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我的第一個上級》手稿的修改從背景、藝術以及形象塑造三方面聚集于有個性的農民主體。結合手稿修改與文本內外的社會歷史因素可以看出無論是對于農民的主體地位再生產機制的開掘與期待，還是對于文學干預社會功能的謹慎與智慧的實踐，都體現了作者對動員這一涉及和指向主體道德和精神境界領域的非制度化機制的信念以及對革命作家角色的積極運用。

關鍵詞：馬烽 《我的第一個上級》 手稿 動員機制 農民主體

1956年春天馬烽由中國作家協會調動回山西省文聯。離開北京前后，他創作了一批以有一定人生閱歷的農民老漢為主角的短篇小說，比如《一架彈花機》《難忘的人》《老社員》《我的第一個上級》等，這些篇目中均出現了社會主義“新人”與社會主義“舊人”的對比，但又各有不同：合作社主任張老大動員宋師傅女兒女婿改變了宋師傅的勞動習慣，勇于接受新事物；解放軍軍官“我”的身體和精神都被白大爺救治，這些“革命中年”們各有各的的特點與倔強。從努力描繪社會主義新人形象到贊美“某某老漢”這樣的舊人、開掘舊人身上的可被革命采納的“新”特質，寫于1959年4月的《我的第一個上級》可稱其中的杰出者，被認為是“馬烽的短篇小說代表作之一”①，茅盾先生曾給予此篇作品很高的評價：“老田這個人物，寫得龍拿虎跳。在馬烽的人物畫廊中，無疑是數一數二的。”②

2013年8月，馬烽的女兒夢妮代表家屬將《我的第一個上級》手稿捐贈給中國現代文學館。手稿上可見作者幾乎在每一頁都做了修改，這些修改痕跡給我們打開了一個窗口，從中可以更為直觀地看到塑造老田的藝術是如何鋪展開的，創作出這個異質性的、不一樣的“革命中年”形象，又寄托了聚焦基層干部與農民積極性的馬烽對于革命精神再生產機制的怎樣的思考與探索。

不一樣的《上級》：手稿中的修改

一、水利：規模空前的“全民大辦”。新中國成立后洪澇災害一度十分嚴重，治理水患成為十分緊迫的任務。另外，恢復國民經濟，大力發展農業，興修水利也是亟需之務。1957年8月全國農田水利會議提出“要在1967年以前基本消滅普通的水災和旱災”③。三年“大躍進”時期，作為“農業命脈”的水利建設規模空前，1957年馬烽下鄉汾陽，主要參與的也是水利建設，并以此為題材完成了電影文學劇本《我們村里的年輕人》 。水利工程對農業生產和農民生命財產安全的作用極其重大，馬烽將其作為故事的背景寫入《我的第一個上級》，修改中也體現了他衷心擁護這一政策的態度。

手稿第6頁中，接待“我”的在防汛指揮部工作的小秦，其原來的單位初稿為“采購公司”，被作者劃去，改為“水利科”。

手稿第27頁，聽到同事老靳擔心決口后七個村都要被淹后，原文寫道：“我心里也覺得情況很嚴重，一路再沒和他說話。我們跑到海門村。”改為：“我聽了，心里也覺得很沉重。我告訴他說，明年就沒關系了，秋后要在三岔河上游修水庫。我在縣上看到過這個計劃。”

情緒由原來的悲觀改為積極的向前看的樂觀，促進這一情緒轉變的原因就是水庫建設這一水利工程的即將上馬。這里傳達出來的是，對于農村和農民來說，水利工程不僅是黨和政府領導的一項運動，更是一件實實在在關乎身家性命的巨大福利。談到水利，怎能離開水利局的專家老田呢？

二、老田：有個性的農民主體符號。作為一名在實際工作中鍛煉成長起來的土專家，老田在自己的專業領域顯示出的主見、魄力以及犧牲精神都令人難忘。馬烽寫道：“我只是想塑造這么一位土生土長、全心全意為農業服務的普通水利干部。他的形象不一定完美，但他的靈魂是高尚的。”④這里的“不完美”指的就是老田的個性。

