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兒童與青少年歷史期刊》的2008年創刊號中，有一組文章聚焦《年齡作為歷史分析的一個范疇》，呼應瓊·斯科特（Joan Scott）對性別作為歷史分析范疇的開創性討論。文章指出，年齡和性別作為分析范疇，雖然都具有生理學上的意義，但同時也都來自歷史和文化的建構，并且體現著權力的關系。不同年齡群體的等級關系是社會組織的一個主要方面，較之性別差異所形成的權力秩序更為靈活，而且對于未成年人來說，基于年齡的權力關系更為顯著。  

年齡作為一個分析框架，如何深化我們對于文學、哲學、史學，抑或是對我們自身的思考呢？讓我們來聽聽本期的薦書者高甜、胡鸝藻、許曼曼、Lidong、泓桉、柯小菁（柯佳昕）是怎么說的吧！

高甜（劍橋大學博士生）

我想推薦的書叫做《江戸児童図書へのいざない》，此書專注于日本江戶時期與出版和印刷相關的兒童文化史，并呼吁通過江戶時代的圖書和“玩具書”來重新評價日本的兒童文化。作者Ann King Herring（アン·ヘリング）是一位在美國出生的日本兒童文化史和印刷文化史的研究者、法政大學的榮譽教授。這本書向我們系統地講解了日本江戶時代木版印刷術的發展，以及隨著印刷術技術的普及和成本降低而走進尋常百姓生活的圖畫書讀物，如“赤本”“黑本”。同時書中的一些章節向我們展現了紙質“玩具畫”是如何隨著多色木版印刷技術和浮世繪的蓬勃發展，在18世紀中期開花結果的。

Ann King Herring通過這些形式多樣的印刷品讓我們了解到一百多年前江戶城的居民們如何通過圖畫書來培養兒童的閱讀習慣和對世界萬物的好奇心；以及這些沒有明確目標讀者年齡階段劃分的書籍，如何在讀者們親子共讀時成為了串連起兩代人人生階段的記憶紐帶。

雖說書中提及的圖書出版于江戶時期的日本，但對于中國的讀者而言，尤其是80后90后的讀者們，書中的許多紙制“玩具畫”作品都能讓我們聯想到自己童年時期的紙制玩具，例如換裝紙娃娃、洋畫片紙牌、雙陸飛行棋。所以我不僅想把這本書推薦給對江戶出版文化史和兒童文化史感興趣的讀者們；我同時也想把這本書推薦給童心未泯的大孩子們，希望你們在翻閱此書時，能重拾孩童時期，也許遠離高科技玩具、也許物質匱乏，但是在“不夠炫酷”的紙質玩具勾勒出幻想的世界中玩得無比盡興的美好回憶。

胡鸝藻（澳門大學博士生）

當人類切換到動物、植物或機器人的視角，也許才會深度思考——作為人類的我們，究竟意味著什么？劍橋大學Zoe Jaques教授所撰寫的Children’s Literature and the Posthuman: Animal, Environment, Cyborg從三個方面（動物、環境、賽博格）審視后人類主義（posthumanism）視角下人類的地位。作者借用《彼得潘》（Peter Pan）中“betwixt-and-between”的概念來描述人類與非人類的界限，并從本體論（ontological）的角度探究兒童文學如何向讀者揭露人性、生態、性別和科技等議題的復雜性。

本書涉及的細讀文本體裁廣泛，從小說到圖畫書，從詩歌到動畫，強調后人類哲學對人類身份的質疑或鞏固既可能出現在錯綜復雜的故事中，也可能隱含在看似簡單的文本里。本書還將《愛麗絲夢游仙境》（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愛心樹》（The Giving Tree）、《木偶奇遇記》（Pinocchio）等經典定義為后人類思想演變中的重要作品，通過批判人類中心主義（anthropocentrism）來構建人物新身份。例如，《愛麗絲夢游仙境》描述了一個具有極強流動性的幻想世界，用擬人與擬物的手法實現物種雜交（hybridization）。不論是長有人手的渡渡鳥，還是脖子長得像蛇的愛麗絲，通過怪誕的變形，人類與非人類的界限被消除，而人類所謂的“優越性”也受到挑戰。

從后人類主義出發，這部學術著作發掘出人類與非人類概念的不穩定性，表明兒童文學具備干預人類權威、挑戰人類主體性及模糊人類與非人類邊界的潛能。在人類世（Anthropocene）背景下，這本書或對后人類身份構建、生態倫理等問題的研究有極大啟發。

