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作家的“自信”與“自知”，是一個古老的文學問題，許多知名作家、理論家都有過精辟論述。所謂作家的“自信”，就是作家主體對表現對象以及表達效果的一種信心，它既包括對客觀世界的把握，也包括對主觀世界的自覺。所謂“自知”，就是作家對自身創造潛能、優勢劣勢以及作品在文學長廊中的位置等問題的判斷與認知。有切實的自知，才能有堅定的自信；有充分的自信，才能有通達的自知。二者是互為表里、缺一不可的。

現代社會是一個信息更加豐富、多元的社會，很多固有的觀念到了當下變得曖昧不明。面對這樣的現代社會和現代人，作家對表現對象的自信、對自我的自知，就絕不像既往作家那樣簡單、明了，往往呈現出“山重水復”的形態。在當下文學發展中，許多作家特別是那些優秀作家，既有一定的自信，也有足夠的自知，自信加自知，使他們不斷探索、不斷成功。但是，也有相當一部分作家，或者沒有自信，在創作上缺乏動力，或者過度自信，發展到自我膨脹。這些都需要我們不斷加以省思，做到自信與自知的結合。

中國文學進入21世紀以來，發生了諸多劇烈而深刻的變化。文學走向多元化，滿足著各個層面讀者的閱讀需求；文學實現了民主化，每個人都擁有了寫作、發表作品的條件與權利；文學的傳播更加便捷、快速，博客、微博、微信、公眾號等成為文學傳播的得力工具。但在文學蓬勃發展的同時，又出現了許多新情況、新問題。特別是在實用主義、功利主義思潮的裹挾下，在一些作家那里，文學變成了一種職業，變成了追名逐利的工具。當然，我們也必須承認，在所有的藝術行當中，文學幾乎是回報率最低的了，絕大多數的作家無法從這個行業中獲得過多的實際回報，他們繼續在這個行業耕耘，更多是出于真誠的熱愛。即便如此，還是存在一些作家，他們為了名和利，變得浮躁、自我膨脹、沒有自知之明。這是需要我們加以警醒的。

在文學作品的生產、閱讀、評價等完整鏈條中，召開文學研討會是一個重要鏈環。它對于作家作品的詮釋、評判、宣傳、定位有著不可估量的推動作用。對于貨真價實的佳作或者體現重要文學征候的新作，舉辦規模適當的研討會，請評論家對其作出思想的、藝術的評價，請新聞媒體做些報道宣傳，這是很有必要和意義的。一個作家出版了自己滿意的作品，邀請三五同好乃至幾位批評家，共同分享、自由評說，也是無可厚非。一些作協為了扶持青年作家，通過研討會集體推介一批新人新作，使他們更好地走向文學之路——只要不是拔苗助長，這也應該是值得肯定的。中國文化講究“含蓄”“中庸”“仁義”，在研討會、分享會上說一點“有底線”的贊賞、溢美之詞，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們不能因此忘記，召開文學研討會是一件嚴肅、鄭重的事情。評論家要真正做到好處說好、壞處說壞，作家更要對自己的作品有清醒的認知，樂于接受那些批評的意見。

我們不難留意到一些耐人尋味的文壇現象。例如，一些知名作家的同一部作品，多次召開研討會、分享會，不停地在宣傳、推介中。當然，這些會議的發起者不一定是作家本人，而是出版社、各地文學組織等。一些批評家自然是同盟者，利用評論這一獨特形式，起著推波助瀾的作用。實事求是講，有些宣傳、評論，可謂名副其實、實至名歸；而有些則名不副實，甚至有名無實。在批評家的一片好評中，他們難免失去自知之明，以至于無法理性地面對那些批評的聲音。還有一些寫作者，寫出的作品可能一般，但即使是自費，也一定要開個作品研討會，而且一定要請知名評論家、主編來參加，開會的地方要上檔次，要搞出一定的聲勢來。這就顯得似乎沒有太多必要了。當然，這并不是要對所有的研討會采取“一票否決制”，如前所述，研討會對于文學的發展有著重要的推動作用，問題的關鍵在于，研討會的動機、風氣、生態是什么樣的。這背后涉及作家的自我認知問題。

