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梁曉聲長篇新作《中文桃李》書寫了“80后”小城鎮青年不同的命運與人生選擇，他們看似主動選擇自己的人生軌跡，卻在命運的支配下被動地“順命”或“掙命”，他們在時代發展過程中經歷陣痛，又不得不犧牲他們一貫信奉的“浪漫”，在現實的困境中走向成熟。面對“浪漫”走向破碎的現實境況，我們不禁要追問，破碎的“浪漫”在冷峻而又真實的人生面前是否仍有存在的價值，是什么支撐著他們在社會現實的壓力下保留著“浪漫”的精神印跡。作家借助小城鎮青年的成長軌跡為我們揭開了謎底：愛是“浪漫”的不朽良方，同時也借此表明，平凡生活中的詩意才是“浪漫”在現實社會的最大價值。

關鍵詞：梁曉聲 《中文桃李》 小城鎮青年 “浪漫意識”

梁曉聲往往以較為宏大的筆觸書寫一代人或幾代人在特殊時期的生存境況與命運變遷，在勾勒時代發展獨特軌跡的同時，展現了作家獨有的人文關懷。《中文桃李》作為梁曉聲的又一力作，著眼于表現來自小城鎮的“80后”中文學子的喜怒煩憂，聚焦新世紀時代巨變的背景下，小城鎮青年們在面對“浪漫”與“現實”時所陷入的兩難境地，以及在這一困境下作出的人生選擇。在小說中，中文系滿足了李曉東等部分小城鎮青年關于“浪漫”的美好想象，卻又在“現實”的需求與欲望面前變得隱秘而沉默。可以說，在中文系的感召下，理想與浪漫作為重要的文化遺產，更作為人的天性，具有不滅的價值。然而，當“浪漫”的美好想象在“現實”面前逐漸褪去往日的光環，小城鎮青年們的“浪漫”從何而來，何以破碎，又以何不朽，便值得我們深入探討。只有厘清上述問題，我們才更能夠理解“浪漫”在當代社會的詩性價值。

一、難以改變的原生性

新世紀開放包容的社會環境為小城鎮青年提供了更多的機遇與挑戰，隨之而來的便是這一群體內部對于“家鄉觀念”的割裂感。他們受到家庭與社會環境的影響，對家鄉產生了不同態度，對于人生道路的選擇也有著自己的想法。然而，當我們進一步挖掘這種分化現象的深層次原因時，則不難發現，無論是“順命”還是“掙命”，①都是個體在某種現實境況下合情合理的選擇，換言之，他們的人生選擇很大程度上由與生俱來的生存條件所決定。因此，“浪漫”與“現實”是小城鎮青年的個人選擇，卻在更大程度上受到命運的影響，具有原生性。

隨著社會的發展，小城鎮融合了“新農村”，區域間的壁壘逐漸被打破，安土重遷的傳統家鄉觀念受到了沖擊，但沖擊的程度卻因人而異。具體到梁曉聲筆下的靈泉，則表現為“中產階級人家的兒女反而不輕易外闖，都比較留戀靈泉；底層人家的兒女才渴望去往大城市，因為那里屬于他們的人生發展機會多些”②。盡管小城鎮青年的家鄉觀念由于個體家庭身份地位的不同而產生割裂，但都無一不在現代社會的大環境下逐漸淡化，取而代之的是對物質生活的依賴與向往：中產階級人家的兒女們留戀的是家鄉安穩富足的生活，而底層人家的孩子們渴望的也無非是借助大城市的平臺，提高物質生活水平，擺脫原來的貧苦生活與地位。他們家鄉觀念的分化導致的直接結果，便是區域內部人口結構的變化，即在小城鎮范圍內，選擇回歸家鄉的往往是家庭身份地位較為體面、物質生活水平較高的部分青年。因此，中國社會在長期發展過程中形成的區域內部私人化“差序格局”③非但沒有被打破，反而變成了一種更為穩固的秩序。恰恰是這種秩序，為部分小城鎮青年提供了極大的安全感，讓他們醉心于“浪漫”的烏托邦，與此同時，又讓另一部分小城鎮青年視“浪漫”為奢侈，不得不逼迫自己直面種種殘酷的社會現象。

