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追溯起源更重要的是什么？

從方法論的層面看，中國現代文學（包括近代、當代文學）研究與古典文學研究既有一脈相承之處，也有一定的區別、差異。當然，這一區別、差異主要是由研究對象尚未經“充分歷史化”造成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文獻仍在不斷更新，對于材料的解釋框架也顯得更加多元和開放，因而在這一領域可以試驗、發揮的方法，較之于古典文學更加豐富多元。近來在中國內地勃興的“數字人文”研究取向，便是其中之一。

這一學術動向才剛剛興起，正如筆者對《數字人文：數字時代的知識與批判》1一書的評論所言：“2019年，也許可稱作中國大陸的‘數字人文元年’。這一年，大量這方面的學術活動在北京、上海、南京等地舉行，予人目不暇接之感；不少學刊也開辟了數字人文研究專欄，學者們的研究成果一夜之間如潮水般涌現；首個專業刊物《數字人文》的創刊，更為推動此一領域研究、建構學術共同體與新的學術范式，做出了必要的準備。可以毫不夸張地說，無論從哪個方面來看，數字人文都成功地吸引了不少年輕學子和成熟學者的目光，呈現出爆炸式、井噴式的發展狀態。”2相比之下，那種不斷往前追溯“數字人文”在中國（或整個漢語學界）的起點和發展歷程，并認為其作為一種知識生產方式已“舶來”數年之久的看法（出于一種建構學科歷史的沖動？“數字人文”是否急于學科化？），我們也能夠理解。但是，這樣的說法可能仍顯得籠統了一些，只能夠描述、解釋其在圖書館學、檔案學、思想史研究、中國史（特別是中古史）研究領域的進展，并不適用于現代文學研究等領域。

我們應該承認，“數字人文”在現代文學研究等領域的應用才剛開始。不然也就不會沒有辦法解釋這樣的問題：既已有一定的歷史，何以在整個中國現代文學研究領域，卻見不到幾篇像樣的實證研究成果？事實上，從理論設想的層面討論這一話題，始自2019年《現代中文學刊》發表的一組筆談文章，它們集中討論了“數字人文”如何運用于中國近現代文學、文獻研究這一問題3。只有尊重“數字人文”在現代文學研究領域才開始試驗的事實，我們才能有勇氣提出、面對一個問題：如何使之盡快從理論設想落地，走向實操，發展出真正的實證、經驗研究，甚至進而形成新的理論思考，走向對現代文學整體圖景的新解、別解？

當然，這并非是說“數字人文”在理論、方法層面的探索無關宏旨。一方面我們看到，新的認識論、方法論在“數字人文”領域接連不斷地出現，如弗朗克·莫萊蒂（Franco Moretti）提出的“遠距離閱讀”（distant reading）、艾倫·劉（Alan Liu）所謂的“簡式人文+”研究(short-formhumanities+)、列夫·曼諾維奇（Lev Manovich）的“文化解析”說（cultural analytics）及理查德·羅杰斯（Richard Rogers）的“數字方法”說（digital methods）等；4另一方面，將這些源自西方文學、歷史學的“數字人文”理論及相應的關鍵方法和工具應用于中國現代文學研究領域時，可能并不一定完全適用，唯有展開大量具體的研究工作，才有望形成新的方法論和認識論，建構出兼具理論性、方法性與實證性的綜合研究方法體系，這對于“數字人文”取向的現代文學研究及中國“數字人文”研究將具有非同凡響的意義。而這一切，首先都需要我們從實操開始。

如何從設想走向實操？

從設想走向實操，無疑是極具挑戰性和難度的工作。就實際的研究路徑而言，筆者此前曾將其總結為“數字文獻學”和“數字現代文學”兩脈。關于前一方面，“我們至少應該考慮下述問題：與傳統文獻相比，現代文獻本身有何特點？給文獻學、文學研究提出了哪些新的問題？如何解決？被數字化之后的文獻本身有何特點？如果我們今天的研究已經無法脫離數據庫，則又該如何看待數據庫、利用數據庫？學者與數據庫的關系是什么？線上的所作所為與線下的學術活動有何關系等等。”5這里需要補充的是，這一方面的研究，在一些“數字人文”學者的眼中，似乎不算是正統的、重要的“數字人文”研究，但實際上，如果承認現代文學研究具有一定的史學、文獻學性質，我們就必須處理這方面的問題。

