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水運憲的《戴花》采用了第一人稱敘述方式，以先抑后揚的藝術構思方式成功切入表現對象，雖然帶有一定的成長小說的意味，但實際上卻是一部有豐富社會生活內涵的工業題材長篇小說。作家借助于精心設計的以勞模為核心而聚焦勞動過程的宏大敘事與以情感為核心的日常生活敘事這樣兩條時有交叉的結構線索，相當成功地塑造了莫胡子等一眾具有人性深度的人物形象。雖然也存在著十七年文學傳統不期然間悄然復活的問題，但并不影響《戴花》成為一部相當優秀的工業題材長篇小說。

關鍵詞：水運憲 《戴花》 工業敘事 宏大敘事 日常敘事

故事發生在20世紀的六七十年代之交，第一人稱敘述者“我”，也即那個名叫楊哲民的大學生恰好24歲的1969年。對于因為受到社會情勢的影響，已經被迫在大學里滯留了三年之久的“我”這樣的1967屆大學畢業生來說，最大的一個喜訊，就是終于等到了自己的畢業派遣通知。這就意味著，楊哲民他們終于可以告別大學參加工作，開啟新的人生階段。小說所集中講述的，就是楊哲民和他的同伴剛剛走上工作崗位，進入工廠之后大約三四年時間內發生的故事。由于楊哲民們在這個階段的思想尚未徹底成熟定型，還處在成長階段，所以水運憲的《戴花》也帶有一定的成長小說色彩。

問題在于，《戴花》雖然帶有一定的成長小說意味，卻并不能把它簡單地定位為成長小說。與楊哲民和他的那些同伴們的成長相比較，占據了文本更大篇幅的，卻是富含深廣社會內涵的工廠生活內容。也因此，與其把《戴花》看作是一部成長小說，反倒不如把它理解為一部擁有豐富社會生活內涵的工業題材長篇小說更其恰切到位。本文標題的擬定，正是建立在這種理解的基礎之上。但在具體展開這一方面內容的分析之前，首先需要對《戴花》藝術形式上的若干特征有所理解與把握。其一，是對預敘手段的適度征用。所謂預敘，就是指當故事情節還沒有發展到那一步的時候，敘述者就會在敘述的過程中提前把未來的故事走向以提示的方式呈現出來。這一點，尤其在小說剛剛開始的時候表現得最為突出。比如第一章第二節中這樣的一段敘事話語：“有些事情神奇得令人膽戰心驚。我那么幾句表示擔憂的話，竟然句句靈驗。往后的事情突然滑坡，狂風暴雨劈頭蓋臉，讓我們這十八個學員很快就明白了什么叫作樂極生悲。”①盡管說兌現的時間很是短暫，但嚴格說來，因為“我”的擔憂在先，而事件的發生在后，所以，這樣的一種敘事也完全可以被看作是對預敘手段的征用。相比較而言，另外的幾例就可以說是典型的預敘了。比如第一章第四節中的這樣一段敘事話語：“不管怎么說吧，至少沒讓他去鍛工車間打鐵，我也就不必擔心他會從水塔上跳下去了。這都是后話。”這里的“他”，指的是楊哲民那位因為舉止做派都很女人氣，因而被大家取了外號叫“徐娘”的徐士良同學。在分配工種之前，由于特別懼怕被分配到鍛工車間，他曾經向楊哲民明確表示，寧可去食堂干炊事員，也不愿意到鍛工車間去工作。“想好了。真的要讓我當鍛工，我就從水塔上跳下去尋死。”正所謂一語成讖，盡管說徐士良并沒有被分配到鍛工車間工作，但最終被分配到四車間做了一名沖壓工的他，后來卻還是因為被同學吳啟軍橫刀奪愛，一時神思恍惚而被沖壓機床軋斷了四根手指，在對人生徹底絕望的情況下，從那座高高的水塔上跳下來尋了死路。再比如，緊接著在第五節中與女主人公姜紅梅緊密相關的三段敘事話語。在介紹

