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能構成一種批評方法嗎？

之所以有如此奇特的想法，源于我最近的一次親身經歷。在一個跨學科方法的對談上，我分享了自己關于城市數字地圖的批判性研究《城市數字地圖：POI數據體制與流動空間生產》，這個研究在邊緣/中心的框架下，討論數據體制如何在城市更新的歷史進程中，參與空間權力的生產。現場有個對談人，知道我的博士論文研究的是法國思想家德勒茲，竟用最新版的ChatGPT生成了以下文字：

城市數字地圖對現代日常生活的正負影響有哪些，從德勒茲的視角

從德勒茲的視角來看，城市數字地圖對現代日常生活的正負影響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分析：

正面影響：

1.解構和重組空間：城市數字地圖使得傳統地理空間的界限和框架得以解構，為個體提供了更多元的空間認知和組織方式。這有助于挑戰現有的空間體系和權力結構，為生命力的流動創造更多可能性。

2.連接與流動性：數字地圖提供了一種根莖式的空間組織，強調連接、多樣性和流動性。個體可以通過數字地圖在城市中自由地導航，發現新的地點和體驗，從而突破既定的空間路徑和限制。

3.差異與創新：城市數字地圖為個體提供了豐富的信息和資源，使他們能夠更好地發現和體驗城市空間中的差異。這有助于激發個體的創造力，以及對城市空間的重新想象和重塑。

負面影響：

1.編碼與監控：城市數字地圖可能成為一種新的權力工具，通過對空間信息的編碼和整合，對個體的行動進行監控和管理。這有可能限制個體的自由和生命力，使他們陷入更為嚴密的控制和約束中。

2.同質化與消費主義：城市數字地圖有時可能導致城市空間的同質化和消費主義傾向。個體在日常生活中可能過于依賴數字地圖上的商業設施和熱門景點，忽視了城市中隱藏的差異和多樣性。

3.技術依賴：過度依賴城市數字地圖可能削弱個體對于空間的直接感知和體驗。這有可能導致個體在日常生活中喪失對現實世界的敏感度和思考能力，從而影響他們的生命力和創造力。

從德勒茲的視角來看，城市數字地圖對現代日常生活的影響是復雜的，既有積極的一面，也有消極的一面。我們需要關注這種技術如何在改變我們對空間的認知和行動方式的同時，影響著生命力的流動和釋放。

我當時極度震驚。雖然這樣的表述缺乏細節填充和情感驅動，但這里談到的思路，基本上就是我的研究思路了！也就是說，我被AI猜中了！但問題是，這個關于數字地圖的研究，我自己覺得還是有創新的。事實證明，它曾被重復轉載，有著一定的學術認可度；有媒體也曾因它找到我，認為這里提出的問題有新意，值得被深度挖掘。但偏偏就是這樣一個我自鳴得意同時也被多方認可的研究——被AI猜中了……

那么，大家為什么會覺得這篇文章還不錯？最重要的原因，我想或許還是因為它無論是在研究領域還是方法上，都跨了學科。我出身比較文學和文藝理論，但確實為了這篇文章，自學了媒介地理學和地圖學，同時還干了個把月地圖數據采集零工。而它的創新之處，或許就在于批判理論和數字地圖這個新領域的結合。但問題是，或許“跨學科”這個事，在人類還挺新鮮，對ChatGPT這種生來“跨學科”的大模型來說，就很正常了。試想，如果ChatGPT學習了用福柯的理論研究身體實踐的文章，用德勒茲的思路分析控制社會的文章，用鮑德里亞的方法透視媒介技術的文章，用列斐伏爾的范式批判空間權力的文章……隨著數據體量增大，它又如何不會綜合上述理論，去生成一個當代西方批判理論視野下的城市數字地圖研究思路呢？在這個意義上，ChatGPT在“跨學科”問題上能猜中我，其實也在意料之中。

