拂去歷史積塵，文學勇士常常堪擔大任。

陳建功先生在《尋覓被歷史煙云遮蔽的潛德幽光》寫道：“直到讀完張培忠先生的傳記文學《文妖與先知》，才吃了一驚。原來先生（指張競生）的業績并不僅止于性學和風俗學方面，先生的領域還涉及到美學、社會學，先生還是實績豐厚的翻譯家和散文家，先生更有參與辛亥革命、抗日救亡以及鄉村建設的寶貴實踐。因為這本書，使我對張競生算是有了一個較為全面的了解。因此，談到這部傳記，我以為首先要表達我對作家張培忠的敬意……培忠先生研究張競生、記敘張競生，其實也是時代精神的體現……應該謳歌革命的先行者，也應該關注一切為了這個民族追求過、奉獻過、努力過的人們。從這個角度來說，《文妖與先知》是一部洋溢著時代精神的著作當不為過。”

誠如斯言。

《文妖與先知》的作者不僅出于對家鄉先賢的關切，更是對這段歷史和一代學人的追溯、發現和反思，集思想、文化、文學、歷史、美學于一體，具有題材開創性和價值引領性。作者在后記里談到六個定論：張競生是“一個出色的哲學家，一個重要的美學家，一個啟蒙的性家學，一個杰出的社會學家，一個鄉村建設運動的實踐家，一個具有詩人氣質的文學家”，并最后總結他是一個“具有浪漫情懷的自由知識分子”。這些基于二十年考證積累、近十年研究寫作的底蘊，閃耀著自信與智慧的評價，對我們閱讀與研究張競生，提供了一個全面的視野和便捷的路徑。

一、歷史的偶然性與必然性的相遇

尊重是發現的前提、研究的基礎。站在歷史的角度說話，才可能揭示傳記人物的某種歷史偶然性與必然性的統一。

長期以來，張競生的“性學”被片面地誤解與放大，人們稱其為中國性學先驅的同時，還冠其以“性學博士”的頭銜，一定程度與其自身的“誤導”有關，在性學的講授宣傳以及“愛情定則”“情人制”等大膽前衛的情愛主張方面，他把當時的傳統文化與深層觀念遠遠地拋在后面，自己成了一個獨行者。尤其是《性史》的征集出版及引發的系列風波，使張競生卷入巨大的輿論旋渦，以致在事業、人生道路上急轉直下，無法挽回。

對于20世紀30年代的中國而言，《性史》的出版可謂驚世駭俗，然而它的出現有其歷史的偶然性與必然性。作為北大風俗調查的一個子項目，性史征集的提議者雖為張競生，但絕非個人行為，而是經過教授們充分討論和集體表決，由張競生牽頭負責專項開展。經過統籌醞釀，《性史》征集啟事終于在1925年冬天的《京報副刊》閃亮登場，書中援引的9項內容涉及性心理、性健康、性取向等方面共48個問題，可謂條分縷析、鉅細靡遺。《性史》的序言也強調“這部《性史》斷斷不是淫書，斷斷是科學與藝術的書”“這書乃以科學的方法，從種種實在的方面描寫，以備供給讀者研究的材料”。可見，《性史》的征集不僅有現實和理論的依據，編者的態度和出發點也是誠懇、嚴肅和善意的。然而，面對雪片般飛來的稿件和那些活色生香的文字，許是哲學家的浪漫天性，許是出于對事業的巨大熱情，張競生按捺不住內心的欣喜激動，迫不及待地將其推向社會，除了精心撰寫序言和贅語，每篇后面還仿金圣嘆加注點評。這本小冊子甫一出版即引發廣泛關注和爭相搶購，不法商家趁機盜印牟求暴利。與此同時，各種質疑和指摘聲紛至沓來，其中教育界的反應最為強烈，原因不少學生偷買來看，青年男女讀后更是著了魔般不能自已，南開學校校長為此還親自草擬公函到警察廳要求查禁“淫書”，壓力之下張競生只得緊急剎車。無獨有偶，此后不久由張競生創辦的《新文化》雜志就因性育通訊欄目中挑撥性的描寫而受到當局責難，“美的書店”也因銷售帶有張競生自創理論的性育叢書，被指控對少年兒童產生不良影響被迫關門大吉。俗話說，時勢造英雄，英雄適時勢。遺憾的是，屢次面臨事業發展的緊要關頭，張競生不僅不懂得適時調整，還“屢仆屢起”、愈演愈烈。誠然個人性情是一方面，另外很大程度是自以為的一片公心誠心，所謂“以學問為學問，不因時論攻擊而見阻”，比如《性史》序言中以正視聽的自證說法，又如《新文化》受到當局責難時，張競生不僅不以為意還編發系列文章公開討論“淫書”的甄別標準和審查辦法，結果不僅未被世人所體諒，他本人“忙碌半年，分文未取，卻披一世惡名，而且人生道路從此發生逆轉，以至蹉跎終生，每每陷入萬劫不復的境地”①。應該說，《性史》的被誣被禁被盜印皆在張競生的預料之中（見《性史》序言），但實際后果則是他始料未及的。許是出于建立新世界、新秩序的憧憬熱望，以及掙脫舊文化、舊思想束縛的迫切渴望，這位天賦異稟的中國式“梵高”只顧一味地沖鋒向前，而忽略了普羅大眾的復雜性和接受度，特別是在社會大流通背景下毫無保留、狂飆突進式的禁忌突破和挑戰，勢必造成難以估量的系列后果，來自衛道士的口誅筆伐更不在話下。結果張競生成功地在舊中國舊社會燃起了一把火，這讓他在中國現代思想和文化史上著著實實地“火”了一把，最終也引火燒身釀成人生悲劇。這位自視甚高的驍勇戰士晚年也不由自我反省、痛定思痛：