姜紅梅被分配到政工科工作之后，就是這三段敘事話語：“后來有同學猜測說，都是因為第一天點名的時候，姜紅梅幾句話說得好。她說一定爭取成為質量合格的人，當時就把駱科長感動了，所以才選擇了她。”“其實他們并沒有猜中。真正的原因一般人都沒搞明白。”“我也是過了好長時間才弄清楚的。那也是后話。”與同學們的猜測明顯不同，姜紅梅之所以能夠被分配到政工科這一最有政治前途的部門，其實與她的革命干部家庭背景有著直接內在關聯。因為市里的組織部長是姜紅梅父親的老部下，所以她被分配到政工科，這是順理成章的一個結果。楊哲民之所以在后來能夠把以上情況都摸個底兒清，也主要是因為他和姜紅梅后來不僅相愛，而且還結為夫妻了。由以上例證可見，水運憲在《戴花》中征用了預敘這樣一種敘述手段。雖然從整體上看，小說采用的是一種現在進行時的方式，但細細品來，一種追憶基調恐怕也是難以被否認的客觀事實。

與預敘手段的征用相比較，更重要的是小說的結構問題。合理的結構對于小說尤其是長篇小說的成功與否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所以在某種意義上，小說就是一種結構的藝術。作為一位早年就曾經以一部《禍起蕭墻》的中篇小說而飲譽文壇的老作家，水運憲對此當然心知肚明。具體來說，在《戴花》中，水運憲所精心設計出的其實是以勞模為核心的聚焦勞動過程的宏大敘事和與以情感為核心的日常生活敘事這樣兩條時有交叉的結構線索。但在展開對這樣兩條結構線索的具體分析之前，我們完全有必要了解一下工業題材小說創作的基本情況。只要簡略地回顧一下1949年以來中國當代文學史上的那些工業題材作品，我們就不難發現，其中的絕大多數作品之所以讀起來給人味同嚼蠟的乏味感覺，一個不容忽視的重要原因，在于作家們在寫作過程中一味地在意識形態規訓的前提下進行所謂的宏大敘事，從根本上忽略了更能夠見出人性深度的日常敘事。這里，需要特別指出一點，在工業題材領域，所謂宏大敘事，就是指那些“獨此一家，別無分店”似的描寫表現工廠勞動生產流程的工業題材作品。這一方面，與工業題材小說創作的不夠成功以至于“門前冷落鞍馬稀”的狀況形成鮮明對照的，就是鄉村題材小說創作所取得的思想藝術成功。鄉村題材小說創作之所以能夠相對成功，從根本上說，正因為文本中的大部分篇幅的日常敘事。既如此，一條無論如何都不應該被忽略的藝術規律就是，工業題材的小說創作要想獲得如同鄉村題材小說一樣的思想藝術成功，必須做到宏大敘事和日常敘事（更進一步說，還應該想方設法使日常敘事成為文本的主體部分）的有機結合。身為一位創作經驗豐富的老作家，在以極大的勇氣涉足工業題材長篇小說創作之前，水運憲肯定已對這一題材領域的基本創作狀況有所了解。在我看來，水運憲之所以要在《戴花》中設計宏大敘事和日常敘事這樣兩條時有交叉的藝術結構線索，正是因為他在一番不無精細的思想藝術考量后有備而來的結果。