許曼曼（兒童史與兒童電影研究者）

作為一名兒童史領域的研究者，我的學術興趣逐漸從個案式分析轉向更為抽象的理論思考，想要借助理論的探照燈思考手頭個案能夠揭示的根本問題。本期我想向各位讀者推薦兩本書，第一本書是劉曉東教授所著《發現偉大兒童：從童年哲學到兒童主義》（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2）。該書匯編了劉曉東教授近年來在教育哲學領域發表的多篇重要文章，方便讀者相對系統地了解童年哲學、兒童主義、童心主義哲學等學術概念。這本書至少從兩個方面給我們提供啟迪：其一，作者認為教育學與政治學有極大的關聯與交叉性，討論教育論題的根本就在于如何想象、構建一個理想的社會形態。在這一背景下，劉曉東并未將兒童本位限制于某一學科之內，例如我們熟知的兒童文學或者教育學，而是強調“兒童是社會、文化進步的基礎和須臾不可分離的根系，還是人文學科的開端和目的”，一個尊重兒童天性、有助于人性發展的社會是值得期許和富有未來的。其二，作者在第三部分從童心主義到兒童主義，致力于對中國與日本的兒童觀進行爬梳與融匯，試圖構建兒童主義這一新的觀念體系。有意思的是，作者分析了中國哲學思想中的童心學說、李贄的童心哲學、日本大正時期的童心主義，視野宏闊地勾描了童心哲學所依賴的中西方交匯的思想資源，為我們思考不同時期的兒童與童年提供了一種觀念史的可能。關于這方面的研究，還建議讀者參閱西方哲學視野中的童心，與中國哲學作一番對話與補充。

我推薦的第二本書來自澳大利亞學者白杰明撰寫的《藝術的逃難：豐子愷傳》（賀宏亮譯，浙江人民出版社，2015年）。相較于現今市面上關于豐子愷的傳記作品，這本傳記更具學術氣息，語言優美且意蘊深厚，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好書。今日推薦的理由仍與童心相關：接續李贄提出的童心說，新文化運動時期眾多學人共同推進兒童的發現，豐子愷便是其中之一。豐子愷別具慧眼地辨識出童心是一種不可多得的珍貴品質，他提醒我們：童心不僅存在于孩童身上，青年或成年人亦可通過有意識地培養，使得這一特定心靈狀態在長大后不泯滅。這本書有創見地將豐子愷不同時期的漫畫與文學作品放入更大的社會文化語境與美學背景中去，不論是師法自然、追求趣味，還是發現傳統、護身護心，豐子愷的藝術作品均折射了他身上特有的兒童性。所謂兒童崇拜者不僅是豐子愷繪制兒童漫畫得來的美名，更是定位豐子愷人生追求與創作取向的關鍵詞。這本書在最后的結語亦別有深意，揭示了童心哲學的社會價值：“豐子愷最大的成就，或許是在20世紀變幻無常的政治中始終保持一種自由自在的精神，當許多人在藝術創作與政治活動之間進行痛苦的選擇時，他沒有完全被現實擊潰，也不為歷史所出賣。”

Lidong（北美青椒）

The Dark Fantastic: Race and the Imagination from Harry Potter to the Hunger Games，這本書對青少年流行奇幻作品及其衍生的同人創作進行了深入分析，聚焦于黑人女性形象的呈現及背后的意涵，比如英國BBC制作的電視劇《梅林傳奇》（2008-2012）里侍女出身的格溫（Gwen），美國奇幻青春劇《吸血鬼日記》（系列小說1991-2014，改編劇集2009-2017）中作為女主好友之一的邦尼（Bonnie）等。作者創造并理論化“dark fantastic”一詞作為研究范式，意指種族差異在奇幻故事的想象中所扮演的角色。貫通批判性種族理論和黑人少數族裔的個人經歷，作者的整體行文和分析可讀、易懂，其見地又能做到不失批判力度和理論深度，是我個人比較欣賞的學術表達，尤其作為關涉社會正義議題的一類研究。