手稿第6頁，老田正式亮相。原文為：“在一個破舊的帆布椅上躺著。”被改為“蹲在椅子上，低著頭，不知在寫什么。”

“躺著”，有躺平之嫌，而“蹲”“寫”的動作則默默揭示著老田的前傳，他曾經是被給予力量、被觸發過的農民中的先進分子。

手稿第15頁，聽到決口消息后老田依舊很平靜。原文為：“沒甚要緊，由它流吧。”改為：“有甚辦法？反正堵也堵不住。任由它流吧！”

修改處刻畫老田非常細膩：因為知道沒辦法，才說“由它流”，而不是漫不經心地因為沒什么要緊，不關自己什么事，才“由它流”。修改前的重點是既慢又疲的態度，修改后則給老田帶入了基于高度熟悉基礎上的科學的、實事求是的態度。馬烽在理論和情感兩方面肯定著老田的經驗，也引入了一種對“什么才是真正有用的知識”問題的思考，這也是對群眾可以掌握真理、技術的一種篤定。

手稿第38頁，老田要下水，在身旁的“我”提醒老田有關節炎，企圖阻止他。老田“瞪了我一眼”后，原文為：“說：‘你滾到一邊去！’隨即把筆記本、水筆遞給我。”改為：“隨即把手里的東西遞給我。”

“我”真摯地關心老田，前面已經有了老田對自己向來尊重的前輩、堵決口專家老姜發威怒吼的細節，那是因為擔心老姜說出后退的話動搖軍心，在與老姜的對比中塑造了老田作為黨員和指揮員的黨性和力挽狂瀾的膽略、氣魄。現在讓“我”“滾到一邊去”，雖然也能體現出氣氛的緊張，但細分析毫無道理，故刪去。

手稿第41頁，老田率先跳下河，帶領黨員用打樁的方法令決口縮小，這段后面與 “黎明時候，決口終于合龍閉氣了”之間有一整段具體描寫為作者修改時插入：“天色愈來愈黑暗，氣候愈來愈冷。我站在干岸上穿著棉衣，還冷的直打戰，站在水里的人可想而知了。我看見他們一個個都是緊咬著牙關，忍受著風浪和寒冷的襲擊。老田站在那里紋絲不動，嘴里不住地重復著一句話：‘堅；堅持下去就是勝利！’像是在鼓動大家，又像是在鼓動自己。”

老田雖然戰勝了死亡的威脅和嚴寒的痛苦，擊退了洪水，也令自己在精神上達到了某種完滿的境界，但他也是血肉之軀，不知老田的原型是否在這次堵決口中犧牲，無論如何插入的這段描述令老田的英雄品格更為堅實。之后，便是老田因為這次偉大的付出再次得到集體在精神和情感兩方面的認同與敬意，成就了革命主體精神的力量。這顯然是作者馬烽憧憬的理想狀態。

手稿第32頁，老田和老姜見面原本有一段對話：“老姜頭說：‘什么時候能不找我上堤就好啦！’老田說：‘大叔秋后三岔河水庫就動工，明年你就失業啦！’”被全部刪除。

關于修水庫可以解決大問題的樂觀，前文已經由“我”跟老姜講過了，這里再由老田講出，是重復；水庫修好后老姜（甚至包括老田自己）“就失業了”的話語，真實生動，但保留后有可能令讀者向另一個方向聯想：老田是不是怕自己失業才在平時故弄玄虛、在緊要關頭表現自己？這個小枝蔓雖然可以增加老田精神世界的飽滿，但也帶有從個人利益出發的個人主義嫌疑，于創作主旨無益；此外，如果老田也用水庫動工修成后的好前景來動員老姜，那老田的水準豈不就和文中的小青年“我”在一個水平了；最后，馬烽塑造具有鮮明個性的農民形象，力求探尋與再造農民主體地位的再生產機制，保留些許農民本身攜帶的跟集體主義道德不相符合的狡猾之處沒有什么必要。這里就涉及老田的符號化傾向，對踐行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作家來說符號化的敘事實際上很難完全避免，但符號化非臉譜化，問題也不在于符號化，而是對這一符號化如何做更具藝術性的處理。