小說中李曉東理想化的人生追求似乎與現實生活格格不入：在消費主義盛行的社會環境下，“‘中文系’已開始被邊緣化”④，他卻自愿報考文學專業，并以此作為人生理想，在畢業時懷揣對人生的浪漫幻想走入社會。李曉東對“家”也充滿著由內而外的美好想象：他幾乎將“家”視作生活的全部，認為自己是“天生為生活本身而活的人，進言之是對家究竟如何很在乎的人”⑤。而他理想中的“家”與父母在靈泉的家并無二致，房子干凈整潔、寬敞明亮。如果說李曉東心目中的理想生活體現為“家”的舒適感，那么家庭內部精神的浪漫與純粹則決定了李曉東對“家”的歸屬感與認同感。母親認為兒子與徐冉同居“不吃虧”的想法令李曉東覺得“不潔”，相比之下，徐冉的愛讓李曉東心目中“家”的天平更傾向于“臨時住所”。⑥可以說，李曉東的人生在很長時間內以“浪漫”與“理想”為本位，絲毫不容現實的入侵，而這種“浪漫意識”之所以能夠產生并肆意生長，離不開小城鎮青年們生活的物質基礎。換而言之，良好的物質生存環境是孕育“浪漫”的溫床。

值得強調的是，促成小城鎮青年們“浪漫意識”的物質生存環境往往由先天條件決定。李曉東的家庭決定了他的人生不必經歷“‘掙命’式的個人努力”⑦便足以在物質與社會地位上達到某種滿足，而這種滿足感恰恰是他懷揣“浪漫”的基礎和前提。他自認為“成長階段煩惱不多”而“不愿長大”，⑧事實上也的確如此。父母體面的社會地位、家庭優越的物質條件讓李曉東未曾面對過關于生存的難題，其成長也無非是由“食”走向“識”的過程，這些優越的條件都是徐冉作為一個菜農家庭出身的女兒求之不得的。家鄉的小巷見證了李曉東的成長全部經歷：小學時為了“吃”在小巷里游蕩，中學時為了“書”去往小巷，高中時在小巷享受獨處的時光。⑨因此，對他而言，“將來生活在哪里”雖然是前所未有的難題，但無論因為“爸媽人脈廣，將來可以沾光借力”⑩而選擇回到靈泉，還是由父母賣掉畫室為他買房留在省城，似乎都可視為不受現實物質條件制約的自由選擇。如果我們從這個角度來反觀小城鎮青年的“浪漫意識”，便不難發現，他們的“浪漫意識”具有先天性與合理性。

但不容忽視之處在于，并非所有小城鎮青年在面對命運時都像李曉東那樣擁有自由選擇的能力，因此，他們身上的“浪漫意識”各有不同。究其原因，“財富仍被少數人所占有”11的境況在小城鎮表現得尤為明顯，“浪漫意識”對物質生活充盈的小城鎮青年而言是一種“天賦”，但對受制于物質生活困境的青年而言則是一種奢侈。不同于李曉東的家庭條件決定著他天生不必為物質所困，徐冉背后的菜農家庭決定了她在面對人生選擇時必然要在個體價值與生存成本之間進行謹慎的權衡，而生存壓力便是掩蓋“浪漫”天性的禍首：徐冉一家只能“居住于蕭條并正在走向敗落的村子里”12，菜農家庭供徐冉上大學已經負擔沉重，更難以擔負起徐冉父親治病的費用。面對負債累累的家庭，徐冉希望通過考研轉入熱門專業，以便將來能有更高的收入，以及后來下決心到北京發展等抉擇，則可視為犧牲“浪漫”天性并嘗試改變現狀的“掙命”之舉。可以說，無論是“掙命”還是“順命”，都作為小城鎮青年們不得不承擔的命運與責任，決定了他們不同的價值觀念與人生追求。

可見，小城鎮青年的“浪漫”與“現實”都無不帶有一種無形的命運感，無論是李曉東的浪漫理想，還是徐冉的清醒與冷峻，看似都在“順命”與“掙命”之間進行自主選擇，卻無一不受制于他們與生俱來的生存境況，他們在命運的影響下所形成的人生態度與人生選擇看似主動，實則被動。

