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德國小說家埃里希·瑪利亞·雷馬克誕辰125周年。他的成名作《西線無戰事》被公認為描寫第一次世界大戰最著名和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在小說出版近百年間，被三度搬上銀幕，而最新一版是首次由其母國德國進行影視創作投拍的德語版并由德國演員主演。這部由德國作家書寫、從普通德國人視角出發的德語小說，終于得以用最接近原版的面貌與全球觀眾見面。

頗具意味的是，新版《西線無戰事》代表德國角逐今年的奧斯卡，這部高舉反戰旗幟的電影獲得了奧斯卡最佳國際影片、最佳藝術指導、最佳原創配樂等獎。

20世紀讀者數量最多的德語小說

長篇小說《西線無戰事》，以第一人稱的手法講述了主人公保羅和他的同學，滿懷愛國熱忱投身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在持續四年的殘酷前線戰斗中，目睹了可怕的傷亡及戰爭對人類肉體及精神的摧殘，留下了對德國軍國主義和參戰目的的質疑。雷馬克在前言中闡明，此書的目的既不代表內心的自白，也非對某個國家戰爭行為的控訴，而是給讀者呈現了戰爭把年輕那一代的一切都毀了的悲慘命運。

寫這部書稿是雷馬克在柏林胡根貝格集團下屬《體育畫報》任職期間。他以自己的一戰經歷為素材創作了這部長篇小說，并借書中主人公保羅之口寫道：“我還年輕，才二十歲，但是我認知的生命卻充滿不安、死亡和恐懼……我看見不同國家的人相互怨恨，默默無知、愚蠢順從又無辜地互相殘殺。我看見世界上最聰明的頭腦發明武器，制造輿論，讓這一切順理成章地持續更久。各地和我一樣年齡的年輕人都看見了這種事，我們這一代的人都經歷了這種事。要是我們有一天站起來，走到父親那一代的人面前，要他們說明這一切，他們會怎么做呢？……我們對生活的認識完全局限在死亡的議題里。未來到底還會發生什么事？我們會變成什么樣子？”

1928年，《西線無戰事》先是在報紙上連載，次年又以實體書的形式出版。這個名叫保羅·博伊默爾的年輕人的疑問立即引發了飽受戰爭之苦的一代德國人的強烈共鳴，雷馬克也一躍成為最受矚目的作家之一。小說的熱度迅速擴展到其他國家，在它出版18個月內，就被翻譯為22種語言，售出250萬冊。時至今日，這部20世紀閱讀人數最多的德語小說在全球以58種語言發行超過3000萬冊，并成為反戰文學一座繞不過的里程碑式的作品。

《西線無戰事》里的年輕新兵是懷著英雄主義的憧憬投身戰場的。然而，當他們真正看到和經歷了恐怖與死亡，戰爭粉碎了這群涉世未深的年輕人的夢想，繼而不斷在奪走他們的生命，即便是那些幸免于難的人，戰爭也毀掉了他們的余生。保羅所在的八人小分隊漸漸凋零，有人當了逃兵，其余大部分人都陣亡了；戰爭接近尾聲時，保羅失去了最后一個戰友。然而，對于此時的保羅，比起死亡，更可怕的反而是回家以后的生活，因為“我們再也不可能正常地過日子了”。戰爭結束前一個月，保羅倒在了寂靜的前線，“當人們將他翻過來時……他臉上的表情很鎮定，似乎很滿意事情的結局是這樣”。而那一天，西線戰報沒有任何沖突發生，也就是標題所示的“西線無戰事”。迄今為止，這部作品達到了大多數戰爭文學難以企及的高度，隨著時間的沉淀，它已然成為現代文化中象征戰爭之殘酷和無意義的一個不言而喻的符號。

