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松是一位可以為讀者不斷帶來陌生感的小說家。他以大“排氣量”的高產寫作為人稱道，而更具影響力的，還是其堅持不懈的敘事探索精神。王松從來不曾固守于一種敘事模式，領域不見重疊，手法也不會重復。上世紀末《紅汞》《紅風箏》《紅莓花兒開》等“紅”字系列中篇是如此，本世紀初《雙驢記》等后知青系列小說是如此，獲魯獎的《紅駱駝》等亦如此，近幾年連續面世的4部長篇小說《爺的榮譽》《煙火》《暖夏》《熱雪》更是令人加深了這種印象。而且，王松的種種“變化多端”，還不是那種“打一槍換個地方”，刻意制造亮點，而總是用一個不短的時段，潛心于某個題材領域，有系列作品隨之跟進，精耕細作，寫深寫透。因此，只有把他的這些不同側面組合起來，才能拼出一個完整的王松寫作“圖像”。

表面看來，《熱雪》小說的題目似乎有某種悖論性質。雪與熱互不相容，本是常識，卻被王松賦予了某種隱喻。北方鄉村的季節經驗告訴人們，雪越大，“被子”越暖和，麥子長得越青綠，越飽滿，越是好兆頭。可見，把大雪形容為熱乎乎的“被子”，不是一般的修辭手法，而是隱喻，更是富于深意的轉喻。

小說講述的是一個圍繞土地流轉和承包所展開的北方鄉村故事。土地的重要性，對于從農耕社會走出來的一代代人，怎么強調都不過分。費孝通先生曾在《鄉土中國》中認為，中國農民活在一個生于斯、死于斯的熟人社會，由此產生“差序格局”，這也是舊中國的鄉土特色。隨著人口增加，土地供不應求，便發生了人口的遷徙流動，比較典型的例子，就是上世紀初期人口大量遷移的“闖關東”現象，這類史實隨著年代遞進不斷積累，原有的熟人社會逐漸褪色，而演化為陌生人組成的現代社會。對于傳統社會的中國人，故土難離是常情，流落他鄉是無奈。由于本世紀城市化進程的提速，無數中國人加快了離鄉的腳步，進入了“他鄉時代”。家鄉是一直沒有離開的地方，即使你暫時離開，家人還在那里切終歸還要回來，家鄉就仍是家鄉。而家鄉一旦離開，不再歸回，就成為日益遙遠的故鄉。故鄉屬于模糊的過去時，令人懷念、憂傷，甚至愛恨交加，家鄉則是當下的，鮮活的，單純的，親近的，如果家鄉有發展，收入有提高，生活有保障，一般人還是愿意在家鄉生活。

鄉村振興總是發生在家鄉的故事，所以只有留住人，特別是留住“能人”，才談得上鄉村振興。趙家坳出能人，比如十三幺、趙老柱、幺蛾子、肖天行以及肖圓圓、程弓等中青年一輩，腦筋活，“眼珠一轉一個主意”，把趙家坳整得“風生水起”。鄉村振興靠自身動力，也要吸引外鄉人一起參與，比如曹廣林、宋佳等人，都是活躍趙家坳經濟發展的骨干分子。《熱雪》與《暖夏》一樣，沒有正面或反派人物，不以政治傾向、價值觀為界限，人物不具太多的破壞力和傷害性，甚至連大的刑事犯罪案件都很少見。區別只是新舊之分，偏向于大膽或懦弱，進取或保守。他們個個是人精，“心眼透亮”，卻又非心機歹毒，深不可測，有些小小的狡猾，但不是狡詐，而帶有中國農民和小農經濟的鄉土特色，總體可稱之為善良，耿直，性情，可愛。

無論如何，鄉村能否留住能人，還要取決于其經濟發展前景如何，這是一個互為因果，彼此關聯的問題。如此種種構成了許多不確定性，也正是不確定性才帶來鄉村振興的無限可能性。事實上，當今農民對土地的態度很復雜，這也給《熱雪》提供了有聲有色、有滋有味的豐富內容。時下，土地在他們手里，有點兒像雞肋的感覺，閑置著是廢物，甚至是負擔，一旦成為商機，有可能收獲巨大利益，又會變成無價之寶。王松早年有過知青插隊的經歷，多年后又在曾經插隊的地方政府掛職，對鄉村歷史經緯的今昔演變非常熟悉。《熱雪》精妙地把握住中國小農經濟傳統下的農民的種種矛盾心態，通過多種人物關系糾葛與鮮活的細節描寫，表達了對時代變遷中農民的經濟觀、利益觀的尊重和理解。他深知土地的命運與農村走向現代化息息相關，在小說中通過這些能人圍繞土地流轉的各種計算、運作和博弈的展示，打開了錯綜復雜的鄉村背景和豐富多彩的人性世界，這一切相互映照，彼此勾連，將讀者置身于引人入勝的敘述現場。讀者也由此感受到，鄉村中的新型人際關系，如何激活了傳統農業模式的“熟人社會”，也給我們一種啟示，小說的歷史感未必只有用重大歷史事件來表達，把社會生活的當代性和自然態寫出來，就具有見證歷史的價值。

駕馭長篇小說，有些作家潛意識里總有欲罷不能的史詩情結，熱衷于大制作，大氣象，王松在《熱雪》的寫作中，顯然沒有這類考慮。小說沒有刻意凸顯深重的歷史憂患，痛苦的人性掙扎，不做歷史定位和政治標簽，而是深入宏大敘事邊緣的潛流狀生活形態，記錄鄉村振興，展示民間煙火，發掘小說美學的愉悅性，盡可能多地提供彌漫在生活故事中的趣味性。孫犁晚年書寫過“大道低回，大味必淡”的條幅贈給好友，很有寓意，這句話出自《漢書·楊雄傳》，強調的是一種去掉妝容、境界天成的修為。以往讀者所熟悉的王松小說，常常表現為一種“重口味”敘事，也可稱“強敘述”，屬于頗具刺激感和震撼性的傳奇書寫，下筆狠，著墨濃，且時有“命案”發生，我曾在一篇評論中將其命名為“刀鋒敘事”。這兩年，自《暖夏》到《熱血》這種“重口味”敘事已是面目全非，小說被注入了許多中國戲曲或曲藝的民俗元素，從麻辣刺激到云淡風輕，真正進入了返璞歸真、大味必淡的境界。王松的小說文本不見任何雕琢痕跡，似乎都是些尋常的“規定動作”，語言近乎白描，卻無不顯示其深厚的敘事內功，這需要強大的自信、厚重的經驗和嫻熟的技巧做支撐。化濃重為平淡，化復雜為單純，化技巧為無痕，顯而易見，那些現實主義文學寫作的“規定動作”，永遠比刻意“炫技”更有難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