二、不可避免的破碎性

“80后”小城鎮青年們的“浪漫意識”看似得天獨厚，卻又并非具有絕對的穩定性，相反，當原生的物質生活環境難以抵擋社會巨變帶來的沖擊，他們只能憑借一己之力承受由社會發展帶來的陣痛并逐步走向成熟。當“浪漫意識”在現實的沖擊下發生更迭，來自社會角色的責任意識和現代消費環境下滋生的金錢觀念便占據了上風，小城鎮青年們不得不犧牲部分“浪漫”幻想，屈從于現實的種種境況。新世紀的社會秩序為青年們提供了機遇與挑戰，然而，在不同的小城鎮青年眼中，這種機遇與挑戰仍然存在著差異。對于“掙命”的青年而言，無疑是為他們打開了一扇擺脫貧苦生活的大門，但對于“順命”的青年而言，要適應社會現實新秩序便意味著他們必然要拋棄與生俱來的優越感，此外，當他們被迫從烏托邦走入現實社會，便自然要獨立面對前所未有的困境：他們一貫信奉的“浪漫”與“理想”并不足以支撐他們渡過現實生活的重重難關，往日的“浪漫意識”也不得不面臨著破碎的危險。

李曉東走向成熟的代價便在于，昔日一貫信奉的“浪漫意識”妥協于“現實原則”13，來自社會角色的責任意識逐漸占據上風。故事中率先出現的四次“執否”與其說是李曉東的自我追問，不如說是“浪漫意識”在“現實”重壓下必然經歷的劫難：處于情感曖昧期的李曉東本該心懷無限浪漫，卻因為徐冉拮據的家境而產生猶疑，與愛人“共苦”14的猶豫化作一場拷問靈魂的夢魘，在這里，“執否”作為“自我”的嚴肅追問，第一次對李曉東的“浪漫意識”產生了威脅。然而，當李曉東與徐冉成為戀人，父母與朋友的反對聲讓他再一次直視現實，此時夢境中愛人追問的“執否”指代的既是浪漫愛情，更是現實責任，因此，李曉東第二次面臨的“執否”則意味著兩難的抉擇。在愛人的溫柔鄉中，李曉東脫口而出的“我執”15似乎是對前兩次“執否”的遙遠應答，也隱含了又一次關于“執否”的自我追問，與前兩次不同的是，在這一次追問下，兩難抉擇似乎得到了暫時的和解，李曉東清醒地認識到在感情上制造羈絆的同時便意味著要承擔更多的后果與壓力，因此，“我執”可視為李曉東為了愛情甘愿背負現實責任的決心。但這種和解對于初入社會的小城鎮青年而言畢竟是殘酷而短暫的，于是，關于“執否”的追問并未停止。當“執否”作為一種追問最后一次出現在清醒的幻境中，街上的人熙熙攘攘，“執否”的聲音往復不停，“執否”最終變成了“無問”16的咒語，成為李曉東在情感與現實糾葛之下未解的謎團。

關于“執否”的追問持續至此，我們不難發現，令李曉東產生困惑的根源在于“浪漫意識”與現實之間的巨大差距，并且這種差距隨著小城鎮青年的成熟而逐漸凸顯。李曉東擁有相對優越的生活環境和循規蹈矩的人生，對他而言，和徐冉擔負起一個菜農家庭的責任遠在他的人生規劃之外。然而，當這些小城鎮青年遵從現實原則建立起責任意識，無論是在愛情關系還是家庭關系中，李曉東都必然要考慮承擔起作為愛人和獨子的責任，這份責任包括愛人的追求以及父母對兒子的依賴。不可否認，家庭責任作為愛情責任的終點，決定了“浪漫”必將在心理博弈過程中逐漸動搖并走向“現實”，因此，愛情責任終將化為家庭責任，“浪漫意識”與現實生活中的責任意識也必將殊途同歸。當李曉東暗自定下“冉可負我，我絕不負冉”17的原則之后，“我執”便不再作為一種自我追問，而是演化為責任意識的符號，時刻提醒著李曉東“執子之手”的詩性價值作為履行責任的方式，必然在現實生活中占據一席之地。