先讓我們來看以各種情感糾葛為核心的日常敘事這一條結構線索。這一方面，首先進入分析視野的，是師傅莫胡子他們那一代人的情感故事。這其中，最值得注意的，就是莫胡子與師母、汪春廷之間的情感糾葛。他們之間的情感糾葛，楊哲民最早是從梁師兄那里了解到的。按照梁師兄的說法，師母是后鄉山里頭的人，汪春廷和她是同鄉。因為這個緣故，汪春廷不僅曾經把她帶在身邊做零工，而且還一起走過很多地方。等到最后走到電機廠的時候，便停留了下來。那個時候，師傅在車間里當班長已經好幾年了。用梁師兄那種陰陽怪氣的表達就是：“那老鬼養不起師母，就動了腦筋。跟師傅說，這女人在鄉下會餓死。我又沒本事養活她。你做點好事，娶了她做老婆吧。又不要出彩禮，把我安頓好就行。師傅問他怎么安頓，春不老說，你把我招工，搞到廠里來。就在你班上做事。要得不？”正因為莫胡子想辦法通過自己的堂兄工會莫主席的關系把汪春廷引進廠當了一名臨時工，才有了他后來和師母結婚成家這檔子事。一方面，聯系莫主席口中他們堂兄弟倆少年時曾經有過的乞討生涯，由莫胡子不僅遲遲沒有結婚，而且竟然會接受與汪春廷發生過關系的師母這種情況可見，正是貧窮的生存狀態導致了莫胡子在婚姻問題上的妥協。另一方面，既然帶有一定的交易性質，那師傅這一代工人的婚姻大多沒有建立在情感的基礎上，也是一種順乎邏輯的合理判斷。而單身一人的汪春廷，在師母和莫胡子結婚后，便陷入到了一種四處打零食的游擊狀態之中。這樣一來，也才有了汪春廷和邱桂蘭的車間偷情，以及事發后莫胡子的“舉報”立功，以及莫胡子和汪春廷之間后續那種“不打不成交”式的質樸而深厚的友情。無論是莫胡子想方設法給汪春廷和邱桂蘭找住所，還是莫胡子病重后汪春廷主動地跑前跑后，都可以被看作是這種質樸深厚友情的真切證明。在其中，我們所感受到的是人性的溫暖。

