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7日，由貴州省委宣傳部、作家出版社主辦，貴州省文聯(lián)、貴州省作協(xié)、銅仁市委宣傳部承辦的歐陽黔森長篇小說《莫道君行早》研討會在貴州省銅仁市舉行。中國作家協(xié)會副主席阿來，《文藝報》總編輯梁鴻鷹，作家出版社總編輯張亞麗，湖北省文聯(lián)主席劉醒龍，貴州綠色發(fā)展戰(zhàn)略高端智庫首席專家，貴州省委原副秘書長、政策研究室主任李裴，銅仁市委常委、市委宣傳部部長、市委統(tǒng)戰(zhàn)部部長商友江，以及胡平、潘凱雄、汪政、張莉、王春林、劉大先、周新民、郝敬波、舒晉瑜、徐峙、崔慶蕾、宋嵩、杜國景、顏同林等專家、學者齊聚銅仁，就該書的時代價值、人物塑造、藝術高度等展開了深入研討。貴州作協(xié)黨組書記何長鎖主持會議。

長篇小說《莫道君行早》是貴州作家歐陽黔森的最新力作，入選中國作家協(xié)會“新時代山鄉(xiāng)巨變創(chuàng)作計劃”和“新時代文學攀登計劃”。作品聚焦武陵山腹地的貴州山村，全面、細致鮮活地展現了脫貧攻堅在這片土地上的生動實踐，觸及社會生活以及人們精神面貌的改變。扎實的現場式寫作，實現了小事件與大歷史的完美銜接，是新時代鄉(xiāng)村的精神圖譜，武陵山腹地的脫貧壯歌。

阿來指出，《莫道君行早》是歐陽黔森繼電視連續(xù)劇《花繁葉茂》和魯迅文學獎獲獎作品《江山如此多嬌》之后的又一篇精品力作，是辨識度極高的優(yōu)秀文學作品，具有歷史的高度和時代的厚度，體現了作者的使命擔當和家國情懷，展現了一種很接地氣的故園赤子之情。歐陽黔森以文學的力量助力脫貧攻堅與鄉(xiāng)村振興，用作品體現中國基層尤其是農業(yè)農村農民的滄桑巨變，既是向偉大人民、偉大土地、偉大實踐致敬，又是用文學的方式對新時代的回應。

商友江在致辭中表示，偉大的時代催生杰出的作品，杰出的作品謳歌偉大的時代。長篇小說《莫道君行早》聚焦幾個村莊，全景式展現銅仁由深度貧困到鄉(xiāng)村振興的蝶變，是彰顯“新時代山鄉(xiāng)巨變”的銅仁樣本。透過《莫道君行早》的字里行間，讀到了脫貧攻堅的艱辛和不易，讀到了銅仁人民的感恩與奮進，讀到了偉大時代的光榮與夢想，必將激勵人們匯聚到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洪流中來，踔厲奮發(fā)、勇毅前行，全面推進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張亞麗在致辭中指出，新時代山鄉(xiāng)巨變創(chuàng)作計劃是中國作協(xié)推動新時代文學高質量發(fā)展的一項重要舉措，是面向全社會的一次文學號召，也是當代作家和出版人共同的責任和使命。《莫道君行早》是歐陽黔森深入鄉(xiāng)村生活、收集創(chuàng)作素材的又一杰出成果。作品以武陵山脈腹地的鄉(xiāng)村脫貧攻堅為背景，內容涉及現代農村產業(yè)園建設、鄉(xiāng)村旅游興起、電商物流的涌現、“千企幫千村”等等新鮮的事物，全面、細致、鮮活地展現了脫貧攻堅在這片土地上的生動實踐，如同一本描寫中國新農村建設的百科全書。

