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個時期以來，關于文學的話題逐漸多了起來。包括自然寫作、生態文學、文學性討論、地域性討論以及知識性寫作等等。《草原》雜志在標舉“自然寫作”的同時，又倡導文本細讀的文學批評。在我看來，我們提出什么問題，就是在某個方面出了問題。既然提倡文本細讀，那么，我們的批評肯定在這一方面有欠缺，或者批評出現了不及物或空談之風。如果是這樣的話，這個倡導顯然不是空穴來風。我支持這個討論能夠深入下去，并在討論和對話的過程中，也能夠扭轉文學批評某些不好的風氣。

據我了解，新世紀之后，中國的外國文學理論的專家們在譯介西方文學理論的時候，他們特別提到了在西方受到歡迎的一些大學文學教材。這些教材與我們流行的文學理論教材的區別，表明我們與西方不在同一個學術時間里，我們從事的是與西方非常不同的文學教學實踐。當然，我們也可以說，由于我們與西方的價值觀、文學觀的巨大差異，決定了我們對文學教材編寫的內容與方法，決定了我們文學教學的理論邊界。但是，這樣的說法也掩蓋了我們一直存在的巨大欠缺：在具體的文學教育上，特別是在具體的文學教研方法上，我們究竟是先進還是落后，是守舊還是進步？一些專家雖然沒有在這一敏感的層面討論問題，但是，他們的譯介和研究表明，西方那些受到歡迎的教科書在研究具體文學作品的觀念和方法方面，都值得我們借鑒和學習。比如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周啟超教授主編的《當代國外文論教材精品系列》，已經出版了多種：俄國瓦·葉·哈利澤夫的《文學學導論》、英國彼得·威德森的《現代西方文學觀念簡史》、美國邁克爾·萊恩的《文學作品的多重解讀》、英國拉曼·塞爾登的《當代文學理論導讀》等。值得注意的是，拉曼·塞爾登的《當代文學理論導讀》第一章講解介紹的就是“新批評、道德形式主義與利維斯”。而美國邁克爾·萊恩的《文學作品的多重解讀》，本來就與新批評有密切關系。他選擇了莎士比亞的劇作《李爾王》、亨利· 詹姆斯的《艾斯彭遺稿》、伊麗莎白·畢肖普的詩作和托尼·莫里森的《藍眼睛》等四種經典文本，做了多角度的細讀。細讀在西方世界不止是面對具體的文學文本，即便面對宏大的理論世界，細讀也是重要的方法之一。比如《當代文學理論導讀》《現代西方文學觀念史》，或講當下最重要的文學理論專題，或講文學的歷史或文學觀念的演變軌跡。都是從細部講起又融會貫通了多種批評方法。新批評作為一種潮流可能已經衰落了，但它強調的文本細讀的方法，作為文學批評的重要遺產，已經進入了文學批評的常態被接受是沒有問題的。

新批評、文本分析、文本細讀等概念或觀念我們已經耳熟能詳。艾略特、瑞恰慈、燕卜遜、蘭色姆、韋勒克、沃倫、布魯克斯等新批評的大師，也早已為我們所熟知。作為一種新的批評方法，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在中國曾經引發過巨大的熱潮。新批評的經典著作幾乎都有中譯本。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歐美已經逐漸衰落的一種批評方法，在中國卻大行其道，顯然有未做宣告的秘密。新批評在歐美的衰落，后來新批評的領袖們曾做過如下反思：韋勒克認為原因有三：首先，大家對“新批評”代表人物的政治和宗教觀點深感懷疑；其次，二十世紀中葉后，文學作為藝術審視對象的思想基礎遭到了來自結構主義哲學的削弱和顛覆，文學藝術普遍遭到攻擊，在允許任意解釋存在的無序批評狀態下，“新批評”成了“虛無主義”的犧牲品；最后也是韋勒克最不能容忍的是，“新批評”派批評家極端地以英格蘭為中心，認識問題常常流于狹隘，他們很少嘗試探討外國文學或者說只偶爾地涉及幾個有限的文本，這樣的局限使他們完全忽略了世界文學中那取之不盡的寶藏。韋勒克還認為，在與其他理論角力中崛起的過程里，“新批評”派理論家為了捍衛自己的立場常常矯枉過正，將某些包含著真知灼見的觀點推向絕對化，從而招致當時及后來各種批評理論的反對。① “新批評”雖然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歐美逐漸衰落，但“新批評”的遺產卻被西方批評大師們繼承下來。最值得注意的是1943年布魯克斯、沃倫編著的《小說鑒賞》，2006年在中國出版了中英文對照版；1994年哈羅德·布魯姆出版了他影響巨大的《西方正典》，2005年江寧康的譯本由譯林出版社出版；2005年上海三聯書店出版了申慧輝等譯的納博科夫的《文學講稿》。這些著作的出版，不只是從觀念上闡釋了新批評或文本細讀的理論，重要的是，它們以文本細讀示范的方式對文學經典作的闡釋。它們改變了以往只注重文學觀念的批評方式，而對文本的具體解讀成為第一要義。這些著作，無一例外地成為大學文學專業的教科書或重要的必讀書目。