譬如最近，就有學者在一非正式場合，以其主持增補錢谷融先生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作品選》的工作為例，直率地向目前的“數字人文熱”發出批評：“我再三告誡學生，凡是電子文獻，如能找到‘實物’，一定要以‘實物’核對‘電子文獻’，不要迷信什么‘數字人文’。”這種鮮明的警惕、懷疑的態度無疑是值得我們重視的。這不僅是由于“數字人文”目前在國內幾乎未遭遇任何有效的批評、質疑，更是因為其所提出的問題是“數字人文”研究必須進行回應、討論的。其實，我們自己的研究經驗也時常在提醒我們，在數字文獻迅猛發展的今天，想要尋找其所依據、對應的“實物”——晚清民國的報章雜志、書籍、小冊子、非正式出版物等，實屬不易，但這并不意味著我們在利用數字文獻的同時，放棄了尋找“實物”的努力，依筆者個人的理解，這恰恰是近現代文獻學研究的三昧之所在。

不過，如果不是從事專門的文獻學研究，而是一般性地利用文學作品、文獻史料，是否有必要、有能力完成逐一以數字文獻（副本）復核、對應紙質文獻（母本）的工作，恐怕仍屬疑問。從更宏觀的角度來說，由傳統的“實物文獻學”發展到如今的“數字文獻學”，盡管后者繼承了前者的學術遺產，從中汲取了不少智慧和靈感，但很顯然，它們之間的斷裂、異質性要遠遠超過同一性。“數字文獻學”要面對的，并非我們熟悉的數千年人類文明的載體——紙質文獻、出版物，而是一種全新的信息生產、儲存和傳播形態——數字文獻。隨著數字技術的普及，數字文獻逐漸發展出了不同于紙質文獻的獨特形式，持續地影響我們的閱讀、思考、寫作及日常生活（認知科學、腦科學、神經科學等領域的研究也已充分地展示了這一點）。

后一方面，即“數字現代文學”研究，筆者曾將其概括為下述七個方面6：其一，傳統的文獻史料研究。這方面的研究，在可預見的未來，將會有突飛猛進的發展。現代文學文獻輯佚工作在新世紀以來碩果累累，不出意外此后還會涌現大量成果。7但這仍然只是檢索數據庫、利用數字文獻的結果，而“數字人文”真正的長處，或努力發展的方向，乃是超越檢索，利用大數據和專門的技術、工具（無論是文本編碼、語義分析、空間分析、地圖制作，還是時間表、網絡分析、可視化，皆有相應的軟件、工具）、平臺，展開專門的量化研究；其二，作家群體生平傳記的統計、測量與分析；其三，文學社團、思潮、流派的時空網絡及其生成譜系的研究；其四，文學思想史、觀念史的統計分析和量化研究；其五，文學文本的文體學（風格學）、修辭學、語言學測量和情感分析等；其六，文學研究數據可視化及相關分析；其七，以現代文學（史）為主體的跨學科、跨地域、跨族裔、跨語言的比較與綜合研究。正如弗朗克·莫萊蒂所說，他關于“世界文學”的一系列研究，對長期以來奉行文本細讀這一研究方法（也包括此方法背后隱藏的“極其狹隘的”“正典”觀、文學觀）的美國文學研究界形成了一種挑戰，也將文學和歷史研究更加有效地結合了起來，催生了其對“世界文學”體系的理論思考。8

但在當下，與理論設想、建構相比，最重要、最需要的是諸多實實在在利用“數字人文”方法所作的具體的現代文學研究。換句話說，我們深知理論、方法、技術及應用各方面、各層次的工作，對于“數字人文”的發展，都有不可替代的意義和價值，深知它們之間關系密切，呈現出互動共生、彼此依存的狀態，但我們的確更應該深度介入或努力促成實際成果的誕生，使之從理論走向實操，讓大家能夠檢驗、批判這一新的取向是否真正可以為現代文學研究帶來新的生機和希望。

何謂可視化？可視化何為？

上述七個方面的“數字現代文學”研究中，文學研究數據的可視化及相關分析的應用，在目前及今后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或將成為一個重要的發展趨勢，值得專門討論。文學研究數據可視化指的是將文學研究與地理信息系統（GIS）、圖形設計與應用等工具、技術的運用結合起來，開展社會網絡分析和數據的可視化展示。從大的方面來說，它的發展與人文學術界近年來出現的“視覺轉向”、“空間轉向”有關。越來越多的學者從理解、閱讀可視化圖像，轉到親自動手制作可視化圖像，通過可視化呈現自己的研究成果。9這一過程，借用黑格爾的術語，也可以說是一個從“自在”走向“自為”的過程。易言之，無論是文學研究的文本，還是文本中的空間、模式、敘事，都在構成可視化的對象的同時，也一定程度上啟示著可視化方法、理念的更新，從而以一種新的形式、關系，介入我們對包括文學在內的一切知識的批判性思考。

