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推進中國闡釋學研究與文學理論、文藝批評的深度融合，鞏固傳統文藝評論陣地，加強文藝基礎性、前沿性、傾向性問題研究，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文學理論與批評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2022年8月20—21日，中國文學批評研究會2022年年會暨“闡釋學與文學批評的話語創新”學術研討會在山東威海舉辦。會議由中國文學批評研究會主辦，山東大學文化傳播學院、山東大學文藝美學研究中心、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文學院、《中國文學批評》雜志承辦。來自各大高校和科研機構的150余名學者針對中國闡釋學、西方闡釋學、現當代文學批評等問題進行了精彩發言，展現了中國學者對闡釋學與中國文學批評話語創新的有效探索。

中國文學批評研究會會長、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張江教授在大會主旨演講中提出，當前闡釋學體系建構的一個關鍵點是公共闡釋的問題，要繼續完善和擴展這一題目，解決闡釋的根本性問題。他談到，中國古代闡釋學具有豐厚的資源儲備，是一片值得深耕的沃土。當前的重要工作是研究中國古典闡釋學，尋找可以與西方闡釋學相對接且能夠被青年人所接受的本土概念，建立漢語的闡釋概念、范疇和體系。山東大學文藝美學研究中心主任譚好哲教授在開幕式致辭中表示，張江教授所倡導的中國當代闡釋學研究極具理論價值和意義，主要表現為以下三個方面：第一，打破了一種亦步亦趨的模仿式文論的基本格局；第二，引領了中國文論自主知識創新的時代潮流，創造了一批值得關注的熱點性話題；第三，對當代中國闡釋學的基本理論和問題架構做出了開拓性的探索，從而使中國學者能夠在富有深度的理論體系內對相關問題做出更進一步的研究和思考。

一、經典重釋：概念和語境的還原

基礎概念和文本語境的還原，是構建當代中國闡釋學體系，解決中國文藝理論和文學批評實踐中存在的諸多問題的基本方法。一些專家歷史性地思考與解析基礎概念，重構了概念的思維鏈條。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校長張政文教授強調闡釋的前置語境，認為要對從西方引入的概念進行基本語義的溯源，從而減少不必要的學術論爭。他將西方思想史中的“理性”概念追溯至古希臘哲學中的“logos”和“nous”這兩個源頭，并由此區分出理性的兩種類型：一種是運用概念范疇分析、綜合推理、計算等方法認識世界的認知理性；另一種是人在冷靜合理的心智狀態中秉持自覺、堅守目的、不斷揚棄的實踐理性。

中國中外文藝理論學會會長、中國文學批評研究會副會長高建平教授指出，要重視文學實踐對于建立文學理論學科體系的重要性，將文學理論的方向導向文學活動本身。首先，文學理論來源于事實，這決定了它的實踐先導性；其次，文學理論以學科體系建立為先導，以話語體系的完善為中心；最后，文學理論不僅需要對特定思想資源的繼承，也依賴于當下文學實踐的指導。

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文學研究所所長朝戈金教授提出，對當下文學現象和規律的把握可以口頭文學為參照。作為人類文學早期形態的口頭文學是書面文學發展的參照物，口頭文學在人類文學創作活動的早期階段所呈現出的清晰譜系關系和社會功能成為當下文學現象的一個批評理據。新的口語藝術形態在不斷更新，要挖掘口頭文學資源，加強其與書面文學以及整個文學界的對話。

西南大學寇鵬程教授回顧了新中國文學價值話語體系的生成過程，指出“人民文學”是占據新中國文學中心地位的重要話語，具有人民喜聞樂見、以人民為表現對象、禮贊人民、人民自己創造等基本內涵。植根于大量的文藝批評經驗，他歸納出人民文學的批評標準，并依此反思批評實踐中的問題。

一些學者致力于回到經典文本的歷史原初語境中，重思文本的生成現場。中國人民大學程光煒教授在重溫1949—1966年這一段當代文學發展歷史時注意到，文學運動主要集中發生于20世紀50年代上半期。這個時期，社會改造和文學批評之間的沖突格外頻繁，因為社會性的批評介入文學批評之中。他認為，社會性的文學批評相比常識性的文學批評更依賴于具體的歷史語境，基于常識的文學批評反而是一種更有生命力的話語傳承。北京大學陳曉明教授就文學批評的學理性重建問題，梳理了當代中國闡釋學理論對于文學批評的內在建構的四重重大意義：闡釋學重建文學批評的知識視野，為文學批評提供豐富資源；激發文學批評主體意識，使批評者主動反思與文本的關系；重建文學批評文本的復雜性；重建文學批評的對話關系。文學批評理論只有在對話中才能建立一種闡釋關系；反之，闡釋關系是建立這種對話關系的基礎。首都師范大學孫士聰教授論述了薩義德和伊格爾頓圍繞“文學的馬克思主義”進行的批評與反批評活動，這對于重思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的理論性、實踐性、批判性品格起到了重要的啟示作用。