三、藝術：著重鋪陳“難題”之前。老田和《四訪孫玉厚》中的老孫一個看起來疲沓無比，一個看起來忤逆十足，但馬烽要揭示的卻是，他們都是訥言敏行和無比忠誠的。馬烽對一代“翻心”老農民的經驗和深入了解，對底層生活的深刻觀察，正是來自解放區的“山藥蛋”作家的獨特之處，“體貼著普通民眾的難以傳達的深層心理”⑤。與概念化的新人相比，孫玉厚的形象“結實”⑥了很多，但經歷了接踵而來的對孫玉厚“個人主義”“無組織無紀律”⑦的批判后，馬烽對老田的異質性處理更為細膩和藝術。

最初老田給“我”的印象是與眾不同的“怪”“慢”“疲”。隨著情節的進展，讀者逐步看出老田的“疲”不過是“我”對他熟諳全局、胸有成竹、沉著冷靜的一種錯覺；他的“怪”與“慢”，則是1954年防汛得了關節炎損害了健康的緣故。在老田身上，不斷前進的堅定意志掩藏在溫良的自然人性之下，關鍵時刻才顯露出來。作品正是從表象與本質、平時不言不語的疲沓和決堤搶險過程中的行動果斷、勇敢、迅速的層層深入對比中，出色完成了一位土水利專家型領導的塑造，揭示出人物的優秀品質：既有革命英雄主義品格，又有嚴格的科學態度。那些貌似疲沓的現象，正是老田穩重樸素、不講身份、有條不紊的工作作風的另一面。

在考察了馬烽的土改敘事小說《金寶娘》《解疙瘩》《村仇》之后，李致與馮瑤指出“‘問題—出路’敘事邏輯是馬烽土改敘事三部曲得以順利生成的深層機制”⑧，到了《我的第一個上級》，馬烽顯然已經突破了這一框架，重點鋪陳“問題”產生之前。

手稿第8頁有一整段內容被刪除：“小秦把桌上的書報整理好，忙又去給他收拾床鋪。他床上也是亂七八糟，連被子都沒有疊起來，而是揉成一團堆在那里的。小秦一面忙活，一面說：‘老田，你太不像話了。這幾天扎針扎的怎么樣？’老田說：‘好點，反正比不扎強。’我問他是什么病，他說：‘沒甚病，就是有點腿疼。’原來他有關節炎，怪不得這么熱的天還穿著棉褲。”

老田有關節炎的“底”過早漏出來，后文的對比效果就會打折扣。刪除了這段，起到了繼續吊著讀者胃口的功用，大家還是不知道老田怪異的來由。

手稿第11頁的整段刪除：“這種人我真沒見過，任何情況下都是那個樣子。有一次，兩個公務員鬧著玩，互相用水潑，正好他從我們辦公室走過去，一盆水全潑到他身上了。他什么也沒說，笑了笑，走了。總之我來了一個月，沒見他生過一回氣，連臉色都沒變過。我遇到了這么個倒霉上級，心理真有點不順氣。不過工作上我還是沒有放松。”

這段之前全部是從負面角度寫老田的疲沓，這段卻寫成了老田脾氣好，分寸感不對頭，故刪去。

手稿第14頁，得知發水后“我”趕緊去找老田。原文為：“見我這么慌慌張張地跑來，他扭過身來問道：‘什么事？’我說：‘跟我到指揮部去。’”改為：“我一進門，就大聲喊道：‘老田快起，安樂莊決口了！’我想他一定會馬上起來，跟我到指揮部去。”