這種趨于現實的抉擇不僅影響著小城鎮青年的個人生活狀態，更直接作用于他們在社會生活中的價值觀念。當“浪漫意識”在現代社會消費觀念的影響下逐漸淪為生存問題，他們必將在新的社會環境下走向成熟，而在這一過程中隨之變化的，則是他們的價值觀念。因此，在現代社會金錢觀念的影響下，他們的“浪漫”不得不經受挫敗：成為“北漂”后的李曉東在金錢觀念上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衣食住行雖然是以往生活中的小事，卻在經濟拮據的日子里被無限放大，最終成了關乎個體生存的大事。在“有錢能使鬼推磨”的“生存哲理”下，賺錢與省錢成為“北漂”生活中最重要的主題。曾經認為文學理想與現實生活涇渭分明的李曉東將撰寫讀后感視為自己付出的勞動，并將金錢作為回報這份勞動的重要方式。為了找到一份能夠維持生活的工作，大學時期的文理雜志主編身份也成了李曉東在廣告公司面試時的資本，而在投入工作之后，老板承諾的原始股，比現金更能激勵李曉東保持積極的工作態度與熱情。此外，省錢作為生存要義，也讓李曉東義無反顧地拋開了以往的“浪漫意識”，自覺屈從于現實的殘酷。即使住所門前的燈箱影響了他們的居住環境，只要無需付額外的金錢，便能讓李曉東和徐冉隱忍妥協。情侶間本該惺惺相惜的送別時刻，不敵一份昂貴的打車費用。金錢作為現實生活的一把匕首，時刻威脅著成為“北漂”的李曉東“浪漫意識”的存在與生長。

如果說“北漂”生活對于李曉東而言是一場犧牲“浪漫”的冒險，那么對于徐冉而言則無非是現實生活的延續。徐冉似乎未曾對生活懷抱過關于“浪漫”的幻想，在她看來，人生無非是一場報告文學：“由不得異想天開，由不得任何虛構自欺欺人。”18因此，無論是在專業的選擇上，還是在愛情的抉擇上，她都保持著一份難得的現實主義的清醒：她考研時毫不猶豫地跨考到更加熱門的專業，面對愛情時，“家境”19也成為她選擇另一半的標桿之一。不同于李曉東的“浪漫意識”在現實生活中所經歷的挫傷，徐冉仿佛自始至終都將“浪漫”視為人生的奢侈品，但同時又承認人生“得多少有點兒文學性”20。這種清醒的人生態度在冷峻的社會現實面前看似恰到好處，但對于徐冉這樣的小城鎮青年而言卻又顯得有些殘酷，由于現實的壓力，她的“浪漫意識”本身并不完整，所以她不會因“浪漫意識”的破碎而感到痛苦。可以說，“浪漫意識”的破碎，是社會現實環境下不可避免的現實。

三、難以磨滅的永恒性

小城鎮青年們的“浪漫意識”在現實社會面前盡管顯得脆弱無力，卻從未消失殆盡。在時代的巨大變遷之下，他們雖然作出了種種妥協，但妥協的原因卻往往不止于責任與生存，更在于內心深處的愛意。“浪漫意識”的光芒在現實的遮蔽下非但沒有被人遺忘，反而在濃厚愛意的扶持之下，以一種無聲的方式關照著他們在現實生活中的喜怒煩憂。如果說愛作為人類的本能根植于個體21，那么“浪漫”便可視為人們不滅的天性。因此，冷峻的現實之中仍然不乏詩意的溫情，小城鎮青年們在現實的挫傷下經歷離去與歸來，同時又以愛人之間、父母與子女間的愛作為支撐，維系著生命中的“浪漫”天性。

