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學對現實生活的燭照之下，作品中鏡像與燈影的斑駁，常常使人產生感官的幻象。而在感性的品閱之外，知識的理性可以幫助我們更加精準地抵達魅影背后的真實。文學批評話語作為批評家的第三只眼睛，能夠洞穿文字表意的外殼，直抵敘述的本質，呈現更多意指的可能。因此，在作家、作品、讀者、世界的框架內，文學批評得以構成另一種元素，并以此介入文學創作與傳播的過程。新世紀的文學批評，在學院派體系下愈加成熟，文學批評的話語權力業已形成。不應否認，學理性的文學批評同樣是戴著腳鐐的舞蹈，而且思維定式一旦形成，便很難擺脫觀念的束縛。馬兵在批評的實踐中，敏銳地意識到學院派可能帶來的固化和模式化的危險，便在成長的同時致力于突破體制的約束，力求形成個性化的批評風格。《通向“異”的行旅》是馬兵文學批評的一次自我總結，視角集中于新時期以來的文學發展態勢。全書共分為四輯，分別是對當下文學熱點現象的追蹤、對經典文本的再解讀和作家新作的實時評介，以及對山東本土作家的關注，較為全面地涵蓋了馬兵階段性的學術特點，從中可以窺見馬兵文學批評的成長歷程和帶有溫度的、本土化的文學批評觀。

一、學文治史的批評觀

無論是對文學現象的探討，還是對文本形式的分析，批評的視野往往決定批評的高度。在思維的多元格局中，確立話語邏輯的歷史維度是文學批評的起點。就文學批評而言，學文治史的視角和方法在學術界已成為共識，而學院體制最大的特征及優勢，便在于引導人們樹立文學史的視野。毋庸置疑，在批評過程中將文本置于流動的歷史河流，不僅是對作品文脈的溯源，更是檢驗批評家史學積淀的有效方式。

作為20世紀中國文學最重要的組成部分，鄉土文學在現當代文學近百年發展歷史中，始終占據重要位置。如何把握變化中的鄉土文學脈絡，是進行文學批評的關鍵所在。馬兵在《21世紀鄉土文學的“常”與“變”》中，將當下鄉土文學的創作實績置于整個現當代文學史中，進行形式的梳理和意義的涵概，并指出“發展主義和生態主義”“進城與返鄉”兩大敘事困境是21世紀鄉土文學的主要矛盾。馬兵認為，在發展與生態的矛盾之中，“由于二者偏重的不同，常常給作家的寫作制造互為否定的難局”，因此容易在作品中形成二元對立的價值基點。《自然的返魅之后》進一步指出，在對“自然烏托邦”的偏愛下，作品中城市人文生態的缺位以及作家功利化的傾向，導致生態文學有趨向類型化的危險。與此同時，現代意識下的進城與返鄉，在承接五四知識分子返鄉的基礎之上又構成新的現代意義上鄉土敘述的困境。此處馬兵借鑒了丁帆的觀點，認為鄉土社會“本質性的解體”和“本質性的轉型”的事實已經構成對作家們以往鄉土生活經驗的挑戰。《高興》中的“劉高興”是對“閏土”的遙相呼應，但出離了傳統農民的愚昧和麻木；《陌上》閃爍著《長河》中的隱憂，然而在歸鄉者的族譜上留下的卻是新一代鄉土漂泊者的血淚；《中國在梁莊》雖以微觀的視角透視梁莊的衰敗，但同時也豐富了現代化進程中鄉土社會里“進與返”的時代檔案。誠然，從未莊和鳳凰到三秦西路和歇馬山莊，再到芳村和梁莊，鄉土中國的文化內核正在發生著不可逆的轉變。但正如阿帕杜萊所言，在全球化的時代浪潮中文化的同質化只是一個側面，處身于歷史的流動與斷裂之處，亦可發現普遍性中異質的產生。馬兵正是通過對歷史的回望，完成對現代性沖擊之下的鄉土文學中異質的挖掘與呈現。

