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新南方寫作”的討論場中，如果拋出這樣一個提問：與諸種“南方以南”的復雜經驗相匹配，近年來最具有代表性的小說人物形象是誰？最佳回答極有可能是：一只生活在晚清的雌性巨蛙，是的，它甚至“不是人”，沒有現實維度上的原型，是一場事先張揚的文學虛構。創造出這一非凡形象的小說家林棹，未必共享有關“新南方”的種種理論自覺或問題意識。這種無意識反倒更凸顯出內在于“新南方”的敞開幅度與逃逸本能。小說《潮汐圖》中，巨蛙的開場自白如同一則令人心領神會的讖言，它宣布自己尚未定型：“我是虛構之物。我不講人物，因為我根本不是人。我有過許多名字，它們一一離我而去，足以湊成我的另一條尾巴。”

巨蛙一生的流離飄蕩，始于鴉片戰爭前夕的廣州疍家，它的結局，是消失在一方寄往歐洲帝國博物館的巨大冰塊中——在19世紀逼真的海陸版圖上，虛構者將她的權利行使徹底，創造出漢語寫作的奇觀蜃景，再如魔術師般輕輕抽身離去。巨蛙一生中得到的各種名字，則無不是對人類模仿造物主行使命名權的反諷：蛙仔、蛙怪、靈蟾大仙、Polypedates Giganteus、老蛤蟆、從大唐帝國遠道而來的巨蛙太極、灣鎮巨蛙……人類帶著好奇、多情、幻想和誤解，用語言在巨蛙身上展開文化權力或文明暴力的撕扯掠奪，到頭來，不過都成了巨蛙終將擺脫的“斷尾”。最終，沒有任何一種命名能統攝它、揭示它“是什么”。這與“新南方”所處的話語生態何其相似，似乎已經足夠說明“新南方”的文學生命力與誘惑力何在。比起對既有文學事實的歸納，或對某種內涵與外延都清晰的寫作現象的命名，“新南方寫作”更像是一種詢喚結構。它仍保持開放和未定型的狀態，在行動中自我解放，在越界中逃逸。正如“南方以南”這一短語中包含的語勢，它朝向一種流動、混生、不斷自我拓殖與增量的文學理想。

這要求我們調整認識的坐標系。“新南方”有別于傳統地方文學、方言文學之“新”，正在于擺脫“南北文學”的傳統討論框架，超越了中國“北方—南方”的二元邏輯。“南方”的身份主體，不再依托“北方”、中原政治權力中心的壓抑、忽視或是浪漫化想象。它落實在世界地理、海洋史、貿易史、殖民史與文化交往史之中，在全球性的坐標軸與取景框中，洞開認識“南中國”或中國的主體性的新視野。“若將圓心扎在嶺北大地，將視野的半徑限制在短短一截之內，采取單一的標準、價值觀，‘蠻荒嶺南’故事之誕生也就不足為奇。要是把圓心移至南方海域，半徑拉大，更換甚或增加多元的標準、價值觀，就能得到面貌不同的故事。”如林棹在《聽古，講古，駁古》所言，在蒙昧、原始的“蠻荒嶺南”與開放、多元的“千年商港”之間，尚有大片值得文學介入的地帶。如果在封建帝國政治版圖上，嶺南是“南蠻鴃舌”或“山高皇帝遠”的邊緣，那么，在取道海洋的寰球航貿圖卷里，卻是最得風氣之先，是中國與世界相遇的前沿。

不妨以語言為例，離開“新南方”的聲韻，“新南方”的神韻與詩學將難以真正地談起。這只烏有之蛙誕生在一個怎樣的南中國，它說怎樣的語言？“我會說水上話、省城話和比皮欽英文好得多的英文。一點澳門土語。對福建話、葡萄牙話、荷蘭話有一定認識。認得十幾個字。”《潮汐圖》所呈現的晚清，恰恰與粵語書寫史上最為興盛的段落發生重疊。在民族共同語將立未立之時，使用粵語為主的廣州，是日益強勁的通用語尚未能完全觸及的地方。“寰球詞與物，盡在此間擱淺”，外來文化的劇烈沖擊下，這是一個新詞激增的年代，更是一個拒絕陳腔濫調的年代，這為粵語文學書寫的繁榮提供了生機。根據學者李碗薇在《清末民初的粵語書寫》中的梳理，方言字的創造、說唱文藝的出版和流行，加上外來傳教士的推波助瀾，“這種特殊的文化優勢，使粵人可以成為能說又能寫的‘語言共同體’（language community），有力地支撐晚清及以后的粵語書寫”。但在此后長達一個世紀的時間里，較之吳語地區，同為強勢方言區的粵語地區文學經典的生產卻長期陷入沉寂。可以說，《潮汐圖》的出現，用多音、雜語的復調書寫，回應了超乎期待的粵語對漢語寫作實踐的突破，也展示出泛南方語系對于漢語寫作的充分在場。

