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徐風的《江南繁荒錄》，對新世紀以來的散文創作有三個創新之處，一是結構精妙，以三個詞牌組成三個聲部，編織成一個江南文化版“清明上河圖”；二是地域品格、歷史品格與現實品格融為一體，凸顯了“世情風流不忘家國之念，雅俗之間盡顯人性關懷”的江南地域品質；三是比較好地處理了歷史性與文學性、抒情與智性、真實性與虛構性三組糾纏中國現代散文的難題。

關鍵詞：徐風 江南繁荒錄 新散文 地域文學

一

新世紀之后，散文越來越成為一種“易寫難工”的文體了。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散文既與中國文學整體發展有著密切關聯性，又在文體邊界和表現特質上不斷探索，呈現出“難以歸類”，又具有強烈“創新性”的品質。非虛構、博物志、歷史敘事文、詩歌、小說等文體，都不斷與散文發生雜交生成，各類文體所長，都被散文“化而用之”。散文內涵變得更豐富，不僅知識性大大加強，文化知識密度、含量與純度不斷提升，內在哲學韻味、生命底蘊和主題深度，都達到與長篇小說一較高下的能力——不得不承認，當下中國文壇“新散文”，已與我們印象里古典散文“山水紀游”“懷人感物”等基本內容，面貌差異甚大。

很多作家和學者，都將1998年云南大家雜志推出的“新散文”欄目，視為“新散文”誕生的標志。新時期以來的散文創作，經歷了先鋒散文、女性散文、大歷史散文、閑適散文等類型的沖擊。1990年代末，散文進一步走出單純受到社會和文學潮流裹挾的困境，走向提高文體創新能力的艱難道路。劉亮程、張銳鋒、蔣藍、祝勇、周曉楓、李娟等，都是其中的佼佼者。散文作家的努力，又與尋找漢語文化內在主體性緊密相聯，祝勇認為：“但與20世紀80年代先鋒小說比起來，我認為它更冷靜、更深厚、更成熟、更卓越，因為它不再是對外部刺激的條件反射，也克服了先鋒文學的某些‘幼稚病’。在改革開放20年前后出現，給了它充分的孕育、成長的空間，使‘新散文’表現出強烈的‘內生性’。”①

目前的散文創作，“歷史與地域”題材比較常見，也最難以創新。這類題材，興盛于1990年代余秋雨、周濤、夏堅勇等為代表的大歷史散文、西部散文等類型，社會影響力很大，對于提高散文的知識品味起到很好作用。新世紀之后，這類散文就慢慢衰落了，除了“套路化”表達方式，讓讀者心生厭倦之外，還有幾個重要原因在于，歷史書寫被取消“思想的難度”，流于空泛抒情和知識堆砌，地域文化書寫失去“山河大地的領悟”，沒有生命體驗與哲學提煉，則流于“地方知識獵奇”“地域贊歌”與“神秘事件探微”。

就此而言，徐風的散文集《江南繁荒錄》，是一部“令人驚艷”的作品，也是新世紀以來地域歷史領域的一部優秀之作。它以“繁荒”作為歷史理性的注腳，鑄造以“宜興”為代表的江南文化溫柔敦厚、曠達隱忍的德性，隱逸出世與家國用世結合的品性，溫潤風流、浪漫卻又務實的審美性，以及貴生畏天、崇文愛人的地域文化根性。另外，這部散文集語言含蓄典雅，自然親切，樸素真實。散文構思則精妙傳神，靈動高邁，又渾然一體，處處透出傳統文章學“布局謀篇”“點山染水”的高超技法。