反觀我的《性史》第一集是什么情形呵？價錢不過三毫，人人可以買得起。況且只有性的敘述，并無科學方法的結論，當然使讀者只求性的事實，而不知道哪種性史是好的，哪種是壞的了。②

還有一個始料未及則是來自五四新文化人士的反駁論戰。自《性史》出版特別是《新文化》刊出張競生有關性學文章后，周作人、周建人、潘光旦等文人學者對此展開了質疑批評。周作人與張同為北大同事，此前曾兩度聲援，后由欣賞轉為質疑批評，周建人從學理的角度展開商榷，潘光旦則從社會倫理和科學理論角度予以全面系統的駁斥清算。雖然三者批評的角度、立場各有不同，但都齊齊指向張競生諸如“丹田呼吸”“性部呼吸”等缺乏理論和科學依據之性學主張。對于這些批評攻擊，張競生起初應對還算從容，漸漸據理力爭，如與周建人論爭時承認自己的研究含有推測成分，并指出“縱有錯誤尚是科學，因為推測即是科學的起點，凡科學的成立類皆推測而來也”，面對潘光旦的強力攻勢時顯然已招架不住，只得草草收兵。

張競生的“節節敗退”一方面印證了他在理論研究上的闕如，另一方面也反映其忽略了一個重要事實，即20世紀初是中國新舊文化沖突最劇烈的時代，也是新舊思想爭鳴最激烈的時代，換言之任何一種新事物新思潮可以輕易地得到嶄露頭角的機會，但它也必須接受來自時代和大眾敏感而集中的審視和檢驗，而這個審視和檢驗的其中一個重要標準就是“科學”，對此，著名學者林崗曾指出科學理性乃現代中國文化的主要精神氣質之一。縱觀張競生的性學運動雖然以科學研究為出發點，但實際有些主張與做法卻和“科學”精神相去甚遠。比如他的“丹田呼吸”“性部呼吸”等性學主張把事實與推測結合，將科學與藝術雜糅，正如潘光旦所說的“似科學而非科學，似藝術而非藝術，似哲學而非哲學”。其次是研究中摻雜著鑒賞玩味的心態，如《性史》征集要求“寫得有色彩，有光芒，有詩家的滋味，有小說一樣的興趣與傳奇一般的動人”，顯然與客觀、質樸的研究精神大相徑庭。還有他認為《新文化》性育通訊欄目的一個最大亮點在于它的趣味性，科學性倒居其次。再次是廣告式夸張式的鼓動宣傳，諸如“給我們一個詳細而且翔實的性史，我們就給你一個關于你一生性的最幸福的答案”“讀過本叢書一遍，勝讀其余一切性書”，等等。以上種種使這位自詡為新文化陣營人士不自覺地走向它的對立面，成為學者大眾口伐筆誅的對象，并與首開女模特裸體寫生先河的劉海粟和譜寫第一首流行歌《毛毛雨》詞曲的作者黎錦暉一起，被稱為民國“三大文妖”。

