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二十余年來，小說家進入大學擔任專職教師，逐漸成為一個引人注目的現象。他們在講稿基礎上整理出版的著作，可稱為“小說講稿”。如王安憶、馬原、閻連科、劉恪和李浩等，都出版了不止一種“小說講稿”。中國臺灣小說家張大春和白先勇，也分別出版過小說講稿《小說稗類》和《白先勇細說紅樓夢》。隨著創意寫作風潮的興起，小說家進入高校任職的現象越發常見，小說講稿的發表也蔚然可觀。對這些小說講稿開展專門的系統化研究，已經勢在必行。

重構“小說講稿”的研究視野

目前學界尚未出現專門研究中國當代小說講稿的論著，但以下四種研究路徑均不同程度地關涉這一研究對象。一是探討小說家批評的特殊性，如劉曉南從批評史的角度闡釋了張大春、格非和曹文軒所代表的“作家學者批評”的獨特價值，以及葉立文對馬原、殘雪、余華和格非等當代“先鋒作家”的“文學筆記”的研究。二是關注作家身份和生存狀態的變化，如張艷梅、曾念長、葉祝弟較早對“作家駐校”“奔向學院的作家”“作家學院化生存”等現象進行過思考。三是追蹤作家的閱讀史，如郭洪雷對莫言和畢飛宇的研究，就有意識地從他們的演講稿中尋找其閱讀經驗。四是考察大學文學教育的歷史與現狀，如陳平原在追溯近現代大學的國文教育和文學史教育時，曾對“課程講義”“文學課堂”給予特別關注，但可惜未涉及當代小說講稿。

由上可見，小說講稿主要是作為特殊形態的文學批評而得到正面探討，或是在研究作家身份、閱讀史及大學教育時作為旁證被考察。有幸獲得研究者關注的小說家，只有那么少數幾位。這樣的研究規模，既無法反映小說講稿規?；?、持續化產出的文學事實，更無法牽出密切相關的諸多重要問題。事實上，小說講稿不僅是中國當代小說家的小說觀、方法論的顯現，也是當下文學批評、文學教育探索創新的縮影，更是中國當代文學場域變遷、中外文學交流的見證。

當代作家的小說講稿具備多方面的研究價值，亟待我們以整合研究的視野加以重新把握。

首先，小說講稿的發生，以知名小說家獲聘登上大學講臺為前提。以此身份轉換為切入點，可打開理解當代文學場域變化的一條通道。文學制度的局部調整與高校教育體制的改革，為小說家轉型為大學教師提供了可能。一些小說家陸續登臺發聲，不僅體現了其重建自身主體性的主觀意圖，也在客觀上推動了文學在社會結構中的位置變化。

其次，小說講稿的存在，并不以單一的作家批評為形態。小說講稿既深深根植于作家的閱讀經驗、創作技巧，又在實踐過程中表現為特殊的文學批評以及文學教育。重構小說講稿的目的正在于使它擺脫單一的價值形態，獲得與文學制度、文學教育、文學史、中外文學交流、古今文學傳承等重要問題的相關性，從而拓展當代文學研究的視域。

最后，對小說講稿實踐效果的分析能夠切實回應“作家能否靠課堂培養”“文學教育如何進行”等多年來爭論未休的問題，并探索新時代大學文學教育的可行之道。

揭示“小說講稿”的復合功能

小說講稿記錄了小說家特殊的文學實踐。當他們在講臺上解讀經典作品、分享閱讀體會、探討創作技巧、展現小說觀及文學立場時，他們其實是集研究者、讀者、創作者、教育者等多重身份于一身。與此多重身份相對應，他們所出版的小說講稿也是集多重功能面向于一體。

小說講稿首先是一種文學批評。小說家通常不以理論表述見長，但幾乎每個講授者都有其核心的理論概念，某些小說家甚至追求較為系統化的理論構建。梳理小說講稿中的核心概念或理論框架，評估其原創性及實踐效果，可增進對中國當代小說理論發展的認識。小說家多以直覺、經驗、感悟開展批評，在解讀文本時靈活采用復述、比較甚至改寫的方式。這種批評有意無意地激活了傳統的小說評點方法，不僅有可能與西方小說批評形成意味深長的對話，還能在當前文學批評格局中獨具一格。