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文學研究所黨委書記、中國文學批評研究會副會長丁國旗研究員認為，對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政治標準第一、藝術標準第二提法的認識，不能偏離其真實意義與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基本論述。《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的這一提法只是在描述一個普遍問題，而在現實語境中，毛澤東強調的其實是“三統一”的問題，即政治和藝術的統一、內容和形式的統一、革命的政治內容和盡可能完美的藝術形式的統一。

二、視野延伸：方法和對象的創新

拓展闡釋的方法和對象，是當前闡釋學研究，尤其是當代中國闡釋學領域中的一大理論動向。對這一問題的討論既界定了闡釋學的邊界，使中國闡釋學的學科范式有了進一步建構的可能，也激發了闡釋學研究領域的諸多學術生長點。

許多學者關注當代闡釋學體系的建構方法和建構路徑，為中國闡釋學劃定學科邊界。上海大學曾軍教授提出，闡釋學話語體系的中國建構不僅要超出作為一種學術思潮的西方詮釋學的范圍，吸納以中國古代經學闡釋為代表的非西方的闡釋思想和方法，更重要的是要立足于現代漢語百年來形成的文化經驗和學術傳統，為中國闡釋學學科的系統性建構找到根基。他提出，中國闡釋學得以立足的獨特建構正是基于其“為共識而努力”的理論面向，這是一種關于批評方法的元理論。黑龍江大學韓偉教授提出中國古代的文學闡釋是一種整體性闡釋，具有鮮明的民族性，其創構基礎在于語感想象的存在，整體上按照禮邊界、德邊界、理邊界的邏輯演進。感性直觀、詩性話語和生命體驗是整體性闡釋的構成要件。華南師范大學段吉方教授以西方闡釋學傳統、中國闡釋學發展、中國當代文本闡釋學理論構建為坐標系，拓寬公共闡釋論的理論邊界。四川大學傅其林教授提出，文學闡釋存在著真理性與依賴趣味判斷、普遍性與具體性、規范性與原創性的三重悖論，闡釋的悖論孕育著闡釋學的新形態即悖論闡釋學。河南大學張清民教授認為，兩個“文藝講話”從模式建構、敘事方式、價值追求等方面提供了文藝發展模式和道路的中國方案，塑造出一個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理論模型。

一些學者聚焦中國闡釋學本土經驗與傳統，對如何利用中國古代文論的話語資源這一問題做出了回答。南京大學吳俊教授表示，現當代文學史料學轉向要求以古為師，要從學術品評、學術規范、學科建設和人格建設四個方面達成這一目標。他特別提到了翻譯的重要性，認為翻譯是古典資源再利用乃至重構中國文學的一個動態機制，要重視古典資源的現代語境，通過翻譯打通古今中外溝通的路徑。深圳大學李健教授認為，中國古代文學理論參與現代文藝理論話語建設的重要途徑就是在尊重歷史和本源的同時，對核心范疇和基本原理進行現代闡釋，通過還原和比較兩種方式，銜接古今和中西文論。深圳大學李心峰教授認為“以詩釋詩”是中國文學批評中極其獨特的闡釋方式，帶有鮮明的本民族特性。所謂“以詩釋詩”就是以詩歌本身的形式闡釋詩歌、評價詩歌，它可以滲透到批評的各個環節，也可以拓展到其他的文學形式，應該繼續探索和思考如何利用好這一筆文化遺產。

一些學者從符號學理論視角出發，對文學闡釋的機制加以探討。浙江大學蘇宏斌教授指出，文學文本的雙重結構決定了文學闡釋面臨著弄清隱形文本的符號構成機制和完成顯性文本解碼的雙重任務。湖南師范大學趙炎秋教授認為，從時間維度思考符號的意義生成，可以區分出線性的解釋過程和多元復雜的循環解釋兩種符號解釋類型。湖南省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卓今教授同樣對闡釋活動的具體機制問題做出了探討，她認為闡釋對象一方面是召喚闡釋者意識的動力，另一方面也規訓著闡釋者意識的邊界，由此對闡釋的邊界問題做出了深刻的反思。

三、場域拓展：新媒體時代的闡釋挑戰

新媒體時代以其去中心化、分散化、多元化的特點，為文藝批評活動提供了更為多元的生態空間，文學批評和闡釋學的發展也因此面臨更多話語創新的可能性和亟待加固的薄弱環節。對新媒體時代的文學批評進行反思，是對當前公共理性和文藝實踐所面臨的新問題的解決和回應，也是在新的時代潮流中對文學批評有效性、專業性、學理性的重建。

