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開始談論之前，必須承認的一點是，盡管總體的詩歌現場和具體的詩歌文本，都共同表達乃至參與構建了時代話語的內在統一性，但它們各自之間卻未必構成先驗或絕對的統一體。霍俊明在《2018年詩歌：從最多的可能性開始》中曾說，“對于一年的詩歌來說，繁多的詩歌現象以及處于頻繁變動之中的詩歌現場使得任何言之鑿鑿的定論和總結都不可能是周全和完備的，但是一個顯豁的事實則是詩歌寫作美學及其生產和傳播形態以及多樣化的文化功能呈現出越來越多的可能性”。多年后的今天，事實依然如此，并且可以預見的是，這樣的“基本盤”表述在未來多年內將依然有效。

因此“綜述”不是“總結”。多元性、差異性、不可通約性、一體兩面的“向心力”與“離心力”……這些恰恰是中國當代詩歌的尊嚴所在乃至合法性所在。2022年，我們能夠充分地感受到漢語新詩內在的豐富性和發散感。這無疑折射出近年來詩壇的總體狀態，亦隱喻著時代文學文化現場的某種綜合質地。

繁榮的創作及其多元側面

豐富折射出繁榮，而繁榮根植于具體的創作實績。2022年，一系列重要的詩集出版面世。由《詩刊》社選編、中國言實出版社出版的系列叢書《新時代詩庫》繼續推出，其中沈葦的《詩江南》是詩人歷經30年西域生涯后為自己第一故鄉創作的首部詩集，大解的《山水賦》以個性化的生命發現對撞山川田野的自然知覺，胡弦的《水調歌頭》以大運河為主題、聚焦“水”的精神脾性及相關物事人事，此外還有王學芯的《藍光》、王二冬的《快遞中國》等各具題材特色的詩集。“密涅瓦叢書”推出敬文東、華清、西川、張曙光詩集，“守望者·香樟木詩叢”集結歐陽江河、陳東東、趙野、臧棣、王君、梁小曼作品，以及韓東《悲傷或永生：韓東四十年詩選》、多多《拆詞》等的出版，都展示著當代漢語詩歌具有代表性的詩人的創作脈絡和最新實績。

“小眾書坊”堅持一年一季、每季十種的“中國好詩”叢書，2022年也做到了第七季，形成了中國當代詩歌出版引人關注的品牌。長江詩歌出版中心成立十周年，其十年間出版的一系列重要詩歌類書籍成果獲得系統梳理，可視作過去一段時間“詩歌熱”的成果實體象征之一。《詩探索》作品卷2022年開始改變運營方式，改版更名為《新詩選》，由過去以發表原創詩歌為主改為以選載為主的精品詩歌季度選刊，則代表了詩歌刊物求新求變的新動作。

對特定創作類型和詩歌群體的關注也值得一提。《詩刊》社策劃舉辦中國·霞浦海洋詩會暨新時代海洋詩歌論壇、生態詩歌論壇、新工業詩歌論壇、“北京大學女詩人專輯”詩歌座談會等一系列有主題側重的論壇研討活動，梳理當下詩歌新現象、新潮流及相關創作成果，以理論探討促其進一步深入。青年詩人獲得一如既往的關注：《詩刊》《揚子江詩刊》《星星》《草堂》等詩歌刊物都開辟專門欄目支持青年詩人創作，《北京文學》“星群”欄目等對詩歌新力量的規模性掃描也獲得頗多反響。太白文藝出版社“灼華詩叢”推出一批有代表性的青年詩人詩集，并在《文藝報》策劃推出青年詩人的“同題共答”式對話，提供了新一代詩歌寫作者創作狀態和詩歌理念的切片樣本。由趙衛峰、趙學成主編的《中國90后詩選》是日益活躍的“90后”詩歌群體又一次的集體亮相。同為選本，張光昕主編的《橫斷面》詩選創刊，則體現出另一重視角維度：不是強調歷時性而是強調共時性，不是著眼生理年齡的代際層斷，而是關注歷史時間的無差別沖擊（“每年推出一期，選出年內具有橫斷意義的詩作”）——回想2022這個年份曾帶來過的波動震顫，我想我們都能體會“共時性歷史體驗”的分量及重大性。

