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2020年突發的“新冠肺炎”疫情考驗著國家與個體的承受力，面對這場驚心動魄的抗“疫”壯舉，青年作家程文敏和他的采寫團隊聚焦一線抗“疫”者故事，采用一線人員第一人稱敘述視角寫出了《抗“疫”者說》一書。《抗“疫”者說》用35篇飽含深情的口述文字建構出一部具有實錄品格的民眾抗“疫”信史，本文通過討論多聲部敘述與疫情呈現的關系、口述史形式與英雄塑造的關系，以及疫情大環境與人性表現的關系，揭示出《抗“疫”者說》一書以文學方式反映疫情現實的可貴品質。

關鍵詞：《抗“疫”者說》 疫情文學 多聲部 英雄塑造

疫病是人類文明進程中的常客，新世紀短短二十年就有“非典”、禽流感、中東呼吸綜合征、埃博拉等疫情在全球肆虐，給人們帶來沉重的病痛折磨與精神恐慌。與可視可感的地震、海嘯、洪澇等災難相比，疫病總是在無聲無息中考驗著每一個國家、每一個個體的內在承受力。2020年年初突發的“新冠肺炎”疫情迅速蔓延全球，它是“百年來全球發生的最嚴重的傳染病”，也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遭遇的傳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圍最廣、防控難度最大的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①。面對這場驚心動魄的抗“疫”壯舉，新聞媒體在以簡潔直觀的語言、鏡頭、數字實時記錄正在發生的同時，有時代責任感的作家們也敏銳地意識到文學應以何種姿態進入抗“疫”現場，為及時、真實、有溫度地呈現抗“疫”過程，報告文學文體成為作家們講述抗“疫”故事的首選②，多數作品選擇基于采訪事實的第三人稱講述③，而由青年作家程文敏編著的《抗“疫”者說》（作家出版社2020年9月出版）一書則采用抗“疫”一線人員的第一人稱敘述視角，35篇紀實文字在追求“文學品質、記史意義與文獻價值”④的過程中，努力去建構一部具有實錄品格的民眾抗“疫”信史。

一、多聲部的敘述策略選擇

與復調小說的“多聲部”⑤呈現方式有所不同，作為一部集體創作的報告文學集，《抗“疫”者說》所表現出的“多聲部”是由35位“口述人”（也是“抗疫者”）用各自的“聲音”講述同一抗“疫”話題形成的。總體來看，《抗“疫”者說》選擇“多聲部”敘述的優點有三。

首先，“多聲部”敘事因“盡可能覆蓋抗疫戰場的空間和范圍”⑥而利于展現咸寧市境內抗“疫”大戰瑣碎的進程全貌。“身為這場抗‘疫’戰爭的踐行者、見證者”，咸寧市青年作家程文敏基于前期豐富的抗“疫”經歷與感想，他沒有因自己疫情期間下沉至咸寧市首個封閉小區福星城而將寫作計劃僅僅局限于自己熟悉的福星城小區臨時黨支部，也沒有聚焦被病毒籠罩的湖北省全境與湖北作家賽跑、與全國作家對決，而是將講述對象主要集中于咸寧市全境，他想通過“展現咸寧人勇毅篤行的風貌”，以此襯托出“湖北人‘不服周’的英雄血脈”⑦。為實現全景式弘揚咸寧人面對困境時的奉獻精神，程文敏沒有把采訪稿整理成一部長篇報告文學，而是把抗“疫”故事的講述權留給不同行業的每一個抗“疫”人員，他的寫作團隊“采訪一線抗‘疫’戰士200人以上，包括但不限于湖北省咸寧市（涵蓋武漢、黃岡、黃石、荊州、鄂州、恩施等地）各級干部，醫護、疫控、公安、民政、交通、發改、教育、復工、媒體等各條戰線、各個系統的人士”⑧，最后整理出了52篇獨自發聲且代表著各個戰線的抗“疫”故事，每一篇故事都最大程度保留了“口述人”原汁原味的情感與心聲。在成書過程中作家程文敏選擇其中35篇代表作，這些作品的發聲者涵蓋政府基層人員、醫務人員、醫療專家、學生、警察、交警、記者、教師、農民、志愿者、佛教徒等，每一篇都展現著咸寧全境抗“疫”的一個微觀面。