梁鴻鷹認為，歐陽黔森是現當代文學創(chuàng)作的一位旗幟性的人物，他的作品總是有著大歷史觀、大文化觀和大發(fā)展觀。《莫道君行早》是一部談論關于幸福來源問題的著作，幸福需要不斷與困難作斗爭并在斗爭中去爭取，歸根結底，幸福要靠一個個具體的人去創(chuàng)造。作品中創(chuàng)造了追求幸福的最顯著的人物麻青蒿和吳艾草，這兩個人代表了我們當下的農民形象，他們的轉型是新時代中國農民轉型的縮影，他們代表了中國農民勇于戰(zhàn)勝困難，追求幸福生活的可貴品質，這對我們農村發(fā)展和鄉(xiāng)村題材創(chuàng)作都有著非常大的啟發(fā)意義。

劉醒龍認為，讀《莫道君行早》這部新書，感受到了一種脫胎于鄉(xiāng)村又回歸到鄉(xiāng)村的文學表達范式，這是對新時代山鄉(xiāng)巨變的樸實無華的表達。歐陽黔森這些年的創(chuàng)作，有很多值得研究和學習的地方。作為一名作家，確實應當與新時代農村發(fā)展接軌、與新時代農民生活同頻，并始終保有對生活的靈感和敏感，用情用力寫好基層故事。

研討會上，專家學者一致認為，《莫道君行早》緊扣貴州全力推動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xiāng)村振興有效銜接取得的新成效，多角度展現貴州鄉(xiāng)村的時代變遷，塑造有血有肉的人民典型，以文藝力量激發(fā)新時代新征程貴州鄉(xiāng)村振興的昂揚斗志與堅定信念，在主旨意蘊、結構方式、語言特色等方面具有較高的文學藝術價值和時代意義。

研討會最后，歐陽黔森談了自己的創(chuàng)作感想。他認為，脫貧攻堅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工程，這個工程撕掉了千百年來的貧困標簽，這是一個翻天覆地的變化。這個變化是我們作為文藝工作者所不能忽視的，必須去反映它。書名取《莫道君行早》說的是鄉(xiāng)村振興，脫貧攻堅以后，以為可以馬放南山、刀槍入庫了，其實更重的任務還在后面。如何確保脫貧攻堅成果，保證這個被撕掉的標簽不重新貼上？這就是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來的鄉(xiāng)村振興。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我們要確保美麗鄉(xiāng)村，確保老百姓有幸福感、有獲得感，要像更有早行人一樣，不斷地腳踏實地干事，因為幸福就是干出來的。

歐陽黔森，生于銅仁市，貴州省文聯(lián)主席、貴州省作家協(xié)會主席、貴州文學院院長，中國作協(xié)全國委員會主席團委員、影視專委會副主任。曾獲“全國中青年徳藝雙馨文藝工作者”稱號。他的長篇小說新作《莫道君行早》，此前在北京首發(fā)。

與會專家發(fā)言摘要：

胡平（中國作協(xié)創(chuàng)作研究部原主任、魯迅文學院原常務副院長）：這部作品把鄉(xiāng)村特色和扶貧工程緊密結合在一起，重點刻畫了千年村脫貧致富的奇跡。作品的結構其實很復雜，在寫千年村發(fā)展的同時，也寫了紅巖村和花開村，并且三個村的發(fā)展進度和脫貧致富手段不一，這無疑加大了創(chuàng)作難度，這種點面結合的寫法十分少見。正因為這種寫作手法，使得故事情節(jié)不再局限于一個個體的存在。此外，這部作品是對脫貧攻堅工程具體細節(jié)刻畫得最真實的作品之一，歐陽黔森筆下的鄉(xiāng)村人物都非常接地氣，他創(chuàng)作的每一個正面人物都有自己的性格缺陷，但瑕不掩瑜，他們的閃光之處都能夠成為解決具體問題的關鍵，對這些人物的創(chuàng)作共同構成了脫貧攻堅路上的一道亮麗的風景線。