二

具體而言，《江南繁荒錄》有三個“精妙”之處。首先，就是散文結構與選材的精妙。傳統散文集，大多注重單篇文章的內部構思，不太注重整個集子布局謀篇，只在相對松散結構中，以大致相同題材、筆調和構思，取得象征性統一，例如何其芳的散文集《畫夢錄》。新世紀后的新散文創作，整體性構思更復雜宏闊，更好吸收借鑒長篇小說布局謀篇的長度整體性，也傳承傳統文章學結構手法，往往一部散文集，更像一個渾然一體的“大文章”，例如，劉亮程的《一個人的村莊》，祝勇的“故宮系列”作品等。《江南繁荒錄》也有類似特點，大框架有大呼應，小結構內有乾坤骨肉，主要框架包含三個部（類似戲曲），以三個詞牌為名（青玉案，聲聲慢，風滿樓）。三個聲部猶如三個華彩樂章，將紛繁復雜的歷史與現實，種種史料細節與社會風潮，歷史名人與鄉野村夫逸聞，編織成一個江南文化版“清明上河圖”。《青玉案》乃以歷史與傳說“虛寫”江南文化精神，《聲聲慢》則“實寫”當下江南俗世民間紀聞，從沙祖康、丁俊暉，到郎中、蠶娘和復墾的農民，江南鄉村捉肥、養蠶、婚喪嫁娶、吃喝拉撒的習俗，都被記錄下來。《風滿樓》則“虛實結合”，著眼于雅俗融合的“江南器物”，寫紫砂壺、書畫江湖和收藏界軼事，既寫雅俗相容的文化，又寫浮囂易變的人心，藝術家在市場與審美之間的掙扎。

具體到每章節內部，也是構思精巧。比如，第一部《青玉案》雖整體“虛寫”歷史文化精神，但四個章節各有側重，亦有“虛實結合”“輕重緩急”筆法，第一章寫江南文化操守，第二章重江南文人心性，第三章寫江南教育傳統，第四章則以重筆彩墨，通過女性寫江南氣質。第一章《風與氣》，以“古碑”地方風物寫起，繼寫江南仕途上白居易、劉禹錫等官員的趣聞，特別講到陸羽、李棲筠與陽羨茶的故事。第三節“生命書”寫不愿為官的單鍔，以生命為代價，寫就奇書《吳中水利書》。第四節寫隱居“善卷洞”的褚南強，凸顯江南文人不慕名利，為國為民又恬淡自守的文化操守。第二章《古城簽》選取宜興歷史片段，連綴起來，彰顯江南文人心性。一是明朝宰相徐溥寫給李東陽的信，涉及名畫《清明上河圖》，談的卻是對名利榮辱的態度；二是明代大臣盧象升筆下的《湄隱園記》，以紙上虛擬想象的名園，寫文人出世與入世的矛盾心態；三是寫宜興老茶館從民國到當代的興衰，寫文化空間的精神塑造；四是寫1980年代，兩名作家余曉復與楊瘦人，調入城里轉戶口的故事，續寫對文化人的尊重。第三章《仰望與遺忘》從鄉村私塾寫到縣學，再到大名鼎鼎的東林書院，從科舉制到民國現代教育體制，作者以蘇東坡，顧憲城，徐致靖，任啟運等文人教育家故事，串聯起江南“重教安文”傳統。第四章《女人何必江南》構思更精妙，作者以貞女、孝女、烈女、義女和逆女五個視角為著眼點，彩線連珠，細膩真實，有褒揚也有針砭，史料剪裁選取精當，既寫大歷史下女性悲劇命運，也寫江南女性不合流俗的情義擔當，凸顯了江南女子的“紅顏性情”與“女性肝膽”。