布魯克斯、沃倫編著的《小說鑒賞》，是一部短篇小說鑒賞集，全書選擇了五十一篇短篇小說，除了英美之外，還有歐洲、拉美、俄羅斯等不同國度和地區的代表性短篇作品。布魯克斯和沃倫堅持把文學作品的本體研究作為文學研究的主要任務，摒棄文學自身之外的一切因素，通過語言分析、細讀作品的本意，將文本作為一個獨立自足的世界。從而擺脫了著重討論作家的思想、背景以及作品的思想、歷史和社會政治意義。比如，他們是這樣分析契訶夫的《萬卡》的：

……這篇小說的重點放在動人哀憐的詞句上，很可能產生傷感的氣氛。假定用另一種寫法，只是大致按年代順序，歷敘萬卡一生中所有苦難，知道圣誕的前夜，他獨自一人待在那個陰暗寒冷的小屋里做禱告。要是這樣描寫，這篇小說根本就毫無小說味道了，充其量只不過是一篇充滿感傷氣氛的速寫。或者假定這封信按照確切地址送到了爺爺手里，無奈爺爺沒法違反學徒合同，以致萬卡達到的境遇比過去還要糟。那該是一篇多么拙劣的小說啊！

正是由于不知道確切地址——最后這么一點年幼無知，確實哀婉動人——才使得這篇小說定型。……我們知道這封信根本送不到萬卡的爺爺手里。那么，它會送到誰的手里呢？它送到了讀者——也就是你們大家的手里。它終于成為來自世界上所有小萬卡寄給我們大家的一封信，所以“耍花招的結尾”畢竟遠遠不止是一個花招了。我們從這里就可以對這篇小說的奇特結構，以及破題中冗長而又不太均衡的組成部分有所理解了。

《萬卡》是世界短篇小說中的奇葩名篇。但是，布魯克斯、沃倫的解讀分析，讓我們更深切地理解了契訶夫的不同尋常——那封信爺爺沒有、也不可能收到，但全世界的讀者都收到了。這個細讀帶來的震撼，使我們進一步理解了《萬卡》經典意義：它是如此的讓我們感到高山仰止難以企及。《小說鑒賞》對經典小說文本的“小說的意圖與要素”“情節”“人物性格”“主題”“新小說”“小說與人生經驗”等不同方面的分析和解讀，都給我們以極大的啟示。

哈羅德·布魯姆，與德·曼、哈特曼和米勒并稱耶魯四大批評家。他于1973年出版的《影響的焦慮》，被譽為“一本薄薄的書震動了所有人的神經”，在美國批評界引起巨大反響。譯成中文后在我國同樣產生了巨大影響。而他的《西方正典——偉大作家和不朽作品》，其影響更為巨大。在這本書的“中文版序言”里他說：

也許你們已經知道，在二十世紀最后三分之一的時間里，我對自己專業領域內所發生的事一直持否定的看法。因為在現今世界的大學里文學教學已被政治化了：我們不再有大學，只有政治正確的廟堂。文學批評如今已被“文化批評”所取代：這是一種由偽馬克思主義、偽女性主義以及各種法國/海德格爾式的時髦東西所組成的奇觀。西方經典已被各種諸如此類的十字軍運動所代替，諸如后殖民主義、多元文化主義、族裔研究、以及各種關于性傾向的奇談怪論。如果我是出生在1970年而不是1930年的話，我就不會以文學批評家和大學老師為職業，就算我有十二倍的天賦也不會作此選擇。但是，正如我在一些完全亂套的大學中對懷有敵意的聽眾所說，我的英雄偶像是薩繆爾·約翰遜博士，不過即使是他，在如今大學的道德王國里也難以找到一席之地。

布魯姆教授毫不掩飾他對包括文學教育在內的大學教育的失望情緒。如果是這樣的話，那么，我們也可以把布魯姆寫作《西方正典》理解為是他對大學文學教學的一種修正。在這本著作中，布魯姆同樣以文本分析和細讀的方式，討論了他的“偉大作家和不朽作品”。在布魯姆看來，莎士比亞是迄今為止最偉大的一位文學巨匠，他讓我們無論在外地還是異國都有回鄉之感。他的感化和浸染能力無人可比，這對世界上的表演和批評構成了一種永久的挑戰。② 但是，布魯姆在討論評價莎士比亞時，并非僅僅下了這些斷語。他在“貴族時代”第一個討論的就是《經典的中心：莎士比亞》，這個討論，首先是莎士比亞的評價史。布魯姆對莎士比亞的研究史如數家珍，對不同時代、不同批評家如何評價莎士比亞極其熟悉。但是，布魯姆并非是理論化地闡釋作為經典中心的莎翁。他的具體分析才真正顯示了作為大批評家的才能和強大的闡釋能力：