由此，或許我們也要重新審視何為“創新”。在現有的學術慣例下，一個研究如果其他人沒做而我做了，就算我的創新。可是，當我們不只是以人的研究為衡量尺度，把AI也加入參照系，那么“創新”的門檻，是不是會被提高？因此接下來更重要的，就是無論是否愿意，我都必須承認，缺乏真正的原創和突破，是我被AI猜中的根本原因。換言之，我的研究，表面看似新穎，其實是“套路化”的。這樣說可能有些言重，但在跨學科之外，我的研究視野或許還真沒跳出“解構和重組”“連接與流動性”“編碼與監控”“同質化與消費主義”“技術依賴和異化”等等這些被AI預測中的批判理論框架。換言之，我有意無意做的事情，或許不過是把另一個領域的材料放到一些老框架下分析，得出一些老結論。那么，究竟是這些分析框架和結論，本就具有一定普遍性，還是這種普遍性不過是建立在我對多元生命經驗的剪裁上——這個目前我也無法確定。

此時，我禁不住想起城市數字地圖這個研究剛成文時，一個摯友給我的意見：“都市空間的白領化、消費主義、流量這些東西，我感覺大家都已經知道了，所以其實看文章的時候，這個結論不太新鮮，重要的是分析城市數字地圖的形式。”由于這個研究后來得到了不少正面反饋，我幾乎忘記了他的批評。在ChatGPT的沖擊下，我又翻出這份聊天記錄，感到能擁有并找回這個珍貴的批評，真的十分幸運。是的，重要的是分析從事物中內在涌現的形式，而非用老形式去外在“裁剪”它。這是“庖丁解牛”的古訓（按照它本來的生成機理去分解它，而非在骨頭上砍），也是現象學的方法，我究竟是因為什么忘記了它們？

之所以從我自身的經驗切入這個問題，是因為我的困境或許也是很多內容生產者的困境。所以在這里，我想提出作為一種批評方法的AIGC（人工智能生成內容）。當然，這不是說讓AI直接參與評論、生成批評，而是在人類生成的內容和AI生成的內容的互鑒中，窺見人自身的問題。當我們說AI套路化時，我們的思路、語言和行為是不是也同樣陷入了套路的困境？當我們說AI缺乏常識時，我們的觀點是不是也同樣顯示著對日常生活的“無知”？當我們批評AI生產的內容沒有“具身經驗”做基礎時，我們自己的作品是不是很多時候也脫離了身體和大地的支撐？當我們說AI沒有情感和生命沖動時，我們自己是不是也早已淪為某種“正確”內容的“人肉”輸出工具？

當機器變得愈發像人，人也變得愈發像機器。那么，就讓我們在這個人機共生的時代，在人與機器的相互映照下，看看我們人自己，究竟少了什么、失去了什么，又是否可能找回什么？人的靈魂、情感、常識、具身經驗等等，我們經常在AI的強勢發展面前，“抬”出它們來當“盾牌”，宛如揮舞一面人性的大旗，實際上是種精神分析意義上的防御機制。而在你我當下的真實處境中，它們是否還如我們想象中的那樣好使？

曾經，當東西文明相遇時，我們提出文明互鑒。那么，當人與AI相遇時，為什么我們不能把AI當作一個參照系統、一種批評方法，去反觀人自身的問題？或許，在AI這個與人類有著各種曖昧關系的“它者”面前，我們會更加清楚，真正的意義應該是什么，人的表達最珍貴的部分究竟在哪里，人最終的位置究竟在哪里，而此刻在當下的我們，離這個位置又有多遠要走？

或許，我最終想說的是，當我們口口聲聲、貌似自信地研討著AIGC與人類的文學、藝術、學術間的距離時，我們首先要直面的，其實是今天人類自身及其文化的發展困境。對于我所從事的文化批判領域，至少我更加明確了的是，如果只是學習和應用既有西方理論，無法根據本土經驗進行新的創造；如果只是玩一些花里胡哨的權力分析，卻最終提不出什么建構性的可能，那么我所做的工作，不過就是讓AI都能提出的抽象框架，通過我看似有主體性的勞動，獲得具身展開和具體落地。我會覺得，作為一個人類學者，這樣真的有些羞恥。但十分反諷的是，我真正能認識這一點，并非是因為曾經導師的批評或現在同行的建議，而是源自以AI作為方法的“后人類”批評。

（作者系中國藝術研究院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所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