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雨素  馬俊巖/攝

2017年，來自湖北襄陽打火村的“北漂”打工者范雨素以一篇自述體文章《我是范雨素》火遍全網，“北漂、農民工、底層、單身母親……”，她被大眾貼上不同的標簽，引發不同群體的廣泛討論。互聯網的熱度倏忽即逝，隨著時間的推移，“范雨素”這個名字逐漸遠離了公眾的視野。六年過去了，當初巨大的曝光量沒有改變范雨素的生活，她依然住在皮村，邊打零工邊讀書、寫文章，偶爾參加一些活動。

直到有一天，范雨素提著三個大麻袋走進皮村文學小組的辦公室，“這就是我的手稿，十幾斤重，大概有一百多萬字，寫死人了。”北京大學教授、皮村文學小組老師張慧瑜至今依然記得“密密麻麻的信紙上寫滿了大大的字”。原來，早在《我是范雨素》發表以前，范雨素就已經開始構思并著手寫長篇小說了。2012年的春晚上，一則《荊軻刺秦王》的小品引起了范雨素的興趣。她對孩子們說，“這個小品我能寫一個小說，你看你舅爺爺不就像項羽一樣。” 她一有時間便讀書，查資料，為寫小說積極作準備。在發表《我是范雨素》之前，小說已經完成了大半。“我原來沒寫過文章，如今，我有時間就用紙筆寫長篇小說，寫我認識的人的前世今生。我上學少，沒自信，寫這個是為滿足自己。長篇的名字，我想好了，就叫《久別重逢》。”

引發關注后有出版社和范雨素主動約稿，編輯對手稿內容提出了一些意見，范雨素不知道該怎么修改，擔心書出版不了了，內心很沮喪。張慧瑜知道后與編輯聯系要回了手稿，整理成大概六七萬字左右的電子版。為了便于推薦，他將小說與范雨素的其他文章全部編輯成一本小冊子，陸續發給熟悉的文學編輯，后來都沒有回音。范雨素很少問稿子的事，還是一邊打工一邊寫文章，張慧瑜常給她打氣，讓她不要懷疑文字的價值，既然寫出來就已經成功一半了。兜兜轉轉直到2021年5月，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編輯張引墨看到一篇關于范雨素的報道后主動聯系張慧瑜要來了書稿。同為女性，她從文字中讀出了女性的堅韌和通透，認為這是一本很有價值，又很特殊的書。

就這樣，暌違六年，第一部長篇小說出版了，范雨素與公眾亦是“久別重逢”。她說這是一部“與自己的生命相關的書”，她將自己的一生都寫進這本書里。當年輕的編輯第一次把書送到她手上的時候，她非常開心，“印出來這么看，我覺得我寫得挺好，寫得挺好。”

很多人認為，《久別重逢》會是《我是范雨素》的加長版，實際上，范雨素卻擼起袖子，釀出一杯巫氣十足的酒。兩個作品都以家族故事為線索，《我是范雨素》是非虛構文章，《久別重逢》是奇幻小說，全然不一樣的寫作手法。新書的封面帶有吳楚文化的神秘玄幻色彩，中間是一棵大桑樹，幾只五彩斑斕的太陽神鳥環繞其間，樹的下方流淌著一條長著無數只“眼睛”的河流。主人公范菊人為了尋找催生靈獸，前往北方掙扎生活，虞姬、西楚霸王等歷史人物經歷千年后“轉世”重逢為范菊人的親人，文中穿插了“大桑樹爺爺、天順公、催生靈獸、鬼吹燈、漂母、輪回井……”種種奇異意象，充滿巫氣和靈氣，夢境與現實交錯，前世與今生交織。