當我們回顧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發展歷程時，會清晰地看到文學的發展——尤其是特殊歷史時期—— 一邊是歷史，一邊是政治，而文學在兩者的夾縫之中搖擺前行。當政治上升為社會主導話語時，文學便成了時代的他者。因此，對文學史的梳理必定伴隨著對特定時代政治話語的理性分析。《〈創業史〉中的女人們》一文通過對經典文本的重讀與再闡釋，從特殊時代下幾位女性的情感狀態切入，揭開政治話語之下的國家意識和傳統倫理對個體精神的壓制。馬兵指出，這種精神制約使女性的自我克制達到近乎“禁欲主義”的地步，剝奪了女性對情感的選擇權力。《從“醫院”到“產院”》則是以《在醫院中》和《靜靜的產院》兩部作品遭受的不同政治命運，分析特殊時代下文學作品中革命性與現代性的復雜與矛盾。馬兵認為“‘產院’用‘革命性’對‘醫院’的‘現代性’進行了有效的置換”①，是政治話語的自我矛盾在文學作品中的隱性呈現。這種觀點為重新解讀經典文本提供了新的視角，并要求批評的話語必須站在作品的時代背景下，而不能以超驗的經驗越過歷史本身從而刻意地進行意義的外延。此外，對楊天成“三毫子”小說中的倫理分析，也意味著馬兵試圖在文學審美范疇將新中國建立初期的香港文學納入文學史的整體視野。這種嘗試沖破了時代政治的阻隔，勾連起香港地區與中國大陸文學的史學脈絡。

毫無疑問，就文學史的整體框架而言，批評話語對史學的邏輯建構負有獨特的責任和義務。而在歷史的邏輯層面，批評的視角回顧往昔自不待言，而環顧當下也同樣具有特殊的歷史意義。司湯達在彼時就已提出，“現在”便已經是歷史性的了。顯然，將當下時代的文學創作作為已生成的歷史因素融入整個史學脈絡之中，無疑會更加準確地實現對歷史現場的資料積累。然而，面對繁復的文學生產現場，批評家對文本的及時性闡釋其實是一件極其艱難的學術工作，它考驗批評家的文學史視野、價值判斷和審美判斷，也考驗批評家快速反應的能力。②所以，于批評者而言，對當下文學的及時性批評既要保持文學的前瞻性和嗅覺的敏銳性，更要堅持批評話語的實時性和有效性。在《關于2005—2012年長篇小說生產與傳播的調查報告》和《“公投”經典與21世紀新文學的典律構建問題》等文章中，馬兵自覺地規避了主觀的感性介入，更不拘于理論的自說自話，在完成大量信息的采集與歸納的基礎上，采用跨學科式的分析視角和多樣化的評估方法，假借數據之功還原了當下文學生產、傳播、接受到再生產的過程。而在《傾聽“孤獨”之聲——2015年短篇小說綜述》中馬兵將宏觀的視角嫁接到批評現場，在數量龐大且風格繁雜的文本中既抽象出共性的線索，同時警惕著批評話語對作者和文本的僭越，確保個體“孤獨之聲”的傳遞。

此外，馬兵敏銳地察覺到，在自媒體的普及與信息爆炸的當下社會中，文學的敘述和傳播方式也將必然迎來質的變化。基于對麥克·盧漢媒介理論的認知，馬兵指出“微信具有更強的生活屬性和用戶體驗的黏性特質，使其用戶既具有丹尼斯·麥奎爾定義的私人型受眾的特征，又兼具面向公眾的可能”③，這就意味著以微信為主的移動互聯媒介，將極大地改變傳統文學的發展、傳播過程，并使其復雜化、去中心化。同時，馬兵也前瞻性地提出，數字化時代帶來的碎片化閱讀和信息速朽的背后，即時性和一次性對傳統觀念的攻擊或許會使“微信文學”等短文學仍舊難逃形式更迭的命運，而這一問題，正是文學發展過程中值得關注的特殊現象。

作為文學批評的后進者，無論是確立評論對象的歷史坐標，還是對自我批評觀念的修正，構建文學史的批評觀念的重要性都是不言而喻的。在馬兵的批評中，學文治史的態度一直是作為內在的批評紋理貫穿始終。但是從《通向“異”的行旅》對批評對象的不同側重等現象里仍可發現，在對現代與當代文學的探究中批評的失衡現象顯而易見。思維的天平過于傾斜，是馬兵無意識中形成的自我圍困。

二、有溫度的批評觀

新世紀以來，文學的創作仿佛陷入形式與觀念的泥沼。上一代作家對當下社會的無力感與日俱增，而后繼者又背負著與自身不符的精神重壓。由此產生的表意的困境，已成為當下文學創作中不可忽視的問題。受此影響，學院派批評話語的局限也愈發突出，形式的固化、理論的套用以及話語權力形成的意識偏見等，阻礙著文學批評的良性發展。

