渡性即興。但其它都是嚴格照著我排列的不同動機演奏。我的人聲也是用了傳統音樂風格的襯詞方式在高音上來回反復，我還學著二胡和嗩吶的聲音，雞叫的聲音。排練時候我想象著自己就是民間藝人，得用盡全力讓聲音持續保持能量，有次連續這么唱的時候，眼前一片黑，深感民間藝術不容易。這首曲子的首演馬上得到了紐約時報的好評，后來這張唱片還進入了茱莉亞音樂學院的課堂。首演的琵琶演奏者說手都彈破了，比演奏莫扎特的音樂還累。并且在她演奏這首曲子后，很多人都認為那是她的即興演奏，因為我當時去作曲的時候腦子里想到的是即興音樂那種激情和特點。后來這首曲子一直是我們樂隊的高光曲目。整個樂隊演奏的效果更熱鬧。

商曉藝：您在音樂上的成功，這種功底，是與生俱來的，還是后天培養出來的？

劉索拉：我小時候學音樂的時候，屬于那種最不招老師喜歡的學生。我的性格比較放縱，照著規矩去做的事情，總是做不好，只能自己找到自己的方法才行。我總在想，如果我小時候有爵士鋼琴老師，我也許會更感興趣彈鋼琴。小時候學琴過程很重要，小時候養成的毛病長大就很難改了。但在作曲上，多虧我遇到了好老師，比如趙宋光先生，他教給我的和聲，啟發了我對聲音的認識，好像他把聲音的宇宙擺在我們面前了。還有杜鳴心先生，他的天賦和靈感，永遠是對學生的啟發。帶著在音樂學院受到的啟蒙教育，我自己再周游各國，去找屬于自己的聲音，把天性啟發出來。有些我們小時候或年輕時候學的東西，要經歷人生的各種磨練之后才明白是怎么回事，我屬于成熟晚的。

商曉藝：您對藝術的理解是什么？為什么？

劉索拉：我不把藝術當什么特殊的事情去理解。有人味覺靈敏，可以當廚師；有人嗅覺靈敏，可以當藥劑師；我是聽覺靈敏，所以做音樂。都是一樣的。

商曉藝：時隔三十年，《你別無選擇》依然是存在在中國文藝界的一顆閃耀的金星，您現在還能回想起當時創作這部作品時的狀態和心境嗎？和現在有什么不同？

劉索拉：現在偶爾讀這部作品，能感到那時候的年輕活力，但當時我真的沒有想去當作家。當時創作這部作品的時候，只是單純的想把周圍同學的那些事情寫出來，覺得他們的精神很可貴，希望至少能讓我周圍的北京朋友們知道這些人和這些事，覺得寫出來能有二十個朋友看到就知足了。完全沒想到要“進入”文學界。后來我也沒把“ 被認同”當成什么大事，只不過看到自己的作品變成了印刷版覺得很好玩兒。對于當時那種成功，不僅沒有興奮感，反而有種恐懼，覺得很失落。好像我那種自由狀態開始被社會狀態侵犯了。這一點我至今還是沒變，我喜歡自己的自由狀態，沒有那種社會地位的約束，用不著為了某種形象而使勁。

商曉藝：您小時候都喜歡看哪些書夯實了您的文字功底？在國外求學時，和現在，分別都喜歡看哪些書？

劉索拉：我開始對讀書有感覺，和很多當時的小孩兒一樣，開始讀那些俄羅斯名著、法國古典名著、中國古典文學，還有魯迅等，這些不過是所有孩子開始讀書的基礎。后來對我最有影響的是年輕人之間流傳的內部書籍。當時北京有各種文化小圈子，大家互相交流手中的書，有些孩子的家長可以從海外帶來新書，北京還有個內部書店，能進去就可以找到很多翻譯的現代文學，就是后來大家都提到的“白皮書”。每個星期我們都互相交換一堆書，除了大量的西方古典文學，還有大量西方現代文學。“白皮書”的存在對于我們那代人起了很重要的文學啟蒙作用。記得當時最影響我的是薩特和加繆，還有那些歐美現代主義的小說。在國外工作時期，我也接觸到了西方現代和后現代文化理論，這些書有些在國內是有譯文的，這些書對于了解當代藝術非常有啟發。但在那一大堆理論家名字里，我最喜歡的是德勒茲，可能因為他也是音樂家的緣故。我絕對不敢稱自己是讀書人。但說實在的，啟發我寫文字的不是文字，而是音樂。

商曉藝：“老老實實學習去,你注定得做音樂,你別無選擇。”為什么別無選擇？是從什么時候感覺到自己必須得讓世界了解“中國音樂”的使命？

劉索拉：我從來沒有使命感，而是本能。當時寫那部小說的時候，是為了讓周圍的人了解年輕作曲家們的事情，因為那時候他們的存在受到了很大的爭議。我帶著打抱不平的沖動，寫了那部小說。后來做中國音樂，也是因為在國外參加了很多的音樂節后，發現了中國音樂的弱勢，于是產生了要做當代中國音樂的沖動。我不是一個活著有很多目的的人，但生活中發生了太多事情，逼迫我必須做出選擇和行動。

商曉藝：您從1993年開始用中國說唱形式來創作“中國藍調——藍調在東方”，您的音樂總能給人帶來不一樣的精神震撼；2003年“劉索拉和朋友們”集合起來，直到現在，這么些年，您在作曲方面，靈感來源于哪里？