就新媒體語境下的文學批評活動所面臨的問題，中南大學歐陽友權教授認為目前網絡文學批評本身存在的一些無法回避的悖論式的選擇題，是造成網絡文學批評滯后和缺失的重要原因。他概括出以下三個悖論：闡釋網絡文學的路徑選擇究竟是賡續傳統還是基于現實；網絡文學批評的持論邏輯是立足審美還是適應市場；網絡文學批評話語中線下批評與線上批評的巨大落差。山東大學泓峻教授通過分析一則網絡熱門視頻的兩次輿情反轉，歸納出話語修辭、價值立場、理性邏輯、事實等四種引發公共意見形成的因素。他還探討了公共理性底線問題，認為基本事實的澄清是構筑公共理性的基礎。中國海洋大學柴焰教授則將視角轉向當代電影批評，分析了詹姆遜對《教父》《熱天午后》《歌劇紅伶》《閃靈》等經典電影文本的批評路徑，勾勒出詹姆遜電影批評的倫理—政治向度。她認為詹姆遜對電影文化內涵的剖析展現出其對于晚近資本主義社會危機的批判和反思。

一些學者探討了新媒體時代文藝批評的建設問題。中國傳媒大學楊杰教授肯定互聯網技術與融媒體平臺的發展為文藝活動和文藝評論提供了一個新的舞臺，同時指出，融媒體時代文藝樣態的快速更迭也制約了傳統文藝批評闡釋的有效性。文學批評闡釋需要兼顧文藝理論和文藝實踐兩個方面，避免走向極端與片面。杭州師范大學楊向榮教授指出當下的文學批評面臨著一種話語困境，新媒介導致了文學批評深度闡釋模式和整體性的消解，文學敘事和批評話語呈現出碎片化的形態。他認為，文學批評話語精神品格建構的首要問題是呈現中國經驗，做好中華文化和思想資源的輸出工作，同時也要注重對文學批評話語的越界性進行反思，及時地調整拓展研究對象和研究方法，尋求一種更具包容性的批評方式。還應當反思文學批評實踐中的技術向度，以開放的眼光來審視當前的文學現象，使文論話語在新時代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四、話語融合：闡釋學的美學維度

美學是一門研究人類感性的學問，構建闡釋學話語體系中的美學維度，首先意味著對闡釋實踐中理性因素與感性因素進行調和，這是中國闡釋學話語當代形態的開拓創新。美學維度的納入也使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實踐可以更好地對受眾的藝術趣味加以引導，從而促進社會審美理想的樹立，推動時代文化新風尚的生成。

從發掘文學批評活動本身的審美性這一角度，山東師范大學孫書文教授呼吁提升文藝批評的力度、溫度和美感。他針對當前文藝評論中存在的批評的無力與批評的失語兩個問題，倡導文藝批評實踐首先要把握社會意義上的“人”這一核心要素，其次要遵循美的規律，最后還要將理論積累有效地轉換為講真話的文藝批評。山東大學文藝美學研究中心凌晨光教授從楊小彥《我讀過他們的臉》這本書出發，審視了作者對于面容這樣一種富有意味的對象所做出的美學認知和解讀。山東大學文藝美學研究中心程相占教授梳理了20世紀90年代末到21世紀，英美文藝理論界出現的一股回歸美學的熱潮。他認為回歸美學并不意味著文化研究的終結，反而是文化研究的新出路。審美的文化研究不僅有助于對審美問題進行多層次的深入分析，也為展開多元文化研究實踐打開了局面。

一些學者具體研究審美對象、美學史等問題。上海大學劉旭光教授注意到，審美靈境是審美活動中存在的一種特殊的精神性因素，這一因素在康德美學體系中以“審美理念”的身份初現，并在現代美學理論中得以彰顯。審美靈境是審美行為的真諦所在，既是一種獨特的審美對象觀，也是中西審美精神的共鳴之處。山東大學文藝美學研究中心韓清玉教授梳理李澤厚中國美學史研究的模式，概括出其實踐論美學立場、審美意識史研究視角、文化與思想相結合的書寫方式等三大特征，認為這些特征對于當下美學話語體系的建構有重要的啟示作用。

本次會議不僅是對近期中國闡釋學和文學批評成果的一個歷史性的回顧，也展現出中國學者構建中國闡釋學話語體系、建構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的理論勇氣、理論底氣，對于促進文藝理論和文學批評的繁榮，擴大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的研究隊伍，構建良好的學術生態環境都將起到積極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