在文學評論中，批評的文字如同天馬的韁繩，往往以理性限制著感性的表達。但優秀的批評文章，無疑是在限制的繩索上自由舞蹈。一直以來，馬兵都十分偏愛李健吾的批評風格，認為印象主義批評的情感深化與細節把握，以及落筆的靈動和雋永，能夠為當下批評的困境提供一種觀念的突破。在《通向“異”的行旅》里可以感受到，無論是分析小昌筆下人物的時代病癥，還是觸碰周潔茹精神游牧者情感的虛無，抑或是審視朱山坡面對生活風暴時孤獨的背影，都可見馬兵落筆處的灑脫和帶有溫度的情感釋放。而令人敬佩的是，馬兵并不是對李健吾批評簡單的形式模仿和觀念復歸。在他的批評實踐中，能夠做到以李健吾式的批評風格完成對李健吾式文學批評的批評，這也是其難能可貴之處。正因為馬兵清晰地看到了李健吾批評中的優與劣，從而繞過了拾人牙慧的陷阱，并在對其揚棄的基礎上形成有別于他者的有溫度的批評觀。

在文學批評的現場，當批評的語境發生變化而理論的行進又與文學的創作實踐發生脫節時，批評的話語便失去其效力。批評界對“70后”“80后”標點式的斷代方法，粗魯地將他們與傳統割裂的固化觀念便產生于此。杰姆遜曾指出，西方以“代”為界限的命名方式是作為“一種新的時間概念”④。但“70后”“80”后的命名，顯然是批評的先驗經驗越過文學的此在，憑借話語的權力塑起觀念的堡壘，并拒絕了意義的延伸和再生產的可能。作為同代人的馬兵，他關注的不僅是對代際命名可行性的質疑，更聚焦于批評界對“70后”“80后”作家們固有的傲慢與偏見。在《70后作家的五副面孔》中，馬兵將“身體寫作”“頹廢”“城鎮敘事”“先鋒派”“中間代”歸納為“70后”作家的五副面孔，并由此指出不同作家彼此間鮮明的獨特性。但批評界卻主動地遮蔽以上差異，僅浮泛一瞥，便利用批評的話語權力匆匆將其收歸一體。在此意義上，“70后”的命名似乎更有一種削足適履的意味。

同樣，在針對“80后”創作的研究方面，“‘80后’仍沒有獲得一個符合其實際重要性及文學史地位的充分的學術性對待，尤其是文學史的明確評價”⑤。并且“80后”的標簽使他們所背負的責難更為沉重。然而正如吳俊所言，批評界一反常態的批駁和色彩鮮明的貶斥，反而意味著 “‘80后’文學洞穿了批評的孱弱、保守和不合時宜”⑥。對于學界指責“70后”“80后”作家創作觀念中歷史虛無的觀點，馬兵一針見血地指出，“批評界對80后寫作‘歷史感匱乏’或曰‘歷史虛無主義’的批評其實隱含著一種慣性的偏失，一方面將歷史觀念本質化，懸置對歷史的理解；另一方面對80后的時代屬性和嵌入社會結構的主體性差異也做出相對表層或隔膜的理解”⑦。這種認知觀念上的雙重標準，不僅在創作的意義上將他們與傳統文學剝離，更在精神上脫離了時代語境和個體生命體驗，同時也是批評界對“70后”“80后”作家的評價有失偏頗的重要原因。事實上，現代性的沖擊在社會范圍內形成的價值虛無和精神無根的狀態，共同構成了“70后”“80后”作家們對歷史的虛無感。他們所生長的年代，恰恰是“堅固的東西都煙消云散”的去整體化、去中心化的時代。而這被遮蔽的一切，正是作為同時代人的馬兵，與之共有的切身體會。

當然，任何意義上的分門別類，都會構成一定程度的遮蔽，而代際的劃分更意味著個性的淡化。但是，在普遍性的維度，對時代共性的提取同樣有其存在的必要。批評的視角若僅僅糾結于此，不免落于時代之后。事實上，隨著后繼者的迅速成長，批評界對“70后”“80后”的偏見已經大大消減，其符號背后的污名化色彩也不斷褪去。然而作家自身渴望擺脫標簽化以求實現身份認同的愿望，似乎仍在繼續。在馬兵看來，張悅然等人對評論界“脫歷史化”這一指責頗具微詞的態度，正體現了他們對歷史缺失的焦慮和渴望建構歷史感的努力。但這種“向時間脈絡里探尋以確證來處并建立80后寫作的歷史感，這樣一種破繭成蝶的強烈意圖”⑧，無疑是觀念先行的創作方式導致作品“為賦‘歷史’強說愁”的目的性掩蓋了重塑歷史的精神訴求，是“70后”“80后”作家們在急于自證清白的渴望之下形成的另一種觀念上的禁錮。這一問題的提出，正是馬兵在“70后”“80后”評價體系中最具價值的發現。