小說講稿以小說家的閱讀經驗和創作經驗為堅實基礎。因此，小說講稿同時還承擔著閱讀課和創作課的功能。小說家之所以成為小說家，善于閱讀和勤于創作是重要原因。大學里不是沒有閱讀課和創作課，但那些名為“名作導讀”“文學創作論”的課程，往往被各種已知結論或抽象理論所包圍。相比之下，小說家所提供的讀法和寫法更有實踐感和靈活度。

小說講稿還是具體實在的文學教育。小說家不是以學院派的概念考掘和邏輯推演去解析經典，而是憑借創作經驗和閱讀感受現身說法，引領學生走進文學經典，由此帶來鮮活生動的文學教育。小說課堂未必能直接造就作家，但有可能激活學生寫作的天賦，至少能逐步培育其精深的閱讀趣味，引領學生親近經典、熱愛閱讀。小說家的教學或重思想感悟，或重技法分析，但幾乎所有的講授者都無法離開作品的細節。這種以細節品評為主要內容的文學教育，其是非得失值得具體分析。

小說講稿的文學史功能較為隱蔽，但不應被忽視。小說家在選講經典作品時自有標準。小說家所選講的經典作品，當然是出自個人的閱讀判斷，其個人閱讀史的眼光與通行文學史的標準之間存在著或隱或顯的差異，這就有可能在常見的文學史課程之外帶給學生別樣的感受。小說家或許也會講到中國的當下作品，其擇取標準以及闡釋過程可能同時存在洞見與偏頗，其闡釋結論客觀上已介入當代文學的經典化進程。某些小說家在課堂上對自身創作的闡釋和評價，不管以何種方式展開，都不該被視作“無意識”，而是有意識地在建構自我形象，甚至是在進行文學史的定位。

敞開“小說講稿”的意義空間

小說講稿作為高等教育探索、文學場域變動的產物，身兼多種功能面向，理當接受多種理論視角、研究方法的考察，才能完全顯現其價值意涵。

比如，我們可以用“文學場”的理論視角，追溯小說講稿興起的原因，探察從小說家到大學教師的轉型過程中所發生的一系列變化，如象征資本的交換，習性、占位的變化所帶來的話語方式的變化，等等。借用“癥候閱讀法”，我們可以解析小說家多重身份之間的潛在對話，思考身份認同感如何影響其言說效果。評估小說家的理論思考及其原創性，我們可以運用關鍵詞的研究方法，提煉其核心概念及命題。對于小說講稿中所呈現的影響源，我們可以運用“影響的焦慮”作為研究視角。

這些理論視角和研究方法，原本各有來源和適用對象。我們在此將它們相提并論，是因為它們具備某種共性，即有助于研究者跳出就研究對象而論研究對象的思維局限。而且，綜合運用各種研究方法，有助于建構一個互文性的研究視域，進而敞開小說講稿所包含的意義空間。

互文研究的出發點是不同文本的相互關系。小說講稿作為一種文本類型，至少與以下三種文本之間存在著意味深長的關聯。

其一，小說講稿與小說家自身小說文本的關聯。小說講稿所傳達的小說觀和方法論，尤其是小說家的偏好與褒貶，往往可用作解讀小說家自身創作的指南，還可與小說家的創作得失、格局大小之間形成一定程度的相互闡釋。譬如，我們讀完王安憶解析《巴黎圣母院》開頭的建筑描寫，或許更能理解她的《長恨歌》開頭為何要大規模地描寫上海弄堂。

其二，小說講稿與中外文學名著的關聯。小說家在課堂上可能選講中外文學史上的某些名著，而忽略或舍棄其他作品。這種取舍所暗含的親近或拒絕、理解或隔膜，無疑是中國當代文學與古代文學、外國文學交流的縮影。小說家在解讀名著時所展現的創造性見解以及誤讀，都是中國當代文學發展過程中最為鮮活的經驗教訓。

其三，中國當代小說講稿與國外小說講稿的對照解讀。中國當代小說講稿明顯受到了《納博科夫文學講稿三種》《美國講稿》（卡爾維諾）等文本的影響。通過比對，我們可以從小說家的見解和表達方式中，分辨出哪些是“影響的焦慮”、哪些是中國作家獨特的文學經驗和話語方式，進而思考中國經驗、中國話語和中國式闡釋的時代意義和文化價值。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中國當代‘小說講稿’的整合研究”（19BZW119）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福建師范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