無論哪個時代的讀者，都會為《西線無戰事》中描繪的戰爭的殘酷與冷漠所震撼。當士兵們在漫長的戰事中失去了時間的概念，一個個鮮活的生命被簡化為紙面上的數字，人們對死亡和恐怖的敏感也被逐漸消磨。隨著機械化武器和毒氣在戰爭中的大規模運用，生存不再關乎個人的英勇與否，而似乎完全取決于運氣：“每個士兵都要經歷好幾千個偶然才得以活命。”小說的語言冷冽而犀利，通篇采用第一人稱的現在式敘述；無論是對戰爭場面的描繪，還是對士兵心理狀態的側寫，都給予讀者一種幾近窒息的壓抑感。小說的情節并不完全呈線性發展，而是選取前線和后方幾個帶有標志性的節點，不斷地在兩者之間穿梭。這樣的循環往復，磨滅的不只是士兵的斗志，更摧毀了他們求生的意志。或許是雷馬克的新聞從業經歷賦予他的戰場“報道”強烈的畫面感，他的描寫讓讀者產生了身臨其境的強烈共鳴。又由于小說完全從普通士兵的視角出發，再加上書中對個體情緒幾近赤裸的寫照，更凸顯出個體面對戰爭機器的渺小與無措，以及普通人被歷史裹挾的無奈與悲哀。

出版后飽受爭議，庫存一度被查封并銷毀

耐人尋味的是，盡管小說出版伊始就在德國國內引發了前所未有的閱讀熱潮，同時催生了大量同類型戰爭文學的創作與討論，卻也受到最多的爭議。在世界經濟大蕭條的影響下，本就背負了大量戰爭賠款的德國經濟狀況不斷惡化，自1925年出現的較為寬松的政治氛圍再度縮緊，下一次戰爭的陰霾又在遠處隱隱作祟。隨著小說的持續熱銷，針對書中影射的“戰爭是徒勞的”這一觀點，德國國內產生了越來越強烈的反對聲，甚至在希特勒上臺后，雷馬克的全部作品遭禁，稱其為“對戰爭中德國士兵的文學背叛”，《西線無戰事》的庫存也被全部查封并銷毀。對于雷馬克是否在書中夸大甚至篡改了自己的經歷，人們爭論不休，其關注度之高，甚至偏離了對文本本身的藝術評價。

一部以“戰爭經歷”為題材的小說，卻引發了如此之大的輿論爭議，其部分原因與出版社采取的營銷策略有關。根據傳聞，這部小說源自雷馬克突發的靈感，用下班后的六周業余時間完成，幾乎沒有修改就原樣出版了。小說中對戰爭的描寫，包括保羅及其戰友的大部分經歷都是作者本人的親歷，而他之所以要創作這樣一部作品，主要是為了克服自己的戰爭創傷。據雷馬克在1929年6月的一次采訪中所說，“我忍受著相當嚴重的絕望發作的折磨。就在試圖戰勝絕望的時候，我逐漸開始有意識地和系統性地尋找我之所以產生抑郁的原因。在我努力分析之下，我回想起自己的戰爭經歷。我在許多熟人和朋友身上觀察到完全類似的現象。我們每個人都煩躁不安、漫無目的……戰爭的陰影也恰恰籠罩在我們身上，即便我們完全不去想它?！倍遵R克的出版商也試圖佐證這種說法，在預印版的廣告中稱“埃里希·瑪利亞·雷馬克，并非職業作家，而是一個三十出頭的年輕人，抓住了機遇，在數月前突然迫切感到要用言語表達和塑造經歷過的一切，從內心深處擺脫發生在他和他的同學身上的噩夢”。

這樣的創作傳奇，部分是出版社為了滿足普通讀者的期待而構建的。近年來，越來越多的雷馬克研究和歷史文獻都表明，作家早在野戰醫院休養期間就開始構思這部作品，并從其他士兵那里收集相關素材。根據同時代人的回憶，他僅僅受過一次較為嚴重的傷，盡管他本人聲稱的數量是四到五次；而在戰后接受的諸多采訪中，他對于自己經歷的戰爭細節也諱莫如深。根據目前流傳的文稿來看，出版社曾要求雷馬克對文本中批判性過重的內容加以刪改，他也確實這樣做了。并且，在小說出版前后，出版社在營銷推廣中強調雷馬克為“一戰中德國士兵的代言人”，還印刷了大量宣傳冊，這或多或少有暗示潛在讀者的意思——只要購買一本《西線無戰事》，就能夠知曉雷馬克在書中描寫的到底是不是戰爭的“真相”。