在我看來，作家當然需要自信，但自信是有限度的，自信過度乃至自我膨脹，就會導致種種問題。古人講“謙受益，滿招損”。自信過度就聽不進別人的建議、批評，有可能在創作上固守成規、粗制濫造。我接觸過一些青年作家，創作思想十分固執，在創作中本來存在問題，但批評家不說破，導致創作在歧路上越走越遠。作家的自信過度，批評家的迎合批評，使眾多作家都成了所謂的“優秀作家”，很多作品都變為“精品力作”，這會在一定程度上混淆了作品優劣的標準。文學從來都是在探索、爭鳴中發展、壯大的。如果我們滿足于“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局面，實際上阻礙了文學的深度變革與現代轉型。

近讀高長虹的文學評論，他在回憶魯迅的文章中說：“從五四運動過來的人，都還記得那時候的作家們所經過的艱苦奮斗的情形。每一個成名的作家，都是從挨罵中壯大起來的。越是好的，挨罵越多，被罵越兇，成名越晚。魯迅文名的普遍，在《吶喊》出版以前，是遠趕不上周作人的。《吶喊》出版以后，看的人多了，名氣也廣播起來了；不過《吶喊》的多數讀者都以為這是一部厭世的諷刺小說，看了覺得好玩。這時候，有成仿吾出來堂堂正正地批評《吶喊》，對于讀者的理解上是有很大幫助的。”（山西省盂縣《高長虹全集》編輯委員會編：《高長虹全集》（第四卷），中央編譯出版社2010年版，第354頁）翻閱新文學批評史，會感到那個時期是一個真正的批評時代，正兒八經的肯定、表揚式批評當然也有，但更多的是挑刺、“罵人”式批評。其中自然有文人相輕、門戶之見的因素，但更有探尋藝術、論辯真理的精神。今天，作家期待表揚，批評家習慣了吹捧，這樣的文學生態，是值得深思的。

二

一個作家的創作動機，往往會深刻影響他的藝術追求及其作品所能達到的藝術高度。錢谷融、魯樞元主編的《文學心理學》中寫道：“推動一個作家進行創作的動機，常常不是單一的，而是可能包含著好幾種性質不盡相同的動機，如某種情感要得到表現的壓力，對文學的向往與理想，榮譽和物質利益的考慮，對于社會的某種責任或使命感的驅使等等。也可能有著作家本人根本意識不到的潛隱動機。”（錢谷融、魯樞元主編：《文學心理學》，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143頁）但在諸多創作動機中，“對文學的向往與理想”、無疑是崇高的，需要倡導的。作家在創作中，就是要努力摒棄那些較低層次的動機，培育那種追求精神、藝術的高層次動機。而今天，作家的創作動機越來越混沌復雜，追求“榮譽和物質利益的考慮”，成為一種重要傾向。這也會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作家的自信過度和自我膨脹。

文學創作從表現內容與范疇上講，既要表現外在的客觀世界，又要表現內在的主觀世界，主觀與客觀的融合，才有可能創造出成功的文學作品。文學創作從藝術探索與實踐上講，要求作家深入認識自己的藝術能力，認識當下和歷史的文學發展，進而找到自己的文學位置與創作道路。只有這樣，作家的創作才能達到自覺與自信的境界。因此，作家認識自己、具有自知之明，就是一個必須面對和回答的問題。批評家與作家，運用的文體形式不同，觀照的對象迥異，但同樣需要認識自己，達到自知的境界。