劉索拉：就“藍調在東方”來說，我的靈感來自讀《今古奇觀》中的故事，我還要感謝阿城，在美國的時候，他送給我一套《今古奇觀》。我讀著讀著，覺得里面全是可以唱的文學。想到古代的人肯定是邊說邊唱講故事。就想到自己去感受一下古代人說唱的樂趣。然后我又想到我喜歡的藍調說唱，想到如果把藍調說唱和中國古代說唱放在一起，可能會有意思，因為都是說唱，我還借用了自由爵士的方法，這樣音樂的展開就更加天馬行空，而在配器上，也是結合了多種音樂的寫作方法。這樣在節奏上就更加有趣。

每一部不同的作品，我都會讓自己去先做各種調查，學習不同的文化，去找到更新鮮的靈感。每個階段的作品都有很大的變化，而不去重復已經做的事情。

商曉藝：在85年代，像您這樣做搖滾，有沒有一種玩“出圈”的感覺？您在做音樂的這么些年，您怎么面對周圍阻礙的聲音，怎么突破的？

劉索拉：我當時做搖滾樂，的確有點兒太早了，加上是個女孩子，所以被社會看成是個瘋子，我的音院有些老師也曾說我給他們丟人。但我就是這么一種性格，想做的就非要做，還要搞清楚。正好我有了機會去美國訪問，聽到了藍調。然后又有了機會去英國，接觸搖滾音樂樂隊 。我一旦喜歡做什么，就不會在意周圍的阻礙。我得感謝一路上遇到貴人相助，包括我的音院老師杜鳴心先生、趙宋光先生都表示支持我。乃至后來自由爵士大師ornette colman、茱莉亞音樂學院周·薩克先生等。

商曉藝：在新書《浪跡聲涯》里，您說浪漫派音樂的人，可能逃不出貝多芬或柴可夫斯基的影響，而現代派作品，必須具有對人性扭曲的敏感度？一般讀者，應該如何理解這個“人性扭曲敏感度”？“藍調在東方”專輯封面是同一種意思嗎？

劉索拉：我所說的音樂派系，就是非常具體的音樂派系，“現代派”是指上個世紀三、四十年代產生的音樂流派，它的特點是無調性的，無調性音樂的產生也和當時的人文思想有關，從更敏銳的角度描述人性。同時從美學上推翻了旋律美。打個比喻，以前會優美唱出來的情緒，可能變成了一種呻吟或喊叫式的聲音。這其實更接近人性本質，只不過在這之前人類不想承認這個本質，就用美麗的旋律來渲染情緒。現代主義揭開了很多本質的東西。但“藍調在東方”準確來說是“當代”音樂作品，屬于很大眾化的作品，是受到中國傳統說唱和自由爵士加藍調音樂啟發而創作的。不知道我說清楚沒有。

商曉藝：在《浪跡聲涯》“關于這本書”里，您說到吃對音樂的重要性，要保持高能量高熱量的進餐，才能保證每天十幾個小時的訓練，能不能跟讀者分享一下您在訓練時候的飲食結構是怎樣的？您的體態一直特別好，又是怎么做到高熱量的供能和形體同時擁有的？

劉索拉：我的生活方式絕對不是養生的好例子。因為我太極端了，身體狀態也是大起大落的。目前剛從一場六年的大病中走出來。我舉一個例子，就是某位演奏家曾經去辟谷，回來以后瘦了很多但是對樂譜的反應也慢了很多。我讓他去檢查身體，果然是貧血了。所以辟谷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做的。或者那些被家長逼著學很多東西的孩子，高蛋白的飲食是非常重要的。對于上了年紀的人來說，發胖是正常的，如果沒病，就是大幸運，不用把外表當心理負擔。

商曉藝：我在豆瓣上看到了一位網友的留言說“真想和她做朋友”，您會跟粉絲做朋友嗎？如果她/他不懂音樂和文學呢？

劉索拉：我有各種各樣的朋友，不用擔心和我說話必須懂音樂什么的。但我不知道怎么操作上網和人交流。我們樂隊有個微博的窗口，但是我從來不知道該在哪里打字。很對不起網友們。將來找個我能掌握的方法可以和大家交流做朋友。

商曉藝：《你別無選擇》爆紅后，為什么沒有在文學界繼續深耕下去，而是選擇出國學習音樂？與您而言，在當時那個狀態，您是更喜歡音樂還是文學創作？

劉索拉：當時我深深感到自己在音樂上有很多的欠缺，不想簡單的混，當時無論在文學還是在音樂上，都有很多對我敞開的大門，但是我覺得以自己的能力而言，那樣做下去就像是在行騙一樣。

商曉藝：您說很多特別棒的英國作家一輩子沒怎么出過村子就寫出特別好的文學作品，您在《你別無選擇》爆紅后選擇深耕音樂而去異國求學，現在回來了，接下來打算在“村子”里做些什么呢？

劉索拉：一輩子不出村子，前提是村子或家里有很豐富的圖書館，供人想象世界。八十年代我們在國內，知道的信息太少了。偶爾出一次國，發現天太大了，我們遠離對世界的認知。我從2002年就回來做這個樂隊了，中間會帶著樂隊去國外演出，然后我們開始在國內和觀眾見面。一晃這個樂隊就做了二十年了。現在樂隊成員都開始更新到更年輕的一代了。我可能會放更多的精力來創作音樂了。

商曉藝：有網友稱您是“自由的靈魂”，您覺得自由了嗎？

劉索拉：沒有絕對的自由。但是我們通過努力可以達到內心的相對自由。當一個人專注于他喜歡的事情，在那個瞬間就能達到靈魂的自由，我們就要讓生命里有更多的這種瞬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