潮流、理論與歷史化建構

第八屆魯迅文學獎詩歌獎的評選出爐，無疑是2022年中國詩壇的大事。最終，劉笑偉的《歲月青銅》、陳人杰的《山海間》、韓東的《奇跡》、路也的《天空下》、臧棣的《詩歌植物學》獲獎。五部作品題材風格各有特色，較好地展示了中國詩壇當下具有代表性的諸種創作取徑。此外，文學翻譯獎中也出現兩部詩歌譯著（楊鐵軍翻譯的德里克·沃爾科特《奧麥羅斯》、薛慶國翻譯的阿多尼斯《風的作品之目錄》），體現了中國當代詩歌的國際視野和全球面向。在《趨近“成熟”還是動力“衰減”？——從魯迅文學獎看當代詩的“新常態”》（《南方文壇》2023年第1期）一文中，詩歌獎評委之一姜濤指出，本次評獎及其結果“對于觀察當代詩歌的來蹤去跡，也有指標性的意義”，我們從中可以窺見“‘大起大落’之后當代詩所復歸的‘新常態’”（“無論處理人和自然的和諧關系，還是開掘日常生活的審美空間，褪去先鋒的火氣、戾氣之后，當代詩的確日臻成熟，似乎進入某種相對穩健的‘新常態’”）。同時，姜濤亦給出了反思性的延伸：“題材和風格的常態化乃至某種趨同性，也會帶來一點疑問：這樣‘常態’是不是太安全、太穩妥了？……如何看待這樣的‘常態’？當代詩歌整體‘動力’的衰減，是因為詩歌自身的成熟，還是因為缺乏了針對性，社會思想和文化語境的轉變，也不再能提供新的刺激和動能？”這樣的話題顯然不僅關乎獎項，而是能與詩歌界日常的諸多理論思考相對接。

2022遂寧國際詩歌周暨《詩刊》2020—2021年度陳子昂詩歌獎頒獎活動發布《詩歌維新宣言：中國式現代化詩歌道路之探索》，強調中國新詩與中國現代性之間深刻悠久的關聯，呼吁“詩歌維新不能停止。創新，是中國詩歌的天命”，顯示出活動參與者們的詩歌姿態和理論側重。“謝冕學術思想暨中國新詩研究國際研討會”和“改革開放四十年中國新詩理論建設——吳思敬詩學思想研究”研討會的召開，則彰顯了學院話語體系內詩歌研究的成績、傳統，這樣的成績與傳統深切關系著中國新詩研究的現狀和未來。陳超的《未來的舊錄像帶》出版，凝聚了陳超先生從教30多年主講“現代詩研究”課程的教學結晶。張清華主編的《百年中國新詩編年》的問世，是2022年中國漢語新詩在“史”一層面的重要成果，提供了狀貌較完整、內容較豐腴的中國新詩地理圖志，呈現了新詩創作的豐富性與多元性。敬文東出版詩學專著《自我詩學》《新詩學案》，探討一系列詩學問題、拓寬當代詩歌研究視域。羅振亞的《“換筆”與21世紀詩歌生態》、陳培浩的《從溝通內外到超越內外——新世紀新詩研究的本體話語歷史化趨向》、盧楨的《新世紀詩歌的寫作精神與想象空間》等學者文章，關注新世紀以來的詩歌現狀及詩學研究，其話題與內在關切點，與張清華的《實驗與選擇，變奏與互動——百年新詩的六個問題》、張桃洲的《重審1990年代詩歌的意識與觀念》等文章所代表的當代詩歌歷史化研究構成內在呼應。李少君的《從“情感”到“精神”的關鍵飛躍》《“詩言志”新論》等文提出詩歌的“情感轉向”命題，胡桑的《情動于中而有詩：當代詩的情感技術》、秦立彥的《作為情感紐帶的詩——一種反思》等文與此構成呼應，且將討論關聯于技術時代的個體焦慮與文明危機等更加宏闊的話題。霍俊明的《雷平陽詞典》則以與過往寫作風格迥異的“詞典體”方式，探索了詩學研究論著新的寫法可能。