其次，“多聲部”敘事利于抗“疫”一線“沉默的大多數”獨立講述最美的抗“疫”故事。在“新冠肺炎”疫情面前，“沒有一個‘局外人’，更沒有一個旁觀者”⑨，在中華大地上涌現出了無數挺身而出、不計回報的抗“疫”英雄，他們是戰勝疫情的中堅力量，卻又是最易被忽略的群體。如果作家不主動去深挖這些普通英雄不為人知的“戰斗”故事，那么他們的感人事跡都會因時間而沖淡，所以作家程文敏選擇從普通英雄的第一人稱視角去“展示生命至上、舉國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學、命運與共的偉大抗‘疫’精神”⑩。在《抗“疫”者說》的35位講述者中多數發聲者在其他作家的報告文學中都有關注，不過有四類講述者在本書的“多聲部”敘事中才獲得發聲機會：一類是農民形象，書中選擇孩子身患重病的母親何周講述疫情期間為孩子病情擔心與為抗擊疫情堅決足不出戶的煎熬；一類是佛教徒形象，書中選擇咸寧佛教協會負責人釋能誠講述出家人施善救急的大愛與排除萬難的自救；一類是鄉村教師形象，書中選擇小學青年教師龐盼盼講述網課給老師、學生、家長帶來的挑戰與煩憂；還有一類是抗“疫”不力被免職的公職人員形象，書中選擇因疫情防控被問責的鎮長劉志敏講述工作失誤的根本原因以及自己免職后再次全身心投入抗“疫”并獲得褒獎的過程。

再次，“多聲部”敘事能夠保證每一位講述者的抗“疫”主體地位。在全國人民團結一心打贏抗“疫”戰斗的過程中，每一位參與抗“疫”的個體都是英雄，但因所處崗位以及職責不同使得他們在社會中獲得了全然不同的關注度，疫區醫護（包括國家級醫療專家和所有援鄂醫療隊）關注度高于疫區一線防疫人員，而疫區一線防疫人員關注度又高于疫區一線志愿者，以此類推，大多數抗“疫”戰士的事跡都是沉默的。這樣一種社會輿論關注點也無形中影響著作家在報告文學表達中的關注比重，典型英雄、主要事跡往往被作為主體詳盡描寫，而其他抗“疫”英雄僅以配角的角色出現。這就凸顯了《抗“疫”者說》“多聲部”的價值，“多聲部”讓每一個抗“疫”者都以主角的視角講述自己親歷的故事，他們的經歷有的充滿危險與挑戰，有的瑣碎而平淡，卻都獲得了應有的尊重，畢竟從個體的角度看，疫情期間每個個體都付出了百分之百的努力，他們的故事不應成為別人事跡的底色，而應散發出自在的光彩。

二、口述史品格與英雄塑造

記錄已成歷史的抗“疫”點滴，以當事人口述方式去講述這段“近歷史”更能將閱讀者帶入歷史現場，這是基于口述史能夠“激發不同聲音的發出、不同聲部的合作”，雖不能“窮盡了對世界的理解”，但“可能會使對世界的理解變得更為成熟和精深”11。《抗“疫”者說》在選擇口述方式的同時也選擇了口述史的真實性品格，書中35位“口述人”既充當著“不折不扣的行動主義者”，又是“背負‘口述使命’的災難敘事者”12。 口述方式將“口述人”與故事中的抗“疫”英雄形象密切結合在一起，摻雜了個人價值觀的“口述人”通過自己眼中的自己，巧妙回答了何為自己眼中的抗“疫”英雄。