我印象比較深的一個例子是Thomas對《饑餓游戲》中小蕓（Rue）這一形象的分析。作品本身不管在北美還是其他地區的傳播，都被定性為典型的“大女主”作品，但凱特尼斯（Katniss）的女主光環也讓我們無形中忽視在其陰影下被邊緣化、甚至被犧牲的其他女性人物。Thomas注意到一個頗有深意的敘事細節，并為人物之間的權力關系定下了基調。原著書中小蕓這個角色第一次被介紹到讀者面前，是凱特尼斯在觀看電視轉播其他區選手的畫面中捕捉到這個身影，她尤其留意到這個女孩跟自己的妹妹小櫻（Prim）的異（膚色）與同（嬌小）。在后續的情節發展中，Thomas援引學者Robin Bernstein的概念“racial innocence”（詳見公號往期推薦）指出，種族差異將兩個女孩的純真區別對待，合理化暴力發生在作為少數族裔的小蕓身上。在這三個女性角色的關系中，比如凱特尼斯是為了保護被抽中名字紙條的妹妹，自愿作為選手參加這項殘酷的競賽，但同樣純真無罪的小蕓沒有其他選擇而被迫站上競技場，直面可怕的現實。在后期比賽的生死較量中，小蕓不是作為兇殘的對手，而是純真如同妹妹一樣的存在，因此她毫無保留地把自己的求生知識和技能教給凱特尼斯，但敘事合理化小蕓的付出某種程度上也在默認她犧牲的必要性：小蕓的死亡在實際效益上，讓女主收到了小蕓所屬的十一區提供的面包物資，更重要的是在道德層面上證明女主后續的攻擊、報復行為不是沒有人性的謀殺，而更像是一個女英雄。從敘事定調到完成，少數族裔小蕓的純真與否是被種族差異所操控的，服務于代表白人至上的凱特尼斯這樣的女戰士。

該著作聚焦被邊緣化的黑人女孩群像，去剖析和批判主流幻想文學和影視作品中被奉為圭臬的種族主義意識形態，其在幻想敘事中的種種癥結也正映射出社會現狀和弊病。正如作者自己所言,“The marginalization of these dark fictional girls within these multimedia texts is analogous to the marginalization of people of color in schooling and society”(11)，以及角色和現實族群所經受的暴力和不公正對待。作者從種族視角入手的分析提供了一個很好的研究范式，幫助我們思考如何解構由年齡、階層、性別等其他社會結構主導的、跟兒童和青少年相關的價值體系。

泓桉（社會文化史研究者）

早在“少年班”為國人關注之前，美國就開啟了“科學天才搜羅”（Science Talent Search）項目。從上世紀四十年代起，非營利性組織“科學服務”（Science Service）牽頭，通過一系列測試，選拔四十名最有天賦的青少年，為美國的科學建設補充生力軍。這個項目延續至今，成為美國最負盛名的高中科學競賽。比較不為人知的是，這個項目的啟動，曾交織著美國成人對當時青少年文化中排斥“科學”的憂慮。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調查曾顯示，美國青少年對科學家的態度有負面傾向，形容科學家是孤僻內向、沒有異性緣的。為了扭轉科學在青少年心中的地位，成人開始培養和宣傳年少的科學偶像，傳達“科學是非常酷的”理念。

在《天真的實驗：美國的童年和通俗科學文化》一書中，作者認為，這種成人的憂慮夾雜著上一代人對于兒時科學探索的懷舊之情。在20世紀早期，科學活動一度被認為是順應兒童天性的，因為“科學”和“童年”常與諸如“天真”“自然”“純潔”“永恒”等概念相連，能更接近于“真相”。人們還普遍認同的是，兒童對于周遭世界的探索，某種程度上可被歸入科學實踐。然而，從二戰開始，持續到戰后的一段時間內，兒童（尤以白人男孩為代表）在科學領域的先天優勢逐漸不再為公眾或學界所樂道。不少成人都指責流行文化的侵蝕，導致科學探索的快樂不再足以吸引青少年，于是，美國社會出現了一些諸如“孩子是天生的科學家”“科學其實很有趣”的呼聲。不過，這仍然沒有緩解成人的焦慮，因為事實證明“小科學家”并不會自然而然地長成“大科學家”。對此，有科學教育人士就質疑這些將兒童類比為科學家的說法，認為其對科學的困難和復雜過于輕描淡寫，嚴肅的科學活動需要學習并掌握兒童本能需求以外的許多抽象技能，而且科學實踐的結果并不總是符合預期。