她說，人活一世，總得做點兒什么。出書、當職業作家，是她從沒預想過的事情。她創作這本書的目的就是想通過一個故事來警示、喻示世人。

久別重逢

我分不清有緣千里來相會

和久別重逢

我分不清人生長恨水長東

和不肯過江東

這首詩的片段摘自范雨素創作的同名詩作《久別重逢》，也是奠定整部書基調的“定場詩”。范雨素說，這是一個關于平等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小說。小說以家族故事為線索，圍繞著女主人公范菊人北上的生活展開，但不同的是，她命運多舛的成長經歷和北上求生被披上了一層幻想的外衣，北漂生活化作書中的“尋找催生靈獸”，范菊人成為范天順的后代，鄉親們都是古代帝王將相的“轉世”，他們今生的愛恨糾纏和苦難被賦予生命輪回意味的浪漫色彩。

由于書中內容很跳脫，時而做夢，時而穿越，還夾雜一些物理名詞、古詩詞，虛虛實實，這讓習慣《我是范雨素》文風的人很不適應。曾有出版社編輯建議將“穿越”“奇幻”的情節全部刪除，原書內容以非虛構的形式呈現。這讓范雨素犯了難，最后她還是堅持自己的想法，出版的事也不了了之。她對自己的寫作有著清醒的認識：“這些日常瑣碎的事情沒有新意，農民工進城奮斗的故事我不擅長也沒有激情，更寫不過專業作家，不如換一個賽道，寫成奇幻作品。”

張引墨對這部書愛不釋手，邊看邊在空白地方寫下“真好看”三個字。作為經歷過長期專業文字訓練的資深編輯，這本書給她最大的感受是真實和犀利，直截了當的文字背后所展現的蓬勃生命力讓范雨素像“怪獸”一樣跳出來。張引墨和同事隨之而來的挑戰是如何編輯稿件，力圖呈現作品最完美的樣貌。她們就文字的修改、文本的呈現、章節的編排等問題進行很多討論，書的出版進度也比預想的滯后了好幾個月。最終的成書還收錄了和范雨素相關的文章，包括她的其他散文隨筆、采訪等。在張引墨看來，范雨素是一位特殊的作者，經歷、思考、身份都是她的文字的一部分。《久別重逢》可以看作是范雨素濃縮的人生，也是她構筑的文學世界，她的一年抵普通人的十年、二十年，所以很難用普通的長篇小說、散文集的標準來歸類和理解。

張慧瑜在評論文章中將《久別重逢》比作21世紀的“生死場”。他認為，《久別重逢》將《我是范雨素》放在一個更宏大、更歷史的視野中呈現。從這個角度看，《久別重逢》依然是“我”的精神自傳，追問“我”是誰、“我”在哪里、“我”要到哪里去等問題。評論家魯太光從書中看到作者對尊嚴執著地追求，特別是即使自己在世間受盡炎涼，但仍不忘向這個世界輸出溫暖與尊重，實屬不易。小說還體現出一種稀有的自我想象、構建能力，展現作者豁達大氣的人生格局。

很多范雨素的工友讀完后仿佛做了一場夢，覺得范雨素像一位“神道”（女巫之意），讓人害怕。也有人將“盜墓”情節信以為真，質問她為什么將如此私密的細節寫進書里。談到這里，范雨素就樂得不行，“我寫得這么好呀讓他們都認為這是真的”，她反問這些工友們，“我天天和你們一起干活，你們覺得我像神道嗎？”對此她感到很高興，原來自己寫出了“假作真時真亦假”的境界，夢的代入感最強，“所以人家才能一下記得住（這么多情節）”。

雖然有周圍很多人的肯定和鼓勵，范雨素對寫作還是信心不足，她很清楚自己寫作上的問題。不是科班出身、從來沒有受過專業寫作訓練、日常要養家糊口無法抽出更多時間練筆都是硬傷，對不會具體描寫場景、心理描寫欠缺等寫作技巧上的問題也有所察覺。有人曾建議她將《久別重逢》寫成《秋園》或者《活著》的樣子，她實在不知道如何改，按照她的寫法，《活著》可能就變成了幾萬字的“故事提要”。她對細節描寫的生疏，一部分源自寫作經驗的不足，另外則出于一種微妙心理——她總覺得“太陽底下無新事”，人生百態看得多了，那些瑣碎的細節“不值得一寫”。隨著新書的出版，她的寫作心態也發生了改變，她不再排斥構建場景和書寫細節，只是現在依然不得章法，如果有合適的機會，她表示愿意接受專業的文字訓練或者與專業作家交流。

