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葉的長篇小說《寶水》得從“農村”談起，農村是它的核兒。不妨先咬文嚼字一下吧。以前我喜歡用“鄉村”替代“農村”，在字典里它們的解釋確實差不多，而“鄉村”這個詞還有一重好處，它與“城市”更有對應性，“城－鄉”就像一塊磁鐵的兩極，像兩個符號，已經帶上了某些文化層面的概括和判斷。但現在我要說的是“農村”。因為《寶水》，我似乎第一次正視這個詞。“農”，“農耕”“農事”，說到底是一種人類活動，這個詞里所包含的蓬勃與參差，它具有的動態與變化性，都是因為，它強調的是人，是動作，是人在大地上的創造。相比之下，“鄉村”就顯得過于靜態，過于抒情。《寶水》的質地，是“農村”的。

這“農村”又是新的、當下的，自然就更復雜而不確定。喬葉把無數撲面而來的事物都收納進小說里——我不是說她沒有甄別和選擇，但總歸是一種“真佛只說家常”的方式，也就難怪我在某篇創作談中看到喬葉說，《寶水》是她寫得最有耐心的一部長篇。但凡缺少耐心也確實很難做到。我欣賞這份耐心，但也有隱憂，因為耐心常常也是挑戰，它比較容易造成閱讀障礙。如果作家無法讓讀者充分信任這份耐心的話，就很難把他們帶入進去。所以我想在這篇文章里，幫喬葉做一點很可能是畫蛇添足的歸納和補充，我就試著簡明扼要地談一談《寶水》這部小說究竟是在做什么。

在我看來，《寶水》三十幾萬字其實都在做一件事：為“農村”建立坐標系，從而把當下的農村納入進去。

小說里的第一套坐標系，是由敘述者“我”建立起來的。“我”，地青萍，是一個農村出身且“懂農村”的城里人，為解決失眠癥的困擾來農村長住，順便幫老原經營村里的民宿。這里天然就帶著時間x和空間y兩個坐標軸，隨著時間的推進，“我”接觸農村，走出農村進入城市，回到農村，也隨時可能再離開，就在兩極之間波動。同時，我要強調的是，這里其實還有第三條坐標軸z，就是人的心理，心理認同，情感認同。既然“農村”突出的是人，那么這條最容易被忽略的坐標軸其實才是最重要的。再次回到農村以前，在“我”心里一直有一個解不開的扣：“我”認為是奶奶那種對老家人毫無底線的“維”（為人處事，維系關系），捆綁住了父親，捆綁住了“我”們，使“我”們即使身在城市，也無法擺脫農村的人情線，這種根深蒂固的觀念直接造成了父母的矛盾，甚至間接造成了“我”父親的死亡。所以能夠看出，“我”在面對老家這個問題上，內心是復雜的。再加上“我”身邊圍繞著堅定守護老宅的叔叔，還有遷居國外的母親和女兒，所有這些撕裂的文化與現實加之在“我”身上，讓“我”的立場既不是城市的，也不是農村的。因此當“我”下定決心再次回到農村熟悉的環境中時，“我”內心里有一個調試的過程，“我”所代表的當代人能理解什么樣的農村、認同什么樣的農村，在這個坐標軸之下，標記的才是真正“人”的農村。

小說從“我”的視角進入，在整個敘事中，“我”就像一條綿延的絲線，穿起散落在農村的人事物。但這條絲線的貫穿，畢竟還是松散的、自然的，有時甚至是不著痕跡的，讓你恍惚忘了它的存在。所以《寶水》并不是典型的限知視角，它有全知和宏觀的骨架。這里就出現了另一套坐標系，它直接就生成于被敘述的農村。寶水村，作為小說真正的主角，顯示出了極大的豐富性：這里養育著上上下下的幾代人，從九奶一輩經歷過運動的，到孟胡子、大英一輩當今的新農村建設領頭人，再到鵬程、雪梅、小曹、嬌嬌一代的新人，以及孩子們。除此之外，往上有九奶的追述，往下有深入農村實習、體驗生活的學生。順著這條時間的x軸看下去，確實是越往當下，城市與農村的空間y軸上的互動就越明顯。嬌嬌曾經走出農村去打工，因為農村人特有的單純，受了欺負，受了刺激，從此作下瘋病怕見生人，只能回到農村的熟人社會；同時，外來的學生試圖將性教育、死亡教育帶進農村，試圖用道理和法規阻止“家暴”的時候，也屢屢受挫，差點成了村民公敵。農村與城市之間的人，走馬燈似的來了又走，走了又來，這些差異、隔膜和不適應，在其他作品中倒也不少見，而我要特別提出的是這里依然有一條隱性的z軸，它之所以重要就是因為它標示的是城市與農村的融合。這條z軸也是以人為中心建立起來的，就是人所從事的活動。小說中寶水村作為“美麗鄉村”的代表，最具特色的就是開發旅游，經營民宿。這是一件立足農村、面向城市的事，既要懂農村，又要懂城市，既要突出農村的特色，又要靠近城市的標準，既扎根在農村的人情社會之中，又有“市場規律”“契約精神”管著，既有農村的性格，又要有城市的渠道，不斷建立聯系，顯然，這是一個平衡。小說就圍繞這個平衡點展開，一旦偏離，無論偏向哪方，就是一番波折，一段故事。當小說情節在震蕩中無限地接近這條z軸時，當下的農村書寫似乎才跳出了“挽歌”模式，體現出它自主發展的生機、力度和可能性。