理性的讀者都清楚，以非虛構的標準去衡量一部虛構作品的價值，無疑是可笑的，因此，當我們更仔細地審視這段歷史，就會發現，圍繞《西線無戰事》展開的這場“真相”之爭，其實質是當時不同的政治派別針對戰爭集體回憶的解釋權的爭奪。隨著該書的影響不斷擴大，它受到爭議之聲越來越多，那些反對意見也早已脫離了作品本身，被各方各派別用來支持自己在當代戰爭語境中的不同立場。在這樣的多方角力中，《西線無戰事》作為一部優秀文學作品的本質被或多或少地忽略了。

當今世界，重讀又有別樣的體會

首版于一戰結束十周年紀念日前后的《西線無戰事》，或許并非首部以個體記憶為敘事起點的戰爭小說，但它對生命悲劇意識的深入刻畫讓大眾——尤其是德國讀者——在主流敘事的國家神話以外獲取了正視個體創傷進而重塑集體記憶的可能。歷史披上虛構的外衣，讓讀者在不同意識形態交鋒的夾縫中，接納過去與現實之間的懸滯。透過紙頁的想象，保羅的經歷轉化為每一個讀者的閱讀記憶，也將個體從自上而下的集體意識中解放出來。更進一步來看，它為戰后的德國大眾文化提供了一種“正?；钡臄⑹虏呗裕谶@樣的視角下，作為個體的保羅們與其他國家的士兵一樣，也是這場戰爭的受害者，從而開拓了更為廣闊的國家話語空間。

同樣值得注意的是，雷馬克原本的寫作計劃包括了以《西線無戰事》為第一槍的“三部曲”，第二部和第三部的主題是德國普通士兵在戰后重返故鄉卻難以重新融入平民社會。也就是說，雷馬克創作《西線無戰事》的本意，不只是要記錄戰爭的殘酷，更是意在展示戰爭對人的精神和心理造成的創傷。后來，他在1963年的一次采訪中提到，“《西線無戰事》的成功，在于它更多的是一本戰后之書，一本提出這一問題的作品：這些人將會成為什么樣的人?”盡管在最終修訂的版本中，這種著眼于后戰爭時代的追問在很大程度上被模糊了，但我們仍然能夠從某些片段中窺見一二。例如，士兵們在軍營里對戰爭結束后何去何從的討論，保羅休假回家時感到的遺世獨立，以及小說結尾處，作者為保羅安排的倒在和平前夕的那個結局。曾在戰場上支撐過他們的一切，代表的卻是人類文明價值的整體失敗。不難想象，那些喪失了信念的個體，又將在戰后的平民社會中遭遇怎樣的錯位與艱難。

事實上，《西線無戰事》之所以能突破戰爭文學的范疇，躋身經典文學之列，恰恰在于它的那些沒有言說的部分。小說沒有提到任何確切的時間、地點和某場具體的戰斗，也不曾把第一次世界大戰當作一個具體的歷史事件，從客觀、全知的歷史視角去分析其背后的深層原因。書中借由士兵之口說出的針對戰爭荒謬的議論，盡管稍顯天真和局限，卻以個體命運的窺鏡折射出所有經歷過那場戰爭的一代人的悲劇命運。雷馬克用自己的作品闡釋了這樣一個事實，在戰爭創傷的陰影之下，即便是那些僥幸存活下來的人，也無法逃脫被異化為邊緣人的困局，而其對個體在戰后命運的關注，更展現出超越國別界限的人道主義立場。正因如此，這部作品才會在近百年的時間里始終煥發著頑強的生命力，不斷收獲新的讀者和討論，尤其在區域沖突頻發的當今世界，閱讀這本書，又能帶給我們不一樣的體會。

（作者為青年翻譯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