對于可視化，在此有必要澄清兩點。首先，可視化（visualization）不等于可視（visualize）。一般所謂的“可視”，是指通過可視元素傳遞信息，生成符合人類感知的圖像，而可視化指的是使某種事物（甚至原本不可見的事物）、某一認知目標變為可見的動作、事實的過程，使之在人腦中形成可感知的圖形、符號的過程、能力或結果。其次，據此應進一步指出的是，“數字人文”中的可視化并不是在沿襲傳統的人文學術的研究理論、方法的同時，通過數據庫、互聯網下載一些圖片，或是在研究中利用一些有重要參考價值的視覺資料（如照片、美術作品、電影和流媒體等），或是繪制一些簡單的圖表，而是指提取和聚合研究中的數據，將其按照一定的形式和結構予以設計和展示。在這一過程中，研究者需要處理的不僅僅是數據本身的不確定性，以及作為數據可視化基礎的可視化編碼、設計等問題，還要充分考慮不同類型數據的可視化方式與呈現方式的差異。總之，數據的可視化，絕非是圖像、視覺資料的擴充或以此為據對文字資料所作的補充說明，它本身就是一種有能力提出問題、解決問題的研究方法。10

在文學和歷史研究領域，已有許多成熟的可視化成果。例如布朗大學數字學術中心的“加里波第與意大利統一運動檔案”（The Garibaldi & the Risorgimento Archive）項目。該項目包含兩個數據庫，分別是加里波第（Giuseppe Garibaldi，1807-1882）肖像和19世紀英、法、德、美報紙關于加里波第的報道圖片，提供文本和圖像兩種類型的檢索，后開發為電子展覽。該項目不僅以多媒體形式復原了19世紀中葉在英國繪制的一幅加里波第的巨型畫作，更以這一生平事跡全景圖為主線，結合報紙上關于加里波第的圖片、報道和近4000種文獻資料，對這位在意大利統一過程中舉足輕重的歷史人物的生平事跡和時空網絡進行了全方位的展示，其中的55個分場景、眾多的地點，都有對應的文字解說和研究文獻資料，為理解意大利的統一進程和加里波第的生平、貢獻提供了直觀、豐富的解釋。又如斯坦福大學空間與文本分析實驗室的六個核心研發團隊之一的“人文+設計”（Humanities+ Design）團隊開發的從伊拉斯姆斯時代到富蘭克林時代的早期現代文壇網絡圖（Mapping the Republic of Letters），與被譽為“世界上最杰出的人文學科數據收集室”11的文學實驗室（Literary Lab）團隊開發的維多利亞時代倫敦的情感地圖（Mapping Emotions in Victorian London），將大量抽象或瑣碎的文學和歷史知識“表現為具有尺寸、規模、比例、位置、方向或具象的圖形”12，擺脫了一般基于少數作家作品而進行的文學批評與文學研究模式，涵括了數千部相關作品，而這很可能是普通學者窮其一生都難以閱盡的。再如耶魯大學數字人文實驗室的約翰·阿什貝利故居線上游（John Ashbery’s Nest）項目，不獨為觀者/用戶提供了足不出戶、在線觀覽的沉浸式體驗（immersive experience），更幫助人們領悟住所、實物、聲音、各種紙質文獻記錄與文學想象之間的關系。13對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者而言，無論是專攻一個作家的“專家研究”，還是偏重主題、議題的研究，或是文學社團、思潮史的研究等，現已累積有大量的文字、視覺資料以及部分音視頻、多媒體素材，也許可以參照這些先行可視化成果，做出探索性的展示。

然而，有必要重申的是，盡管可視化可能處于“數字人文”取向的現代文學研究的優先或中心位置，但并不是其全部。重視和推進文學數據的可視化，了解可視化是什么、可視化什么，以及如何可視化、如何“閱讀”可視化的圖表與圖像，進而探索視覺形式作為知識生產、建構的可能性，這些固然都是人文學者目前和今后可以大顯身手、首先進行實操的領域，但并不意味著其他方面的“數字現代文學”研究（這些研究并非全部與可視化相關）是不重要的。恰恰相反，包含可視化在內的七個方面，都已初步顯示出一定的可能性，也各有其相應的貢獻和價值，它們必將共同促成“數字人文”取向的現代文學研究的發展，推動中國乃至全球范圍內的“數字人文”的研究實踐，甚至很有可能催生新的研究范式。

