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提出，要“培育造就大批德藝雙馨的文學藝術家和規模宏大的文化文藝人才隊伍”。其中，素養標準就是“德藝雙馨”。事實上，人生在世，德與才就像車之兩輪，有才無德立不住，有德無才走不遠，只有德才兼備，才能行穩致遠。文藝領域由于職業的特殊性，“德”的標準要求更高，堅守難度也更大。面對新時代新征程新使命，文藝工作者如何加強道德修養，無疑是必須面對的課題。

從本質上說，文藝有兩大屬性：一是審美屬性。審美是文藝的固有屬性，沒有審美的文藝不是真正的文藝。只有具備審美內涵，才能夠產生直擊人心的感染力。比如歌劇《白毛女》，把“舊社會把人變成鬼，新社會把鬼變成人”的思想內涵通過主人公喜兒的形象變化生動、直觀地表現出來，引起了廣大貧苦農民的強烈共情，激勵著無數青年加入革命隊伍，激發了歷史前進的動力。電影《我的父親母親》塑造了一個純樸、甜美并執著追求愛情的農村少女形象，引起人們諸多美好的回憶、想象與向往。電影《戰狼2》中，主人公心系祖國尊嚴、英勇善戰的形象深入人心，成為勇力之美、愛國情懷的寫照等。這種審美屬性所產生的感染力，將價值理念、藝術形象連同創作者一并推送到受眾的心里，使人印象深刻，甚至過目不忘。

二是媒介屬性。文藝是抒發情感的，具有內在的傳播動機，與傳播介質融為一體，本身就是傳播的方式與載體。就拿藝術的起源來說，一個廣為接受的觀點是藝術起源于“巫術”，其根本目的是通過與“鬼神”的溝通，實現群體秩序的建構并獲得內心的安寧，這種承載上下溝通功能的“儀式”本身就是傳播活動。特別是在現代大眾傳播的條件下，藝術與傳播已經發展為一體之兩面：藝術通過傳播實現其價值和功能，傳播成為藝術存在和發展的必要條件。有些藝術門類，如影視、音樂、戲劇等，本身就是媒體、劇院等傳播平臺運營的重要內容。“你的聲音能傳多遠，你的影響力就有多大”，傳播力帶來影響力，影響力促進傳播力，特別是在互聯網條件下，傳播往往會產生“爆炸性”效果。文藝媒介屬性帶來的傳播力與審美屬性帶來的感染力相互促進，更使影響力數倍、數十倍地放大。

這種強大的影響力，會使文藝產生雙重功效：一是更易于成就個人。也就是說，它會使從業者比一般職業更容易成名、成為公眾人物。比如，電影《泰坦尼克號》，全球票房18億美元，衍生產品收入18億美元，劇中兩位主人公扮演者萊昂納多·迪卡普里奧和凱特·溫斯萊特也一舉成名。“草根”出身的演員王寶強通過電視劇《士兵突擊》，塑造了主人公許三多“不拋棄、不放棄”的奮斗者形象，贏得廣泛共鳴，該劇成為2007年的“爆款”劇目，他本人也一舉成名。這樣的例子在文藝領域不勝枚舉。

二是更利于塑造社會精神。常言說，“文以載道” 。文藝作品不同于一般的物質產品，也不同于一般的文化產品（如教科書、理論讀物），文藝作品將理性寓于感性之中，通過塑造生動鮮活的藝術形象促進知識、技能、思想觀念等的傳遞，從而塑造人的思維能力、價值取向和情感心理，因而具有強大的社會精神建構功能。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的：“好的文藝作品就應該像藍天上的陽光、春季里的清風一樣，能夠啟迪思想、溫潤心靈、陶冶人生，能夠掃除頹廢萎靡之風。”比如，電影《哪吒之魔童降世》中哪吒的經典臺詞“我命由我不由天”，鼓舞著多少人依靠自身努力打破出身、職業等種種成見。再如，電視劇《跨過鴨綠江》中表達的愛國主義、英雄主義、戰略智慧，電影《流浪地球》中凸顯大國擔當的理想和情懷，電視劇《人世間》對世事滄桑中積極向上的人生觀的抒寫，電影《人生大事》對人間真情的弘揚等，都對新時代民族精神的塑造產生了很好的引導作用。當然，宣揚享樂主義、極端個人主義等不良思想觀念的作品也能把人的“三觀”帶偏，滋生社會上的不良風氣。如2010年某衛視相親節目中的“寧愿坐在寶馬車里哭，也不愿坐在自行車上笑” ，還有些影視作品不帶任何批判色彩地宣揚奢靡之風、陰謀論等，都引起了觀眾的批評。

可見，上述文藝的兩種功效都很強大，塑造社會精神的功效尤為重要。早在先秦時期，先賢們已清晰地認識到“社會”是人類生存和發展的方式，社會群體的利益永遠高于個體。“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放在文藝領域也可以說：沒有時代精神、民族精神的塑造，哪有整個社會的朝氣蓬勃？沒有國家現代化建設的蓬勃朝氣，哪里有文藝工作者的春天？沒有心系人民群眾、引發廣泛共鳴的優秀作品，哪有個人事業的成功？正如著名作家孫犁所說，作家只是“大江巨河中的一支細流，大江推動了細流，洶涌前去” 。所以，文藝塑造社會精神的功能在任何時候都是首要的、毋庸置疑的，文藝工作者必須在造福社會的前提下成就自己。