修改后文氣更為流暢生動，“我想他一定會馬上起來”依然在做情緒上的鋪墊。

還是在此頁，老田聽說發水后與“我”對答。原文為：“用平常說話的語調問我說”改為：“不緊不慢地問我道‘多大流量？’”

把“平常說話的語調”改為“不緊不慢”，非常具體。工作拖拖拉拉，碰上發洪水的急事還說慢慢來，至此，對老田的鋪墊到達頂峰：這不是“牛皮糖”是什么？手稿中還有一句描寫老姜頭的敘述：“走路不太方便”，筆者發現在《馬烽文集》中這句被改為“走起路來一搖一晃，好像隨時都可能摔倒”⑨。與此處修改異曲同工，更可見作者將煉句進行到底的堅持。

手稿第28頁的整段刪除：“老姜頭指著我問老靳道：‘這就是老田相隨來的那位專家？年輕有為啊！’我聽他這么說，簡直快羞死了。他怎么會把我當成專家？前幾天我來察看河堤的時候，是老靳陪我去的。我想大概是他把我當成‘專家’了。我解釋了好半天，才算摘了‘專家’這頂帽子。”

這段寫老姜對“我”的印象，對塑造老田沒什么幫助，老姜對“我”所代表的學院派知識的崇敬也與之前已經立起來的主旨有偏差。

不一樣的老田：農民主體地位的再生產

手稿的修改從背景、藝術以及形象塑造三方面聚焦于老田這個有個性的農民主體形象。作為主體，老田有過硬的水利技術和經驗，以及相應的實事求是精神，能夠不被一時一地和個別現象迷惑。他準確判斷出哪里才是危害最大的決口，從而集中力量奮不顧身在此處打樁，成為戰勝洪水的關鍵。

作為主體，老田對黨所領導的革命事業的理解伴隨著親身經歷的翻身過程，對黨的利益和人民群眾利益的根本一致性有直接的體會。他把工作放在黨和人民事業的高度，帶著內化于心的認同。平時看起來疲沓的外表下，他對工作的責任心和忘我精神絲毫沒有衰減，這才有了關鍵時刻在寒風刺骨的冬天以自己的血肉之軀堵洪水的舍生忘死的表現，這在專業主義以及科層制視角下看起來極不“科學”，如果不是因為將人的積極性和主觀能動性發揮到了極致是不可能發生的。

作為主體，老田這位副局長對自己的下屬，對群眾，很少畫大餅、夸夸其談、下命令，而是默默無言地以身作則帶動大家干，從中依稀可以看到馬烽本人的影子。作家焦祖堯曾回憶“身為中國作協領導，馬烽從來都是兼聽各方意見，不用大話壓人。他常說的話是：我自己愛吃山西的面，不能要求別人也愛吃面疙瘩吧！”⑩如果說新社會的民間與政治之間有一種理想的和諧狀態，那么這種基于動員而不是強迫與命令的方式應該是促成和諧狀態達致的一個重要方面。

這種動員方式產生的效果如何呢？小說以新畢業的大學生“我”的視角為觀察基點，寫出了老田在危機關頭極強的應對能力和超人的魄力。催放出生命的光彩之后，其因病導致的日常中的臉色蒼白、病弱疲憊、反應遲鈍、態度冷淡、作風拖拉等“疲沓”狀態全部得到了“我”充分的理解和尊重，知道了責任心、前進、犧牲等高貴品質和革命者的堅定意志并不一定以亢奮的形態表現出來，而應該是一種深入主體的沉潛的內在追求。老田這位社會主義“中年”讓社會主義的新人“我” 對生活的理解更深入了一步，知道了執著的革命理想必須要冷靜地與實際情況相結合，在實干中歷練出真本領。