但與此同時，我們也需要警惕在“數字人文”研究中可能出現的過度理論化的傾向。正如克斯里·安德森（Chris Anderson）所認為的那樣，“在大數據環境下，如果數據足夠多、足夠描述我們的敘事場景的話，其實理論建構并非不可或缺”14。這不意味著要拒絕批判性思考，而是要防止坐而論道，注重“數字人文”領域以實操、實踐為導向的基本特征。我們需要在具體的實踐中，探索怎樣才能在避免“技術崇拜”、“圖像謬誤”、“數字陷阱”與“白色噪音”內容生產15的前提下，通過數據、地圖、表格的繪制和各種圖形設計界面（GUI）、數字化形式的設計，以及進一步的文字解讀，拓寬人類的認知疆界（使科學與人文深度融合），提升我們的數字讀寫能力（digitalliteracy），發展出更具批判性和思辨性的思想視野，回應傳統人文學術的關懷并對其作出經得起反復討論、批判的理論貢獻（這一發展方向也被稱為“批判性數字人文”）。而這些目標無疑還需要我們今后長期的探索與思考。

（本文受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上海師范大學都市文化研究中心支持）

注釋：

1 [英]大衛·M·貝里、[挪]安德斯·費格約德：《數字人文：數字時代的知識與批判》，王曉光等譯，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2019年。

2 吳赟等：《閱讀中的青年學者：2019年編輯出版學閱讀書單》，《出版科學》，2020年第1期。

3 筆談欄目題為“‘數字人文’與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三人談”，共有三篇文章，分別為趙薇的《“數字人文”與現代文學研究中的計量方法》、嚴程的《現代文學研究的“數字人文”方法芻議》、王賀的《“數字人文”如何與現代文學研究結合》，參見《現代中文學刊》，2019年第1期。

4 參見[英]大衛·M·貝里、[挪]安德斯·費格約德：《數字人文：數字時代的知識與批判》，第132頁。部分文字經筆者據原著Digital Humanities: Knowledge and Critique in a Digital Age（Cambrige: Polity Press,2017）訂正。

5 王賀：《“數字人文”如何與現代文學研究結合？》。該文修訂版發表于微信公眾號“學衡”（2020年1月16日），以下引文皆據此版本。

6 同上。

7 參見王賀《中國現代文學文獻學70年：回顧與前瞻》（《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9期）中的簡要評述。

8 參見[美]莫萊蒂：《世界文學猜想／世界文學猜想（續編）》，[美]大衛·達姆羅什、劉洪濤、尹星主編：《世界文學理論讀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123-142頁。

9 參見[美]安妮·伯迪克等：《數字人文：改變知識創新與分享的游戲規則》，馬林青、韓若畫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8年，第44頁。

10 [美]安妮·伯迪克等：《數字人文：改變知識創新與分享的游戲規則》，第45頁。

11 語出美國《國際財經時報》記者約翰·索耶，轉引自柳欣、童薇菁：《給倫敦繪制一份維多利亞時代的“文學情感地圖”》，《文匯報》，2015年4月29日。

12 [美]安妮·伯迪克等：《數字人文：改變知識創新與分享的游戲規則》，第46頁。

13 郭英劍：《耶魯大學：數字人文實驗室的前世今生》，《中國科學報》，2019年11月6日。

14 [英]大衛·M·貝里、[挪]安德斯·費格約德：《數字人文：數字時代的知識與批判》，第132頁。

15 “白色噪音”是指網絡上必然存在的大量過時的、無聊的、低質量的內容，參見[英]約翰·B·湯普森：《數字時代的圖書》，張志強等譯，譯林出版社，2014年，第385頁。另外，對“技術崇拜”、“圖像謬誤”、“數據陷阱”的定義或批判，還可參見[美]尼古拉斯·卡爾：《玻璃籠子：計算機如何改變了我們》，楊柳譯，中信出版社，2015年；繆哲：《以圖證史的陷阱》，《讀書》，2005年第2期；李凇：《走回圖像——從兩個漢代實例看讀圖的誤區》，《南京藝術學院學報（美術與設計版）》，2010年第5期；[美]達萊爾·哈夫：《統計數據會說謊：讓你遠離數據陷阱》，靳琰、武鈺璟譯，中信出版社，2017年；[澳]約翰·哈特利：《數字時代的文化》，李士林、黃曉波譯，浙江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11-1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