相比較來說，占據更大篇幅的，是楊哲民他們這一代或者更精確地說是大學生工人的情感故事。比如，宋玉香在不同的男性之間輾轉的“風流韻事”。掐指算來，風流成性的宋玉香自恃美貌，最起碼和不止三位以上的男性發生過情感故事。這里面還不包括她雖然曾經百般勾引，但卻沒有能夠得手的楊哲民。先是那位曾經親自把宋玉香送上車的教務科長龔開明。一位教務科長，竟然會親自送一位大學畢業生上車，此中必有緣由。后來發生的事實果然證明他們的關系非同尋常，他們早就暗中住在了一起。宋玉香之所以能夠被分配到技術科工作，正是由于龔開明事先就和廠方打了招呼。然后是楊哲民的同學吳啟軍。差不多就在勾引楊哲民無果的同時，宋玉香以同樣的方式對吳啟軍下手。這一方面毫無經驗的吳啟軍不僅一擊即潰，而且還無端地擔了個致使宋玉香宮外孕的“罪名”（宮外孕到底是不是吳啟軍惹的禍，小說始終沒有作出明確交代）。但就在宋玉香因宮外孕休養期間，因為看到吳啟軍的師傅段一寸出手闊綽大方，沒有什么定性的宋玉香很快就踹掉吳啟軍投入到了他的懷抱之中。多少帶有一點報應意味的是，等到宋玉香不僅追隨段一寸到“江浙那邊發財”，而且和他生下一個孩子的時候，她卻發現，段一寸竟然比自己更加行為放蕩，不斷出軌。在對段一寸徹底絕望之后，宋玉香便以一種決絕的姿態永遠棄他而去，“我是凈身出戶，除了孩子，沒帶走他一針一線”。關于宋玉香這個風流成性的女性形象，有兩點特別的精神內涵應該引起我們的注意。其一，她之所以總是會那么風流成性，或許與內心里某種安全感的缺失緊密相關。無論是楊哲民，還是吳啟軍，宋玉香都曾經對他們講述過內容大致相同的一種言辭：“知道嗎？我是個孤兒。兩歲不到的時候，父母就不在了。我不敢回憶他們。那年我們村里山體滑坡，好多人都……”正因為如此，所以，宋玉香才會刻意強調，自己的心因此從來都沒有踏實過，一直想要尋找一個強大的男人來作為堅實的依靠。倘若宋玉香所言不虛，那水運憲借助于這一細節所真切揭示的，也就是宋玉香這一女性形象的一種精神分析學深度。其二，是宋玉香最后的幡然悔悟。帶著孩子回到電機廠后，宋玉香不僅選擇了自己此前曾經一度特別排斥的姜紅梅作為投奔對象，而且還向楊哲民明確表示，在把孩子托付給姑媽之后，自己將會最終落腳到海南儋州的一座東坡書院，在那里擔水燒飯搞衛生。“我這一輩子太累了，一身都臟兮兮的。回到那兒，吃的是干凈飯，出的是干凈汗，時間一長，人也就干干凈凈了。”面對著宋玉香這一看似多少顯得有點突兀的決定，楊哲民的第一感覺是：“她想去天涯海角過干干凈凈的生活，說到底，是想去尋找心靈的超脫和清靜。”倘若聯系宋玉香此前不斷地輾轉騰挪于不同男性之間那種混亂的情感生活狀態，那么，她最后所作出的試圖通過誠實的勞動與汗水以求得內心寧靜的決定，所充分凸顯出的，就是一種帶有突出懺悔意味的自我精神救贖。比如，小梅也即姜紅梅與徐士良、吳啟軍兩位男性之間的情感糾葛。從外形上看，徐士良和小梅一點都不般配。男的瘦小，女的高大，“徐士良和小梅并排站在一起，真還沒有她的肩膀高”。針對這種情況，吳啟軍給出的解釋是：“徐娘那小子，從小就有母性依賴癥，你懂不懂。”盡管說徐士良和小梅的確也曾經一度情投意合，但到了后來，等到吳啟軍與宋玉香分手，吳啟軍和小梅一起被上級部門機電局抽調去參加全市職工籃球錦標賽的時候，徐士良的情感危機就在所難免了。這一點，在徐士良和楊哲民的兩段談話中即披露得非常明顯。一段是：“女人是怎么回事啊？她去市里之前，我每次都可以把她搞得神魂顛倒。未必小梅當時那心滿意足的樣子，是故意裝給我看的？”另一段為：“情感真不真，只在床上分。以前她一抱住我就不肯松手，現在是怎么啦？總是催我快點，快點。她的心完全不在那上頭了。天哪，把我的心里搞得很虛，每次都像根爛香蕉，根本振作不起來。”正因為敏感地意識到了小梅情感的變化，徐士良才會在心慌意亂的情況下出了工傷事故，右手一下子就被軋掉了四個指頭。正所謂“屋漏偏逢連夜雨”，被小梅拋棄已經很痛苦，四個手指頭被軋掉這一工傷事故，就成了壓垮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在徹底絕望之后，看上去很是有點娘的徐士良竟然決絕地從高高的水塔上躍身而下，自殺身亡。如果站在小梅的立場上看，她當然有權力在情感問題上作出合乎心愿的選擇，但如果站在徐士良的立場上，我們又無論如何都不能不為一個脆弱生命的破碎而感到特別心痛。