那么作為農民，老田的主體地位及相應的主人意識是如何產生的呢？小說對此多有提示。老田的積極性得以產生、釋放與發揮效力的前提是新社會對他的充分肯定、認可。老田曾得到過巨大的政治認同，他“十來歲的時候，就跟著他爹和老姜頭在堤上干事”，“解放后，縣上提拔他當了水利技術員，后來又入了黨……1953年在專署訓練班學習了幾個月，本事更高了。現在全縣一些大的水利工程，都是他親手設計的”11。之后成為縣農建局的副局長。一身好本事、在訓練班受訓等，年輕時的老田簡直就是另一個男性韓梅梅，他們的才能在新社會得到了充分的施展，老田的前傳可以看成革命贏得人心過程的展示。革命與農民的意義交換發生后，農民獲得了無產階級的階級主體性。得到肯定的農民從某種自然狀態中掙脫出來，進而在國家認同的過程中獲得主人意識和社會主義自覺性，將自己與社會主義的理想連接在一起，并用帶著真實個人經驗的獨特方式——身教而非宣教（傳達命令、預設圖景等）——進一步帶動著新人。國家、集體與個人在多方面相互配合、互相回饋，達到主體間性的理想氛圍，老田既能以疲沓的作風坐上水利局副局長的位子，也能以偉大的犧牲精神跳水斗洪災；他既有主人翁責任感和高度的自覺意識，又有強烈的個人特點（對個人舉止言談的自由支配）。

老田著實令人欽佩，作品里塑造的新社會中民間與政治的這種良性和理想的狀態更令人向往。作者顯然是盼望政治和民間之間出現這樣協調一致的和諧的狀態，因此，洪水必須被擊退，老田必須安然無恙，作者需要老田的方式得到正反饋，以便讓產生老田的機制得以再生產，繼續造就千百萬德才兼備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帶頭人、實干家。

馬烽一向把農民看作中國革命和建設的主體，《我的第一個上級》中，中年的老田是解決問題的絕對主力，他的形象也構成對馬烽作品中多次出現的青年形象的補充，豐富著馬烽作品中主角的畫廊。馬烽筆下的這些農民，大多是沉毅的、實事求是的，默默地、踏實地做著自己的一份工作，在內心深處以集體事業為最高目標而不惜自我犧牲。馬烽曾這樣記錄他1949年4月間從晉綏邊區來到北京開全國青年代表大會的感受：“老區來的大都是穿著灰布軍裝……可是這種單調衣服當時頗受人們青睞。就連王府井最大的服裝店里都賣這種服裝，而且生意很紅。”12他沉浸在這種主體狀態的喜悅中，似乎在建議黨的各級領導尤其是黨的基層組織在祖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關注這些從舊社會走來的農民心中對新社會的“得意而忘形”的真正的體貼和向心，關注這些帶有各種舊的特點的人身上可為革命與建設使用的閃光點，看到他們真正的無產階級覺悟，一如既往地信任、寬容、支持、愛惜他們，為他們開辟生長空間，正如毛澤東在1955年7月《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中所說的：“我們應當愛惜農民和干部的任何一點微小的社會主義積極性，而不應當去挫折它。”13作者多么希望國家的意志與農民的利益是一致的，以保證主席的這個提議能夠得到充分的落實，“他既尊重農民的利益和訴求，也相信黨的路線和政策，只有二者很好地結合起來，才能實現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美好理想”14。通過老田的塑造，馬烽甚至開掘出一種解決個人欲望與高尚的集體主義帶來的壓抑之間沖突的路徑：個人內化主體的高尚標準，組織允許個人保留自己的特點。

不一樣的馬烽：對角色的積極運用

著力于老田的農民主體內涵背后，可以說是馬烽對自己作家角色的積極運用。

聯系1959年的寫作背景，我們不難看出作者對老田的歌頌中隱藏著對部分干部漠視人民利益，脫離生活實際的主觀浮夸、崇尚空談等不良作風的曲折批判和鞭笞，以及政治上顯現出來的對“老田們”的某種冷漠的擔心。隨著我黨全面取得政權，執政所需要的專業管理制度也帶來了某種科層化危險，與繼續革命的機制之間出現了某種裂痕，帶有技術官僚和政治官僚氣息的官員形象也出現在文學作品中，他們往往采取強迫命令式只按主觀計劃辦事的工作方式。1957年馬烽曾寫出《四訪孫玉厚》，里面的主人公老孫是一位跳出社會主義新人敘事套路的老農民，他幾乎是在與上級的一次次對抗中發展合作化事業的。黨的目標與群眾利益的一致性在具體操作中出現了矛盾，上級的一些政策似乎也成了“干革命”要解決的“難題”之一。馬烽的這兩篇小說從正反兩個方面反映了曾經行之有效的革命主體的生產機制在現實中遇到的某種危機。