借助以上這兩套坐標系，我們就從時間、空間和人的三個維度走進了小說的內容。而實際上，它的意義結構（形式）也可以用這三個維度來解析。結構是小說的形式要素之一，其中意義結構相對于布局結構，是一種總體性的特征，是由結構形式而體現出的意義。在《寶水》中，最容易引人注意的就是它的章節安排，“冬－春”“春－夏”“夏－秋”“秋－冬”，四章構成了一個輪回，這是典型的古典鄉村的時間觀，循環往復，像植物的豐茂與枯萎，確定無疑，沒有意外。但讀完整部小說，我發現并不盡然。不知喬葉有意還是無意，她在圓滿的時間之中打下了一個缺口，一個重要且明顯的缺口——春節。春節是中國時間中的一次“大圓滿”，為此小說細致地鋪排了村民過年前的諸多準備，同時還交代了九奶的喜喪（個人時間的“小圓滿”），然而敘述卻在春節來臨前的最后一刻戛然而止，“我”離開了寶水村，也就是從確定的時間觀中跳脫出來，給時間以意外。確定與意外的博弈，或者說平衡，是《寶水》意義結構的核心。空間維度也是如此。表面來看，小說在空間上頗為簡單，“來－去”，開頭來到村子，結尾離開，這種對稱的、偶數拍的、相反相成的行動軌跡，也是拒絕意外的。但另一方面，從現代小說的結構方式來看，《寶水》的結尾是開放式的，這個離開，并不是最終結果，不是結論，而是一個新的問題的起點，這就把一個“正－反”的結構變成了“正－反－未知”。最后，在人的維度上，情況還要更復雜一些。小說中的“我”地青萍，作為農村的半個外來者，其實是在不斷獲取確定性，包括對“老家”的確認，包括與老原關系的確認，包括與往事和親人的和解，等等，從失眠到睡眠正是這個過程的生理表征。相反的是寶水村的村民，以大英、秀梅、雪梅、香梅、大曹、小曹、趙先兒、老安等等為代表的這一群像，他們雖然各有各的命運，但趨勢其實相同，他們正在習得不確定性——名利的難料、新觀念與女性的反抗、干部工作的思維切換、兒童的教育問題、畫畫與短視頻等外來事物的吸引，等等，許多以往能被鄉村文化自行消化的內容，現在都變得不自足了。于是，兩部分的人，或者說每一個人，每一個人的每一個行動，就像七巧板中的一塊，構成了日常生活，構成了人物形象，構成了命運，構成了當下的農村。這是一種拼圖式的結構，每一塊各具特色，卻不妨礙它們成為一個意義整體。

讀完整部小說，可以感到，喬葉試圖確立當下農村的熱情和野心是明顯的。而我這里也就是幫她畫了幾條輔助線。文學當然不可能像計算題一樣精確，納入了坐標系的新農村是否真能標示為某一個點，本來也不是小說家的必答題。甚至結論是否存在已經不重要了。忽然想起我的老師張檸先生有一個頗為形象的說法：小說家是努力把腦袋探進世界的人，評論家（理論家）是試圖把世界都裝進腦袋的人。這么一比，就顯出后者的瘋狂了——特別是在面對最鮮活的當下的時候。現在就讓我的這份瘋狂適可而止吧。

（本文系中國作家協會“新時代文學攀登計劃作品聯展”特約評論）

作者簡介：于文舲，1991年生于北京，現為《當代》雜志編輯。評論文章見《文藝報》《小說評論》《當代文壇》等，小說與詩歌作品見《人民文學》《上海文學》《天涯》《大家》《山花》《星星》等，有作品被《小說選刊》轉載。入選《2018中國最佳詩歌》、詩刊社《我聽見了時間：崛起的中國90后詩人》、人文社《2016青春文學》等選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