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熱映中的《長安三萬里》，電影名出自明代陳子龍《從軍行》的“夢到長安三萬里，海風吹斷磧西頭”，又暗合了主角高適的《送李侍御赴安西》：“功名萬里外，心事一杯中”。電影以高適的視角進入故事，切入到李白的人生，以兩人從青年到晚年的幾次相遇為線索，展現了一幅“大唐群星閃耀時”的詩意唐風畫卷。

既然是一部歷史浪漫主義的電影，必然有其深厚的歷史背景，也有藝術加工的成分。那么，《長安三萬里》究竟有哪些虛虛實實的小細節呢？

李白、高適青年時相識？

初次見面已過四十歲

電影將李白和高適的相遇設定在了他們的青年時代，兩人因一個誤會不打不相識，之后惺惺相惜，視為知己。電影中杜甫初次登場是在岐王府內，還是一個在掉牙的兒童。但歷史上李白與高適、杜甫的初次相遇是在同一年，李白當時四十三歲，高適差不多同齡，杜甫三十二歲。

高適與李白相識，緣于杜甫的引薦。744年，李白因為得罪了楊貴妃和高力士，難在長安容身，于是上書唐玄宗，請求還山。唐玄宗下詔賜金放還。李白一路東行，在洛陽與杜甫初次相遇。

聞一多先生曾這樣評價李白和杜甫的相遇：“他們的相遇，是中國文學史上最激動人心的時刻，也許只有老子與孔子的相遇能與之媲美，仿佛太陽與月亮的相碰。”

仕途不順的兩個人變得格外情投意合，兩人相約同游汴州（今河南開封）等地，此時高適正寓居于此，杜甫邀他一起，于是三人同行，并留下了“梁園題壁”之美談。

梁園這個地名在電影中反復被提到。梁園，又稱梁苑，是西漢中期梁孝王劉武所興建的離宮及園林，其遺址位于今河南商丘。梁園在漢朝時就是一處著名的文學勝地，也是唐朝詩人對景懷古的好去處。高適曾在這里長期居住，從幽州回來后也是在此寫出了他的《燕歌行》。李白在此寫下了他的《梁園吟》，“平臺為客憂思多，對酒遂作梁園歌”。

因“千金買壁”之典故，高適還充當了一回媒人，此宴散后不久，李白就娶了前宰相宗楚客的孫女宗煜，高適從中牽的線。

高適暗中救李白？

并未施以援手，拒見李白妻子宗氏

許多觀眾都被電影中李白、高適、杜甫三人的深厚友情所感動，特別是最后通過程公公之口，點出高適托郭子儀暗中救好友李白，卻打算“深藏功與名”。然而，這只是電影的藝術加工和高適的“主角高光”。

事實上，李白生性豪放豁達，廣交好友，他的朋友圈可謂涵蓋盛唐大半個文壇。即便有“梁園一聚”，李白和高適也并不算深交，電影中李白兩次三番忘記和高適之約，這倒是符合他的性格。至于杜甫，和李白的交往也只是文人間的相惜。兩人的三面之緣，發生在一年半之內，從745年在齊魯相遇后再無交集。不過，杜甫作為李白的“小迷弟”，倒是對這段友情念念不忘，“余亦東蒙客，憐君如弟兄。醉眠秋共被，攜手日同行。”

《長安三萬里》中，李白留下守護，高適求哥舒翰赦免郭子儀，歷史上其實救郭子儀的只有李白一人。在裴敬為李白寫的墓志銘里，提到了李白救郭子儀的舊事。李白客居并州時，與郭子儀在軍中相識，還沒有身居高位的郭子儀遭到重罰，李白當時已有盛名，出面求情，郭子儀才免于刑責。

電影最后高適寫信求郭子儀救李白一命，這是對高適的另一處美化。歷史上，當時李白確實向老友求救，寫了一首《送張秀才謁高中丞》，“我無燕霜感，玉石俱燒焚。但灑一行淚，臨歧竟何云。”但高適并未施以援手，并且拒見李白的妻子宗氏。李白被流放夜郎，與高適再無交集。

在政治上，李白天真，高適成熟。也正是因為高適在政治上的成熟，他才成為唐朝唯一封侯的詩人。當時李白犯下的可是謀逆大罪，高適年過半百才大器晚成，不可能為了救李白去對抗圣意。

不過，郭子儀為李白求情，這在史料中是有記載的。《新唐書》記載：“（李）璘敗，當誅。初，（李）白游并州，見郭子儀，奇之。子儀嘗犯法，白為救免。至是，子儀請解官以贖，有詔長流夜郎。”在其他史料中，營救李白的是宋若思和崔渙，宋若思的父親是李白的老友宋之悌，李白曾寫有《江夏別宋之悌》一詩；崔渙為唐朝宰相、博陵郡王崔玄暐之孫，禮部侍郎崔璩之子，以江淮宣慰大使的身份為李白各處疏通。在這個過程中，自始至終沒有出現過高適的名字。

岐王府內杜甫、高適躲在舞獅道具里

暗指王維所經歷的“黃獅子舞事件”