值得一提的是，論戰反映了這位失敗者的時代局限性，同時也引起了社會和學界的廣泛關注，并一定程度推動了中國性學的研究發展乃至中國現代社會的轉型。事實證明，張競生的性學主張不僅振聾發聵還具有進步意義，如愛情定則、“情人制”等在當今社會仍有廣泛基礎，節育優生的主張更比邵力子整整早提了1年，比馬寅初整整早提前了37年，張也被譽為中國提倡計劃生育第一人，這正是先驅的遠見和智慧所在。

談及民國的“三大文妖”，李敖曾表示“時代的潮流到底把‘文妖’證明為先知者”（李敖《由一絲不掛談起》），“文妖”為時人的注解，“先知”則為后人的評價。正是在歷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相遇中，我們得以窺見這個英雄的局限所在，這是他遭遇人生滑鐵盧的桎梏癥結；我們得以感受這位性學先驅不計得失、不為名利的赤子之心，這是他“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底氣和力量來源；我們得以瞻望這位先知的敏銳感悟力和深邃洞察力，這是他逝世半個多世紀后仍閃耀著思想光輝的魅力所在。

二、精神肖像的勾勒塑造

在《人文革命的先驅者》中，郭小東先生這樣評述：“20世紀20年代世界范圍內的現代主義浪潮，是在心理學和性學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得以推動的。在文學上，以魯迅為首的中國現代作家，自覺地站到古舊中國的前沿，以其文學實踐，形成了民族的脊梁與靈魂。張競生則在人文革命方面，以其悲劇性的一生，完成了中國性學理論在舊中國的文化站立，奠基并鋪墊了前行的道路，這就是先知的貢獻。”

“先知的貢獻”是一座精神雕像。

著名傳記作家路德維希?埃米爾指出：“傳記作家則是從性格開始，以尋求對直覺的最后確認”。③可見，性格把握既是傳記作者從事傳記寫作的密碼，也可以成為我們解讀傳記作品和傳主的重要路徑和手段。《文妖與先知——張競生傳》正是緊緊扣住人物性格的主線，以此勾勒出傳主獨有的精神氣質，讓讀者獲得對傳主形象的總體把握。

耿直俠義。俗話說，天上雷公，地下海陸豐。這是對潮汕人血氣方剛、勇義頑強之美好品質的一種調侃式褒揚。許是命中注定，又或是機緣巧合，張競生出生日為“天公節”，這個節名為農民起義軍黃巾首領張角的紀念日，似乎冥冥之中也昭示了某種相似的志氣取向。當然，風俗歸風俗，傳說歸傳說，人物性格的形成關鍵還在于其自身的成長經歷。由于后母的挑撥離間，張競生自小與父親關系緊張，長期生活在父權專制的陰影中，加上母親斗爭哲學的耳濡目染以及求學期間經歷的社會不公和現實黑暗，對其性格養成影響頗深，正如文中指出的“他以后性格中的執拗、偏激、極端以及與社會的難以協調等負面傾向便與他早年的精神創傷有著深刻的聯系。”④當然，事物發展也離不開特定環境的作用影響，執拗、偏激有時更多是耿直仗義的表征，正如其名“公室”的寓意一樣，葆有革命黨人的擔當氣魄和英雄情懷。

在黃埔陸軍小學就讀時，張競生就深受進步思想影響，結識了趙聲、陳銘樞等師友，并與陳銘樞、鄧演達等一起帶頭剪辮，宣傳革命，后又參與飯堂改革，帶頭清理餐霸引發“飯廳風潮”被學校開除。在新加坡追隨孫中山期間，感佩于對方的共和理想和革命意志，更加堅定了匡時濟世、矢志為民的革命志向。在營救汪精衛的過程中，張競生甘為軍中馬前卒，與汪夫婦結下生死之交。之后籌組同盟會京津保支部、作為南方議和團首席秘書促成南北議和等，張競生都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被孫中山譽為“民國的功臣”，這也是他政治生涯中的高光時刻。

留法時作為中國留法學生會會長，積極奔走幫扶在法學子與華工。在北大參與發起非宗教同盟運動與民權運動，義助賽金花，率領家鄉民眾英勇抗日……我們總能看到這位文人學者在國家和民族安危大義面前的熱血鐵骨，當妻子問道為何要冒著殺頭和坐牢的危險為共產黨員擔保時，張競生表示：“我看清楚了，他所做的是正義和光明的事業，我不擔保誰能擔保？”⑤正是這種大義凜然的革命本色和果敢擔當的英雄氣概讓張競生在中國現代社會和革命歷史進程的許多重要關頭、重要場合扮演著重要角色，成就一代風云人物。