抗“疫”英雄是舍小家為大家的奉獻者形象。《抗“疫”者說》選擇的“口述人”在講述自己抗“疫”經歷過程中，也訴說著自己疫情期間一心抗“疫”給家人造成的虧欠。責任與信仰的力量支撐讓這些抗“疫”逆行者看似有堅不可摧的意志，實則在堅毅背影之后有著諸多情感脆弱點，在口述時每每談到孩子總會讓這些年輕的父母心中涌出一股愧疚感。“下沉”福星城小區的程文敏與在街道辦一線防“疫”的妻子吳柳竹一心撲到工作上，長達月余沒有照顧孩子，反而讓孩子替他們擔心，兒子精心畫的“安神符”撫慰著他困倦的皮囊和焦躁的靈魂。消化內科醫生蔡林燕返崗增援黃石“小湯山”醫院后，把兩個小孩留給婆婆照看，忙碌的救治任務讓她早已忘記去關心孩子生活，婆婆打來電話說家中已斷炊五日的消息讓她頓時陷入慌亂，問題解決的時間里她只要想到家中老少三口窘迫的情形，內心就幾近崩潰。新上任的鎮長王宇明以懷孕之身投入防“疫”指揮，她常常忘記自己是冒著兩個人的生命危險在工作，孩子的遭遇讓她很自責。她在寫給孩子的信中期待長大后的孩子能理解自己的選擇，“當你能讀懂這封信的時候，你一定會為還在媽媽肚子里就有這樣不凡的經歷、見證了人間大愛、祖國的強大而倍感自豪”13。

抗“疫”英雄是堅守危險崗位的戰斗者形象。“新冠肺炎”疫情將人們置于兇險的處境，卻并未嚇退直面險境的勇士，《抗“疫”者說》的“口述人”從自身親歷角度還原一線抗“疫”人員在不可知危險面前的自覺選擇。抗“疫”英雄們在疫情面前內心也并非沒有絲毫波瀾，只是他們堅定地選擇了責任與付出。在封閉的福星城小區當應急車隊隊長的徐偉是位身處最累最危險崗位的工作人員，在這個最易感染的崗位上他用心服務每個需要幫助的人，哪怕疲憊不堪、受到難言的“委屈”，也從未有一絲退縮的念頭。感染科醫生朱俊在疫情中成為了與病毒走得最近的施救者，在被感染的風險中，在防護物資短缺的情況下，救治引發的內心壓力讓她和她的團隊常常倍感無力，傷心痛哭之后又再次以飽滿的熱情投入戰斗中，她默默地鼓勵自己“處境再難也要撐下去”14。負責交通保障的金虎雄與搭檔在疫情最重時期奔赴各地協調物資，在僅有口罩防護的條件下，他們赴“黑暗中心的暴風之眼”武漢協和醫院接收醫療物資，調用過程夾雜著一股“風蕭蕭兮淦水寒”的凄涼，“壯士一去兮得復還”15后，有家不能回的傷感觸發了他們內心積攢已久的壓力、緊張與恐懼，痛哭發泄之后又主動迎接下一個挑戰。

抗“疫”英雄是經受疫情煎熬的涅槃者形象。“講述關于自己的故事，是自我形塑過程一個非常重要的部分。”16一些“口述人”疫情期間遭遇雖非跌宕起伏，卻在《抗“疫”者說》中給讀者留下英雄形象的印象，這是因為他們講述時抓住了抗“疫”期間“自我”糾結矛盾的心理活動，呈現出了個體困境面前從絕望到希望的心路歷程。在疫情肆虐的七十多個日夜里，何周因兒子病重無法按期手術而倍感壓抑，居家隔離初期她不敢進屋，兒子不間斷的打嗝聲讓她害怕，她把兒子病情秘密深藏心中，無人與其分擔苦悶時，她就在屋頂的“空中花園”講給花草聽，讓它們接納她的淚水，傾聽她的刺痛，安撫她的恐慌。走出最初的恐慌，她和家人進入“自救”與“被救”模式，主動深入了解兒子病情實況的“自救”行動讓他們重樹信心。“自救”讓她和家人走出了陰霾，成為了浴火中重生的英雄。機關干部楊文斌與女兒因出現發熱癥狀被作為疑似病例集中隔離，住進鄉鎮隔離點后，封閉空間讓他的心理出現了波動，感覺自己成了人見人怕的危險怪物。到市區隔離期間因自己和女兒被確認為“疑似人員”和“確診人員”，一時間無法接受結果的他為此出現焦躁情緒。進入留觀階段，恐懼感慢慢散去，他又重回“文藝”生活。“歷經如噩夢，萬象且新看。”17與女兒一起熬過隔離治療的惶恐，讓他成了一個與病毒勇敢對抗的抗“疫”戰士。