社會在通向城市化過程中總是伴隨著陣痛，這種陣痛具體到某一區域空間內部，則往往表現為人口的巨大流動。城市之間的差異及城鄉之間的斷裂都讓“80后”小城鎮青年面臨著漂泊的困境，在這一背景下，小城鎮青年的離去與歸來都成了現代社會發展過程中必然要面對的境況。因此，“浪漫意識”該如何在現實環境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并發揮應有的價值，在小說中即體現為小城鎮青年走向成熟的過程中始終秉持的人生信條：“有愛，人生就有奔頭。”22愛人之間的愛是互相扶持的力量，也是甘愿為彼此妥協的最大緣由。為了完成徐冉走出靈泉的人生理想，李曉東改變了原有的生活軌跡陪徐冉留在省城，并且情愿當環衛工人以換取省城戶口。在“北漂”的日子里，李曉東拋棄了往日對于生活和“家”的美好想象，將半地下室燈光下兩人讀書的靜謐時光視作生活中最大的浪漫。李曉東選擇“‘漂’在這種生活，乃因為愛冉，而冉選擇了這種生活”23。對李曉東而言，只要與相愛的人在一起，一切妥協都是值得的。李曉東選擇的是愛，也是足以抵擋現實的“浪漫”。在愛人之間，妥協從來都是雙向的，因此，即便是從來不愿在別人的控制之下經營自己人生的徐冉，最終也不再執著于走出小城鎮的理想，而是甘愿跟隨李曉東回到靈泉。可以說，他們無論是選擇離去還是歸來，都是“愛”內化于心、外化于形的具體表現。

然而，在李曉東與徐冉的感情里，男女雙方作出的妥協與犧牲并不平衡，李曉東作為男性角色似乎犧牲了更多個人選擇來成全愛人，但這并不意味著男性作家站在一定的性別立場上為男主人公作出特別的設定。當我們拋開鮮明的性別意識來關注小說中處于感情雙方的兩個角色，則不難發現，相較于徐冉而言，李曉東能夠作出妥協的前提，便在于擁有更多的“浪漫意識”以及對生活的幻想，而這些妥協所反映出來的，無非是愛的能力。換而言之，作為個體，無論是李曉東還是徐冉，都傾盡全部能力為對方作出妥協與犧牲，盡管“浪漫意識”的程度存在著懸殊，但能夠以愛之名，為彼此的人生作出讓步，便意味著“浪漫意識”仍在現實生活中得以延續。因此，與其說小城鎮青年在愛情中的妥協與犧牲是外在責任脅迫下不得不作出的選擇，不如說愛的能力為他們提供了在現實中擁有“浪漫”的可能。

愛人之間的“浪漫”是不惜為了對方而放棄自己的選擇，同時也體現為彼此之間的憐惜，這種憐惜之情在現實生活的冷峻之中顯示出一種獨特的溫情。對于李曉東、徐冉這樣的小城鎮青年而言，無論是省城還是北京，都是無比陌生的天地，這意味著他們需要面對生活的種種挫傷，而李曉東和徐冉作為兩個孤獨的個體，能夠在愛的支撐下相互依賴與體諒，可視為現代社會中難得的“浪漫”。李曉東想到擁有碩士學位的徐冉在北京“做起了丫環”時，便自覺“心里很不是滋味”24，暗自為徐冉感到不平。得知辛苦工作的愛人并沒有得到合理的收入，想到徐冉的人生被生存壓力所控制，李曉東甚至因為心疼徐冉而對北京心生怨恨。但這種憐惜的情感是相互的。徐冉在得知李曉東做環衛工人時無聲哭泣，向來以清醒與現實作為人生第一要義的徐冉在李曉東尋找工作時，始終尊重李曉東的個人理想，無論在省城還是在北京，或是回到靈泉，徐冉都鼓勵李曉東選擇從事他喜歡的與中文專業相關的工作。徐冉在北京努力工作，想要擁有一個長遠而安穩的生活，初衷既在于自己的人生理想，更在于“不能眼見愛的人生活得太湊合而不心疼”25。徐冉能夠領會李曉東所期待的生活，更明白對方為自己的人生選擇所作出的讓步，于是在面對生存困境時，徐冉對李曉東便自然生發出憐惜之情。如果說李曉東與徐冉在感情中為彼此做出的努力存在著差別，那么二人對彼此的憐惜則不分高下。原因或許在于，妥協與犧牲需要以自身的能力作為支撐，而憐惜之情則出自愛的本能。正因為愛不可磨滅，“浪漫意識”在現實生活便自然擁有一席之地。