很多編輯都很欣賞她簡潔犀利的文風，范雨素將這種“犀利”解釋為“不懂事”，“糊里糊涂的人才犀利”。因為不通社會規則和人情世故，也不懂太多寫作套路，她的創作少了很多圓滑油膩，文字真摯打動人心。也正因為坦誠與真摯，這些年范雨素文章里展現的家族故事引來一些議論，對此她懶得理會，“在陌生的社會誰也不認識誰，誰知道我呀。”家里哥哥姐姐都以沉默回應她的寫作，幾年前侄子用手機給她大哥看了正午發表的文章《農民大哥》，看過后大哥沒有說一句話。在范雨素眼里，自己的親人都是有魏晉風度的名士，他們從小便飽讀詩書，看了太多就會覺得“人間不值得”，自己的故事無足輕重，不值一提，至于書里具體寫了什么，他們更沒有興趣了解。而范雨素也不希望家人對自己的文字有所期待，因為大家都心照不宣：懂文學不一定能讓人將日子過得好。

范雨素 馬俊巖/攝

“蟲洞里瞬間千年，當我們的靈魂進駐肉體時，經過排列組合，我們成了相親相愛的一家人。”

兒時的范雨素愛看小說，思維活躍，喜歡將書本的內容和現實生活聯系起來。她總覺得家人的前世今生的緣分好像冥冥之中天注定。比如舅母長得那么漂亮為何不像書里寫的那樣容易被欺負？大伯曾經是國民黨的電報員，為何可以落得善終？后來才知道，舅舅力氣特別大，這是舅母在農村不受欺負的主要原因。這些原本是孩提時天真的聯想和疑問在多年后成為了創作靈感。為了便于將故事和人物串聯起來，邏輯上自洽，她翻遍史料，最后決定將自己的家族設定為范天順的后人，因為前世的緣分，大家今生聚集在打火村生活。

書中所有的因緣際會都是久別重逢，而現實的愁苦也被巫氣蕩然的描寫所消解。閱讀這部小說時仿佛從現實躍入紛繁錯亂的高維空間，在那里，時間、身份和物種的界限被打破，帝王將相同時也是草芥小民。范雨素一直執念于心的，是“平等”二字。在范雨素看來，中國自古就是農業大國，絕大部分中國人的祖先都是農民，所以，因血脈淵源之故，當下的人都應當學會對苦難共情，不可忘本。同時，如果追溯到更加遙遠的過去，每個中國人都曾有過輝煌的家族史。每個人都曾輝煌過，亦曾卑微過，所以眾生是平等的。

書籍是一種力量

無論是新書《久別重逢》還是文章《我是范雨素》，“北漂”“皮村”都成為范雨素繞不開的詞。在小說中，她將北漂的經歷描繪為“尋找催生靈獸之旅”，獵奇中又帶著魔幻色彩，可惜，現實生活沒有那么多奇幻故事。1994年春天，《中國青年報》發表一篇關于北京崇文門三角地的深度報道。此時二十歲的范雨素對未來充滿憧憬又懵懂，懷揣著“想去看看外面的大世界”的樸素信念，毅然只身闖蕩北京。崇文門三角地是一個自發的勞務市場，她開始在這等工、謀生。賣舊書，做家政工、育兒嫂，她始終掙扎在生存線上，后來遇人不淑，她只得帶著孩子離開，獨自撫養她們長大。