三、疫情與人性的緊密融合

“在災難面前……人性的善惡與復雜表現得更為集中而鮮明。”18“新冠肺炎”疫情在全國蔓延時，民眾生活方式與精神訴求的短期改變孕育出特殊時期人性向諸多方向發展的可能，這些疫情中豐富的人性表現成為“疫情文學”進入疫情深部現場的重要角度。《抗“疫”者說》是一部有情感溫度且具感染力的反映抗“疫”艱辛的紀實力作，書中每一篇口述稿都傾力地記錄、贊美或批判疫情中的人性，這是“口述人”的權力，也是他們特別的“義務”19。

編著者程文敏把《抗“疫”者說》這本書定位為“一本平凡人的英雄之書”20，這是對口述者們疫情期間無私奉獻、吃苦耐勞、勇于擔當的人格最大的肯定與贊揚。口述者的抗“疫”崇高人格融入在他們的戰斗故事中，疫情中的抉擇與細微處的大愛都彰顯出他們的時代擔當精神與仁愛善良品質。在貴州工作的感染科醫生鄭金鼎，因疫情滯留湖北老家陽新縣期間選擇就地醫務增援，在請戰書中他這樣寫道：“看到疫情肆虐，作為感染科醫生，應該身處一線，如果貴院人員緊缺，我自愿加入貴院疫情防治！”21“應該”二字流露出他對醫生本職責任的內在堅守。咸寧市感染科醫生朱俊深知病毒不僅僅摧殘患者的身體，更能侵蝕其脆弱的心理，于是她用愛與微笑去撫慰確診患者對于死亡的惶恐與絕望，在她看來，醫生“給病人以援助，是一種人性之善的傳遞”22。

“新冠肺炎”疫情猶如一個放大鏡，放大了人性中被原有生活遮蔽的閃光點與陰暗點，讓個體回歸到自我的本真狀態。《抗“疫”者說》的“口述人”在自己的抗“疫”故事中夾雜了對疫情期間世間人性百態的觀察，深度思考疫情與人性的潛在關系。

第一，疫情照出了個體的無私與善良。志愿者是咸寧抗“疫”的主力軍，因此抗“疫”過程也承載著志愿者的大愛行動。口述稿中有無數可敬的不圖名利的志愿者形象，如志愿者陳昌世為避免擴大感染風險獨自去武漢接送醫療物資；志愿者劉耀先和陸高明主動報名去隔離酒店為援咸醫療隊搞后勤服務；志愿者江昌偉積極帶頭組織城區消毒任務；志愿者韓艷用出租車接送困境中最需要守護的人；志愿者甘寧和車隊無償超負荷接送醫務人員。志愿者把服務、救助、溫暖他人當作疫情期間一種“時尚”來做，用默默地自我犧牲精神發揚時代主旋律。

第二，疫情照出了個體的狹隘與貪婪。漫長的封城抗“疫”現實處境改變了人的心境，許多人逐漸淪為謀取自身利益的中心主義者。“新冠肺炎”無形的感染風險讓一些公職人員選擇了沉默，咸寧福星城小區抗“疫”期間出現了大量蟄伏家中的黨員干部，小區臨時黨支部多次征召均不主動回應，反而把“不出門也是不添亂，已經有那么多人，哪里還用得上我”23的理由作為托辭，等到小區解封時卻又迅速活躍起來。當然，特殊時期的物資與榮譽也助長了疫情中個體的貪婪，有人貪圖免費蔬菜，稍有不均就質疑志愿者工作態度；有人只參加一天抗“疫”任務就立刻要求開志愿者證明，作為自己給單位報告的成績；有人習慣了志愿者無償服務的生活，竟然舍不得一線防“疫”人員離開；有人確實為抗“疫”付出了艱辛，卻在記者采訪時又無限夸大自己業績。這些復雜人性的現象屬于抗“疫”中真實存在的一面，雖不及感動瞬間帶來的震撼力，卻也把抗“疫”引向了“國民性”的深層思考。