潘凱雄（中國作協(xié)小說委員會副主任）：這部作品有一個非常鮮明的特點，它是以“三”為支點來建構故事內容的。比如三個村——千年村、花開村和紅巖村，這三個村又進一步代表了三種地貌，三種不同的脫貧方式，三名駐村干部以及三名地方村干部。三點式結構在中國傳統(tǒng)文化里是一個超穩(wěn)定結構，同時又是能夠很好地呈現出故事和人物的豐富細節(jié)。作品中的人物性格具有多樣性和復雜性。第一書記是什么樣子？地方村干部是什么樣子？村民是個什么樣子？一定是三種人和三種不同的表達，這種對于人物多樣性和復雜性的刻畫在作品中表現得非常突出。作品對農民形象的細節(jié)處理非常精彩。我們注意到，作品中描寫了大量的“中間人物”，其實這一部分人是中國農民形象的最真實樣貌，歐陽黔森把這一部分人寫活了。具體看，這些“中間人物”都有狡黠、自私、耍小聰明的一面，但又都具有一定的先進性，這是中國農民幾千年沉積淀下來的特點，正是有了這樣一批“中間人物”的塑造，使得小說的真實度大大提升。以上這幾個特點是在脫貧攻堅題材作品中比較少見的。

汪政（中國作協(xié)文學理論批評委員會副主任）：這部作品有三點令人影響深刻。首先是傳統(tǒng)的書寫山鄉(xiāng)巨變的作品，包括普遍的農村題材創(chuàng)作和鄉(xiāng)土文學，一般都是采用刨根問底、幾世同堂、家族式等幾種敘事方式，把整個敘事的過程、故事時間都拉得非常長。而歐陽黔森改變了這樣傳統(tǒng)的鄉(xiāng)土文學的敘事方式。他聚焦當下，采取共時性的寫作方式，使作品的故事時間與當下的現實時間是同步的，他沒有去追溯歷史，沒有去敘寫祖輩，這為我們新農村題材創(chuàng)作做了一個非常好的嘗試其次，大多數作家對山鄉(xiāng)巨變的過程，尤其是對鄉(xiāng)村振興過程的刻畫，都是缺乏知識性準備和自身儲備的。要把這樣的題材寫好，需要大量的田野調查。因此，這部書不但是貴州鄉(xiāng)村振興的一個文學讀本，還是駐村第一書記們的一個操作手冊。第三，歐陽黔森在作品中沒有刻意拔高，而是從平凡入手，把中國農民寫透了，特別是鄉(xiāng)村振興中的帶頭人。因此，鄉(xiāng)村振興是農村現代化，也是農民現代化，最困難的問題是農民的教育問題。

張莉（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中國作協(xié)散文委員會副主任）：《莫道君行早》是脫貧攻堅題材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小說，這個重要性在于它具有的文學地標意義。因為我們看中國鄉(xiāng)土書寫的時候，很少能看到一部來自于西南地區(qū)，特別是像貴州鄉(xiāng)土題材的作品，而貴州又是我們中國非常重要的一個省份，脫貧攻堅的難度很大，所以從這個角度上講，我認為歐陽黔森彌補了一個文學空白，給鄉(xiāng)土文學創(chuàng)作提提供一個非常重要的擴展，深具文學地標意義。作品書寫了千年村、紅巖村和花開村這三種不同地貌、不同脫貧方式的村子，能夠感覺出作家其實在小說的結構、小說的創(chuàng)作方面有非常多的思考。當然，在構建新的西南鄉(xiāng)土風情時，最重要的是人。這部作品塑造的人物并無臉譜化的痕跡，這就包含了對不同人物的不同理解，歐陽黔森處理人物的時候，特別是對人物來處的勾畫，包括龍險峰這個人物，他是走了又回來的。他告訴你這個人不是憑空的，他實際上是長在這片土地上，他和這個土地是血肉相連的。所以在這個基礎上我想說的第二點就是新的風景里邊有新的人，而新的人他不是一個臉譜化的人，他實際上隨著新的農村建設，他新的生活方式也涌出來了，甚至他改變了人和人的關系。