堅韌精進。“堅韌精進”一詞來自其青年時期精神導師趙聲的評價和勉勵，張競生在政治上雖未能如導師所愿大展宏圖（與個人性情志向、時代背景、人生際遇等不無關系），但這種在逆境中形成的自強不息的精神狀態和行事風格，為其在哲學等多個領域取得非凡成就打下堅實基礎。作為民國初年首批稽勛留學生，張競生享受財政部的專項資助，無論社會地位還是待遇條件都比勤工儉學者要優厚得多，但他從不放松懈怠，且時刻精進，刻苦研讀，想盡一切辦法增長學識、開拓眼界，“有學理的精研，也有實證的考察”。取得法國里昂大學哲學博士學位后，受聘為北大哲學系教授，編寫的教材《普遍的邏輯》堪稱我國邏輯學的開山之作，至今仍有很高的學術價值。此后積極推動設立風俗調查會，在全國范圍內組織大規模的“風俗調查”，在哲學系開設“風俗學”課程，無不展現嚴謹細致的治學精神和開拓進取的學術姿態，參與調查的顧頡剛等學生日后成為中國現代民俗學界的中堅力量。

歷經半世浮沉，晚年的張競生又回歸哲學，且老驥伏櫪，壯心不已，誓言要“繼續為社會主義而奮斗到底！”年屆八十先后完成了關于系統的研究《哲學系統》和關于知識論的哲學著作《記憶與意識》，自覺以辯證唯物主義立場和觀點解決問題，展現了學無止境、與時俱進的精神風貌。在致《讀書雜志》主編王禮錫信中，他寫道：“弟素好談論，但極努力向上，‘以學問為學問’，不因時論攻擊而見阻，亦不因世人贊譽而驕夸，誓守學者本色，誓終身犧牲于學問而不顧及其他也。”這種堅韌不拔、鍥而不舍的毅力精神，讓張競生在波詭云譎的時代風云中即便遭受諸多非議挫折，依然保持學者的本色初心，且在面臨重大困難時刻能破釜沉舟，成為出色的哲學家、美學家、性學家、文學家。

務實為民。雖然年少時缺少來自家庭的溫暖，但在山川大地的熏陶下，在潮州風物的滋養中，這位自然之子、農民之子也度過了美好快樂的童年時光：月光如灑的鄉間小路、清涼瀲滟的荔林溪、果實豐收的漫山遍野無不承載著童年的珍貴回憶，這使他養成自由奔放、不拘小節的個性，同時也培育了他誠樸務實、殫精為民的美好品質。當第一次革命成功，一些新的機會擺在面前，張競生去找孫中山，不是伸手要官，而是要求留學深造，以茲報國。在赴法郵輪上，張競生即由一路見聞引發對中西文化差異和中國農業問題的思考，數年后在回國履職的旅途中，滿懷桑梓之情的他結合多年在外的所學所思，起草了洋洋灑灑的廣東施政建議書，雖然這份真知灼見的建議書被陳炯明棄如敝履，但他報效祖國家鄉的心愿從未泯滅。

生活上，張競生倡導簡約自然的生活法則，奉行經濟健康的廢止朝食、素食主義，撰寫的《食經》《新食經》等意欲通過科學健康的飲食主張改善國民的身體素質。學術上，身為留洋歸國的高知分子，他從不倨傲驕溢，既不做埋頭苦讀的書呆子，更不做不諳世事的自了漢，始終堅持學術為現實、為人民服務，他倡導的優生節育、“美治主義”等無不關注和立足于國計民生和現實國情。二度旅歐歸國后，張競生拒絕了陳濟棠到省府任職的邀請，就是想為家鄉人民做點實事。與晏陽初、梁漱溟等參與鄉村社會改造的外來知識分子不同，張競生自己蓋房起屋，開荒種果，親力親為，自食其力，并利用自身所學結合鄉村實際開展如火如荼的鄉村建設運動：開公路，育苗圃，辦農校，提出了征工、民庫證券、名勝化組織，以及“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等在當時極具前瞻性和實際意義的建構主張。他的關于鄉村建設的不少設想與今日鄉村振興戰略理念不謀而合。在《廣東經濟建設》月刊創刊號《編者之話》中他提出，“主義是可談的。但不如談本地的實際問題為較少危險性及有利益。實際的事件不怕小。一件有益的小草料之發明其功勞比轟動一時之大皇帝、大專制魔王、大軍閥為有益。為的一件小草之裨益于人類是無窮盡的”。出于對現實民生的強烈觀照和實干務實的態度作風，張競生以一己之軀深度參與推動中國鄉村社會改革實踐，為中國鄉村建設事業作出了卓越貢獻。