其次，地域品格、歷史品格與現實品格融為一體，是本書第二大特點。《江南繁荒錄》以“繁荒”為題眼，將散文的歷史、現實與地域品格結合。這部散文集以歷史理性觀照江南滄桑巨變，推崇一個有生命溫度的江南，一個崇尚文化人格的江南，一個有情有愛的江南，一個將家國擔當與個體生命訴求融合的江南。它的歷史書寫部分，既與地域品格結合，又有著現實寄喻。歷史的殘忍與歷史的溫情，都融合在作者筆下。作者徐風也對江南鄉村生活，文化民俗，鄉間人物，進行了不動聲色的價值判斷。那些為了土地拼盡全力的農民，溫柔美麗的蠶娘，為救人不惜毀名聲的土郎中等普通人，也寄托了作者的文化理想與民間精神。在對現代書畫界、收藏界的探秘過程中，也能看到當代光怪陸離的社會亂象，金錢對藝術的摧殘與利用，真正藝術家的操守和人格追求。作者的現實精神，無疑有著強烈的批判性和諷喻性。同時，《江南繁荒錄》的歷史品格與現實品格，都統一于地域性品格的塑造。很多以地域書寫為題材的散文，給人以“似曾相識”之感與“渙散松弛”之意，重要原因是對地域文化精神缺乏有效提煉。本尼迪克特在《文化模式》中引用印第安人的諺語：“開始，上帝就給每個民族一只陶杯，從這杯中，人們飲入了他們的生活。”②環境、時代與種族也成為丹納在《藝術哲學》中提出的重要三要素。排除“政治性地域設定”因素，地域文化往往特指語言、風俗、知識、宗教信仰等諸多方面，經過長時間段穩定的社會培育，形成的共同體想象。由此，“地域文學”也就成為從地域文化生發而出的文學特質性。當下流行的“文學地理學”話語方式下，地域文學則有著后現代、后殖民等“后學”的影響。地域文學與空間學研究結合，更注重地域空間構成之中的階級、權力、族群、性別等微觀政治因素的復雜扭結關系。學者李怡還提出“地方路徑”研究方法，以地方性路徑呼應中國文學研究的中西方文化、傳統與現代文化的復雜互動關系：“與‘區域文學’‘地方文學’相對靜止的歷史描述不同，‘地方路徑’文學研究的重心之一是‘路徑’，也就是追蹤和挖掘現代中國文學如何嘗試現代之路的歷史經驗，探索中國文學介入世界進程的方式。‘路徑’意味著一種歷史過程的動態意義，昭示了自我開放的學術面向，它絕不是重新返回到故步自封的時代，而是對‘走向世界’的全新的闡發和理解。”③如果借“地方路徑”概念看待《江南繁荒錄》，我們會發現，作者不僅集中呈現江南風土，江南民俗，江南器物，且更注重對于地域精神的提煉。無論歷史風云變幻，還是現實紛擾無序，無論古碑孤本，名人書信，還是文學作品，地方志書，無論宰相名臣，落魄書生，退居隱士，還是倔強農民，美麗蠶娘，誠信郎中，《江南繁荒錄》都以“家國”與“個人”為地域文化品格兩端，即“世情風流不忘家國之念，雅俗之間盡顯人性關懷”。這種提煉與總結，將“文化江南”“民間江南”與“器物江南”統一，也將江南歷史與現實結合，顯示著作者非同一般的藝術視野。這種立體而深邃的“江南品格”，不同于單向度的，對某種江南特質的凸顯，而是在歷史、思想與現實維度上，進行了重新融合，既有鮮明地域特色，又對我們理解“中國如何進入現代”，及“傳統如何與現代融合”“中國文化的主體性如何塑造”等重大命題，提供了有參考價值的“江南坐標系”。

三

再次，《江南繁荒錄》這部散文集，精妙之處還在于，比較好地處理了歷史性與文學性、抒情與智性、真實性與虛構性三組糾纏中國現代散文的難題。 孫紹振認為：“中國現代散文，從五四以來，主要靠三個要素，一是抒情（詩性），一是幽默，一是敘事（戲劇性的和沖淡的）。根據周作人的研究，其淵源主要是中國的明人小品和英國的幽默散文，長期以來我們的散文就是這三種要素和兩種淵源中發展，此外就是魯迅的社會思想批評雜文，基本上是審智的，并不完全是審美的。值得注意的是，在五十年代以后的中國現代散文史上，詩性的抒情和智性的概括是分裂的。正是因為這樣，我國現代藝術散文的思想容量非常有限；當代散文思想比之小說和詩歌相對貧弱是不爭的事實。”④