第三，疫情照出了個體的脆弱與無助。在“新冠肺炎”疫情引出的生死問題面前，可以發現“人類，遠比人們想象中脆弱”24。一方面，有些被確診的患者因死亡危險讓他們處于精神崩潰的邊緣，書中提及的確診者形象多用悲觀心態去面對未知命運，或在病情加重的情況下意志消沉；或出現心情起伏；或情緒激烈揚言自殺；或用極端行為發泄內心恐懼。另一方面，有些未感染者在居家/漂泊的痛苦中失去理智，渴望得到他人/政府的關心，書中寫了探親者在病毒陰影籠罩下想離開湖北的強烈訴求，也寫了沒獲得返咸資格的“漂泊者”對負責人員的辱罵與抱怨。

結 語

處于疫情中的人們應“如何面對‘災難’、經受‘苦難’、品味‘艱難’”25，青年作家程文敏在疫情仍然進行時集多人力量編著的《抗“疫”者說》用35種聲音、口述史實錄品格，以及人性探尋等方式回答了疫情發生過程中社會個體應對突發災難時的心理變化，他這種以文學方式積極直面疫情的創作姿態，達到了文學觀照現實與文學療救傷痛的意義。如果從思想高度、思考深度、關注廣度等角度衡量《抗“疫”者說》的內容，可能會讓讀者有稍許遺憾，不過“我們不能用常態的、穩定的、標準的‘文學’觀念來要求處于非常狀態、不穩定的、非典型的‘疫情時期的文學’”26，因為這些作品的主要使命是從文學角度迅速反映抗“疫”精神的現實表現。當然，《抗“疫”者說》僅僅是程文敏團隊采訪內容的部分呈現，隨著時間距離的拉開以及對疫情豐富采訪實況的理性反芻，期待他有深度反思疫情的新作出現。

[本文為西北師范大學青年教師科研能力提升計劃項目（項目編號：NWNU-SKQN2022-22）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注釋：

①習近平：《在全國抗擊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會上的講話》，《求是》2020年第20期。

②參見李魯平《全景、特寫與親歷——2020年抗疫題材報告文學印象》，《中國藝術報》2020年12月28日。

③此類報告文學代表性作品有熊育群的《第76天》（《十月（長篇小說）》2020年第6期）和《守護蒼生——記戰“疫”中的鐘南山》（《光明日報》2020年3月1日），李朝全的《一位叫“大連”的志愿者》（《光明日報》2020年03月16日），李春雷的《鐵人張定宇》（《人民日報》2020年4月1日）和《金銀潭》（《中國作家(紀實版)》 2020年第4期）等。

④⑦⑧⑨⑩20程文敏：《這世間美好和險阻都與我環環相扣（代序）》，《抗“疫”者說》，作家出版社2020年版，第3、1、2、3、3頁。

⑤“復調”一詞被巴赫金從音樂理論移植到文學理論后，主要用“來建構他的小說體裁理論，用它來指稱長篇小說的一種類型”，這類小說結構的主要特征是“多聲部”敘事。參見周啟超《復調》，《西方文論關鍵詞》，趙一凡等主編，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6年版，第145頁。

⑥李魯平：《全景、特寫與親歷——2020年抗疫題材報告文學印象》，《中國藝術報》2020年12月28日。

11鄭佳佳、馬翀煒：《口述史的復調價值及其實現》，《云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5期。

12江雪：《口述史氣質：災難敘事與文學救贖》，《文藝報》2021年2月1日。

13 14 15 17 21 22 23程文敏編著《抗“疫”者說》，作家出版社2020年版，第309、399、218、434、371、244、222、37頁。

16周海燕：《見證歷史，也建構歷史：口述史中的社會建構》，《南京社會科學》2020年第6期。

18張光芒：《論“疫情文學”及其社會啟蒙價值》，《廣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4期。

19 25 26曾軍、趙夢瑤等：《“疫情時期的文學問題”漫談》，《文藝論壇》2020年第2期。

24傅守祥、陳奕汝：《疾病世界里的科學認知與活性記憶——新冠疫情中重讀小說〈鼠疫〉的啟示》，《中國圖書評論》2020年第6期。

[作者單位：西北師范大學文學院]

[本期責編：王　昉]

[網絡編輯：陳澤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