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永玉走了，99歲，差點成為百歲老人，他叼著煙斗咧嘴大笑的場景永遠定格在了照片之中。黃永玉一生童心未泯、率真任性，繪畫與文學雙為雙修，終成一代大家。回望黃永玉藝術生涯的起點，就不得不提到他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創作的系列套色木刻版畫《阿詩瑪》，以及那個永遠流傳的美麗傳說。

黃永玉作《阿詩瑪》插圖之一

撒尼人與阿詩瑪傳說

中國著名搖滾歌手謝天笑有一首名曲《阿詩瑪》，歌詞這樣唱道：“讓我在山巖中隱藏自己，人生中唯一的一塊身軀。石頭般的心靈，早已無人能再次喚醒。阿詩瑪，阿詩瑪不再說話。阿詩瑪，最堅硬的阿詩瑪。”緊張陰郁的旋律走向、急速轟鳴的失真吉他以及狂暴撕裂的人聲演唱，使這個屬于古典時代和民族地區的美麗愛情故事獲得了全新的現代詮釋。

“阿詩瑪”原本是彝族撒尼人民間傳說中一個撒尼姑娘的名字。撒尼人是彝族的一個支系，主要聚居在今天云南昆明石林縣、文山州丘北縣一帶，而“阿詩瑪”的故事最早就流傳于石林地區。口傳敘事長詩《阿詩瑪》如今已經成為石林當地的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因村寨、吟唱者、傳承人不同，故事的細節要素盡管略有差異，但核心內容基本如下：

阿詩瑪從小美麗善良、聰明勤勞，得到家人和鄉親們的寵愛，前來向少女阿詩瑪提親的人絡繹不絕。熱布巴拉的兒子對阿詩瑪愛慕萬分，也派媒人去提親，但阿詩瑪在熱布巴拉家財富的誘惑下不為所動。

熱布巴拉眼看說媒不成，便強行搶婚將阿詩瑪劫持而去。阿詩瑪的哥哥阿黑在遠方放羊，預感到家中有不幸的事情發生，連夜趕回，得知妹妹被人搶走，于是又趕到熱布巴拉家去解救阿詩瑪。阿黑與熱布巴拉家斗智斗勇，經過幾回合較量，終于戰勝了不可一世的熱布巴拉。

阿黑帶著阿詩瑪走在回家路上，代表神魔的小蜜蜂誘騙阿黑兄妹到它所居住的巖洞休息，隨后“崖神”把阿詩瑪牢牢粘在崖壁上，阿黑使盡渾身解數，也沒能救下妹妹。阿詩瑪最終變成了石林叢中的石峰和群山中的回聲，與日月同輝、與山河同在。

在國內的大眾認知層面，《阿詩瑪》實際經歷過一個從撒尼民間口傳文學到漢文敘事長詩的文本化過程。

《阿詩瑪》的整理與出版

晚清時，法國天主教傳教士保祿·維亞爾（Paul Vial，中文名鄧明德）在他的法文著述中記錄了一段彝族婚禮上男女對唱的一部分，這段彝族無名敘事詩后來被學者考證為其實就是《阿詩瑪》，這也成為最早向世人介紹《阿詩瑪》的文本。

和其他民間傳說一樣，阿詩瑪的故事在長期口口相傳的過程中，不可避免地產生了諸多的版本和異文，因此形成固定文本的前提一定是重新發掘、搜集和整理。

1949年秋，音樂學家楊放（哈尼族）在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滇桂黔邊區縱隊革命工作期間，對流傳于石林圭山地區的《阿詩瑪》民歌歌詞進行了初步的搜集記錄。1950年9月，當時昆明唯一的文藝刊物《詩歌與散文》刊登了楊放搜集記錄的《阿詩瑪》，題為《圭山撒尼族底敘事詩〈阿斯瑪〉》。同年11月，人民出版社《新華月報》進行轉載，次年該文又被收入張壽康輯《少數民族文藝論集》（北京建業書局，1951年）。隨后，《西南文藝》1953年10月號刊登了云南民族學院教育科教師朱德普整理的《美麗的阿斯瑪——云南圭山彝族傳說敘事詩》。不過，這兩種整理本都是節譯，無法反映原作全貌。

云南人民文工團圭山工作組在《阿詩瑪》經典建構過程中起到了決定性作用，該工作組受中共云南省委領導，由官方直接推動開展對《阿詩瑪》的發掘、搜集、整理和出版工作。1953年，云南省召開全省文藝工作會議后，時任云南省委宣傳部文藝處處長黃鐵牽頭成立了云南人民文工團圭山工作組，由黃鐵、文工團副團長楊知勇、女作家劉綺共同負責具體工作。調查期間，工作組深入彝族撒尼人聚居的偏僻村落，進行了長達三個月的發掘整理。

作為成果，由云南人民文工團圭山工作組搜集整理，黃鐵、楊知勇、劉綺執筆編寫，部隊詩人公劉潤色的《阿詩瑪——撒尼人敘事詩》于1954年初發表在《云南日報》“文藝生活”欄目上，云南人民出版社、中國青年出版社隨后于當年出版了單行本，楊永青繪制了插畫。全詩長達1800余行，原作的面貌基本得以呈現出來，這一版本被稱為《阿詩瑪》的“第一次整理本”。

《阿詩瑪》“重新整理本”誕生的契機是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十周年，重新整理《阿詩瑪》成為云南文藝界向國慶十周年獻禮的重要工作。1960年，云南人民出版社和人民文學出版社分別出版了“重新整理本”《阿詩瑪（撒尼族民間敘事長詩）》，署名為中國作家協會昆明分會重新整理，實際上是由著名作家李廣田執筆完成，他在“第一次整理本”的基礎上，進一步調查研究，整理修改250余處。至此，關于《阿詩瑪》的文學體裁稱謂也經過了“民歌-口頭史詩-故事傳說-傳說敘事詩-敘事詩-民間敘事長詩”等變化，最終被確認為“民間敘事長詩”，并一直沿用至今。