與以上的幾位相比較，占據了更為主要位置的，毫無疑問是楊哲民和姜紅梅這兩位男女主人公之間頗為曲折的情感故事。盡管早在大學期間就有過他們倆之間有曖昧關系的傳言，但一直等到進廠工作，等到姜紅梅接受駱青濤科長的安排，幫助楊哲民給母親收拾房間的時候，借助于姜紅梅的一番主動表白（“‘我一直都這么覺得，你只是不經心而已。’她說得平平穩穩，‘你從來沒正眼朝我看過，我也就沒作什么指望。’停頓片刻，輕輕怨了句，‘心都被你傷透了。’”），情感方面相當遲鈍的楊哲民，方才真正意識到“姜紅梅心里還真的有我”。但這個時候的楊哲民卻根本就不可能預料到，自己和姜紅梅看似你情我愿兩情相悅的情感道路上，竟然還會遭遇極大的波折。致使波折出現的根本原因，在于他們兩個原生家庭的門不當戶不對。關于楊哲民的家庭情況，小說中有這樣一段話：“我舅舅來電話可不是什么好事。我的外公外婆走得很早，當時我舅舅沒滿三歲，全靠我媽把這個弟弟拉扯大。舅舅知恩圖報，長大以后一直把我媽接在自己身邊，當作親娘一般伺候。”從常理推斷，既然舅舅把楊哲民的母親接到家里百般伺候，那肯定是因為母親孤身一人。但不知道為什么，在交代楊哲民家庭情況的時候，作家卻似乎在刻意地回避他的父親。關于楊哲民父親的情況，竟然沒有一句話提及。因為曾經被推舉為勞動模范的工程師舅舅接受任務要出國去支援越南，萬般無奈之下只好把內心里百般牽掛的老姐姐委托給了剛剛參加工作不久的楊哲民。既如此，一個同樣合乎常理的判斷就是，楊哲民應該出生于一個或工人或農民的普通平民家庭。而姜紅梅，則出生于一個擁有特權的高級干部家庭。小說中曾經借姜紅梅自己的口，對她那顯赫的家庭情況有所介紹：“我媽是軍區醫院的院長，過完年就退休了。”“我爸原先也是軍隊上的一位領導干部，離職休養好幾年了。知道嗎？他有一位老部下，早幾年轉業到這兒做地方領導。之前我也不知道，來廠里工作了大半年我都不認識。后來抽調到市里工作，才跟他見了面。”毋庸置疑，即使是在號稱“平等”的20世紀六七十年代之交，姜紅梅之所以能夠被分配到政工科這樣一個理想的崗位工作，從根本上說，正取決于她如此這般顯赫的家庭背景。然而，楊哲民，甚至包括姜紅梅自己都很難預料到，他們之間的愛情所遭遇的巨大阻力，竟然就來自于各自家庭境況的巨大差異。由于家庭情況的不對等，這一阻力只能突出地表現在姜紅梅的母親身上。依照小說的交代，愛女心切的母親，不僅給姜紅梅介紹了自己醫院一位年輕的副政委，而且還委托丈夫的老部下在姜紅梅工作的地方介紹了比女兒大十多歲的機電局魯昌順局長。一邊是自己內心里已經喜歡到放不下程度的楊哲民，另一邊是強勢母親咄咄逼人地不斷介紹對象，究竟何去何從，最終的決定權只能落腳在當事人姜紅梅身上。即使是姜紅梅自己，在對母親咄咄逼人的強勢有著真切了解的前提下，為了維護自己這一段純潔的感情，捍衛和楊哲民之間的愛情，到最后所被迫采取的，也是一種迂回曲折的先斬后奏方式。因為沒有足夠的勇氣公開挑戰性子剛烈的母親，姜紅梅只能和楊哲民生米煮成熟飯，先懷孕后結婚。既然已經有孕在身，那她母親即使再拼命地反對，恐怕也是無濟于事。在這里，需要展開討論的一個問題是，水運憲的如此一種處理方式在現實生活中是否可能，以及我們到底該如何理解作家的這種處理方式。如果聯系20世紀六七十年代之交的具體社會語境，姜紅梅這種拼命地打破門戶之間的巨大差異，也要和楊哲民這樣各方面都足夠優秀的平民子弟相愛結婚的情況，其存在確有著不小的可能性。但假若脫離開具體的社會語境，在一種恢復了日常生活價值觀的語境中，他們之間的結合還是不是可能，恐怕也就成了一個不容回避的關鍵問題。這樣來說，水運憲的這種處理方式，在真實還原某種歷史真實的同時，也還具有了一種無法被忽略的理想主義色彩。

