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余年的現代化歷程中，鄉土文學的書寫始終關切整個民族前進歷程與時代動向，新時代以來，農村發展面臨著新的機遇和挑戰，文學創作層面也出現了一批緊密結合農村現實，關注農民群眾的生活、思想和情感，并展現他們在新時代下奮斗和成長的鄉土小說。這些新鄉土小說注重創新，采用多元化的表現手法，試圖打破傳統農村敘事的刻板印象，為文學創作注入新的活力和動力。但新時代鄉土小說創作一方面需要及時的理論跟進，另一方面也需要經驗總結與方向引導。面對當下新時代文學的發展新機遇、新挑戰，深入探討當前農村發展與文學創作的關系，探討新時代下山鄉巨變的現實背景、文學創作的方向和方法問題，并進一步思考如何以文學的方式使鄉土世界獲得美學表達、通過鄉土變遷深刻理解時代和歷史，如何讓時代新人在鄉土文學中得到更典型化的提煉，如何創造出更具思想藝術深度、與時代同頻共振的史詩性經典，這些問題成為當下作家、理論家共同的新命題。2023年3月23日，由中國作家出版集團、《文藝報》社、作家出版社聯合主辦，《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編輯部承辦的“新時代山鄉巨變與新鄉土小說”學術論壇在京舉行。會上，來自全國高校和研究機構的部分專家、學者，圍繞“百年鄉土敘事的歷史經驗與當代啟示”“新時代鄉土敘事的新視野、新方法與新可能”“新時代山鄉巨變創作計劃作品討論”等論題展開討論，就重新認識鄉土文學史的意義、研究方法、鄉土文學創作的書寫方向，以及對具體作品的評價等議題，展開了熱烈的討論。

一、新鄉土文學之“新”

新時代山鄉巨變與新時代鄉土小說都旨在繼承鄉土文學敘事百年悠久傳統與不同歷史譜系的基礎上，重新面對新的時代變化與新的社會現實，書寫出新的“鄉土文學范式”。

山東大學文藝美學中心范玉剛教授認為，從中國現當代文學史角度來說，鄉土文學、鄉土小說、鄉土題材都是構成文學史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今天我們提新時代，這個“新”的意義在哪兒呢？從我們國家自身的變化來講，我們進入了新時代，這個新時代是當今文學藝術或者整個文化繁榮興盛的一個歷史新方位，這個新方位指的是整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進入了一個新時代。新時代不單單是一個時間的歷史概念，實際上從我們自身對這個概念的界定來說，是一個價值判斷，是一個政治判斷，因此實際上它帶來的是整個中國經濟社會的一個大變遷，是一個歷史格局的變化。我們從文學藝術的角度怎么來切近它，怎么來把握它，實際上涉及一個新的文學藝術表達方式、新的大眾審美經驗話語體系的重構問題。在他看來這種“新”，實際上處理的依舊是變與不變的問題。新時代鄉村首先應該不再是以前那種潰敗的鄉村、空心化的鄉村、絕望的鄉村了，更多應該展示鄉村是有希望的鄉村，應該是具有鄉土文化自信的農村，就此而言，實際上文學作品更多應該展現一種精神的成長，展現農村人精神文化的尊嚴與精神成長氣質。如果把這種變化的意味表現成經驗，將時代之變與人物之變寫出來并在文學敘事中最終形成體系化，這才真正標志著新時代鄉土小說獲得了成功。

蘇州大學房偉教授認為，新時代的新鄉土小說，跟舊有鄉土小說的區別在于要有新故事和新的中國經驗。鄉土小說形成了中國現代文學史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文學思潮與寫作傳統，也有固定的一些敘事模式或敘事形態，比如現代文學中的“豐收成災”，等等。到了新時代，當下鄉村產生新的故事，提供了一種新的體驗，這種體驗怎樣和我們中國經驗、中國故事的特殊性結合起來？他認為，只有將觸角深入到生活的縫隙之中，去尋找普通人日常生活的細節，尋找那種日常生活的溫度和肌理，以文學的方式追求一種民間話語和主旋律的結合，可能是一種出路。