細究而來，中國現代散文文體，在其發生之時，就暗暗隱含了幾個內在矛盾。現代散文擺脫了傳統古文的文章學載道傳統，也刻意放大了明人小品“書寫自我”的風格，以契合五四以來的現代啟蒙，而英國隨筆散文的智性因素，大多被限制在“寫真實”的寫實層面，未能在思想上形成真正與小說等文體比肩的主題深度和相應的復雜表現形式。與此同時，散文的敘事性，又導致其有著不自覺的“虛構性”。這種“虛構性”，帶有小說等敘述文體的影響，加之“書寫自我”帶來的抒情性，雖然都能增強文本的感染力，卻也與散文文體“求真”的理性沖動，有著內在抵牾。1990年代，大歷史散文興起，“寫實”層面的真實性，上升到追求對材料的歷史哲學的提升，對歷史性訴求，結合文化的含量，成了對散文文體深度的期待，例如陳福民的《北緯四十度》，胡竹峰的《中國文章》，都是這方面的典型。然而，為了追求閱讀快感，抒情性與敘事性，沒有在散文文體消失，反而在不同作家身上，表現出不同側重性，比如，余秋雨的《信客》等散文，很多批評家將之當成小說來看。江子的《青花帝國》，羌人六的“斷裂帶”系列散文，也被認為敘事性非常強，帶有小說特質。而李娟、鮑爾吉?原野、黑鶴、艾平等以邊疆書寫著稱的散文家，其文本的抒情性就比較強。因此，對于歷史性與文學性、抒情與智性、真實性與虛構性這三組糾纏于散文文體的概念，很多評論家給出了不同的認知路徑，比如，孫紹振就認為：“抒情，歷史與文化智性三者組成統一的結構以后，就會發生重大的變化，抒情就帶上了深邃的智性，就與虛假、膚淺與缺乏思想的濫情不能同日而語了。”⑤

然而，具體到不同作家，處理方式有很大差別。就《江南繁荒錄》而言，在抒情性與智性的關系上，作者徐風主要依靠“文體語言的把握”，來達到某種審美的平衡。整部書的語言，內斂含蓄，從容平淡，簡潔生動，但他的筆法又是多層次、多面向的，比如，《風與氣》一節，寫到伍子胥與史貞女的信義故事。史貞女為了保守不出賣他人的秘密，不惜投水而死。這一節作者花了大量筆墨，描寫伍子胥心理活動和內心體驗，以側面展現史貞女的大義。抒情筆法占據相當比重，然而并不泛濫，完全從材料出發，沒有肆意擴大渲染。有的例子卻正好相反，例如《古城簽》寫到單諤嘔心瀝血寫作《吳中水利書》，卻因官場險惡，被迫閑置，作者并沒有使用抒情筆法，而是在交待單諤郁郁而終結局之后，僅聊聊數筆寫到“一個文人寫一本書，能夠用自己的生命作抵押，然后，持久地活在他寫的書里，在江南，當是獨絕”⑥。這里的筆法，卻是冷峻克制，在疏朗之中透露著沉甸甸的思考。

真實性與虛構性的關系而言，作者因地制宜，不刻意強調某種特性，而是保持整部書手法的豐富性，該“求真”之處，毫不含糊，既有真情真性，也講究真人真事。需要“虛構”之處，靈動自如，收放隨意，并不拘泥于真實的制囿。他沒有放棄虛構性，甚至有些篇章有小說敘事筆法，比如，第三部《風滿樓》的《海棠并不依舊》一節，寫江南的書畫江湖，語言從容幽默，筆法老辣，細讀之下，又不乏“荒涼”之感，不平之意。他塑造的丹尼斯?劉、屈主席、美術館長等當代“文化掮客”形象，寥寥數筆，形象生動，寫活了他們唯利是圖，卻又狡猾精明，善于混跡官場與藝術圈的“特殊本領”。散文從劉先生闖入江南書畫市場寫起，寫到屈氏兄弟以商業手法操弄書畫市場，從小培養專門畫匠，名為“培養”，實則扼殺了天才，也寫到一身傲骨的孔畫家被別有用心地，一步步地引入藝術陷阱。這一節雖是散文筆法，但敘事簡約，懸念迭起，寫人記事，別有風味，于典雅中透著筆記小說氣息，細細品味之下，作者何嘗不是借“書畫江湖”反思江南文化在商業思維下的畸變？又何嘗不是借此諷喻當下社會的壞風氣？然而，就其真實性而言，《江南繁荒錄》所有歷史典故，皆真實有所出處，所牽扯到的當代人著名物的事跡，也皆有所考證，例如，沙祖康與丁俊暉的故事。有些涉及普通真人真事的章節，卻借用代名（如劉木匠、屈主席），表現出保護小人物隱私，嚴格考證大人物史實的做法。全書附錄部分列舉37部參考文獻，雖然數量不是特別多，但范圍非常廣泛，從《四庫全書》到地方志（鎮志、村志等）、族譜文獻，從當代大家陸文夫、丁帆的散文著作到余英時等思想家的論著，甚至有杭金德的1961年《工作日記》這類非常個人化的歷史邊角料，既表現了作者嚴謹求真的創作態度，也體現了挑選材料的眼光。