如何克服這種隱現的危機帶來的危險呢？位于主觀精神和現實體制之間的革命主體生產機制成為馬烽的著眼點。克服這種危機，需要進一步確認農民的無產階級的階級主體性，繼續將他們整合與結構化；要實現這個目標，攜帶著歷史動能的我黨在革命年代創造出的動員的方式不能拋棄。作家塑造老田既是表達對政治要求的積極配合，也是用贊揚理想人物的方式表達文學對生活的積極干預態度，即傳達對動員這一涉及和指向主體道德和精神境界領域的非制度化機制的信念以及隱蔽地表達對制度中顯現出的官僚化和專業化趨勢的某種警惕，以及對應用這種機制繼續激發農民政治認同熱情從而以主人身份和高度責任心投入現代中國建設事業的懇切向往。

蔡翔認為動員結構的真正意義在于“在理論上提供了政治參與的可能性，而這一可能性的前提是肯定了群眾的政治主體地位”15。動員意味著互動與對話，而不是單純的命令。動員意味著用種種方式令被動員者的主體地位得到肯定，并將動員者的目標和意圖內化為自己的目標和意圖。在動員機制中，文學不再是描述和解釋，而是發揮著改造世界的功用，這正是馬烽創作的鮮明特點。陶君起回憶馬烽在1950年組織大眾文藝創作研究會小組活動時的做法時，曾總結道：“創作第一要注意到在大眾中間所起的作用，避免自我欣賞。”16馬烽自述自己小說的目的是“幫助一些青年讀者，了解一下那個時候農村的生活情況，以及人們的精神狀態”。并說由于自己水平有限，這些作品并沒有“深刻地揭示生活的本質”17，即創作的目的是揭示生活的本質（不代表要直接用理性指導作品），并用這種揭示去動員大眾。

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似乎就可以理解茅盾先生所認為的“老田的精神世界的描畫是不夠飽滿的”。老田的人物性格服從于作者的主觀認識和情節的需求，“人物不是為了表現性格才行動，而是為了行動才需要性格的配合”18。如果為了表現老田個人，那么他對于水庫動工修成后，是否會意味著自己“失業”；他在大冬天以老病之軀跳下冰冷的洪水中，其背后還有哪些動力等“刺點”都是可以深入挖掘的，但這顯然不是馬烽想突破的地方，老田是一個承載著作者強烈的干預社會目的的符號，他的言行要為作者的理念服務，他要代表一類人，他要嵌入歷史結構，總之，他不是老田個人。

同樣用文學干預社會，馬烽與趙樹理不同，他采用樹立正面形象而不是批評負面形象的方式達成自己的理想；他并不是“把一切農民都理想化了”19，而是只選擇那些理想的農民來作為寫作對象，從而在歌頌與暴露的問題上站穩了立場，體現出馬烽對我黨文藝政策把握的熟稔。正如徐懋庸所說：“革命文藝家本身也應當是政治家，從自己所接觸的現實生活中反映政治的一個具體側面，以豐富總的政治內容。”20文學性的展示舞臺，是建立在絕對的政治性基礎上的。馬烽沒有超出特定的政治理念去全盤思考農村問題，而是以一個個短篇在政治理念的領域內去探索一個個細小的可能性。那些具體事件與看似家長里短的小事，都不小，均指向“舊”農民與新社會如何融合的問題，體現出社會主義現實主義農村題材的典型樣貌。