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閻晶明認為，中國現代以來，包括當代文學創作中，從題材的角度來說，鄉土題材或農村題材的小說創作一直占據著最大的主流，這個主流到現在愈演愈烈，哪怕中國社會城市化發展水平不斷提高，但是小說創作依然在向鄉村掘進，這里邊有很多原因。從文學方面來說，當前作家們在尋找創作突破口或出路時，最后還都是回到自己的故鄉，都是把自己故鄉的那些生活的習俗，包括他們的方言、俚語，地方化特色展現出來，越是地方越能夠突出自己的創作標識。比如說王躍文的《家山》、喬葉的《寶水》、付秀瑩的《野望》、邵麗的《金枝》等，過去一年引起比較強烈反響的，關注度比較高的長篇小說都有這個特點，都是通過突出地方性來體現自己的現代性，這也是新時代鄉土文學“新”的一種表現。

中國作協創研部理論文學處處長岳雯認為，新鄉土小說的命題，不僅是理論命題，可能還是一個具有實踐性的命題，而且可能是一個生成性概念。新鄉土小說“新”在什么地方，這個“新”可能是一種結構性變化的“新”，也就是說是一個整體性的“新”。我們現在作家寫的時候還是瞄準了經濟意義上的“新”，是在經濟這個面向上，從鄉村振興的角度來解釋，但實際上我們現在的新鄉土寫作，我們對于作家創作不滿就在于，變化是一個整體性、結構性的變化，是方方面面的，不僅是經濟方面的，政治的、媒介的、性別的等等都包括。而一種新的創造、一種新的誕生一定是很艱難的事情，作家們對他的反映首先是一個現象層面的，雖目前還不完善，但由現象到本質的認識過程，值得我們耐心等待。

二、新時代鄉土書寫需要審美重構

新時代在時代變遷、日新月異的發展過程中，新時代產生了新的精神內涵和時代主題，而這樣的時代主題也需要新的審美范式，能夠體現出這個時代、國家、民族的精神風貌和發展歷程的審美表達結構與形式。

《人民文學》主編施戰軍認為，我們現在面對的是一個系統的山鄉，而不是單面的鄉土。現在的比如生態、科技、人的現代化，等等，這些方面都在影響著鄉村，鄉村故事已經更為豐富了，同樣，我們的鄉土情感也應該是更為復雜的，因而一方面需要去細看、細查、細品，達到知情，能夠知道當下鄉村是什么樣子，另一方面還需要體驗，體恤，體悟，達到生情。一方面生情，一方面知情，才可能對新時代山鄉有自己的理解。同時，要堅定文學實踐的經典取向和經典意志。因為山鄉巨變這樣的主題不是一個創作工程，不是一個創作任務，它是創作本身的經典意志要求下的創作，我們不應該把它作為主題創作而窄化，不能因為這樣的邏輯而隨意否定一些文學作品的創作，而應該去除主題窄化邏輯。過去我們有非常悠久的憫農傳統，我們又有那種非常漫長的城市性鄉土文學的創作歷史（如魯迅、沈從文等為代表的鄉土書寫），也有趙樹理、周立波等為代表的解放區、十七年鄉土文學創作傳統，他們用時代的銳角，比如新生活來了，新中國來了，新社會來了，包括趙樹理在延安時期新面貌，來打開新的歷史界面，展開一種風俗廣角。在繼承這些傳統之上，需要我們用城市和鄉村統籌一體的現實思維和未來視野去觀照，尤其在我們認知這些內容的時候應具有與之相應的更新過的文學審美系統。

山東大學文學院教授黃發有認為，“新時代山鄉巨變創作計劃”采取了新的文學生產模式，采取了多媒介互動的方式，刊社聯動，同時還將網絡文學加盟進新時代山鄉巨變的創作計劃內，同時也推出了改稿活動，比如關仁山《白洋淀上》創作修改的編輯過程，事實上，這跟當代文學經典脈絡形成了比較好的一個對話。但“新時代山鄉巨變創作計劃”中的作品還應該要建構一些新的審美特色，在現有鄉土題材創作當中，“題材撞車”的現象特別明顯，并且某些作家寫得太快，語言方面較粗俗，當下短視頻興起，感染力更強。作家應從這種新的媒介傳播形式中獲得啟示，以文字展現鮮活的生活場景，構建新的審美體驗。