這就要求文藝工作者著重修煉兩種心態：一是責任心，就是以高度的社會責任感，以對祖國、對人民、對時代、對受眾高度負責的精神對待文藝創作和評論。魯迅先生曾講過這樣一件事：一個學生買他的書，從衣袋里掏出來的錢還帶著體溫，他就想，“這體溫便烙印了我的心，至今要寫文字時，還常使我怕毒害了這類的青年，遲疑不敢下筆”，“我就怕我未熟的果實偏偏毒死了偏愛我的果實的人”。這段話生動地反映了魯迅先生對讀者、對社會高度負責的態度，為后人樹立了榜樣。在實現民族復興、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重要歷史時期，文藝的使命更加光榮，文藝工作者的社會責任更加重大。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強調文藝工作者“除了要有好的專業素養之外，還要有高尚的人格修為，有‘鐵肩擔道義’的社會責任感”，“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深意就在于此。只有勇于肩負社會責任，將個人追求融入國家現代化、民族復興的潮流，才能不負時代，不負韶華。

社會責任感體現在認識上，更要落實到行動上，落實到科學精神和匠人情懷上。講科學精神，就是要尊重審美規律和藝術創作規律。從本源上說，美和美感來自于人類的生產、生活等實踐活動，是合目的性與合規律性相統一的反映。文藝是生活中美感的集中體現，文藝作品是“情”與“景”相契合相交融的產物。因而不能離開現實實踐、現實生活談文藝創作，不能離開真正的美的感興進行文藝創作。脫離實際、脫離生活，生編濫造、閉門造車、疲于應付甚至以丑為美，就是不尊重審美規律和藝術創作規律，就是對作品、對受眾、對團隊、對自己不負責任。同時，還要有匠人情懷。明朝著名學者楊慎曾說：“文非至工，則不可為神，然神非工之所可至也。”也就是說，藝術創造離不開天賦，并且非常重要，但僅靠天賦也是不夠的，還必須下足夠的硬功夫、苦功夫，這是鍛造文藝“高峰”的必要條件。文藝界自古就有“臺上一分鐘，臺下十年功”“冬練三九，夏練三伏”之說，道理就在于此。成就卓著的藝術家，無不是這么走過來的。美國著名導演詹姆斯·卡梅隆，對待影片創作一貫地精雕細刻、精益求精，耗資有時超出預算，他常常自己拿錢乃至房產作抵押，也絕不敷衍。電影《泰坦尼克號》從籌備到完成用了約7年時間，《阿凡達》耗時更在10年以上。為了拍好《泰坦尼克號》，摸清沉船的位置和相關情況，他親自深海潛水33次。可見上文講到該片的高收益，正是靠科學精神和匠人情懷來保障的。卓越的藝術家是由高度負責的職業精神鑄就的。

二是平常心。更容易成就自己，是行業特點、藝術屬性決定的，應以客觀、理性、平和的心態來對待。很多有成就的藝術家都表達過類似的看法。很多對國家、社會作出卓越貢獻的科學家絕大部分時間乃至一生，都是在默默無聞中度過的。有的文藝工作者一旦小有名氣、收入高了，就高高在上、忘乎所以，陶醉在“粉絲”追捧、“飯圈”圍繞之中，產生一種虛幻的滿足感，那實際上是沒有客觀理性地認識自己的職業特性，也沒有擺正自己的社會位置。文藝工作者得到受眾乃至社會的認可，更應珍惜榮譽，以感恩之心嚴格要求自己，努力回饋社會。如著名作家路遙，決心“像牛一樣耕耘，像土地一樣奉獻”，在已寫出《人生》、成為知名作家之后，為了寫作《平凡的世界》，仍然和煤礦工人一道下礦井，深入體驗生活，根本看不出他是一位知名作家。也就是說，成功的文藝工作者更應以平常之心，不僅在文藝創作上追求卓越，而且在思想道德修養上追求卓越，既靠作品引領風尚，更靠人品引領風尚，言為世則，行為世范。

從藝術創作本身來說，只有秉持平常心，才能淡化功利意識，從而更加契合藝術創作規律，讓事業走得更遠。王羲之有詩云：“爭先非吾事，靜照在忘求。”美是自由的形式，他所說的“靜照”，就是擺脫一切雜念的“自由”心態，是審美活動的理想心境。“靜”不下來，就很難感受到美的真諦。表演藝術家王曉棠曾說，“我把耕耘本身、創作過程本身看得更重要些，自由自在、投入式的創作似乎比成就感、人們的承認更重要”，“對作品有最大的熱情，對自己有最大的冷靜，你才能夠創造好這個角色”。這就是一種淡泊名利、擺脫包袱的心境，也恰恰是藝術創作所必需的一種“自由”心境。然而有些文藝工作者創作動機不純粹，貪多求大，甚至產生突破道德底線的行為，這些都屬于被欲望、誘惑所綁架，失去了心靈的自由，甚至可能失去人身自由，也就無法很好地放飛藝術創造的翅膀。

總之，兩大屬性、雙重功效、兩種心態的因果遞進關系，說明文藝工作者高水準的職業道德修養是文藝行業的內在要求。行業管理中的相關要求、倡議和舉措，都是這種內在規律的反映。一個有追求的文藝工作者應當把握這種規律性，提高修養的自覺性，把個人事業與社會責任統一起來，把增強才干與提升道德修養兼顧起來，明大德、守公德、嚴私德，走德才兼備、德藝雙馨之路，為鑄就社會主義文化新輝煌貢獻力量。

（作者系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副秘書長、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