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犁作品薈集

不同版本的《荷花淀》

今年是孫犁（1913年5月11日—2002年7月11日）誕辰110周年。作為一位橫跨中國現代文學和當代文學，創作生命達六十余年，且在生前即被文壇公認為“文學大師”的重量級作家，孫犁及其作品不僅在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跡，滋養著一代又一代青年作家和讀者，同時也是考察20世紀中國文學作品出版與海外傳播的重要樣本。

“戰地荷花”：從“冀中的吉爾波丁”到“一個有風格的作家”

小說《荷花淀》“震動延安文藝界”之前，孫犁首先是以文藝理論與新聞通訊在晉察冀邊區嶄露頭角的。抗戰初期，孫犁即投身革命事業，為配合敵后抗日宣傳工作，他寫下了大量的文藝理論文章，被當時《紅星》雜志社主編路一譽為“冀中的吉爾波丁”（吉爾波丁系蘇聯著名文藝批評家）。1938年4月，論文《民族革命戰爭與戲劇》由人民自衛軍政治部油印發行，據冉淮舟《孫犁作品單行、結集、版本沿革年表》記載，這是目前發現的孫犁最早的作品單行本。1939年5月，孫犁調往晉察冀通訊社做通訊指導工作，在擔任《通訊往來》《文藝通訊》等刊物編輯期間，創作了《論通訊員及通訊寫作諸問題》。同年10月，這本新聞學著作由晉察冀通訊社鉛印發行，邊區抗敵報社總經銷。侯軍在《孫犁第一本專著的“傳奇”》一文中指出：“此書一經問世，就受到了‘超常規待遇’——在晉察冀極為艱苦的條件下，竟得以鉛印出版，足見這本‘應運而生’的專著在當時是多么受重視和青睞。”1941年9月，孫犁創作的兒童讀物《魯迅·魯迅的故事》由新華書店晉察冀分店出版，列為“青年兒童文藝叢書”第一輯，全書分作兩部分：“一部分是由魯迅的小說縮編”“一部分是編配一些人對魯迅的回憶，或編者個人對魯迅的感觸”（孫犁：《〈魯迅·魯迅的故事〉后記》）。沙可夫在為此書所作的序言中稱其為“灌輸魯迅精神的補品”。1942年春，孫犁根據《冀中一日》（《冀中一日》是在冀中區黨委的統一領導下，借鑒高爾基主編《世界一日》、茅盾主編《中國的一日》的辦刊經驗，組織開展的一次大規模群眾性寫作運動）編輯心得撰寫的《區村和連隊的文學寫作課本》由冀中文建會油印發行。1943年4月17日，該論著榮獲邊區魯迅文藝獎金委員會頒發的唯一一項年度獎。同年7月，華北書店將冀中原油印底本鉛印發行，取名為《怎樣寫作》（上、下冊），全書共分九個章節，并附錄《本書學習研究題要》以及作者油印本后記。據說，當時冀中軍區總司令呂正操無論帶領部隊轉戰何處，都會隨身攜帶孫犁的這本文藝學著作。此后該書又多次更名出版，如1947年7月冀中新華書店印行的《文學入門》，1950年2月分別由中南新華書店出版的《寫作入門》和上海文化工作出版社印行的《文藝學習》等，均系削刪本的再版。直到1964年8月作家出版社編印《文藝學習》時，該書才得以重新恢復原貌，除《前記》《油印本后記》《校正后記》外，另附《新版題記》。《孫犁文集》《孫犁全集》所收錄的文本亦基本沿用此版。