《新華文摘》編審陳漢萍認為，新時代政策激活了過往的鄉村經驗，重新發現鄉土精神。我們過往的鄉土精神都是牧歌式，但是現在有新變化，通過風俗事項，通過鄉土文化的自信，建構了一種新的鄉土人文，這個鄉土人文雖并不一定能夠完全面向現實，但是畢竟建構了一個可以踐行的鄉土倫理。比如《野望》《寶水》表現了鄉土新變或者復雜鄉土內部的結構。同時，她也認為鄉村敘事可以多維度發展，目前還處在一個自然變化當中，這些年我們離開鄉村生活很久，鄉村經驗不再熟悉，這些新時代鄉土小說雖然提供了很新鮮的經驗，但經典化程度還是有待提高。

《南方文壇》主編張燕玲認為，新鄉土敘事有無限的可能性，在今天鄉土小說的敘事中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需要作家具有現實關切精神和憂患意識，需要作家對歷史、時代和現實進行思考，對自己進行及時調整，因為鄉土書寫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它的“新”無論在表達內容還是表現方式，都應呈現出新的美學樣貌。這不僅僅在表現山鄉巨變帶來包括生活方式、社會形態、自然生態、精神需求這方面的矛盾，同時還應包括鄉村舊日形態的挖掘、新文明和現代性的想象，等等。當下鄉土中國無論人還是事或者土地的變化，常常是以文明的形式隱藏在生活里。現代鄉村裂變的土地觀念，人與土地的觀念，人民對土地千年情感的疏離，農業形態的艱難重構，包括老田園夢的離去，鄉民精神的安放，等等，應該是需要我們正視的。

《當代文壇》主編楊青認為，關于“新時代山鄉巨變和新鄉土小說”兩者之間是不是有一種對應關系或者說存在一種邏輯關系、因果關系，首先是值得思考的。她認為，山鄉巨變更多聚焦的是寫什么，而新鄉土小說更多指向的是怎么寫。在文學史概念當中，鄉土小說實際上有一個歷史的、美學的傳統，所以，“山鄉巨變”和“新鄉土小說”之間，既有關聯，但也要把它分開作為兩個問題來看，才會有一個更深入的觀點和結論。她認為，應用地方路徑作為一種方法、一個突破方向來面對當下鄉土小說的書寫，或許能更新現有鄉土審美范式。1990年代以來鄉土小說有一個很重要的特點，它主要書寫一種城鄉關系，在城與鄉的對望和凝視當中來書寫鄉村，呈現了鄉土作為一種客體的凝望，如果以地方路徑來思考，新鄉土小說的寫作可以上接到100年以前，去挖掘作為一種傳統文化、一種傳統精神的鄉土根系所在，讓鄉村成為獨立個體，生長出獨立價值，讓地方路徑區別于地域風物和方言俚語，而達到一種方法和認知。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劉大先認為，新時代的山鄉巨變以及新鄉土小說與以往的區別最突出的特征就在于當下的城鄉融合與前現代時期的鄉土結構的差異。城鄉二元結構在現代文學以來的書寫中比比皆是，已經成為我們模式化的一種思維方式，但新時代最突出的特點就是所謂“城鄉融合”，這個情況從1980年代初期路遙講到的“城鄉交叉地帶”已經隱隱約約顯示出一個萌芽。其次，是“三農”的“人民主體性”問題，這應該是新時代山鄉巨變或者新鄉土小說的目標。這是中國革命的一個成果，“人民文藝”不是說知識分子單向度給農民注入知識和文化，而是雙向的，農民鄉土的文化也應獲得自己的價值和主體性。文學只有通過審美的形式構建深度情感上的呼應、思想上的啟迪、智慧上的提升、精神上的振作，才是文學真正意義的價值所在。