此外，親人之間的愛也是小城鎮青年們在進行人生選擇時不得不考慮的羈絆，并且，父母與兒女之間的愛是相互的。李曉東父母的愛表現為深謀遠慮：母親希望兒子能盡早做出人生規劃，以便幫助他調整，而作為畫家的父親則希望為兒子留下一批畫，以確保李曉東的人生富足。他們將房產視為投資，希望能夠為兒子提供物質上的保障。相比之下，徐冉父母的愛則較為簡單，他們對女兒“北漂”的決定無條件支持，對于女兒的愛情也始終保持著尊重的態度，熱情地接納李曉東。小城鎮青年的父母們以各種方式演繹著對子女的愛，他們的“浪漫意識”有一個共同的指向：期待子女能夠擁有好的人生。而小城鎮青年們也都為著這份期待認真經營著自己的人生，因此，“殫精竭慮”的不僅僅是父母，還有小城鎮的兒女們。李曉東決定回到靈泉扎根，為的是要改變自己作為“北漂”的生存困境，更為了陪伴母親。徐冉想要實現好人生，而所謂的好人生不僅僅是實現自己的人生理想，更要爭取讓父母過上好生活。盡管父母與子女往往會因為身份立場不同而產生一些認知差異，但只要愛是平等且相互的，便可以填補一切鴻溝，由此而來的“浪漫意識”，也可視為跨越時代的代際傳承。

然而，這種“浪漫意識”并非決定于小城鎮青年是否擁有宏大的人生藍圖，而是在平凡生活中才能發揮其最大的詩性價值。與時代一同變化的是小城鎮青年們的人生目標。以李曉東與徐冉為代表的一代小城鎮青年的理想在于走出靈泉，而新一代小城鎮青年則“論人生都想成為北京人，進而在北京成為成功者”26。但究竟何種人生才能更加完美，小說中隱藏著答案：“浪漫”的詩性價值隱藏在平凡生活之中。曾經的小城鎮青年擺脫了“北漂”生活的窘境，穩定的工作與常伴父母左右的生活讓他們感到滿足，平凡的日子使他們“懂得珍惜幸福，深知得來不易”27。至此，關于“浪漫意識”如何在現實生活中仍占有一席之地的問題也便迎刃而解：平凡的生活能夠放大愛與滿足感，而愛是“浪漫”不朽的良方。愛人之間、親人之間的愛非但不會由于外在環境的重壓而消失，反而能夠在平凡之中釋放出更大的力量，讓“浪漫意識”的溫情在現實生活中得以延續。可以說，“浪漫意識”在任何時代都是生命不可或缺的養料，而愛足以支撐它在現實生活中留下不朽的印痕。

在梁曉聲描繪的“80后”小城鎮青年的人生軌跡中，我們不難發現，“浪漫意識”即便與生俱來，也會逐漸轉化為平凡人生中的詩意。作家的匠心在于，并未過分渲染“浪漫”的獨特魅力，反而是將小城鎮青年的“浪漫意識”放入社會現實環境中，將“浪漫意識”產生與轉變的軌跡娓娓道來，引導我們去體會在現代社會環境之下，平凡生活中的愛與詩意，這才是“浪漫”的最大真諦。

[本文為北京高校高精尖學科建設項目資助（項目編號：451122601）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①②④⑤⑥⑦⑧⑨⑩11 12 14 15 16 17 18 19 20 22 23 24 25 26 27梁曉聲：《中文桃李》，作家出版社2022年版，第242、100、200、237、287、244、111、114、238、69、133、137、207、218、279、253、275、253、339、345、334、343、441、443頁。

③費孝通：《鄉土中國》，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50頁。

13[奧]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自我與本我》，周譯，百花文藝出版社2019年版，第163頁。

21[美]羅洛?梅：《愛與意志》，宏梅、梁華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304—307頁。

[作者單位：華南師范大學文學院 北京語言大學文學院]

[本期責編：王　昉]

[網絡編輯：陳澤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