1944年6月，孫犁抵達延安魯藝，隨即迎來文學創作的“井噴期”，日益成為解放區獨樹一幟的知名作家。《荷花淀》《蘆花蕩》等一系列重要作品的相繼發表，更是一舉奠定其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中的地位。據丁玲回憶，毛澤東主席在看過《荷花淀》之后，曾在當期《解放日報》的邊緣處留下“這是一個有風格的作家”的簡短評語。時任《解放日報》副刊編輯的方紀亦在評論文章中寫道：“讀到《荷花淀》的原稿時，我差不多跳起來了，還記得當時在編輯部里的議論——大家都把它看成一個將要產生好作品的信號。”足見孫犁作品在當時延安文藝界產生的震動效應。1946年11月，《荷花淀》單行本由華中新華書店出版，系“大眾文庫”之一種。據《孫犁年譜》的作者段華考證，這是現存《荷花淀》的最初版本。同年，《荷花淀》被收入北京書店印行的《解放區短篇創作選》第一輯，周揚在《編者的話》中明確指出，包括《荷花淀》在內的這些作品，是“文藝座談會講話的方向在創作上具體實踐的成果”，不僅在內容上反映出“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的新的生活與新的人物”，而且在形式上也呈現出“一種新的風格，民族的、大眾的風格”。據賀桂梅考證，當時出任晉察冀中央局宣傳部長的周揚，準備趕往上海組織文藝界人士赴美訪問。他帶去的兩件禮物中就有《解放區短篇創作選》。后因戰爭等因素的影響，訪美計劃遺憾未能成行。我們姑且將其視為孫犁作品走向海外前的一次“彩排”。

1947年4月，小說散文集《荷花淀》由香港海洋書屋印行，被編入周而復主編的《北方文叢》第二輯，內收六篇作品，即《荷花淀》《游擊區生活一星期》《村落戰》《白洋淀邊一次小斗爭》《山地的春天》《麥收》。據周而復回憶，當時《北方文叢》一經出版，便在國民黨統治區、香港、澳門和東南亞地區產生極大反響，印刷數量與日俱增，有力提升了工農兵文藝的向心力和影響力，成為海內外進步人士了解共產黨文藝路線和毛澤東文藝思想的重要窗口。而《荷花淀》也由此成為孫犁文學作品的“出海首秀”。新中國成立前夕及之后一段時間，《荷花淀》又多次被重印和再版，如“1949年8月，由三聯書店刊行的《荷花淀》是香港海洋書屋版的重印本，首印3000冊，除了封面和版權頁稍有變動外，其他幾無變化”；“1955年9月，北京通俗讀物出版社以‘文學初步讀物’之一種出版了《荷花淀》單行本，內收《作者介紹》和《本書說明》各一篇，并配有戴澤、紹晶坤插圖五幅。這是自1946年之后《荷花淀》第二次以純粹單行本方式面世”；“1959年6月，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小說合集《荷花淀》，首印54000冊，內收《荷花淀》《采蒲臺》《囑咐》《光榮》四篇作品”；“此外，還有一種特殊的修改本，即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學語文教材（包括大學選本）對《荷花淀》進行的修改。這些修改大多是編輯們自行操作的，因此而形成了一個全新文本”。