王春林（山西大學文學院教授、中國作協(xié)小說委員會委員）：歐陽黔森這部長篇小說為文學創(chuàng)作中關于精準扶貧和鄉(xiāng)村振興題材提供了一個貴州樣板。我認為山鄉(xiāng)巨變題材有兩種不同的書寫方式：一種是正面強攻，就是直截了當描寫怎么樣精準扶貧。另一種是側面書寫，不是正面的直接寫鄉(xiāng)村振興，而是迂回曲折，通過其他側面的書寫的方式來對鄉(xiāng)村造型。《莫道君行早》就是一部典型的正面強攻的小說。我認為正面強攻的書寫方式更難，這是一部藝術性很強的作品，一部正面強攻的長篇小說能夠取得這樣突出的文學藝術效果，跟歐陽黔森深厚的藝術功力有著至關重要的關系。此外，小說人物形象的刻畫和塑造特別成功。很多的閱讀經驗告訴我們，讀者往往讀了一部小說，就會記住其中一些塑造得豐滿、成功、生動的人物形象，這樣才可能記住這部小說。比如說在這部小說里我們記住了麻青蒿，記住了吳艾草，這就讓我們記住了《莫道君行早》。人物形象的塑造對小說創(chuàng)作來說是非常重要的，同時也是考驗一個小說家藝術功力的重要指標。

劉大先（中國作家協(xié)會理論評論委員會副主任、中國社科院研究員、教授）：這類鄉(xiāng)村振興題材的作品區(qū)別于我們以往提到的鄉(xiāng)土文學，因為過去的鄉(xiāng)土文學實際上是一個啟蒙視角，主要是以寫農民為主，攜帶著一部分農村的內容，但實際上是沒有農業(yè)，而農業(yè)的出現是在新中國成立以后，也是在新中國成立之后，才出現三農綜合在一起的情況。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農民農村農業(yè)在新中國以后才成為了歷史的主體，農村才成為希望的土地。農村是一個生生不息的、不斷變化的存在，它的內部改革變化的過程，實際上也包含著自我產業(yè)升級。所以《莫道君行早》實際講了幾條路，先是我們輸血性的扶貧，然后是造血式的，也一定要讓鄉(xiāng)村自己有造血功能。扶貧中從扶志到扶智，就是說你不僅僅要授人以魚，也要授人以漁，就在這個產業(yè)升級上實現變化。傳統(tǒng)的農民就跟植物一樣，跟土地之間有一種親緣關系，他們離不開土地。但新時代的農村不是這么回事，新時代農村就像再次回到了最初的游牧狀態(tài)，農民當然就可以離開土地。小說勾畫出的這種新時代鄉(xiāng)村的發(fā)展模式和三農的發(fā)展變化，才是這部小說的真正的意義和價值所在。

周新民（華中科技大學人文學院教授）：《莫道君行早》最大的貢獻是體現了山鄉(xiāng)巨變題材創(chuàng)作的嶄新表現模式。作品所寫的是脫貧攻堅戰(zhàn)，脫貧攻堅戰(zhàn)是黨的一種意志，是國家的力量的一種體現。那么這種力量的體現從某種意義上和農民渴望發(fā)家致富的內心想法是高度重合的。但問題在于這樣一種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和社會意義的運動，為什么有的農民會心生抵觸？這跟自然村利己主義的自然生命意識是緊密相連的。這種意識和山鄉(xiāng)巨變，和脫貧攻堅的社會實踐之間的是有距離的。在《莫道君行早》里，我們可以看到這種矛盾的消解和融合，舊有的思想和意識、自然村村民的思想和意志，在山鄉(xiāng)巨變的這種歷史宏圖、歷史遠景的鼓動之下，一步步得到消解，所有的矛盾沖突最后都一一解決了，美麗鄉(xiāng)村的景象，鄉(xiāng)村富裕的歷史途徑也在一步步變?yōu)楝F實。

郝敬波（江蘇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莫道君行早》提供了一個貴州版的山鄉(xiāng)巨變，也必將成為中國鄉(xiāng)土時代變遷的文學證明。同時，我們更應該注意的是，歐陽黔森通過這部小說呈現出了當代作家現實主義創(chuàng)作觀念和學術倫理的某些變化。小說中的人物很多，歐陽黔森塑造人物的邏輯是一種完全按照現實生活的邏輯，而不是按照文學理論對人物的一種了解。所以這個小說對人物的塑造就獲得了一種正當性。書中人物身上更多的寄托了我們對鄉(xiāng)村的一種想象，這是一個知識分子對鄉(xiāng)土中國典型的文化想象，從想象出發(fā)能夠拓展更為宏闊的闡釋空間，從而賦予小說更加深廣的意義和更加開闊的解釋。這部小說的語言真誠質樸，敘述語言簡潔且口語化，文學結構也順暢和樸素，沒有刻意的炫技。這種語言特征、這種結構特征，可以理解為是向周立波等經典作家和經典作品的致敬，也是一種對經典的傳承。

