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郭沫若其實沒有什么往來，最多是見過幾面。他曾是中國科學院的院長，我是中國科學院西南分院的黨委書記、副院長，中國科學院每開年會，我一定要去北京，有時就見到郭沫若到會和大科學家們見面，寒暄幾句便退席了。他曾來過成都，因為他是院長，難免要以視察為名，到西南分院走走看看，還在大家的要求之下，為分院和有的研究所寫過幾幅字，如是而已。

但是要說到我和他的神交，那卻長而且深。我上初中時，便有進步老師向我們展示當時上海出版的創(chuàng)造社的刊物，向我們介紹并朗誦驚天動地的《女神》里的詩歌，許多啊呀之類的吶喊聲，至今還有殘余印象。其后我游學上海，讀過他化名“鼎堂”發(fā)表的文章和他翻譯的美國小說。我也佩服他的愛國熱情，他在武漢領導文化界抗日活動時，我也在武漢，和上海來的胡繩等文化人有些來往，到“三廳”去拜訪過那些文化人。我當時已經入黨，擔任武漢的職業(yè)青年抗戰(zhàn)組織“蟻社”的黨支部書記，我通過黨組織去拜請郭沫若來給這些職業(yè)青年做報告。郭老欣然答允并到漢口“蟻社”來和這些店員職員們見面，發(fā)表抗日講演。這就是我和郭老的最親近的一次接觸。他在陪都重慶作為文化界領頭人，寫作并演出《屈原》等話劇，轟動山城。周恩來為他舉辦“紀念郭沫若創(chuàng)作生活25周年及50壽辰活動”，宣布他和魯迅是中國文化界的兩面旗幟，奠定他的歷史地位。

解放后，郭沫若任政務院副總理、中國科學院院長、中國文聯主席。他的各種文化活動，學術研究著作、文藝創(chuàng)作，使他成為當之無愧的革命家、文學家、詩人、戲劇家、歷史學家、考古學家、書法家和古籍研判專家。黨中央特別倚重這位文化巨人、正面文化大旗，也是他在去世前于文代會上宣布了文藝春天的到來。

他去世以后不久，文藝界建立郭沫若研究學會，我也忝列發(fā)起人之中，并被選為副會長，同時由我和四川文化界發(fā)起建立的四川的研究會，成為全國郭沫若研究的重要中心之一。我們舉行過多次學術討論會，不間斷地出版了百多期《郭沫若學刊》，成為學術中心刊物，頗受全國學術界重視。我不是學者，無力也無時間研究郭沫若，但我十分崇敬他。我不自愧擔任過四川郭研會的會長和參加多次學術討論會并發(fā)了言。我一直支持《郭沫若學刊》，我不無自豪地說，我曾對研究郭沫若起過一點推動作用。

在郭沫若研究會舉辦的“郭沫若誕辰120周年紀念會”上，我辭去了會長，并作了告別發(fā)言，才最后把積壓在我心中幾十年的困惑吐了出來。

郭沫若是當之無愧的當代中國的文化巨人，聞名海內外，受到廣泛的尊重。但是我一直不能理解的是，近年以來，在和一些作家和學者談到郭沫若時，似乎總感到，有些人說到郭沫若，表示一種不屑或者惋惜的口氣，甚至帶著幾分揶揄或挖苦。海外也傳來某些學者類似的聲音，甚至頗有點身份的文化人也提出重新認識郭沫若的問題。

一個偉大人物，總是非常人物，在非常之時，做非常之事，因此總是有譽有毀。世上沒有什么完人，偉大的人物更無例處。研究歷史人物總要“知人論世”，不明其世，怎知其人？對郭沫若，我也以為應該知人論世，要遵循以下幾點原則：

一、歷史是人創(chuàng)造的，歷史的根本任務之一，是對影響歷史進程的重要歷史人物，進行實事求是的評價。

二、對歷史人物的評價，應以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做指導。必須以實事求是的歷史主義的態(tài)度，把人物放在具體的歷史環(huán)境中，進行具體地考察。

三、必須反對評價歷史人物的唯心主義觀點。不能主觀地把某一段歷史放進臆測的框架中去，然后把人物放到設想的位置上，投射以預設顏色的燈光，于是輕率地得出結論：這就是這個人物的本來面目了。

四、評價歷史人物的功過是非，必須在特定歷史的全過程中，把歷史人物的有根有據的生活全過程，進行全景式的透徹的考察，不僅聽其言，更要觀其行，看他是加速或促進了，還是阻礙或遲滯了歷史的發(fā)展過程。切不可看一時一事，憑個人的喜惡，妄加褒貶。

我以年逾百歲之身，告別郭研時，說出我的困惑，希望研究者諸公給郭沫若這個歷史人物一個不朽的定位。

（慕津鋒根據采訪和資料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