三、走進時代的人性幽微

被認為最具現代意識的傳記作家普魯塔克曾說過，“我紀錄的不是歷史，而是人類的命運。惡或善的結果并不取決于好的教養；經常是一些瑣事，一句話，一次玩笑，要比經歷大的運動和爭斗更能顯示人的性格”。作為一部對歷史負責、對人物負責的傳記作品，既要讓傳主綻放思想的光芒、精神的光輝，又要讓其適時“走下神壇”，回歸日常生活和現實人性的常態，才能真正走進讀者內心。否則，一味地為尊者諱、為賢者諱而濫于“虛美”“隱惡”，將使作品脫離“人”的基本屬性，最終只能成為“傳奇”，而非“傳記”。

作為中國20世紀初葉思想文化界的風云人物，民國第一批留洋的哲學博士、北京大學教授、中國現代民俗學先驅、中國鄉村建設運動先驅、中國性學先驅……張競生身上有太多的頭銜光環，也承載著不少曲解誤讀，這樣的人物既不應該被妖魔化，也不應被神化和理想化，因為他只是一個人，一個有血有肉、兼具七情六欲的普通人。馬克思說，人所固有的，我無不具有。因此，在完成精神塑像的同時使人物肖像進一步充實化、立體化，從而展現真實的、具體的張競生，是對作者的心靈考驗。

情感的軼事。有著“十年情場”經驗的張競生，情史自然豐富，特別是在法國留學期間的情愛經歷，儼然不可多得的談資賣點——傳主晚年就曾以此鬻文為生。對于傳記作者而言，一來這是無法繞開的史實，二來處理好這個“燙手的山芋”，使之既得到如實記敘，又融貫服務于人物的整體思想和傳記的總體布局，不至艷俗、媚俗，則頗費一番功夫。對此，作者從史實出發，結合西方的哲學和愛情理論進行記敘闡發，如盧梭的愛情倫理思想、瓦西列夫的《情愛論》等，使讀者不僅徜徉于故事情節的動人場景，更對人物的行為動機和思想認識有了深層體認。如與瑞士少女的戀愛除了異性之間的互相吸引，更在于精神生活的探索追求，這段經歷直接啟發了張競生從哲學角度探究純粹精神生活的可能性；與女郎斯蒂芬的交往與其說是天馬行空的游歷奇遇，不如說是上演西方浪漫派“自然主義”“感傷主義”的現實劇，女方更極力促成張競生以盧梭學說作為哲學博士論文題目；還有與海濱女招待的同居生活和瓦西列夫關于情愛的戰斗學說，與女衛生員“衛生的愛情”和盧梭式完全回歸自然的“精神改造”，等等。故事的男女主角除了男歡女愛也不乏思想上藝術上的交流，如張競生與女詩人的吟詩抒情，與瑞士少女關于世界名畫名曲名著的討論，與斯蒂芬關于浪漫派和盧梭的探討交流。可以說，法國崇文尚情的文化氛圍和現實土壤催生了這些浪漫情史，張競生的情愛思想和哲學思想也在西方浪漫主義人文思潮和情愛實踐中得到洗禮和升華，成為其日后“美的人生觀”等學說的重要源泉和組成部分。

除了詩意和浪漫，作者也寫出了傳主在世俗婚姻中的艱辛無奈。張競生一生經歷三段婚姻，真正讓張競生傾情付出的只有后兩段。在與第二任妻子褚松雪的結合中，張競生第一次承擔起作為一名丈夫和父親的職責，也度過了一段琴瑟和諧的甜蜜時光，然而這位由自己一手提攜培養起來的知識女性畢竟不耽于日常的柴米油鹽。隨著女方社會活動的增加，二人在感情、事業和政治上漸行漸遠，家庭的紛爭吵鬧也隨之而來，加之年幼的兒子因無人照顧經常哭鬧，張競生深切地感受到婚姻生活的疲乏苦累，因此多年以后在給兒子的書信中張競生不止一次提醒“斷不可于數年內結婚，以免有家庭的負累”。吊詭的是，張競生一生共育有六子，有人以為這是對張本人提出計劃生育的巨大諷刺，然而，這種現實的壓力以及理想和現實的巨大反差，不正印證了改革之必要和其思想理論的高瞻遠矚嗎？后來與褚的決裂使他不得不獨自照顧撫養2歲的兒子，成為狼狽不堪的“單親爸爸”。