舒晉瑜（《中華讀書報》總編輯助理）：讀《莫道君行早》給我的突出感受首先就是它是虛與實的融合，這部小說具有一種非虛構的品質，比如小說中有諸多扎實的采寫和詳實的記錄，都有一種現場的敘述感，給我們帶來一種非常真切的藝術感染力。第二，作品實際上也是理性和感性的融合，作家滿懷深情的禮贊扶貧工作和山鄉(xiāng)巨變，同時也辯證地指出了發(fā)展過程中面臨的一系列問題。第三是對現實和歷史交錯、時間和空間融合的深度刻畫。肖百合到千年村上任的時候，對于地質地理實際上是有一些很深入的了解，比如千年村和紅巖村的兩座山峰在空間上相隔不過數里，但是在時間上相差數億年。這種表述包含多重意蘊，這是來自歐陽黔森對地質工作中所見所聞的切身感受。第四是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結合。歐陽黔森的創(chuàng)作是從詩歌開始的，他對于古典文學的功力其實非常深厚，這與他古典文學的大量閱讀有關，也來自于他地質隊員的經歷。他的作品其實是一部現實主義作品，但同時也充滿著浪漫主義的色彩。

徐峙（作家出版社編審、《中國校園文學》主編）：這部作品體現了三個“統(tǒng)一”。首先，是個性與共性的統(tǒng)一，在作者筆下的農民身上，我們不僅能看到鮮明的個性，還能看到新一代農民的群體特征。其次，體現了變與不變的統(tǒng)一，作者既準確地把握了時代變化、時代脈搏、時代精神，同時又挖掘了人性中那些不變的品質，以及具有恒久性的人類價值。第三，是大時代與小切口的統(tǒng)一，通過描寫鄉(xiāng)村干部不斷探索，實現脫貧攻堅、鄉(xiāng)村振興的故事，折射了大時代的發(fā)展進程。

崔慶蕾（《中國當代文學研究》副主編）：《莫道君行早》是典型的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學表達，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一個范本。作品把敘事鏡頭聚焦于鄉(xiāng)、村兩級基層政治機構，細致而充分地展現了他們如何在嚴峻形勢下發(fā)揮能動性，完成歷史任務的過程，對鄉(xiāng)鎮(zhèn)書記、第一書記、村委班子等不同身份、類型的人物都有非常精彩的塑造，人物形象生動，充滿鄉(xiāng)土氣息。作品不僅具有文學價值，也有社會學價值。作品對鄉(xiāng)村現代化的力量結構也有新的思考和表達。作品尤其展現了脫貧攻堅過程中的兩種力量。一種是女性的力量，一種是鄉(xiāng)村自然經驗的力量。女性人物肖百合、喻子涵分別作為第一書記和企業(yè)董事長登場，在推動脫貧攻堅的過程中發(fā)揮了巨大作用，麻青蒿作為鄉(xiāng)村自然經驗力量的代表，同樣展現的非常充分和生動。他們的合力構成了推動引領鄉(xiāng)村巨變的結構性力量。在小說中，鄉(xiāng)村既是被改造的對象，也對肖百合、張學勤、陳國棟等外來力量產生了影響，具有相互塑造的作用和關系。這些年輕的第一書記無不在現實實踐中重新認識了鄉(xiāng)村，也一定程度上完成了自我認知和觀念的重塑。