多年后回憶起來，范雨素覺得自己趕上了北京發展的最好時代，只要一門心思“賺大錢”，掙錢很容易。事實上，除了她自己，當年身邊所有人基本都“發達”了。她將賺錢失敗歸因于“北漂”的動機，別人來北京單純是為了賺錢，目標明確行動力強；而自己是來看遠方的，心思不一樣，賺錢的動力自然不能同日而語。早年還年輕氣盛的時候，范雨素也羨慕過那些發財的人。因為住在皮村，這里人員復雜，她結識了很多三教九流的人，書中“北漂盜墓者”中的盜墓情節就是取材自她身邊盜墓者的親身經歷。上世紀九十年代，北京到處都是工地，國貿一帶還是稻田，盜墓者經常帶著專業的“鐵簽子”往地上扎，根據扎的深度、土的松動程度和顏色辨認地下是否有墓地。她常能看到他們的妻子每周六去基督教堂禱告，不是因為心存愧疚去贖罪，而是單純的祈禱“事業”順利。

現在回憶起來，范雨素笑個不停，承認自己當年艷羨的“眼睛直發光”，那種感覺刻骨銘心。但她并不后悔自己過得如此辛苦卻沒有發財過上富足的生活。她認識一個在北京發跡的熟人，發了財卻失去了生活的意義，最后出家做了和尚。范雨素覺得這是一種宿命，即便一個人變得富有，如果沒有精神支撐也很難很好地活下去。如果一個人已經有了強大的精神世界和信念，那么她的人生還一定需要賺取更多的物質取悅自己嗎？她形容自己“又傻又倔”，偏偏要和世俗的觀念和社會默認的規則作對。自己沒有把全部的精力放在賺錢上，是因為將打工以外的全部時間都用來讀書。對她而言，打工賺來的錢能夠養活自己和孩子，支撐她在額外的時間享受閱讀就已足夠。她熱愛閱讀，熱愛文學，甚至兩次離開家尋找遠方，也是文學給予的勇氣。

從書中，她看到了無數人跌宕起伏的命運，也看到了“身雖未至而心向往之”的廣闊世界。讀多了書，就像多活了幾次人生，“太陽底下無新事”，無論身處何種窘境也看得淡了，對他人的苦難也更能共情。她曾在紀錄片《夢與路：小鎮青年 雙面人生》中談到讀書的意義：讀書一可以不卑不亢地活著，二可以使人心靈干凈。一本書讀完可能很快就忘干凈了，好比竹籃打水，是一場空。但是竹籃經過一次次水的洗禮，會一次比一次干凈。一個人每天看書可能記不住什么，但潛意識里會明白，什么是對，什么是錯。

讀書讓她對待生活始終保持著清醒的頭腦和對自己清晰的認知，不卑不亢。收獲關注后，她第一個想法是“交了稿子后趕緊找份工作，做育兒嫂，做小時工，做保潔都可以，趕緊找一個工作干活。”曾有網站向她拋出橄欖枝，邀請她去做編輯，被她婉拒了。她覺得自己只擅長閱讀，能夠辨別文章的優劣，編輯稿子并不在行。也有出版公司邀請她參加活動，什么都不用做只要坐一天就給一筆不菲的出場費，她覺得這是在消費自己的名聲，回絕的更加干脆。甚至對于在網絡爆火這件事，她也秉承著順其自然的心態，和北京高物價相比，稿費不過杯水車薪，她很實際，生存是第一位的。但“出名”這件事還是為范雨素和其他人帶來很多積極影響，她變得更加自信，以前就像螞蟻一樣一刻不敢停歇，現在可以停下來歇一歇了。這種“被看見”也吸引了很多慕名前來找她的家政女工，她們從她的身上看到了力量。

這幾年，她在一些工友或者農民的征文比賽里當評委，看到很多農民朋友寄來的文章，他們很多人割麥子到半夜十二點還要再堅持寫上兩個鐘頭，對寫作毫無功利心，卻像樹一樣努力生長，因為向上才有陽光，才能長成參天大樹。她說，寫作和種莊稼是一樣的，天天種就熟悉了。一個人要認認真真一步一個腳印地擔負起自己生命的責任，給生命賦予意義。正因如此，她從來沒有過所謂的“精神內耗”。不僅因為每天的生活很忙碌，更重要的是，文學作品會帶她走向更高維的空間，再往回看，三維空間的苦難就像降維打擊一樣不值一提。