接下來是以勞動模范和技術革新為核心的工廠勞動生產也即宏大敘事這一條結構線索。但在展開具體的分析之前，必須指出的一點是，這一條結構線索固然非常重要，但我們不管怎么說都不能忽視前一條日常生活敘事線索不可或缺的重要性。不妨簡單地設想一下，一部《戴花》，倘若舍棄了充滿著人間煙火氣的這一條結構線索，單剩下宏大敘事這條，那將會變得多么索然無味甚至面目猙獰。小說的趣味性和可讀性，從根本上說正來源于此。當然，話又說回來，既然是工業題材的長篇小說，那其中自然也就少不了對工廠里熱火朝天的勞動生產過程的描寫與表現。正如前面已經明確指出過的，《戴花》中的宏大敘事這條結構線索，主要是圍繞爭當勞動模范和技術革新這樣兩個互有聯系的核心事件來充分展開的。

先來看勞動模范這一核心事件。與這個事件緊密聯系在一起的，是水運憲在洞悉人性基礎上對師傅莫胡子這一頗具復雜性的人物形象的成功刻畫。首先應該明白，“戴花”這一小說標題，就與那首曾經一度廣為流傳的歌頌勞動模范的歌曲《戴花要戴大紅花》緊密相關。“戴花要戴大紅花，騎馬要騎千里馬，唱歌要唱躍進歌，聽話要聽黨的話。”這是一首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之交曾經一度廣為流傳的歌曲，其中所謂胸戴大紅花，就是勞動模范的一個顯著標志。楊哲民的師傅莫胡子，一個綿延持續了很多年的夢想，就是想要成為一名光榮的勞動模范。這一點，在他第一次邀請楊哲民到家里做客的時候，就已經表現得非常明顯。面對楊哲民送給自己和妻子的禮物，莫胡子的表現令人印象深刻：“‘這，這，這是勞動模范的獎品啊？’他一把奪過那只杯子，就跟搶過去差不多，‘天，勞動模范呢。你看看，好好看看。’他把茶缸上的字指給師母看，‘了不得。看清楚了？還是省級勞模呢！’”“我真沒想到師傅會有那么大的反應。他那喜愛的樣子絕不是裝出來的，我就有了成就感，非常有把握地把那條白毛巾遞到了師母手上。”緊接著，面對著來自于師母的搶白，莫胡子再一次明確表達自己內心里對勞動模范的無比向往：“你呀，不喜歡我當勞模才怪呢。我要是當上了勞動模范，戴大紅花那天，第一件事就是拉你去照相館，重新照張結婚照。還要照那種染顏色的。哈，哈哈，真到了那天，做夢都會笑醒來。”毫無疑問，正因為內心深處有著一種牢不可破的勞模情結，所以，莫胡子才會特別鄭重其事地“組織”毛妹子和毛坨姐弟倆在家里高唱那首《戴花要戴大紅花》。關鍵問題在于，師傅莫胡子這種牢不可破的勞模情結何以能夠生成。細細想來，也無非不過是內與外兩個方面。從內部來說，莫胡子作為一位底層勞動者，一位普通的工人，不僅天然地擁有熱愛勞動的樸素品質，而且更有一種如果做不好本職工作就會產生強烈羞恥感的自我規訓。從外部來說，只要聯系20世紀六七十年代之交中國的基本社會現實，就必須承認，在那個特定的時代，普通勞動者是不是能夠成為一名勞模，是一件可以與后來的商品經濟時代是否可以成為如同馬云一樣的與成功人士相媲美的事情。無論是工業戰線的王進喜，還是農業戰線的陳永貴，情況均是如此。很大程度上，莫胡子之所以會那樣地渴盼著能夠有朝一日成為勞動模范，正是從根本上接受了如此一種意識形態強力規訓的結果。正因為莫胡子做夢都想著要成為一名勞動模范，所以，在見到楊哲民那位勞模舅舅的時候，他才不惜打破規矩，也要堅持坐在舅舅的身邊，堅持沾一沾勞模的氣息。從根本上說，正是因為莫胡子內心深處有著牢不可破的勞模情結，所以也才有了先后兩次爭當勞模故事情節的生成。而莫胡子那多少顯得有點復雜的人性世界，也正是在這個過程中，得到了強有力的藝術凸顯。