宋嵩（《長篇小說選刊》主編）：作者用了很質樸的手法來寫這部小說，有著強烈的現實主義色彩，但又夾雜著浪漫主義情懷。首先，作者的創(chuàng)作手法非常傳統(tǒng)，并沒有時下很多作品流行的炫技寫法，比如麻青蒿和吳艾草這兩個人物，再比如羅云貴和黃光輝這兩個人物，他們的搭配都是典型的中國傳統(tǒng)的小說寫法。第二就是小說中的浪漫主義色彩，剛才有專家提到了歐陽黔森關于詩歌創(chuàng)作的浪漫主義情節(jié)，回歸到作品看，扶貧先扶志就是對志氣中志的弘揚，把這個志的弘揚放在詩和遠方這一語境中看，就是我們都有追求詩和遠方的志向，所以才能踏踏實實地把眼下的脫貧攻堅工作做好。因此，這既是現實主義的，也是浪漫主義的，而且這個詩歌也牽扯到另一個字，就是智，扶貧先扶智不僅僅是要把先進的科學技術帶到鄉(xiāng)村，也要把高尚、先進的文化品質帶到鄉(xiāng)村，因此詩歌恰恰就能夠充分承載這一部分表達。

線上參會專家發(fā)言摘要：

孟繁華（中國文化與文學研究所所長）：作品以武陵山脈腹地的紫云鎮(zhèn)二十一個村莊中的幾個村莊為表達主體，在書寫鄉(xiāng)村巨變的過程中，塑造了眾多的、有典型意義的文學人物。既有鄉(xiāng)村巨變的領導、帶頭人，更有鮮活的具有鮮明鄉(xiāng)村氣質和“農民性”的文學人物。人物與人物之間有著各種矛盾，如何處理和化解矛盾，構成了小說情節(jié)的推動力量。我們也從中看到了工作在鄉(xiāng)村一線基層干部的艱難和艱苦。基層干部沒有任何資本，也沒有可動用的資源，要脫貧致富談何容易。因此，這些敢于走向鄉(xiāng)村的人物就是新時代的新人物。特別是麻青蒿，是我們久違的文學人物。他貪酒、愛出風頭，喜歡自我表揚和說話啰嗦，但他有頭腦，遇事有一些主意。他有傳統(tǒng)農民的狡黠機靈，同時也有聚合村民的能力。他不計較是否被尊重，只要達到目的其他無所謂。因此，麻青蒿是一個具有多面性格的文學人物。這個人物是來自生活的人物，有鮮活的泥土氣息，是一個都活色生香躍然紙上久違的文學人物。他是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大規(guī)模出現的“中間人物”在新時代環(huán)境中的再現。麻青蒿和其他農民形象，顯示了歐陽黔森對鄉(xiāng)村生活和農民的熟悉程度，也顯示了他對藝術真實理解的深度。因此，《莫道君行早》，既反映了這個時代山鄉(xiāng)巨變的創(chuàng)造性和問題，也延續(xù)了初期社會主義的文學傳統(tǒng)。

劉艷（《文學評論》編審、中國社科院大學文學院教授）：歐陽黔森的長篇新作《莫道君行早》聚焦于精準扶貧題材領域，是在雙向維度作了新的文學思考與創(chuàng)新性探索：既在該題材領域陸陸續(xù)續(xù)已經推出了眾多報告文學類、非虛構敘事散文類等文體樣式的寫作維度的基礎上，也在歐陽黔森自己已經在精準扶貧題材領域累積的寫作經驗的基礎上——皆作了新的思考與創(chuàng)新性探索。歐陽黔森在這部新作里，采取了“非虛構小說”的文體樣式。與通常的非虛構作品重視在場的采訪者不同，采取創(chuàng)作主體的隱匿不見的寫作立場；與精準扶貧作品往往是外來者視點的敘事方式不同，采取內置于鄉(xiāng)村的 內視點；事件與故事敘述時，多采用鄉(xiāng)村內視點以及人物視角來敘述；作品兼具有非虛構、小說特質，卻又在事件與場景描寫時，在突出的小說特質之外，又兼具劇作敘事所具有的鮮明的畫面感、現場感。這些皆得益于作家本人在小說寫作與影視劇劇本寫作方面所積累的豐厚的寫作經驗，也是無形中作家在精準扶貧題材領域，繼自己2018年的“精準扶貧三部曲”之后持續(xù)所作的文學思考與創(chuàng)新性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