這種心態也體現在這本新書中，讀到后面越發感受到一種悲憫和溫情。但是，范雨素對人世間苦難的看淡并非麻木不仁，而是隱藏著堅硬的內核。范雨素始終犟著一股勁兒，一股面對命運不公和階層歧視勇敢抗爭的勁兒。

她在書中提到一段當育兒嫂的經歷，因為被誣蔑“沒給寶寶蓋被子”而被雇主踢了一腳，上門的警察也偏袒雇主，這讓范雨素感到莫大的屈辱。她找法律援助想要起訴，最終因為成本過高而作罷。幾年前她在一次采訪中曾透露，想將這段文字刪掉，成書最終還是保留了。經過幾番考慮，她還是想刺破黑暗，打破弱者面對不公時失語的狀態。她想替她們發聲，通過文字告訴公眾，自己遭遇的不公是每個家政人員都可能遇到的常態。她這樣寫：我找不到答案，我所能做的只是盡我的能力給所有感覺不到尊嚴的人一個溫暖的儀式。

她拒絕接受一切或悲憫或俯視的目光。她在《人物》“2018年度面孔?女性力量盛典”演講中有力地說出“我們這個勞動人民的群體，不需要被同情，不需要被批判，我們不光鮮，不靚麗，但我們都是和野草一樣有生命力的人。”在接受《北京時間》采訪時，她也直言“我這四十多年，在別人眼里一直過得是凄凄慘慘的生活，但我個人不這么看，我個人覺得就是那種簡單生活，有著強大的內心對抗外部環境，這樣的生活我很滿意，很滿足。”

范雨素  孫俊彬/攝

中國的第歐根尼

范雨素的被關注始終伴隨著不同的聲音。有些人覺得她“身份意義大于文本價值”，有些人將她和職業作家比，以此質疑她的文學專業性。不可否認的是，她的作品為當下的文學創作帶來一種異質性，拓展了國內“打工文學”的創作視野和豐富性。

青年學者張夢瑩在論文《底層的自我表述 : 以余秀華和范雨素為例》中談到，與國內許多作家帶有不同程度的俯視視角描寫打工者不同，由于范雨素自己是打工者的一員，因而以平視的視角描寫他們的生活，不設道德判斷，除此，她亦平視自己的雇主，在其對社會不公的控訴中看出她對平等的渴望。無論是范雨素還是余秀華，恰因她們身處于生活的困境中，經過多年的內心思索和自省，生成一套屬于自己的思索方式，因而其底層經驗進入文本自有其獨特的面貌。

這一文化現象也被國外學者、作家所捕捉，甚至吸引到意大利工人作家阿爾貝托?普魯內蒂（Alberto Prunetti）的注意，寫在了《新的working class寫作：以面包與玫瑰的名義》一文中。意大利漢學家費德在北大當訪問學者期間曾多次和范雨素聊起文學，感嘆于她對意大利作家卡爾維諾作品的熟悉。

卡爾維諾作品的怪異荒誕和一眼看透世界的本質讓范雨素尤為印象深刻。聊起文學閱讀，她興趣盎然地談到幾位最喜歡的作家，包括卡爾維諾、納博科夫、博爾赫斯的作品，馮內古特的《五號屠場》、特德?姜《你一生的故事》、劉宇昆的小說，蕭紅的《呼蘭河傳》，余華和劉震云的早期作品等等。她對卡夫卡的《變形記》評價并不高，“一個人變成了蟲子才見識到世態炎涼，這不值一提。這種事情每天都在發生，即便沒有變成蟲子，一個人每天看到的也是世態炎涼。”

攜新書再次走入媒體與公眾視野，她將自己比喻為社會學和人類學的“剖片”，被很多記者觀察、記錄。但是，新媒體下的喧囂，無數讀者的留言“寫得真好”也只是止步于驚訝，他們詫異于一個普通打工者竟然喜歡讀書，而且文章還可以寫得這么好。