三、新鄉土文學中的文學行動、文本細讀與多維展開

2022年3月17日，中國作家協會正式發布“新時代山鄉巨變創作計劃”征稿啟事，8月1日，中國作家協會“新時代山鄉巨變創作計劃”啟動儀式在湖南益陽清溪劇院隆重舉行。 “新時代山鄉巨變創作計劃”第一階段從2022年開始，初步以5年為期，自啟動以來，僅半年時間就收到各方來稿八百余部，其中三十余部作品通過評審納入最終計劃，關仁山《白洋淀上》、楊志軍《雪山大地》、王松《熱雪》和歐陽黔森《莫道君行早》4部作品經過專家改稿等程序，已陸續出版。而最近出現的一批如喬葉的《寶水》、付秀瑩的《野望》等也聚焦鄉村新變，呈現出一派盎然之景。針對新鄉土小說中出現的種種文學行動與文學現象、文學作品，此次會議諸多專家也予以格外關注，對此進行了多維展開與探討。

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名譽會長白燁認為，中國作協“新時代山鄉巨變創作計劃”既是時代新變的呼喚，也是文學自身發展的需求，這個計劃推出的同時配套一系列的舉措，比如作品寫作過程中的改稿會，作品出版時候的發布推介會、跟讀者的分享會，還有理論層面的研討會，通過這樣一系列的流程使一個寫作計劃變成了一個系統工程，在閱讀評論的過程中，及時發現不足，不斷解決問題，最終使這個寫作計劃越做越好。同時，也應注意，要把生活視為創作的生命。作家首先要有生活，要在生活上有積累。有關部門要提供更多的可能性，讓作家與生活保持密切的聯系，先深入生活。我們要抓工程，同時還有一些工作要做，在深入生活方面要想辦法讓作家與生活保持更緊密的聯系，跟人民保持更密切的聯系。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孫郁從《寶水》中的山水時間談起，提到了新鄉土小說寫作在山水時間上的新貢獻。他認為，過去，在鄉土小說中我們一般講究“都會”的概念，但是山水時間的概念和都市時間的概念是不一樣的。山水時間是中國古代漁樵的概念時間，魯迅那一代作家開啟了一個知識人從都市回到了老家敘述與展開的都會時間，這時都會和鄉土時間雙重疊加，但《寶水》提供了一種山水時間里特有的安寧感，這種寫法放棄了固有的審美慣性，尋找在農村土生土長的一種東西，這是敘述時間、敘述思維上的一種新突圍。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程光煒著重談了周立波的材料整理問題。他認為，在當代鄉土小說中周立波是一個不容忽視的重要小說家，他1946年創作反映土地改革的《暴風驟雨》，1957年又寫作了另外一部長篇《山鄉巨變》，基于周立波在共和國文學史上的地位，周立波材料整理的問題非常必要。對20世紀五六十年代作家，1980年代曾經出現過一陣資料材料整理熱，如山西研究界對趙樹理材料的發掘，福建人民出版社、貴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兩套叢書以及徐州師范學院沒公開出版的資料叢書等。這些材料整理對重新研究十七年作家有重要學術價值。周立波創作成就顯著，被認為是在鄉土小說創作中風格獨特的老作家，無論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還是在今天的新鄉土小說創作中都具有特殊啟示價值，因此從史料層面來深入挖掘，進一步確定其經典性有其必要。

華中科技大學教授周新民認為，新時代“山鄉巨變”創作計劃中的作品，除了凝練國家意志和文化傳承上的價值之外，在長篇小說時間構架藝術上也取得了重要的成就。他以《白洋淀上》《莫道君行早》為例進行了論證，認為《白洋淀上》《莫道君行早》構筑了嶄新的歷史觀，體現了新的歷史時間意識。中國當代長篇小說在表現中國現代化的過程中，從歷史時間上來看，與西方現代化預設的歷史道路具有一致性，體現了后發現代化國家 “追趕”現代化的宏大主題。但是，《白洋淀上》《莫道君行早》等“新時代山鄉巨變”創作計劃的作品表現了中國式現代化的訴求，反映了中國現代化對于公平正義的追求，體現了對單向度追求效率的現代化道路的反思，凸顯了中國現代化的重要內涵。因此，《白洋淀上》《莫道君行早》都體現了長篇小說在歷史意識上的獨特性，體現了與西方預設歷史進程之間的差異，是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表現。