認識自己，不僅是一個人生問題，也是一個哲學問題。從古到今，中國和西方的許多思想家、理論家，都作過許多精深論述。在中國，老子在《道德經》中說，“知人者智，自知者明”，把知人與自知聯系在一起。知人需要智慧，而自知是精神的澄明，自知是知人的基礎和前提。羅貫中在《三國演義》里，寫諸葛亮在茅廬中午睡醒來，吟出一首詩：“大夢誰先覺，平生我自知。”這表現了諸葛亮對人生的參悟、對自我的清醒。在西方，蘇格拉底把“認識你自己”作為自己哲學原則的宣言，他認為人的心靈內部已經蘊含了與世界本原相吻合的原則，主張首先在心靈中尋找這些內在原則，然后再依照這些原則來觀照外部世界。德國哲學家卡西爾在《人論》中明確講：“認識自我乃是哲學探究的最高目標——這看來是眾所公認的。”

現代社會是一個加速度、求效率的社會，這對于促進商品生產、經濟發展是非常有必要的。但對文化、文學，卻未必全是好處。這種時代要求和思潮，不可抗拒地影響著作家們。有些作家單方面追求創作速度與數量，“蘿卜快了不洗泥”，造成了創作質量的下降、寫作方法的模式化。電腦寫作，減輕了作家勞動，加快了成文速度。譬如長篇小說，上世紀80年代，每年產量只有數百部，而新世紀之后特別是近些年，年產量突破上萬部。一個作家，過去創作一部長篇小說，要用幾年時間乃至十多年，而現在只用一兩年，甚至只用幾個月。長篇小說創作速度的加快、數量的激增，典型地折射了現代社會人們的時間和效率觀念。就具體某部作品而言，作品質量和寫作速度沒有必然聯系，寫得快也可能寫得很好，寫得慢也可能寫得很差；但就文學寫作整體而言，精雕細琢、認真打磨，無疑更加有利于增大寫出佳作的概率。

當代文學史上，許多作家在藝術上孜孜以求、精益求精，留下許多優秀的文學作品。上世紀50年代，丁玲有“寫一本好書”的觀點。她從莫斯科訪問歸來，面對帶回的俄蘇的諸多世界名著，感嘆道：“一個人，辛辛苦苦地寫一輩子，寫一大堆也可能什么都留不下來，可是，哪怕用一生的時間，能寫出一本這樣經得起時間考驗的作品也就可以了。”后又對魯迅文學院的學員說：“不要粗制濫造，寫幾本不很好的書，不如寫一本好書。”（引自廖華玲：《“一本書主義”的匠心》，《鹽都日報》2017年12月14日）她1948年出版的《太陽照在桑干河上》，就體現了她在藝術上的苦心錘煉。陳忠實寫一部“墊棺作枕”書籍的說法，在文壇上廣為傳播。他一生創作了大量中短篇小說，但長篇小說只有《白鹿原》一部。這部小說，從深入生活搜集資料，到醞釀構思寫作，到修改出版，時間長達11年。有記者問他創作上有什么樣的追求？他說：“《白》的構思和寫作過程中，懸在我心里的一個愿望，就是寫一部死時可以墊棺作枕的書。我從少年時期就喜歡寫作，如果到死時連一本自己滿意的書都沒有，真不敢想那有多悲哀。”（陳忠實：《〈白鹿原〉是我墊棺作枕的書》，《遼沈晚報》2011年11月19日）這部小說傾注了他全部的生活積累、思想感情、藝術追求，一部50萬字的書，勝過了其他作家十部二十部書。藝術規律是辯證的，多可以成為少，少可以成為多，少而精遠勝于多而濫。老一代作家對藝術的執著追求，在今天沒有過時。

文學創作既是作家的個體志業，又是社會的精神建構。其中就蘊含著“為己”與“為人”的問題。孔子《論語》有言：“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荀子《勸學》中發揮說：“君子之學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學也，以為禽犢。”文學創作首先是一種個體志業，是為了豐富、實現自己而進行的，并不是一種獲取名利的工具。只有在充分表現、實現了自我的前提下，才能達到為他人、為社會作貢獻的更大目標。相應地，他人、社會也會給作家應有的名譽、地位。當下作家，需要從古人的思想觀念中吸取精華，真正認識文學創作的真諦和意義。