對于“70后”“80后”的批評，馬兵沒有延續學院派的話語權力，而是以同代人的身份立足于時代和生活本身，讓自己作為心靈的讀者去體味作者蘊含于文本中的情緒，尋找同代人的情感共鳴。“在每一個人都想直接越過他者的聲音發表自己的意見時，馬兵是真正的‘理想讀者’。他聽到了時代亢奮里無力的吶喊。”正因如此，他對“70后”“80后”作家的批評，“都是以情感為底色，溫情和理解之光在閃爍”⑨。

三、本土化的批評觀

對于文學批評而言，沖破意識形態的束縛，避免批評觀念的同化，是批評得以立足的根本。但是，新世紀以來的文學批評，在現代/后現代觀念的浸淫下，結構主義幾近成為方法論，形式的革命和文化上的延伸成為當下文學批評的寵兒。在這種氛圍之中，一些批評家的批評模式不斷僵化，批評語言的銳氣也被自覺地鈍化。面對大量涌入的西方理論，馬兵既非粗暴地排斥也不全然來者不拒，而是有選擇地將其內化于自身的邏輯之中，為我所用。同時，馬兵也不斷向中國傳統文論尋求滋養，從而形成了本土意識鮮明的文學批評觀。

從對先鋒文學的評判中可以看出，馬兵本土化的批評觀有助于對文學普遍性中“異質”的把握。以往評論者在談及先鋒文學時，都將關注的視角放在作家對西方理論的探究和文本形式的敘述等方面，似乎先鋒文學不過是另一種形式的“拿來主義”。但馬兵發現，在形式的外衣下，中國傳統敘事方式仍舊是先鋒文學的重要特征。他在《通向“異”的行旅》中通過分析得出，古代文言小說鬼怪神魔的幻魅想象與志異敘事在先鋒作家的創作實踐中有著大量映現。莫言稱蒲松齡為“祖師爺爺”，蘇童與葉兆言作品中“人鬼同途”的故事結構，無一不是對傳統志異敘事的回顧。而余華《古典愛情》借助《聊齋志異》的怪異情節對古典才子佳人模式的挑戰，汪曾祺“聊齋新義”系列小說以“當代意識”灌注傳統題材，以及格非源于《倩女幽魂》的創作沖動，均顯示著先鋒文學向傳統文學的返魅。由此，馬兵認為，先鋒作家通過文學中的“鬼怪”，“襯托出生命想象更幽微深邃的層面”，激活了相應的傳統資源。而敘事方式上的革新，不過在形式方面實現了文學意義上的再創造。不僅如此，在《故事，重新開始了》一文中，馬兵更是直接喊出文學向傳統故事性敘事的回歸。他認為當下文學作品中對事件的敘述和個體經驗的記錄，其最終指向都是故事性，而個體經驗的貶值和“非虛構”的興起均誘使著小說家發出對故事性的呼喚。這與先鋒文學對志異敘事的復歸，意義庶幾相似。

不僅如此，當文學作品作為一種敘述策略被批評者品評時，閱讀就實現了與文本形式的剝離，構成批評話語的生產。在這一生產過程中，“批評者的任何判斷和闡述都必須是基于文本的生發，而不是盤踞腦海里的先驗理論”⑩。脫離了文本的解讀，無論語言多么華美豐贍，文字如何犀利，都失去了批評的此在意義。而立足于文本的細致品讀，無疑是對作品最好的闡釋方式。在《王方晨小說兩論》《表現主義者東紫》和《溫直擾毅，有木之德》等文章中，馬兵在文本的細微處發現道德的表象之于王方晨、佯謬的寓言之于東紫、辯證的情思之于常芳、印象的懸置之于周燊等特性，已經不再單純地作為風格而存在，而是構成了作者的創作意識和精神特質融進作品的字里行間。這也表明了本土化的批評觀在馬兵的批評實踐中不僅沒有流于形式的表層，更將批評的觸角伸到文字的背后。值得注意的是，對王方晨、東紫、常芳、楊襲等山東籍作家的偏愛，對新文學魯軍的成長與發展的特別關照，無不顯示出馬兵批評無意識中的倫理傾向。