“多風趣而不落輕佻”：“孫犁風格”的擴散與傳播

1949年，天津解放，孫犁隨軍進城。在編輯《天津日報·文藝周刊》期間，他不僅先后創作發表了《村歌》《風云初記》《鐵木前傳》等頗具分量的文學作品，而且為中國當代文壇培養出一大批優秀的青年作家，形成了后來著名的文學流派——“荷花淀派”。隨著“孫犁風格”影響力的日漸擴大，國內各大出版機構都對其作品保持密切關注，大量文學書籍如雨后春筍般涌現。據《孫犁年譜》記載，1949年4月，天津知識書店將孫犁1941年連載于晉察冀《教育陣地》雜志上的少兒讀物《少年魯迅讀本》再版，系“新少年讀物”之一種；7月，上海群益出版社出版短篇小說集《蘆花蕩》，內收《藏》《蒿兒梁》《碑》《丈夫》《蘆花蕩》《邢蘭》《戰士》《女人們》八篇，列為“群益文藝叢書”之一種；8月，短篇小說集《囑咐》由北平天下圖書公司出版，系“大眾文藝叢書”之一種，內收《光榮》《澆園》《紀念》《囑咐》四篇。1950年2月，中篇小說《村歌》由天下圖書公司出版；4月，小說散文集《農村速寫》由天津讀者書店出版；12月，短篇小說集《采蒲臺》和論文集《文學短論》分別由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上海文化工作社出版。1951年4月，詩集《山海關紅綾歌》由天津知識書店出版；10月，孫犁長篇小說《風云初記》第一集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列為“文藝建設叢書”之一種，12月又再版。孫犁在致康濯信中自信地認為，這部小說“絕非過眼云煙，一時熱鬧之作，頗有傳之其人，證之歷史的憤激之情”。好友王林亦在多則日記中記錄下閱讀孫犁小說時的欣喜之情：“孫犁同志《風云初記》第一冊看完了，芒種和春兒這兩個人物寫得特別好”，“芒種到山地送信，巧遇秋分的丈夫（高蠡暴動時領袖）高慶山。明知是個巧遇，是作者的安排，但是心里特別高興、愉快”，“文學不應是事實的堆砌，而應表現人的情感和愿望。《風云初記》就頗帶民間傳說式的美”。（王林：《我與孫犁四十年——王林日記輯錄之一》）

在此期間，孫犁還受邀加入訪問蘇聯的中國作家代表團。為了便于蘇聯人民更好地了解中國作家，臨行前，他按組織要求撰寫了個人自傳。在為期一個多月的訪蘇之行中，孫犁不僅隨團參觀了柴可夫斯基劇院、馬雅可夫斯基博物館、托爾斯泰故居、高爾基文學研究院等文藝圣地，同時還參加了中蘇友好聯歡會、烏茲別克詩歌節等多項文學交流活動，受到蘇聯作協方面的熱情招待。這次蘇聯之行也標志著孫犁作品正式邁出國門，走向世界。1953年2月6日，王林在日記中明確寫道：“一朝鮮青年翻譯同志說孫犁同志的《風云初記》已譯成日文出版。”由此可見，此時孫犁作品的翻譯與推介工作已經啟動，并在海外擁有一定的受眾群體。

1958年4月，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小說散文集《白洋淀紀事》，并列為“播種文藝叢書”。全書收錄了抗戰初期至新中國成立前后孫犁所寫的絕大部分文學作品，共計五十四篇。這本書是“荷花淀派”的扛鼎之作，最能體現出孫犁樸素、明麗、清新、柔美的藝術風格特質。王林曾于1959年前后接連為《白洋淀紀事》撰寫三篇評論文章，稱贊書中的小說、散文“篇篇像女人頭飾上的珠花，珠珠放光”。冉淮舟亦寫下洋洋萬余言的長篇評論，將孫犁的作品稱作“美的頌歌”。7月，中篇小說《鐵木前傳》由百花文藝出版社出版。文藝理論家王淑明在《新港》雜志上發表的《讀〈鐵木前傳〉》，不僅從文本層面上對小說的語言、人物、結構、敘事等進行細致解讀，同時從人情、人性、人道主義角度對作品的藝術風格和思想內涵給予高度評價。1960年7月24日，茅盾更是在全國第三次文代會上的報告中充分肯定孫犁的創作，贊賞“他有自己的一貫的風格。《風云初記》等作品，顯示了他的發展痕跡。他的散文富有抒情味，他的小說好像不講究篇章結構，然而絕不枝蔓；他是用談笑從容的態度來描摹風云變幻的，好處在于雖多風趣而不落輕佻”。