當然，也帶來了不小的閱讀挑戰。尤其是粵方言密度最大的第一章，陌生的粵方言字、方言詞與神秘的巫語唱段帶來的視讀，以及隨之引發的視覺、聽覺眩暈，對于當代的小說讀者，不論是否來自粵方言使用區，都是一種大膽的冒犯。但也如同乘船出海，適應了最初的顛簸后，是暢游未知水域的大暢快。再沒有比“拆肺，換腮”更貼合這種閱讀體驗的了——“你拆肺，換腮，綠的聲音灌滿你，你什么都看見了。”認識南方以南的瑰瑋新世界，需要跳出舊語言秩序與感官系統，從慣習的漢語小說語感中走出，讓讀者與作家締結新的語法與美學契約。在文白相間、新詞與舊譯、方言與國語的語體混融與互相活化之中，林棹探求一種屬于自己的語言范式。《潮汐圖》當然無法再以狹義的“方言小說”或“地方小說”來涵蓋，它是誕生于21世紀的當代漢語小說。

不得不單獨提及的還有植物的維度。盡管對“新南方”下本質化的定義都讓我心生疑慮。但在亞熱帶向熱帶過度的氣候帶與自然植被帶上，南方潮濕且蓊郁，植物的盛大氣象，是如此自發且強烈地撲來。人與自然相糾纏、與植物彼此深深嵌入的共生經驗，使得南方的生境，不再是失焦的、模糊一團的舞臺布景。它構成這樣一種寫作事實，人借助植物獲得重新丈量時間與空間的標尺，植物塑造著人的記憶與欲望，定義著人對生命的理解，讓抽象的經緯度數字具象化為生命形態。林白《北流》卷首的長詩《植物志》，沒有標點符號的植物學名的綿延如同植被族群自身的綿延，“無盡的植物從時間中涌來”。嶺南長年常綠的植物，營造一種看似無止無休，看不見起點與盡頭的時間感，有時候要借助外力的撞擊，才能找到一個文學轉換的入口。在《北流》中，李躍豆闖入異鄉香港，意外地重新尋回失落已久的北流話。與粵語語系母語一同復蘇的，還有兒時燒狼蕨的氣味，此后是源源不絕的人面果樹、龍眼樹、芒果樹、鳳凰木伴隨著革命年代記憶的回涌。林白將這種生命體驗，比擬為身體里永存著的一根簕，植物與血肉長在一起的刺。在熟悉到模糊一片的濃綠里，識別、指認出那些略顯拗口的陌生學名，實則是刺穿黏連成團塊的記憶，喚醒被壓抑的官能與情感的秘徑。

同是經歷現代性過程與歷史激變，物候的變換相對更緩慢，有自己內在的秩序。植物會被砍倒也會復生，散發著看似被動、脆弱，實則古老、頑固的反抗能量。近年來南方寫作中博物學意識的興起，帶來更大的時空尺寸下對于“變”與“不變”的討論。更重要的是，豐饒的物候，也帶來對平等、多元的生命情狀更近乎“本能”的尊重和容許。如果將“新南方寫作”比作一口巨大的生態缸，那么，在女性與孩童經驗、弱者書寫、去人類中心敘事等諸多層面，它確乎已經釋放出可見的潛力與優勢。植物給人的啟示，不只是關乎“萬物有靈”的樸素敬畏心，也不只是始終警覺于宏大話語包裹下的結構性權力關系，更持續生產著毫不示弱的原始求生欲望與對抗聲音。《北流》里李躍豆重返花木蔥蘢的北流，在植物的激活下，再造完整的母系氏族與女性獨立經驗。《潮汐圖》中巨蛙與數名豢養人的情誼，與賤民疍家女契家姐的養育與報恩，與十三行平民畫師馮喜的友情，與孤兒迭亞戈漂洋過海的相依為命，無不超越物種，反照人性，如細弱的水系向珠江、向南中國海和大西洋匯流。巨蛙的身上，濃縮了帝國時代被籠罩在戰爭、盜獵、殺戮陰云下所有花木珍禽奇獸、女性、有色人種、貧弱者的命運。相比于受限于生老病死的人類，巨蛙是幸存者，它得到小說虛構的庇護，因此肩負起更恒久的文學責任與記憶倫理。“我要看見、記住，我要活得長久，我要雙目圓睜，哪怕變做囚徒（我已經是了）、標本、攝青鬼，我也要從牢籠、博物館、曠野永恒地看。”如此，重申一種多元平等的共同體與共同語的文學可能，也是虛構者一邊泅渡、一邊創造“南方以南”時所朝仰的遠景吧。

（作者系上海師范大學人文學院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