當下批評話語對倫理意識的偏愛，幾近形成一種批評現象，張三夕曾直言“文學批評的力量首先不取決于批評者的文學理論水平，而取決于批評者的倫理態度……強調批評者必須堅守基本的倫理態度，乃是當前文學批評恢復其力量的最緊迫的任務”11。的確，中國當下的文化轉型與文學創作的轉向，必然伴隨著新舊倫理秩序的轉化。文學的批評自然無法避免倫理的參與，但過度的倫理傾向，便淡化了批評的文學色彩，使之淪為道德倫理的合奏。馬兵的聰明之處在于，將倫理意識融入本土化的批評觀，取其輔助作用而不受其支配。在《〈蟠虺〉里的技術、精神與情懷》中，馬兵將尊盤置換為中國文學傳統中的“物”與“象”。尊盤在春秋時期是倫理文化的象征，而漢字的本義和引申義更表明其鮮明的文化意指。《“萬物有本然，終不為他者”》把張煒對浪漫主義的堅守視為對自然神性的歸附，是張煒在傳統自然生命意識中提煉出的抵制現代性罪與惡的良方。而趙德發和劉玉棟的作品中鄉土傳統和道德倫理的彰顯，是在意識形態層面上對現代經濟文明的抗衡。此外，馬兵站在后現代社會的視角，指出政治、經濟全球化的統合催生出的消費主義成為全球性的主流社會文化，因此導致了本土文化的不斷式微。這種宏大的文化視角，以及對現代與傳統碰撞下的文化氛圍的獨特感受，也是推動其本土化批評觀形成的重要因素。

文學書寫本就是在普遍性之上尋求對異的突破，而文學批評則正是一場通向異的行旅。在學院派的規約之下，馬兵持守著以史為綱的治史態度和理性的思維方式；在面對文本的多樣性時，又抵抗著理論語言的冰冷，使情感的溫度流淌于筆尖；加之不斷深化的本土批評觀，共同構成馬兵個性鮮明的批評風格，使其在文學世界中的“鏡與燈”的幻影下，在理性與感性的耦合處，抵達文學的本質，完成對“異”的追尋。也正是這彰顯個性且帶有溫度的批評觀，讓馬兵文學批評的生命活力有了更深層的律動。

當然，羅馬城不是一日建成的。無論是文學的創作還是文學批評的產出，都是一個不斷發展前進的過程。盡管《通向“異”的行旅》依然可見馬兵文學批評中存在的缺陷，這也意味著其批評有著更大的上升空間。《通向“異”的行旅》作為馬兵學術成長歷程中的階段性成果，為其尋求“異”的行旅開啟了新的征程，也必然是他邁向更高層次的階梯。

注釋：

①馬兵：《從“醫院”到“產院”——“大躍進”時期現代性問題的一個個案考察》，《通向“異”的行旅》，北京大學出版社2019年版，第161頁。

②王堯：《關于文學批評的閑言碎語》，《當代作家評論》2019年第4期。

③馬兵：《移動互聯媒介視野下的微信文學及其可能》，《通向“異”的行旅》，北京大學出版社2019年7月版，第141—142頁。

④[美]杰姆遜：《后現代主義與文化理論》，唐小兵譯，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227頁。

⑤吳俊：《文學的世紀之交與“80后”的誕生——文學史視野：從一個案例看一個時代》（上），《小說評論》2019年第2期。

⑥吳俊：《文學的世紀之交與“80后”的誕生——文學史視野：從一個案例看一個時代》（下），《小說評論》2019年第3期。

⑦馬兵：《作為隱喻、記憶與經歷的歷史——80后歷史寫作三調》，《通向“異”的行旅》，北京大學出版社2019年版，第23頁。

⑧馬兵：《為賦“歷史”強說愁——〈繭〉與被構造的歷史焦慮癥》，《通向“異”的行旅》，北京大學出版社2019年版，第217頁。

⑨陳若谷：《洞穴內外的闡釋——馬兵的批評路徑》，《南方文壇》2018年第4期。

⑩馬兵：《通向“異”的行旅·后記》，北京大學出版社2019年版，第356頁。

11張三夕：《學會聆聽——談談文學批評的倫理態度》，《世界文學評論》2012年第2期。

[作者單位：蘇州大學文學院]

[本期責編：王　昉]

[網絡編輯：陳澤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