南京大學教授李章斌從鄉土詩歌與鄉土寫作切入問題。他認為，當代的詩歌，尤其從先鋒詩歌以來，很多詩人都是以鄉土題材為主，像海子經常寫麥地、麥子、鄉村、谷倉、孩子的村莊，等等，還有顧城雖寫關于北京的詩歌，但大部分作品還是寫鄉村為主，但這些詩歌真正介入農村內部的卻很少，從一定意義上來說，在鄉村里面真正發生的關于鄉村人的事情，鄉村生活內部的東西，幾乎很少在詩歌里面呈現，而更多是把自我的意識和詩歌的境界投射到一個虛構的幕布上，這種現象在最近二三十年來有所扭轉，他們不再把鄉村當作一個如此美、如此理想化的處所看待，而是介入鄉村內部。所以，在詩歌領域可能也存在一種新的鄉土寫作和新的鄉土意識。

山西大學教授王春林認為新鄉土小說當然應該聚焦時代，聚焦現實，寫鄉村振興，寫精準扶貧，這些都是有意義有價值的，但同時也應考慮文學的超越性問題。文學史上趙樹理的小說看起來跟時代關系非常密切，但其實趙樹理作品里有超越性的一面存在，他并不是被特定時代的現實框限的作家。趙樹理的《小二黑結婚》，寫到金旺和興旺竊取鄉村的政權，使得小二黑和小芹的婚姻問題受到嚴重的壓迫，金旺、興旺是中國傳統社會以鄉紳為主體的鄉村自治傳統遭到破壞以后，開始形成的鄉村的黑惡勢力。這樣一個點趙樹理予以表現，但這種現象在今天仍然還是一個社會問題，因此這是趙樹理超越性的表現。喬葉的《寶水》，可能某種意義上具有了這種特性。這樣一部書寫當下的鄉村長篇小說具有了六個層次。最表層的是美麗鄉村，第二個層面是方言鄉村，第三個層面是風景鄉村，第四個層是民俗鄉村，第五個層面是歷史的鄉村，第六個層面是療愈的鄉村，最后獲得了精神的平衡。較好地呈現了“超越性”的一面。

北京大學副教授叢治辰認為，《白洋淀上》《雪山大地》《莫道君行早》《熱雪》這些作品寫得都很好，提供了新鮮的鄉村建設經驗，跟過去趙樹理、孫犁等不同的具體的經驗。但新時代鄉村不僅僅是一個經驗問題，也不只是政治結構上的問題，還涉及文化問題、經濟問題、生態問題，等等。因此，新鄉土小說除了經驗上的新還應該提供一些新的超越性的東西，作家們應該思考新時代山鄉巨變需要什么，新鄉土小說應該表達什么，僅僅貼著現實寫到底能不能提供我們需要的東西，這些問題值得我們深入思考。

結 語

中國的現代化離不開農村農業與農民的現代化，百年來的鄉土文學寫作見證了社會生活的滄桑巨變，也在接續創造中形成了獨特的審美傳統，新時代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是有新內涵、新特征、新面貌的新山鄉巨變，城鄉融合發展等新的命題展現在當代作家面前，本次會議通過直面問題、提出問題，通過鄉土變遷進一步深刻理解時代和歷史，回答了如何讓鄉土和時代新人在文學中得到更典型化的提煉，提出了鄉土文學需要新的審美建構的吁求，“新時代山鄉巨變創作計劃”的實施是一項重大文學工程和重要文學行動，是文學積極呼應時代的有效而有力的創新性舉措，體現了文學人的責任意識和擔當勇氣，新時代作家、理論家需要繼續認真思考并在實踐中生成解答。

[作者單位：中國作家出版集團]

[本期責編：王　昉]

[網絡編輯：陳澤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