“自身的強大”：新生態與詩歌的公共性

詩歌創作的形態轉化和傳播力增殖，是近年來常談常新的熱門話題。吉狄馬加長詩《大河》改編為音樂詩劇上演，無疑具有超出文本自身的啟示性意義。如果說“從文本到音樂廳”的轉化，在渠道和模式上仍相對實體且傾向經典化，那么“從文本到手機屏幕”的實踐，則是以更輕捷、更廣泛的方式不斷展開。2022年，“小紅書詩歌”熱度頗高，《詩收獲》等紙質詩歌平臺推出“小紅書詩歌精選”專題，融合詩歌創作傳播接受的不同路徑。對此，沉河在《詩歌又到了分野的時代？》中談到，小紅書詩歌“和紙媒上發表的詩歌大不相同……各式各樣的文字圖片、聲音、影像，甚至把詩寫在某些實物上再拍一個現場圖片……它是一種新鮮事物，寫作者基本上不是傳統意義上的詩人，他們在小紅書上寫詩，可能最初都沒有認為自己在寫詩。他們只是在表現自己，用小紅書的理念來說是‘標記我的生活’，只不過選擇了像詩歌樣的文字形式。”我們不妨將此理解為對“詩與生活”這一古老關系命題的全新回應。長江文藝出版社早年出版的燕七詩集《鯨魚安慰了大海》，2022年經博主推薦，突然在小紅書延遲爆火、兩個月加印五次并獲得影視明星“帶貨”，也提供了詩歌作品“正向出圈”的新案例。

北京詩歌節“詩歌24小時”用直播接力的方式，在2022元旦和2023元旦連續舉辦兩屆跨年線上朗誦活動，單次活動邀請到的直播詩人超過200位。《詩刊》社聯合快手等單位發起“春天送你一首詩”活動，把詩歌與短視頻等新型傳播方式融合起來。中國詩歌網開通“詩直播”、打造“每日好詩”直播間，《廣西文學》《詩歌月刊》《詩選刊》《星星》《揚子江詩刊》和中國作家網聯合建立詩歌矩陣“早知潮有汛”，都顯示出在傳播效果和社會影響力上下功夫的鮮明意圖。

對民間/基層詩歌創作的關注，是強調詩歌公共性的另一個維度。中國詩歌學會策劃品牌欄目“中國詩歌地圖”，以區縣為單位邀請基層詩人作客直播間分享詩歌、交流創作。民刊《打工詩人》和文學期刊《佛山文藝》策劃出版《中國打工詩歌四十年精選（1981－2021）》，《詩歌與人》推出《異化之詩——新編工人詩典》，同樣是具有代表性的成果和行動。

不可回避的一點是，在今天，強調詩歌的公共性，就必須做好與“公共”發生磕碰乃至沖突的準備。既要傳播效果、又想無風無浪，這樣的“便宜買賣”，在現實中并不存在。在廣為傳播的過程中，詩歌遭遇一些爭論、甚至陷入個別輿情，都是難免甚至必然的事情——2022年，我們不就經歷過一些么？我想，在新的傳播格局和公眾語境中，詩歌要做到的，就是“不惹事、也不怕事”，在不斷提升自身品質的同時，著意鍛煉與不同社會聲音對話的膽識及能力。這也是中國新詩的一種“文化自信”。

如同師力斌在《如何評價新詩大眾化》一文中所說，我們要有能力“將新詩文化問題和新詩專業問題適當加以區分”，并且要“討論優秀的新詩，而不是泛泛地拿一些平庸的詩歌來說事”，用專業理性的聲音，去盡量地蓋過（至少是中和）那些“街頭吵架式的非專業的詩歌爭論”。這還不僅僅關系到詩歌/文藝話語權的問題，更涉及到社會的風氣和新一代潛在讀者的詩歌美學教育——許多案例已經警示我們，這一問題已經相當急迫，并且遠遠不只涉及詩歌一行。

因此，在這篇綜述文章的結尾，我想要引用韓東在《一個備忘——關于詩歌、現代漢語、“我們”和其他》（《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22年第6期）中的一句話：“此刻，在六十歲這個時間點上，我特別愿意將詩歌定位為藝術，寫詩則以作品為目的。不是取消問題，而是試圖整合所有的問題，所有的問題歸于‘一切盡在不言中’，讓作品本身說話。除了不可企及的杰作，我們還能指望什么呢？”在根子上，詩歌需要的是自身的強大。如果再一次地（就像在歷史上總是發生的那樣），詩歌面臨著變化以及變化所帶來的猶疑、焦慮、甚至委屈，就讓我們在心里默默想一想吧：除了寫出真正的好作品，我們還能——以及還應該——指望什么呢？

（作者系中國作協創研部助理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