當我們要分析莎士比亞的現實意識時（或者如果你愿稱為戲劇中的現實的話），我們可能會對它感到迷惑。如果你與《神曲》保持一定距離，該詩的陌生性會令你吃驚，但莎劇似乎能讓人馬上就感到熟悉，而且劇情意蘊豐富令人難以一下子悟透。但丁為你解說他的人物，如果你不接受他的裁決，他的詩就拋棄你。莎士比亞的人物容納多種觀點，以至于他們成為你判斷自我的分析工具。如果你是一位道德家，福斯塔夫會惹惱你；如果你變得墮落，羅瑟琳會揭穿你；如果你是老古板，哈姆雷特決不會接近你。假如你是解說者，莎氏筆下的惡棍會使你一籌莫展。伊阿古、愛德蒙和麥克白等人的行為動機過于復雜，其中大多數是他們為自己想象和發明出來的。和福斯塔夫、羅瑟琳及哈姆雷特等大智者一樣，這些惡魔式的人物都是自我的藝術家，或如黑格爾所說的是自我的自由藝術家。哈姆雷特是最豐滿的人物，莎士比亞賦予它一種創作的意識，而不是莎氏自己的意識。闡釋哈姆雷特如同闡釋愛默生、尼采和克爾凱郭爾等箴言家一樣困難。③

布魯姆的博學、透徹，在他對二十余位經典作家的分析中展現得一覽無余，一種貫通的理論和方法閃耀在他的字里行間。讀這樣的批評，我們才真正有可能領會了大批評家的風采。經典作品只有在這樣批評家的讀解中才會煥發出固有的光芒和特殊的價值。布魯姆也許并未從具體的修辭或情節入手，但他的每一個結論和斷語，都不會離開背后隱含的細讀經歷。

在這方面有特殊造詣的，還有小說家納博科夫。這個自我期許甚高的流亡者，因小說《洛麗塔》而聲名遠播。當然他絕非浪得虛名，他是一位才華橫溢的作家。一生中創作了十七部長篇小說，四百余首詩歌，五十多篇短篇小說，同時還有詩劇、散文劇以及譯著多種。他崇尚藝術，認為藝術高于一切，語言、結構、文體等屬于藝術范疇的概念，要比作品的思想性和故事性遠更重要。《文學講稿》是他在20世紀50年代在威爾斯利和康奈爾大學的講課稿，成書過程非常復雜。但我們讀到的這部充滿課堂氣息的講稿，的確與眾不同。他不乏語驚四座口無遮攔的偏激甚至狂妄，當然也可以理解為他坦白率真的個人性格。他在康奈爾剛剛開始學術生涯的時候，曾給艾德蒙·威爾遜寫信：“明年我要開一門‘歐洲小說’課，我起碼得講兩位作家。”威爾遜馬上回信說：“關于英國小說家，依我之見，兩位無可比擬的最偉大的（喬伊斯是愛爾蘭人，故不在此列）小說家是狄更斯和簡·奧斯丁。如果你沒有重讀過他們的作品，設法重讀一次。讀狄更斯的晚期作品《荒涼山莊》和《小杜麗》。簡·奧斯丁的作品值得全部重讀一遍——即使她的小作品也是出色的。”納博科夫回信道：“謝謝你對我的小說課提出的建議。我不喜歡簡，事實上，我對所有的女作家都抱有偏見。他們屬于另一類作家。怎么也看不出《傲慢與偏見》有什么意義……我準備用斯蒂文森代替簡·奧斯丁。”威爾遜不同意納博科夫的看法，而納博科夫終于一反常態繳械投降了，他接受了威爾遜的建議。④這些通信不僅讓我們看到了納博科夫的個人性格，同時我們也看到了這些西方教授對待講課是多么的認真和用心。納博科夫對自己精心挑選的七部作品，簡·奧斯丁的《曼德菲爾德莊園》、查爾斯·狄更斯的《荒涼山莊》、居斯塔夫·福樓拜的《包法利夫人》、羅伯特·路易斯·斯蒂文森的《化身博士》、馬塞爾·普魯斯特的《追憶似水年華》、弗朗茨·卡夫卡的《變形記》、詹姆斯·喬伊斯的《尤利西斯》的分析和解讀，也的確獨樹一幟標新立異。他的方法同樣是細讀。比如他在講弗朗茨·卡夫卡《變形記》的時候，第一部分專門講了七個場景和段落，第二部分專門講了十個場景，第三部分也講了十個場景。結合這些具體場景，納博科夫講主題、人物、細節、反諷、行動、關系等等。一部作品在這樣的具體分析中，真相逐漸顯露出來。

這些有教授身份的批評家，對經典的指認和對經典的解讀，是西方文學經典化的一部分。你可以不同意他們的看法，但你要反駁他們時，卻會感到為難。這也是細讀的力量和魅力之一。

注釋：

① 王臘寶、張哲：蘭色姆《新批評》譯序，江蘇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8頁。

② 哈羅德·布魯姆：《西方正典——偉大作家和不朽作品·序言與開篇》，譯林出版社 2005年版。

③ 哈羅德·布魯姆：《經典的中心：莎士比亞》，載《西方正典——偉大作家和不朽的作品》，譯 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47頁。

④ 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文學講稿·前言》，上海三聯書店2005年版，第19~2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