作品還有兩處特別耐人尋味的細（情）節。一處是在小說開頭不久，楊哲民他們這18位大學畢業生剛剛進入德華電機總廠工作的時候。針對絕大多數同學都被分配到一線的車間去工作這一現實，工會莫主席曾經講過這樣一番別有意味的話語：“我想跟你們講一句，這是搞不長的。有什么道理嘛。大學培養了那么多年，怎么又不算數？好不容易呢。我們這些老工人，不都是吃了沒文化的虧嗎？前天我跟陽廠長發了一通牢騷，他也想不通，也覺得搞不長。他說，上頭是上頭的考慮，我們有我們的想法。一碼歸一碼，先按上頭意見辦，再看學員下去的情況。”這里毫無疑問是在借助莫主席的口吻，強調對大學生被下放分配到車間而不是把擁有現代知識的他們安置到更為重要的技術部門工作的某種不滿情緒。從當時總是在強調大學生應該接受包括工人在內的廣大人民群眾再教育的觀念來看，楊哲民們被分配到各個基層的車間去工作，可以說是一種切合現實的書寫。但令人驚訝之處在于，對于如此一種明顯帶有懲罰性質的工作安排，身為當事人的楊哲民他們，除了逆來順受地接受安排，反倒沒有做出什么特別的不適反應，更不用說是強烈的不滿了。從楊哲民他們的毫無反應來說，似乎下車間去勞動，并且進一步如同師傅莫胡子一樣爭當勞模，就是他們天然應該服從的宿命。另一處是鄰近小說結尾處，包括機電局魯昌順局長在內的一批國家干部，被下放到基層工廠，以參加勞動的方式接受來自于工人階級的再教育。雖然說水運憲的意圖或許是要借此而凸顯師傅莫胡子的一時霸蠻，但多少顯得有點不可思議的是，在整個過程中，魯昌順他們對自己的莫名接受規訓，也如同楊哲民他們一樣，并沒有表現出絲毫的不滿和反抗之意。如果我們將以上這兩個方面聯系在一起，那么，一個不容回避的問題就是，面對著這樣一種懲罰或規訓，難道楊哲民和魯昌順他們真的會毫無怨言地逆來順受嗎？即使無法改變被安排的客觀事實，內心里一種不滿情緒的存在，也總應該是一種合乎情理邏輯的本能反應。依照我的判斷，倘若作家沿著這兩處礦脈繼續挖掘，肯定會對那個特定時代的工廠人生有更加全面真實立體的深度表現，肯定會有更加豐厚的思想藝術斬獲。遺憾之處在于，所有這一切帶有某種意義上反人性、反啟蒙性質的細（情）節，在水運憲這里，卻被過濾得干干凈凈，沒有能夠得到更進一步的藝術表現。這樣一來，一方面，是對諸如爭當勞模和技術革新此類核心故事濃墨重彩式的大肆張揚與書寫，另一方面卻是對大學生和國家干部不合理的被下放的視而不見，二者聯系在一起，我們從中看出的，毫無疑問，所謂“十七年”文學傳統在不期然間悄然復活。當然，如果轉換一個角度，如此一種情形，或者也可以被看作是對“十七年”文學傳統的傳承與轉化。關鍵的問題是，所謂“十七年”文學傳統的悄然復活這一現象，并不只是表現在《戴花》這一部作品之中。只要稍加留心，我們就可以發現，最近幾年來，很多作品也都表現出了類似的思想藝術傾向。不知道其他朋友怎么看，反正依據我個人的一種偏見，“十七年”文學傳統在新時代文學中如此悄然復活，未必是文學的幸事。難道說，一直到今天，我們都無法徹底擺脫“十七年”文學傳統的影響，它真的是中國文學難以掙脫的魔咒嗎？在未來的時日里，這一藝術陰影會有徹底消散的一天嗎？

[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百年中國鄉土文學與農村建設運動關系研究”（項目編號：21&ZD261）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①水運憲：《戴花》，湖南文藝出版社2022年版，本文的所有引文均引自該版本，下文不再一一注釋。

[作者單位：山西大學文學院]

[本期責編：王　昉]

[網絡編輯：陳澤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