當然，《江南繁荒錄》處理得最好的，還是歷史性與文學性的關系。表面上看，這部散文集似是余秋雨、周濤、祝勇等作家的歷史文化散文風格，但細品之下，卻發現這不是一部單純講歷史的散文，更不是歷史文學讀物，而是有著深切現實關懷，又有很強散文文體審美性的作品。這也使他擺脫了一般歷史散文“以歷史性遮蔽文學性”“以知識性替代文學性”等弊病。很多歷史散文，沉溺于歷史“過去的魅力”，堆砌材料，語言干澀，讓人昏昏欲睡。“歷史性遮蔽文學性”的弊病，還在于遮蔽文學聯通現實的路徑，割裂文本呼喚“生命共鳴”通道，歷史的現實對話性大大下降。《江南繁荒錄》，我們能看到作者將歷史與現實，都放在文學體驗性上統攝處理，善于剪裁與運用史料（這種剪裁與運用也體現出高超的文學性），不僅有較好的情感共鳴性，且能在更寬闊視野下熔鑄材料，將其統一于哲學觀念提煉。例如，第一部第二章《古城簽》，輯選明朝宰相徐溥、晚明大臣盧象升為古代史范例，選取的卻是“歷史褶皺”中兩件小事，徐溥與李東陽的書信，盧象升給家人回信。歷史細節之處，作家展開文學想象，徐溥借助送古畫，磨礪族內后輩的心性，李東陽對徐溥的回報，則是一篇《徐溥義田記》，褒揚宰相對于文化傳承的貢獻。兩代名臣的心靈交流，皆在高潔人格。名畫激勵后輩不慕名利，義田勸人助學行善，作者借歷史寫江南文人心性的目的呼之欲出。對于盧象升的歷史材料處理，更顯巧妙。《湄隱園記》是戎馬生涯的盧象升，借助家書虛構的，不存在于現實的“紙上名園”。作者深入到歷史情感與想象空間，探討江南士人出世與入世之間的矛盾心態，真實可信，又具有文學觀賞性。這一章節內，“作家余曉復與楊瘦人，調入城里轉戶口”的故事，則將目光轉入共和國歷史，聯通了歷史與現實，為我們展現了1980年代文學的興盛，及戶口制度的變遷，進而表現“重教安文”“以人為本”的江南文化特質。宜興老茶館的描述，則進一步打破歷史與現實隔閡，從民國寫到當代，通過老娘舅、王老師、劉木匠等小人物遭際，反映茶館文化歷史變遷。暢和茶館與公園茶館，兩張1965年的《節目單》，盡顯作者善于以文學筆法化用歷史邊角材料，以求思想深度的能力，即如福柯所言：“思想史通過分析各種文學副產品，歷書年鑒，報紙評論，曇花一現的成功作品，以及無名無姓的作品——思想中主要是專注所有那些不為人習知的思想，所有默默交相運作于你我之間的重現行為。”⑦

四

“世情風流不忘家國之念，雅俗之間盡顯人性關懷”，一部《江南繁荒錄》，凝聚著作者徐風多年以來對江南文化的深沉體悟，也凝結著他對中國的歷史、現實、文化的艱難反思。它是一部有著相當寫作難度，思想高度與審美感染力的優秀之作，也是新世紀以來，中國散文創作的美好收獲之一。

注釋：

①祝勇：《“新散文”何以活力不衰》 ，《破冰：新散文三十年》，祝勇主編，上海文藝出版社2022年版，第3頁。

②[美]露絲?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王煒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版，第2頁。

③李怡：《從地方文學、區域文學到地方路徑——“地方路徑”問題的提出》，《探索與爭鳴》2022年第1期。

④⑤孫紹振：《余秋雨：從審美到審智的斷橋——論余秋雨在中國當代散文史上的地位》，《當代作家評論》2000年第6期。

⑥徐風：《江南繁荒錄》，譯林出版社2020年版，第31頁。

⑦[法]米歇爾.福柯：《知識考掘學》，王德威譯，臺灣麥田出版1993年版，第260頁，轉引自葛兆光《中國思想史?導論》，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106頁。

[作者單位：蘇州大學文學院] 

[本期責編：王　昉]

[網絡編輯：陳澤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