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傳播學家馬歇爾·麥克盧漢曾寫過《理解媒介》一書，他在書中提出一個著名的觀點“媒介即訊息”，訊息會使人的行為尺度、速度或模式產生變化，媒介對人的協作與活動方式產生影響，從而重構社會形態。

麥克盧漢的觀點在西方社會引起了巨大的沖擊。從媒介的角度理解當下新詩的傳播，就不難理解詩歌圈的諸多現象了。古典詩處在“印刷媒介”時代，所以詩歌是慢的、禮節性的，文人觥籌交錯之際要作詩吟誦，人生迎來送往也要用詩，唐代科舉考試也以詩取才。從國家政治生活到民間日常生活，詩歌有深厚的傳統。詩歌的趣味也有了明顯的區隔，官方的“頌”、文人的“雅”、民間的“風”。雖然有四言、五言、七言以及絕句、律詩之分，但詩歌整體的創作規矩和美學范疇變化不大。

印刷術和印刷文化創造了文化上的同一性與連續性。古典詩詞在規整的傳播形態制約下，有了規范的書寫、回聲以及美學的重現——就和好萊塢的類型電影一樣，通過固定的程式不斷使美學趣味得到加強。微信、小紅書、抖音等媒介的涌現，使單純的“紙上詩歌”的時代過去了，它使印刷媒介完整的、連續的傳播機制變成片段，時間上使二十四節氣變成了星期、天數、小時、分秒。媒介技術造就的“快”與“唯新”，使慢時光與懷舊感消失了，使古典詩詞中常常書寫的“追憶”主題逐漸式微。

五四時期的白話文運動，迫使詩歌和文言文相分離。這種分離的一大后果便是現代詩可以在視覺上欣賞，較難在聲音上共鳴——古典詩詞發明了一套押韻的規制，這是一種聲音上的規制，而在很多新詩中，韻律幾乎沒有了。嚴格的聲音規制表面看起來非常死板，但其實對跨媒介傳播卻極為有利。樂府、宋詞被譜成曲子之后，傳播盛況空前，“有井水處皆能歌柳詞”便是例證。周杰倫的《本草綱目》《青花瓷》等古風歌曲能引發華語樂壇的共鳴，乃因其美學運轉的文化母體為古典詩詞。現代詩除了形式上的分行，沒有任何的字數、聲音的規制，失去聲音的基礎，即便譜曲，也很難以達到宋詞的傳唱效果。

大眾媒介對人際關系的塑造是分割的、肢解的、膚淺的，而非整體化的、集中制的、有深度的。技術變革改變了思維模式和評價方式。當代媒介造就了“先媒介后詩歌”“先詩人后文本”的傳播現象，這自然與新聞媒體的放大效應有關，但同時也與新媒體本身的離散性、分眾傳播有關系。大數據和新聞要素聯合起來，給詩歌寫作者和讀者創造了信息繭房。很多詩歌符合計算機和技術邏輯，甚至很多人工智能平臺也在推出寫詩軟件，這些詩有熱度，但是鮮有古典詩那般“從無到有的創造力”。

縱觀部分口語詩，結構松散而將感官體驗推向極致。這些詩制造了“震驚”效果，制造了口腔快感，拉動了“詩歌消費”，用出圈轟動取代群眾的自然口碑，用震驚獵奇取代靈感、韻味、意境，用心理沖擊取代心靈體驗，用喧鬧取代屬于藝術應有的孤獨與清靜。新詩創作門檻低，但這并不代表新詩好寫易寫，更不意味著公眾更加樂于接受。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他們能辨別什么是好詩，什么是披著分行外衣的“偽詩”。

當然，公眾趣味并不能代表詩歌的全部美學趣味。墨西哥詩人帕斯在《弓與琴》中，給詩歌下了一串略矛盾的定義：“詩是知識、拯救、權力、拋棄。是孤立，是團結。是瘋狂，迷醉，理性。是神圣的和罪惡的，大眾的和少數人的，詩歌展現所有人的面孔但它不擁有任何一張面孔。”流行的詩歌，允許陽春白雪，也允許下里巴人。當下的詩歌創作并沒有與群眾脫節，很多青年詩人的詩歌，有傳統“風”詩的特征。學院派的詩人也并非都是縮在象牙塔里，而是用隱喻和曲折的表達方式抒發自己對社會人生的思索。特別是一批“90后”“00后”詩人涌現，他們的詩包含了更為鮮活的美學經驗。

當代的詩歌已不似古代那般被精英把持，當代詩并沒有落寞，只是在媒介時代被爆炸的信息遮蔽了。一些網絡讀者可能更熱衷于談論一些詩人軼事、詩歌事件，也不大愿意細心地閱讀具體的詩歌文本。或者就具體一兩首作品進行獨斷的言說，較少全面地去閱讀一個詩人的大部分甚至全部作品進行均衡的判斷。這就造成詩歌事件壓制了詩歌文本。針對此，我們需要做的工作是，要回應時代潮流，通過直播、短視頻、詩朗誦、詩電影等突破“紙上詩歌”思維，突破印刷時代壁壘，通過跨媒介互動給詩歌帶來新的可能性。其中最核心的環節還是，推選出具有代表性的、令人信服的優秀詩歌文本。

（作者系北京電影學院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