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2月，我把“重勘現象級文本”欄目自2022年第1期開欄到2023年第1期共六期發表的19篇論文以及6篇主持人語發給復旦大學金理教授，請他對中國當代文學研究學者共同參與的“重勘現象級文本”實踐做一個階段性小結。金理教授參與了“重勘現象級文本”，給欄目撰寫了王朔《頑主》的“重勘”論文。不僅如此，從2017年金理教授和我共同發起并召集“上海—南京雙城文學工作坊”，他對我主持的《花城》雜志“花城關注”欄目和主編的“現場文叢”“文學共同體”書系也給出過建設性的意見[1]。

2023年4月7日，早稻田大學千野拓政教授到復旦大學講學。千野拓政教授是2013年我在早稻田大學訪學的導師。因為疫情，我和千野拓政教授三年未能見面。借去華東師范大學觀禮“中國大學創意寫作聯盟”成立的機會，我去復旦大學拜見千野拓政教授。千野拓政教授本次講座的題目是《科幻的興起與想象力的變容：中國當代科幻文學與科幻文化》，其基本思路是將劉慈欣《三體》、郝景芳《北京折疊》和陳楸帆《荒潮》等科幻文學與世紀之交的中國問題以及中國對自身和世界的想象相關聯。某種意義上，這也是“重勘現象級文本”文本回到第一現場和歷史邏輯的“方法”。講座之前，我和金理教授對“重勘現象級文本”的已有成果有一個簡單的交流。他的觀感是大家的觀念、路徑和方法并不完全一致，并不是每一個研究者都按照預期的路線圖解決文本如何成為“現象”的規定議題。

事實上，“重勘現象級文本”既需要研究者專注文本內部的審美洞見，同時也需要將文本推向歷史和現實遼闊和縱深的能力。和一般的文本，也和經典性文本不同，“現象級文本”積累了巨大的“社會性”能量，以文學的力量介入、參與甚至建構公共生活。

2022年11月，借年度論文頒獎的契機，《小說評論》有過一次“現象級文本與文學史書寫”的小型研討。因為和魯迅文學獎頒獎時間重疊，我未能參會。這次研討，沒有完整的速記材料公開。能夠檢索到《中華讀書報》《文學報》記者舒晉瑜和傅小平的兩篇報道。舒晉瑜報道注意到“現象級文本”作為一個文學史現象的研究價值，主要介紹了韓春燕、王彬彬和孫郁三位學者的觀點。《當代作家評論》主編韓春燕表示，上個世紀90年代之后，很少出現現象級的文學文本，對文學現象的命名以及相應的文學史寫作都出現一定難度。南京大學教授王彬彬認為，現象級文學作品其實有兩類。一種是在文學史上有重要影響，孤立看文學史價值高，但未必有很高的文學價值；另一種既具有文學史價值，又具有很高的文學價值。需要從客觀公正的審美角度有所區分。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孫郁提出，當代文學史對現象級文本關聯性的研究非常重要，在對文本的深入審美凝視之外，關聯性打開文學史表述空間。這種關聯性包括發掘作家、作品內部的關聯，甚至可以從作品創作的歷史性源頭拓寬研究視野[2]。從傅小平的報道看，研討現場應該是有觀點不同的小交鋒。復旦大學教授張新穎建議松弛這樣的關聯，而非加強。他認為把現象級文本與文學史捆綁，是一種勢利的表現，文學史書寫需要有差異化思路：“好的文學史是怎樣的？一定不是讓現象級文本從頭到尾占據敘述脈絡的核心位置。但以往的文學史選的就是現象級文本，以這個思路寫出來的文學史僵化、凝滯、重復、因循守舊。”對此，福建社科院院長南帆從文化研究層面做出了不同的理解，認為，傳統文學研究圍繞文學經典，而文化研究更多關注通俗大眾文化，視角的轉換會讓我們關注到很多審美之外的東西。“不同的研究方法無高下之分，文學藝術工作者要在不同的話語體系博弈中，正確認識審美。”[3]事實上，揭發同時代以及長歷史時段“不同的話語體系博弈”正是“重勘現象級文本”之“重勘”的意義。“重勘”并非鞏固“現象級文本”的文學史地位，相反，可能窺破其文學史幻覺，就像陳若谷指出的：“一個看似簡單的報告文學文本，卻常被稱為科學春天的報春花，新時期文藝復蘇的報春燕。”哪怕只是局限文學史研究價值的考量，“重勘現象級文本”不但重視文學史，而且更關心“文學史的生成”。