與此同時，孫犁作品的海外譯介和傳播也迎來高峰期。中國外文局創辦的《中國文學》雜志（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一份，也是迄今為止唯一一份向西方讀者及時系統地譯介中國文學藝術的官方刊物，行銷150多個國家和地區；1951年10月《中國文學》英文版創刊，后又創辦了法文版）對孫犁的小說青睞有加。據劉衛東考證，在1961—1966年間，《中國文學》先后出版發表了孫犁的《鐵木前傳》（1961年）、《孫犁小說選》（1964年）、《村歌》（1966年）等作品。其中，英籍漢學家、翻譯家戴乃迭和編輯家兼評論家呂劍，在孫犁作品的譯介和傳播方面作出突出貢獻。當時正值盛年的戴乃迭曾將孫犁的多部作品譯出，推薦給國外讀者。《中國文學》相繼刊載了她翻譯的《山地回憶》《蘆花蕩》（1962年第9期）、《風云初記》片段（1963年第9期）、《光榮》（1965年第10期）等作品；1964年，呂劍的《孫犁會見記》在《中國文學》法文版1月號及英文版3月號上發表。文章以訪談隨筆的形式詳細介紹了孫犁的性情品質、創作風格、審美意趣、知識構成和思想來源，從而為海外讀者勾勒出一個生動、鮮活、豐滿的中國作家形象。此外，蘇聯的《文學報》還于1963年初譯介了孫犁的《鐵木前傳》。黃秋耘說：“英譯本《鐵木前傳》不錯，不知道俄文本質量如何。”王林亦在日記中稱：“我已記不起告訴他（指史如北，時任天津文聯辦公室主任——引者注）蘇聯《文學報》譯載了孫犁的《鐵木前傳》。想來，顯然我是作為一個好消息告訴他的，不然我就不會向他說這件事了。”顯而易見，這一時期孫犁作品已經在海外傳播中產生較大影響。

此外，在新中國成立后的17年間，《津門小集》《白洋淀之曲》《文藝學習》《文學短論》以及《風云初記》三集合訂本、單行本也相繼被中國青年出版社、百花文藝出版社、人民文學出版社、作家出版社、外文出版社一版再版。

從“清荷”到“淡菊”：孫犁的晚期風格

新時期以降，重返文壇的孫犁筆耕不輟，老而彌堅，十余年間創作發表了大量的回憶散文、讀書隨筆、評論雜談及《書衣文錄》《蕓齋小說》等，共計百萬余字。伴隨著國內出版機構陸續恢復運營，塵封多年的孫犁作品也迎來一個出版的“中興期”。由于這一時期相關出版物數量龐大，且呈現逐年增長的趨勢，筆者在此只能擇要（即新著、合集、文集等）述之：1979年8月，《晚華集》由百花文藝出版社出版。1981年3月，《秀露集》由百花文藝出版社出版；6月，《耕堂雜錄》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10月，《澹定集》由百花文藝出版社出版。1982年1月，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孫犁小說選》，列為“當代作家自選叢書”；12月，《尺澤集》由百花文藝出版社出版。《孫犁文集》五冊七卷亦由百花文藝出版社于1981—1982年陸續出版。1983年3月，人民文學出版社先后出版《荷花淀派作品選》和《孫犁文論集》，前者收入孫犁小說11篇，后者收錄文章132篇；12月，《孫犁詩選》和《書林秋草》分別由河南少兒出版社、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1984年1月，《孫犁散文選》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收文90篇；3月，《遠道集》由百花文藝出版社出版。1986年2月，《老荒集》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1987年4月，《陋巷集》由百花文藝出版社出版。1989年6月，《耕堂讀書記》由百花文藝出版社出版；9月，《無為集》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1990年1月，《蕓齋小說》由人民日報出版社出版。1992年3月，《如云集》由百花文藝出版社出版；6月，《孫犁文集》（珍藏本）由百花文藝出版社出版，文集共八冊（前編五冊，續編三冊），前編為1981—1982年“百花版”，續編收入1984—1992年間出版的六部散文集文章，以及新中國成立前的佚文舊作，附錄張金池《孫犁著作年表續編》《孫犁作品單行、結集、版本沿革年表續編》。1993年，金梅主編的《孫犁散文選集》由百花文藝出版社出版，收文62篇。1994年1月，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張學正主編的《孫犁代表作》，收文127篇；12月，郭志剛選編的《孫犁詩意小說》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收文15篇。1995年11月，花山文藝出版社出版《曲終集》。1996年5月，湖南文藝出版社出版嚴秀、牧惠主編的《孫犁之卷》，系“當代雜文選粹”第四輯；6月，人民日報出版社出版劉夢嵐主編的《蕓齋夢余》；10月，北京出版社出版姜德明主編的《孫犁書話》。1998年5—6月，山東畫報出版社先后出版劉宗武主編的《書衣文錄》和《蕓齋書簡》。