而“文學”“知識”沒有改變她以及她這個群體的人生悲劇和現實困境，這讓很多有著“知識改變命運”思維慣性的人有一絲幻滅。范雨素的原生家庭具有濃郁的知識氛圍，哥哥姐姐父親熱愛讀書，她本人也具有很高的文學素養。但是，這些都無法挽救她并不順遂的一生。對此，人類學家項飆在社會學著作《把自己作為方法》中也談到，大家關切并不是她作為普通勞動者的勞動生活，而是，她本該在中心，結果落在了邊緣，有一種悲劇感。所以很多人在評論中不約而同提到“命運”，都是“不認命”的態度。

在皮村，還有很多和范雨素一樣視文學為生命的普通勞動者，郭福來、李若、施洪麗、徐克鐸……他們是布展工、地攤小販、頂棚匠、業余演員，他們是具有自我意識的創作者，不滿足于被他者凝視，務工之余，他們勤勉寫作，用文字大聲說：我存在。2022年，他們的作品被收錄于世紀文景出版的《勞動者的星辰》一書中。

采訪范雨素的時候，腦海里不自覺地想起曾給央視《半邊天》欄目寫信的陜北農婦劉小樣。她在信中說，“夏有一望無際的金黃色的麥浪，秋有青紗帳一般的玉米地……可是我就是不喜歡這里，因為它太平了”。年輕時，她靠家里的收音機傾聽世界的聲音，在田壟地頭間聽完了路遙的《人生》和《平凡的世界》。節目播出后，她真的走出家鄉，去了很多地方打工，北京、貴州、江蘇，兜兜轉轉一圈后還是選擇回家“落葉生根”，因為走到哪里都改變不了內心的空虛。

范雨素很像劉小樣，卻又不像。她們都是追求精神自由的農村女性，最終勇敢踏出了第一步，尋找另一種生活。但是文學讓范雨素走得更遠，更堅定。文學就像長在她內心的一桿秤，讓她不管面臨何種處境都波瀾不驚，精神世界充盈、通透，對自身和寫作有著清醒的認知。“我人生的每一部分都靠著文學記憶的”，她說。

小時，范雨素曾幻想著當中國的第歐根尼，因為第歐根尼不用上班上學，摒棄了世俗欲望，活得瀟灑自在。現在還想當第歐根尼嗎？我問她。她笑了，說北方太冷，不適合躺在墻角。現在的范雨素像是“大隱隱于市”的第歐根尼，以書為藤索，一邊在文學構筑的精神世界里盡情遨游，一邊對名利的誘惑等閑視之。雖然她說《久別重逢》是自己唯一一部書，但是未來的事誰能說得準呢，如果未來有合適的題材和契機，她愿意在創作上進行更多嘗試。

記者手記

春節前夕，我和范姐相約在一家咖啡廳里，環境有些嘈雜。范姐愛笑，也很健談，全程以坦率誠懇的態度接受采訪。她詫異我為什么要采訪她，覺得自己沒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太陽底下無新事”，仿佛一切都并不值得。聊到新書的時候，范姐突然反問我，你覺得這部小說有什么問題？你給這本書打多少分？溫和的言語下帶有一絲犀利，我有些愣神，怎么自己反倒變成被采訪對象了呢？能感覺到，范姐想要把這本書寫好的迫切心情，以及在創作上的反省和對自我的不滿足。在她身上看不到“走紅”后的膨脹，也沒有生活帶來的焦躁和戾氣，只有恬淡、平靜、從容。希望范姐在文學的道路上繼續從容且堅定的走下去。

參考資料

1.《久別重逢》范雨素 十月文藝出版社2023年1月出版

2.《從<我是范雨素>到<久別重逢>，出版背后的故事》張慧瑜

3. 《底層的自我表述 : 以余秀華和范雨素為例》張夢瑩

4. 《史詩般的寫作：意大利工人文學的背景、題材與風格》費德（Federico Picerni）[意]

5.《把自己作為方法》項飆 上海文藝出版社202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