“重勘現象級文本”不等于“重勘現象級小說”。本期的《哥德巴赫猜想》就是一篇報告文學。陳若谷以《哥德巴赫猜想》的發表為坐標原點，輻射同時期科學家形象，延伸入當時科學制度和知識分子政策，考察這一特殊文本誕生的邏輯。某種意義上，這次“重勘”是社會議題向文學審美轉場。從1956年的“向科技進軍”到1970年代末“科技也是生產力”，《哥德巴赫猜想》是這個國家想象和制度建設路線圖上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哥德巴赫猜想》是《人民文學》為全國科學大會召開“造勢”。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國家動員和個人審美創造、四個現代化和審美現代化，《哥德巴赫猜想》恰逢其時地在一個歷史節點上，而陳景潤這個科學家形象則是社會議題和審美革新微妙平衡的結果。1980年代的“現象級文本”往往有與時代同行，替國家代言的自覺意識，同時也能獲得讀者的反響和認同。國家和國民共同的政治想象被寫作者敏感到，從而不但催生“現象級文本”，甚至形成時代性的文類、結構和人物形象等，比如1980年代的報告文學。如果聯系到當下文學，不少1980年代的“現象級文本”，從生產機制上類似于今天的“主題寫作”和“重大題材作品”，但值得深思的是，為什么今天很少這類寫作和作品成為“現象級文本”？比如這一兩年那么多鄉村振興主題的小說和非虛構作品，很少有廣泛地進入到廣泛的國民審美生活的。而可以作為一個對照樣本，在網絡文學“IP”能量被充分肯定的今天，回過頭看誕生于中國網絡文化濫觴期的《第一次的親密接觸》，看它如何塑造青年生活。《第一次的親密接觸》開創網戀小說模式，虛擬與真實并重的雙重語境以及具備強烈“代入感”的角色，源于網絡次生口語文化環境等等接駁到青年日常生活，使得生活成為小說的復刻和仿寫。《第一次的親密接觸》向讀者展示一種新生活的范式，是記錄時代的文本，提供了一個新文學塑造新生活的案例。類似的情況，我們在五四新文學和新生活相互建構過程中曾經看到過。日常生活被文學藝術塑造在網絡媒體時代更為突出的例子應該是動漫和游戲。在許苗苗的觀察中，是新語言、新文化和新生活的合力推動《第一次的親密接觸》成為“現象級文本”。從《第一次的親密接觸》溢出的部分，參與到世紀之交城市青年文化和青年消費生活的建構，文學和生活的邊界被抹平。因而，“重勘現象級文本”，“重勘”的不僅僅是文本的審美自覺和自洽，還有社會生活向文學的審美轉場，以及文本嵌入到社會結構的審美溢出。

今天，無論是文學界，還是大眾傳媒時有文學“破圈”的吁求，而考察“現象級文本”固然不乏“出圈”之作，但更多的則是從一開始就把寫作現場安放在大于“文學圈”的社會生活總和。“出圈”和“破圈”之孤獨審美遠征的想象，是不是有可能只是過于愛悅自己而自造的審美優越幻象？不否認特定歷史時期國民公共空間和審美生活過于倚重文學，造就了大量的“現象級文本”；也考慮到新世紀借助網絡等新技術和媒介的平權，公共空間分眾分層以及審美降格——文學不再顯得那么重要，更不再是幾乎唯一的公共空間和審美生活。考慮到這些變量，“現象級文本”以文學的行動接通公共生活，依然應該是值得珍視的遺產和傳統。

注 釋

[1]“上海-南京雙城文學工作坊”是一個長期的計劃。自2017年開始，每年在復旦大學和南京師范大學輪流召集批評家和出版人、小說家、藝術家、劇作家、詩人等共同完成有自覺問題意識的主題性文學工作坊，希望復蘇批評的對話傳統。工作坊已經做到第六期，分別是“文學的冒犯和青年寫作”(2017·上海)、“被觀看和展示的城市”(2018·南京)、“世界文學和青年寫作”(2019·上海)、“非虛構中國和中國非虛構”(2020·南京)和“文學和公共生活” (2021·上海)。工作坊成果結集為《文學雙城記：青年道路》(鳳凰江蘇文藝出版社2020年版)和《文學和公共生活》(鳳凰江蘇文藝出版社2020年4月即出)。“花城關注”(2017-2022)持續6年36期，部分發表作品結集為《花城關注：六年三十六期》。(花城出版社2023年版)“文學共同體書系·中國當代多民族經典作家文庫”(第一輯)(譯林出版社2020年版)收入蒙、藏、維吾爾、哈薩克和彝五個民族的阿云嘎、莫·哈斯巴根、艾克拜爾·米吉提、阿拉提·阿斯木、扎西達娃、葉爾克西·胡爾曼別克、吉狄馬加、次仁羅布、萬瑪才旦等的經典作品。“現場文叢”以矚目漢語文學未來的可能性，推動中國青年文學圖書出版為目標，勘探35歲以下的中國青年寫作現場，鼓勵文學探險和實驗，旨在遴選世界文學視野的青年性和創造性的寫作者，2020年至今已出6種。

[2]舒晉瑜：《<小說評論>2022年度高峰論壇聚焦“現象級文本”議題》，《中華讀書報》2022年11月30日。

[3]傅小平：《<小說評論>年度論壇：聚焦“現象級文本與文學史書寫”>》，文學報微信公眾號，2022年12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