同一時期，停滯已久的孫犁作品海外譯介與傳播工作也同步開啟。以馬獻廷的《我見到的孫犁——為〈中國文學〉而作》一文（《新港》1979年第10期）為前奏，1982年《荷花淀》由外文出版社出版，《孫犁小說選》由《中國文學》雜志社出版；1982—1983年間《風云初記》的英文、法文版相繼出版。此外，海外漢學家對孫犁的評價與研究亦隨之面貌一新。在法國漢學家林曼叔、海楓、程海合著的《中國當代文學史稿（1949—1965大陸部分）》（巴黎第七大學東亞出版中心1978年4月版）中，孫犁被譽為“當代中國文學史上具有藝術水平的作家”。

2002年7月11日，孫犁先生逝世。巨星隕落，文壇同悲。為緬懷和紀念這位“黨的忠誠戰士、人民群眾熱愛的文藝家”，國內的孫犁作品“出版熱”持續升溫。2002年10月，百花文藝出版社出版八卷本《孫犁文集》。2003年4月，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四卷本《孫犁選集》；5月，長征出版社出版《幸存的信件》，收錄孫犁1959—1982年致冉淮舟信127封。2004年7月，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十一卷本《孫犁全集》。2008年12月，文匯出版社出版《孫犁文集》（天津日報珍藏版），全書分上下冊，匯集孫犁從1949年1月至2005年7月在《天津日報》發表的大部分文稿。此后，每到孫犁的誕辰或逝世周年，國內各大出版社都會推出體裁多樣、形式各異的孫犁作品選本、合集。特別是在2022年8月，為迎接孫犁先生誕辰110周年，人民文學出版社集中推出了“孫犁作品插圖本”三種，即短篇小說、散文集《白洋淀紀事》，中篇小說《鐵木前傳》和長篇小說《風云初記》，林鍇、張德育、林浦分別為三部作品配圖。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尤其是孫犁逝世之后，“孫犁文學史定位與重估”問題一直是海內外學者普遍關注與熱議的話題。中國作協主席鐵凝在《懷念孫犁先生》（收入《百年孫犁》，百花文藝出版社2013年4月版）一文中指出：“孫犁先生對前人的借鑒沉著而又長久，他卻在同時‘孤傲’地發掘出獨屬于自己的文學表達。他于平淡之中迸發的人生激情，他于精微之中昭示的文章骨氣，盡在其中了。大師就是這樣誕生的。”德國漢學家顧彬亦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年9月版）中認為，孫犁“寫出了女性戰友們‘美的心靈’”，不僅是“解放區成長起來的最重要的作家”，“甚至是新中國的偉大敘事者之一”。

國內學界素有“兩個孫犁”之說。早期孫犁的小說清新似“荷”，晚年孫犁的散文則淡如“菊”。荷花又名蓮花。北宋大儒周敦頤曾在《愛蓮說》中有云：蓮，花之君子者也；菊，花之隱逸者也。孫犁的創作風格雖前后迥然有別，但文學價值卻可等量齊觀。正如劉衛東在《從“清荷”到“淡菊”》一文所言：“孫犁青年時，‘荷花淀派’與‘山藥蛋派’相提并論；孫犁晚年時，曾有‘南巴（金）北孫（犁）’的說法。由此可見孫犁的文壇地位。”

（作者：趙振杰，系河北省作協研究員、河北師大文學院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