創作《阿詩瑪》插圖

黃永玉創作的木刻版畫《阿詩瑪》是由外宣出版催生的。1953年2月，黃永玉結束長期的漂泊生活，從香港搬到北京居住，在中央美術學院版畫科教授木刻，同時到北京榮寶齋向老藝人學習傳統水印木刻技術。一年后，黃永玉接受外文局邀請為云南彝族撒尼民間敘事長詩《阿詩瑪》創作插圖。

1955年，黃永玉來到云南石林采風，在撒尼人的村落與撒尼人同吃同住了兩個月。其間他認識了撒尼姑娘“普茲葦”，并邀請她作為版畫《阿詩瑪》的原型模特。2010年，榮寶齋精心套色印制了一本大開本的《阿詩瑪》，并請黃永玉撰寫前言說明，他簡要回憶了當年創作《阿詩瑪》的經歷：

“一九五三年我在中央美術學院版畫科教木刻，院長江豐先生派我到榮寶齋學習水墨套印技法，以便在教學上開展中國民族風格木刻套色藝術。江豐先生這種想法是很有遠見的。在學習過程中，刻了一幅齊白石老人像，一九五四年外文局約我為云南撒尼族史詩‘阿詩瑪’作木刻插畫。我去了云南省路南縣額勺依村體驗生活。云南省文聯和云南軍區派了劉綺女士、梅小青先生協助我的工作，我有幸與兩位在額勺依生活了兩個月。額勺依生活很苦。全村人畜共用下雨形成的一口小池塘混濁的食水，耕種方式十分原始，全年食用蒸熟的玉米碎。青年跟我們成了好友。‘阿詩瑪’的模特兒名叫‘普茲葦’，是位嫻雅美麗的姑娘。半個多世紀過去了。我曾多方打聽普茲葦的消息，后來知道她已在七十余歲的時候去世了。額勺依的情景恍如昨日，時光倏忽，我也成為近九十的老朽……沉重的心思，紀念江豐先生、美麗的普茲葦和今生難以再之的遙遠的額勺依。”

因為黃永玉最初是應外文局之約開展創作，所以這組套色木刻版畫首次出現在出版物上是外文出版社1957年出版的《阿詩瑪》英譯插圖本，同年朝花美術出版社也出版了黃永玉創作的全套十幅《“阿詩瑪”插畫》，印數僅1000冊，現在二手書市場上已經極為難得。

人民文學出版社1960年版“重新整理本”漢文《阿詩瑪》的封面設計采用了黃永玉最著名的那張阿詩瑪側面肖像，但并沒有收入其余插圖，1962年人民文學出版社精裝再版此書時，才收入了全套十幅插畫。自此這套清新淡雅的《阿詩瑪》插畫伴隨漢文敘事長詩《阿詩瑪》的文本傳遍全國，也成就了新中國歷史上少數民族文藝的經典符號。

符號化的阿詩瑪

中國作協云南分會作家周良沛曾到訪過黃永玉當年創作插畫的采風點額勺依（今石林縣圭山鎮額沖衣村），他發現美麗的撒尼少女臉部輪廓分明，而且長著拜倫式的“希臘鼻子”，直接令他想到黃永玉的那幅阿詩瑪肖像畫。

在《額勺衣的“希臘鼻子”及其他》一文中，周良沛對這幅肖像如此評論道：“黃永玉一組《阿詩瑪》的套色木刻中的阿詩瑪肖像，就和眼前的姑娘一模一樣。有人非議黃永玉沒有生活，是受外國木刻的影響而想當然地這樣為阿詩瑪造像，聽多了，我也難免受到這些議論的影響。可是，這一看，黃永玉刻刀下的生活依據，不就在眼前么？他刻這組木刻前，曾到榮寶齋學習他們技工修復一些古畫使用單刃刀，亦名拳刀的功力，否則，像阿詩瑪那些以細線刻出來的頭飾，用西式刀具、技法，根本無法達到此種效果。”

黃永玉創造的阿詩瑪形象自從誕生以來就成為世人想象這位少女的“標準像”。比如，1964年根據敘事長詩改編的風靡全國的電影《阿詩瑪》之所以選定楊麗坤作為女主角，很大程度也是因為黃永玉的“標準像”在先，楊麗坤的形象氣質與畫像中的阿詩瑪十分接近。

阿詩瑪形象符號化的另一個例子就是阿詩瑪牌香煙的出現。1982年云南紅塔煙草公司玉溪卷煙廠開始生產阿詩瑪香煙，煙包設計采用了黃永玉創作的那幅阿詩瑪側面肖像。隨著阿詩瑪香煙走進千家萬戶，這一符號無疑得到了進一步的強化。

專門研究阿詩瑪的人類學者巴勝超曾指出，阿詩瑪作為一種文化符號在今日語境下的所指多種多樣：“如作為地理概念，阿詩瑪指中國云南石林，這里被宣傳為中國阿詩瑪的故鄉；作為旅游概念，阿詩瑪指為游客導引觀光的女性導游和石林景區的阿詩瑪石峰；作為經濟概念，阿詩瑪指一種香煙品牌。無疑，阿詩瑪已經成為一個非常流行的民族文化符號，在世界的舞臺上輪番亮相。”

或許每個中國人的心里都住著一個阿詩瑪，只因她關乎記憶中的感動與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