在考察科學教育在20世紀的美國所經歷的轉變時，本書關注了更大范圍的社會變遷，包括工業化、對于天性的理解、科學的專業化發展、美國在世界上的地位等，指出這些方面共同促成了圍繞兒童科學活動的理念轉變。在探討科學與童年的關系時，本書還引入了性別視角，值得注意的是，書中提到女性作為科學知識傳授者的地位在敘述中有被邊緣化的趨勢：20世紀以前的文學不乏滿足孩子求知欲的母親或阿姨等虛構形象；到20世紀三十年代之前，學校還向女性開放教授科學課程的職位，之后逐步偏向聘用男性教師；二戰之后，當輿論提到男孩失去對于科學的熱情時，人們常常會指責是女性科學老師沒有盡到循循善誘的責任。本書在探討成人對于科學教育和童年的理解變化之外，也關注兒童自身的聲音，其中既有兒童博物館收藏的記錄兒童訪客活動的資料，也有創辦了青少年科學俱樂部的小會員寫給雜志的書信，還有20世紀的科學家們記錄童年的科幻影視文學作品的口述史料，從兒童這個特定年齡人群的視角，本書展現了20世紀科學知識在美國普及的歷史進程。

柯小菁（柯佳昕，中山大學歷史學系（珠海）特聘副研究員）

Julia Stone（石愛理）博士，畢業于德國柏林自由大學東亞研究所（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Freie Universit?t Berlin）。Chinese Basket Babies: A German Missionary Foundling Home and the Girls it Raised (1850s-1914)一書，是她長期投入研究西方傳教育嬰事業的一個成果。本書是以1850年德國傳教士在香港成立的“巴陵育嬰堂”（或稱“巴陵女書院”，Findelhaus Bethesda）做[作]為一研究個案，文中除了詳細考察巴陵育嬰堂的成立背景、經過及管理方式，最重要的是揭露育嬰堂里女孩們的生活故事，以及當時中國廣東南部棄嬰的社會背景。

根據學者梁其姿的研究，中國明清時期，育嬰堂是地方士紳重要的慈善事業之一，因應民間棄養與殺嬰風俗，收留對象尤其以女嬰居多。清代中央政府對這些慈善機構采取不主動干涉的態度，而是站在肯定與鼓勵的立場，交由民間自行處理。女嬰多半在斷奶以后被有需要的家庭領養，幸運一點的自幼成為童養媳，命運乖舛的，成長之后則被輾轉賣到妓院淪落為娼。晚清許多西洋傳教士陸續到中國宣教之后，秉持以基督教“教化”（civilize）異教徒的理念，也主動加入收養這些棄嬰與孤兒。與中國育嬰堂最大不同之處在于，他們將這些幼兒照顧至成人，開辦教育，甚至教導一技之長。

何以在眾多西洋傳教士建立的育嬰堂中，巴陵育嬰堂的微觀研究，值得關注與投入？作者首先強調，歐洲傳教士在中國建立慈善事業的相關數據，主要是來自傳教士的敘述，尤其是在男性傳教士“凝視”（gaze）下的觀點，巴陵育嬰堂也不例外。如何跳脫男性觀點，詮釋一群被改造的女性故事，益發顯得重要。第二，過去無論是研究中國或是西洋傳教士所建立的育嬰堂或孤兒院，多半是利用統計數據來研究，例如財務收支、入院人數、死亡數、社會流動等，對內部兒童的生活實況缺乏掌握。統計資料的缺陷在于無法涵蓋長時間變化，并且難以呈現準確性。例如，有許多女孩在婚后經歷社會、經濟地位上的巨大改變，這些是統計資料所無法具體描繪的現象。巴陵育嬰堂的獨特之處在于，為后人留下許多女孩的生活細節，以性別角度分析這些故事背后的社會現象與意識形態，正是作者最重要的貢獻，也是對上述兩點限制的突破。

本書除了導論與結論之外，一共分成六章。第一、二章討論巴陵育嬰堂如何誕生與結束，以及院內的德國職員如何塑造他們心目中理想的中國女基督徒。三至六章則是進入女孩們的生命故事，述說她們是如何從原先被放棄的孩子，在傳教士的教化下，努力向上提升，成為醫生、教師、護士等職業婦女；并透過婚姻，重新融入中國社會，及其適應過程中所遭遇的種種困難；以及育嬰堂的傳教士替她們挑選婚配對象的同時，她們如何展現自主性。結論則是特別將巴陵育嬰堂放在一個更廣闊的歷史脈絡，討論殺嬰、棄兒在晚清中國社會的整體意義。

以上為書評導語，書評全文請見《一項跨文化的工程：巴陵育嬰堂的故事》，《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期23（2014年6月），頁183-1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