與果敢熱烈的褚松雪不同，第三任妻子黃冠南既是溫婉知性的大家閨秀，也是體貼能干的賢內助。遺憾的是，天妒佳偶，在突如其來的土改運動和斗爭旋渦中，黃冠南雖歷經艱辛獨自扛起了家庭的重擔，但終因無法承受精神的折磨和內心的恐懼而選擇自縊，愛人的自殺無疑給這個飽經風霜的小家帶來沉痛打擊。被蒙在鼓里的張競生知曉后更是悲從中來，失去了生活和精神伴侶的他只能與五個兒子輾轉奔波相依為命，從哲學博士到“家庭博士”，其間的辛酸苦淚自是不足為外人道也，這也為大時代下的名人先驅增添了一筆厚實的人生底色。

生活的軼事。因為獨特的經歷和特殊的貢獻，張競生在解放后被聘為廣東省文史館第一批館員，每月享受一百三十元的工資津貼。然而好景不長，“文革”的到來打破了原本平淡且平靜的學問生活。值得一提的是，與張競生同道而行的胡適之、梁啟超、李石曾、魯迅、許廣平等人，或因病早逝或離鄉去國而較少卷入這場政治風暴。久作“山人”的他對現實政治避而遠之，實在避不開則也不畏懼不委曲求全，并在“戰斗”中展現了過人的智慧和膽識。且看文中張競生與紅衛兵的兩段精彩對話：

問：“聽說你的工資全縣最高，農民兄弟堅決不答應，應該削減你的工資！”

張競生：“我的工資是全縣最高，但那是周總理親自定的，如果要削減，你們去找周總理。”

問：“你反對毛澤東思想，惡毒攻擊毛主席！”

張競生說：“我在北京大學當教授，跟李大釗是好朋友。李大釗是圖書館館長，毛主席是圖書館管理員，我跟他們都是好朋友，毛主席不懂英文還來向我請教呢！我哪里會反對毛主席，絕無此事，不信，你去問毛主席！”⑥

在此，讀者不難從中感受這位特立獨行的學人反應之迅速、邏輯之縝密、思維之清晰，讓人不由聯想起當年他在南大學習時為曹磊石力排眾議、挺身而出的場景。這次面對紅衛兵的刁難，已屆八十的張競生依舊泰然處之，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結果批斗會開成了張競生的評功擺好會，主持人只能草草收場。還有那句讓紅衛兵摸不著頭腦卻自鳴得意的“別了，司徒雷登！”……這種過人的膽識和機智支撐并陪伴張競生走過坎坷低谷，避免了一些厄運爭斗，更是對所謂的揭發控訴一記有力的回擊。這是長期邏輯思維訓練的結果，也是對真理的執著和良善正義的堅守。于是，我們看到西裝與長袍、洋樓和平房、城市和鄉村、傳統與現代在張競生身上總能得到和諧的統一——這就是超脫桀驁的張競生，也是平凡真實的張競生。

在對張競生的評價中，魯迅曾悲觀地將張競生提出的一些主張之希望“推演至25世紀”，但也旗幟鮮明地把張競生的著述稱為“偉論”。魯迅所指的“偉論”，自然遠遠超出個人功名的境界。鑒此，以“偉著”來評價《文妖與先知》應是不為過的：在該書的后記中，作者指出這樣的寫作“不計功利，不為生計，純粹出于個人興趣，出于一種文化自覺”。可喜的是，張培忠的努力沒有白費，他以非凡的勇氣、驚人的意志進行挖掘、梳理、提煉，并以過人的才氣、生花的妙筆進行書寫呈現，讓我們有機會重新客觀、具象地認識張競生，思考其“偉論”的時代意義，也讓我們在歷史的回望檢視中駐足反思，積蓄力量，應對未來。

注釋：

①②④⑤⑥張培忠：《文妖與先知——張競生傳》，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年版，第108、487、7、461、518—520頁。

③[德]路德維希?埃米爾：《天才與性格》，李一平譯，廣東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頁。

[作者單位：廣東省作家協會] 

[本期責編：鐘　媛]

[網絡編輯：陳澤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