就這樣，馬烽在小說中完成了對農民主體地位再生產機制的想象性探尋與再造。在他的設想中，理性與情感不能割裂，要重視情感；內涵與形式不能割裂，質勝于形好過形勝于質；理想與利益不能割裂，利益不能完全被犧牲。馬烽寄希望于這種理想狀態，以清醒的政治頭腦和農民的智慧，謹慎地把握著創作路向，含蓄地表達著他的社會思考，在情感和機制上提出自己對與理想型革命精神再生產機制的期待，甚至硬造出一種理想的圖景。這種方式的背面是他沒有對政黨政治內部和社會主義制度本身是否可能異化問題及如何解決提出思考。另外無論新人與舊人，都面臨著改造自己的問題，當然對這些方面的挖掘也不是一部短篇小說可以承載得了的。

劉芳坤曾提及馬烽是一位“不折不扣的角色型青年”，而“根據政策進行宣傳式書寫是馬烽與黨之間保有一致性的方法之一”21，這一觀察更多強調了馬烽對黨的期待的被動適應。無論是對于農民的主體地位再生產機制的開掘與期待，還是對于文學干預社會功能的謹慎與智慧的實踐，馬烽的創作都不是一種翻譯，而是帶進了自己的思索，他回到山西下鄉蹲點，搜集素材，也許帶有為既成模式尋找血肉故事的目的，但在親身的歷史經驗與活生生現實的碰撞中還是生出了感想。我們看到的，不是工具化了的藝術，而是在意識形態范圍內的反對工具化的藝術。這些，都體現了他對革命中年角色的積極運用。

[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傳播學視域下當代中國現實主義文學的影像化研究”（項目編號：21BZW148）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①王慶生主編《中國當代文學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44頁。

②茅盾：《讀書雜記》，《茅盾評論文集（上）》，人民文學出版社1978年版，第427頁。

③何基澧：《1957年全國農田水利會議總結》（1957年8月），《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檔案資料選編（1953—1957）》（農業卷），中國物價出版社1998年版，第677—680頁。

④馬烽：《〈我的第一個上級〉寫作經過》，《馬烽文集》（第8卷），大眾文藝出版社2000年版，第374頁。

⑤⑩楊少波：《馬烽：一生為老百姓寫作》，《人民日報》2004年2月3日。

⑥康濯：《關于兩年來反映當前農村生活的小說——在中國作家協會第二次理事會會議（擴大）上的補充報告》，《文藝報》1956年第5—6期。

⑦張歡：《1950—1970年代“社會主義新人”的“異質性”研究》，《文藝評論》2021年第2期。

⑧李致、馮瑤：《訴苦·牲畜情結·勞動互助：馬烽土改敘事獨異性分析》，《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22年第9期。

⑨11馬烽：《馬烽文集》（第4卷），大眾文藝出版社2000年版，第240頁。

12周宗奇編著《櫟樹年輪：馬烽自傳 口述實錄》，大眾文藝出版社2004年版，第301頁。

13毛澤東：《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毛澤東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19頁。

14段崇軒：《馬烽：“三位一體”的現實主義作家》，《新文學史料》2005年第2期。

15蔡翔：《革命/敘述 中國社會主義文學—文化想象（1949—1966）》，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122頁。

16陶君起：《半年來小說組的活動情形》，《大眾文藝通訊》1950年第2期。

17安徽師范大學中文系編《中國當代文學研究資料馬烽專集》，安徽師范大學中文系1979年版，第29頁。

18[古希臘]亞里士多德：《詩學》，陳中梅譯注，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第64頁。

19趙樹理：《〈金鎖〉發表前后》，《文藝報》1950年第2卷第2期。

20徐懋庸：《徐懋庸回憶錄》，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版，第145頁。

21劉芳坤、田瑾瑜：《身為“領袖的孩子”——重讀〈我們村里的年輕人〉兼談“角色型青年”馬烽》，《中國語言文學研究》2018年第2期。

[作者單位：中國現代文學館]

[本期責編：王　昉]

[網絡編輯：陳澤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