三

要想做到自信和自知，一個作家要努力尋找、弄清自己在動態文學“坐標”上的位置。這個坐標以當前文學態勢為橫線，以歷史文學演進為縱線，縱橫交叉的地方為原點，正是衡量一個作家的標準、尺度。這個坐標以中國文學為基礎，以世界文學為擴展，它可小可大，不斷延展。每個作家在這個坐標上，都處于不同的位置、層級。作家的創作類型、特征，數量、質量，優勢、劣勢等，在同當前文學和歷史文學的比照中，都凸顯出來。面對這樣的文學坐標，每個作家往往都會感到渺小、淺薄，感到自滿、膨脹的滑稽、可笑，感到文學的博大、崇高。但是，那些有出息、有理想的作家，往往不滿足于現狀。他把自己放置在大的文學坐標中去比較、去反思，明白自己在文學上的目標、方向，發揮自己的才華、優勢，努力實現創作上的突破與飛躍。

作家要特別注意發現、克服自己在文學創作中存在的局限和問題。美國作家弗蘭克·諾里斯說：“有成就的小說家，應該比任何人都更多地感覺到自己作品本身及其性質的局限。”（[美]弗蘭克·諾里斯：《小說家的責任》，崔道怡、朱偉編：《“冰山理論”：對話與潛對話》（上冊），工人出版社1987年版，第34頁）一些作家之所以自信過度、自我膨脹，是因為他們既不“知人”，也不“自知”，偏聽偏信了周邊的一味說好。面對文學歷史，面對經典作家作品，他只有不斷地總結、解剖自己，發現自己存在的弱項、缺點，并加強探索、研究，才有可能變得成熟、強大起來。同時，他還要虛心聽取多方面讀者的意見，還有那些負責任的批評家的批評，把他們的意見、批評，轉化成自己的思想、方法、力量。

作家要真心、用心地建構自己的主體性形象。具有主體性的作家，不受外在因素的誘惑、支配，自由、充分地表現自己的思想、感情和藝術。建構主體性又包含專業的探索和堅守、人格的培育與塑造兩個方面。在這個過程中，作家要處理好自信與自知的關系。如前所述，自信是人的本性、動力。作家沒有自信，就不會有創新、進步。但自信是有限度的，脫離實際的自信過度，就會變成盲目、自大，不僅會阻礙自己的進步，甚至帶來諸多不良后果。而自知是人的一種智慧、自律，是對自信過度的一種約束、校正。建立在自知之上的自信，才能引導作家既堅守自我、又超越自我，不斷走向成功。一般來說，作家在創作之前和之中，要有足夠自信，才能支撐作家更好地完成作品。而在作品寫成和出版之后，要有清醒的自知之明，才能有助于作家修改作品和吸取批評家的中肯意見。同時，還要處理好小我與大我的關系。如果一個作家脫離社會和民眾，沉湎于個人的經驗和情緒之中，他的作品往往是狹隘的、小我的。現在相當一部分青年作家的創作，就存在這樣的問題。如果一個作家能從個人生活和情感中，感受、體驗到社會和民眾的生存、變遷，他的作品就是寬廣的、大我的。從小我走向大我，是作家特別是青年作家應當選擇的文學之路。

寫到這里，油然想到魯迅關于諾貝爾文學獎的言談。1927年，有人計劃提名魯迅為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魯迅婉轉回信說：“諾貝爾賞金，梁啟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這錢，還欠努力。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何限，他們得不到。你看我譯的那本《小約翰》，我哪里做得出來，然而這作者就沒有得到。”“我覺得中國實在還沒有可得諾貝爾賞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們，誰也不給。倘因為黃色臉皮人，格外優待從寬，反足以長中國人的虛榮心，以為真可與別國大作家比肩了，結果將很壞。”甚至說：“還是照舊的沒有名譽而窮之為好吧。”（《魯迅全集》（第十一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580頁）捧讀這封信，不能不讓人感慨萬端。面對提名建議，魯迅反思了自己的“不配”“欠努力”，回顧了新文學與世界文學的差距，以及中國作家的局限等等。當代作家需要強化魯迅這樣的“自知之明”、這樣的情操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