片中杜甫第一次以小萌娃的形象出場，是在長安的岐王府中。顯然，這個場景來自杜甫那首著名的《江南逢李龜年》：岐王宅里尋常見，崔九堂前幾度聞。前面我們說過，杜甫第一次見到李白和高適時，已經三十二歲了。而他第一次到長安其實在梁園交游之后、三十五歲的年紀了。

如果杜甫果真如詩中所說經常出入岐王府宅，自然是一段值得大記特記的關系。然而，杜甫晚年寫的諸多回憶錄式詩歌，把青壯年時的榮耀之事都提了個遍，唯獨一次都沒有提及他進入岐王府的事，也沒有提過被誰引薦而進入岐王府。所以，關于這首詩的作者究竟是不是杜甫，從宋時就有人表示懷疑。比如南宋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卷十四云：“此詩非子美作，岐王開元十四年薨，崔滌（崔九）亦卒于開元中，是時子美方十五歲，天寶后子美未嘗至江南。”明人胡震亨《唐音統簽》認為《江南逢李龜年》為“他人詩無疑”。清代沈德潛編《唐詩別裁集》，也說“含意未申，有案未斷”。

其實，開元八年左右在長安岐王宅中與李龜年時時見面的，很有可能是王維。王維不僅因文章而少年得名，而且他還擅長音律，電影中也出現了其彈琵琶的鏡頭，據說他甚至能從壁畫中定格的姿態里看出畫的是哪一首樂曲的哪一節。王維跟李龜年一樣，因為精通音律而受到岐王的喜愛。王維著名的“愿君多采擷，此物最相思”如今題為《相思》，但明代凌濛初本的原名卻是《江上贈李龜年》，可見二人交情匪淺。因此雖然《江南逢李龜年》至今仍被認為是杜甫的杰作，但出自王維也并非沒有可能。

電影中高適和杜甫偷偷躲在舞獅道具里的畫面，讓不少觀眾印象深刻。仔細觀察會發現，這里也暗藏玄機，那就是作為道具的黃獅子。

開元九年(721)，王維中了進士，年僅二十一歲，被任太樂丞之職，負責音樂、舞蹈等教習。薛用弱《集異記》卷二：“及為太樂丞，為伶人舞黃獅子，坐出官。黃獅子者，非一人不舞也。”在唐朝的典禮律令中，有一條就是“黃獅子這個節目非一人不能舞”，這個人就是皇帝。伶人私自表演了舞黃獅子，這件事被人添油加醋地渲染了一番，報告給朝廷。于是，作為領導的王維成了“背鍋俠”，被貶出京城，到2000里以外的濟州任司倉參軍。聽起來官不小，實際上就是個管軍糧倉庫的管理員，屬于正九品頭銜。由于正史沒有記載這件事，因此，有人懷疑這不過是唐玄宗削弱親王勢力的一個借口。

電影還有一個有意思的小細節，李白等人在酒肆聚會時，王維先行退席，這是對于歷史上李白和王維交情冷淡的注腳。一個詩佛，一個詩仙，同生于701年，都曾長安為官，都在內亂中受到牽連，還有一個共同的朋友孟浩然，然而兩人如同二維世界里的平行線，似乎沒有任何交集。有傳言說兩人因為玉真公主成為情敵，勢不兩立，從不“同框”。實際上，這只是后人的揣測，真正阻擋兩位詩人交往的除了性格上的互斥之外，有更深層次的時代背景因素：李白信道，王維向佛，唐朝雖有佛道合一的趨勢，但畢竟道不同不相為謀；李白為商人之子，而王維出身太原王氏，在門閥制度森然的唐朝，那可是實打實的上流貴族身份，圈子不同，自然不能硬融。當然，同為大唐才子，文人相輕，自古有之，何況還是有競爭關系的兩個頂級文人。

行卷是“取功名的捷徑”？

那時“走后門”是公開的

電影中，青年李白意氣風發，帶著高適到處“行卷”，并且稱其為“取功名的捷徑”。那么，行卷是什么呢？

所謂“行卷”，是指舉子為了能被取中，常常托請有政治地位的達官顯貴或有文學聲望的學者把自己推薦給主考官，這在當時是公開進行的。這些舉子為了求得推薦人的信任和賞識，便把自己的文學著作用工整的字體寫成卷軸，呈獻給推薦人。這種卷軸和做法叫“行卷”。

電影中李白第一次受挫就是在拜見李邕時。李白聽說渝州太守李邕是當朝有名的大儒，著作甚多，書法與文章也都很出眾，便慕名前去拜見，不料狂放不羈的李白并沒有得到李邕的青睞。氣不過的李白寫了首《上李邕》的詩，其中的名句“大鵬一日同風起，扶搖直上九萬里。假令風歇時下來，猶能簸卻滄溟水。”詩中的主人公，其實就是說他自己。

滿腔熱血被現實潑了涼水，李白選擇去揚州。臨別時他勸慰高適也是寬解自己，“胸中的錦繡一定有脫口而出的一天”。這里化用了余光中寫的《尋李白》，“酒放豪腸/七分釀成了月光/余下的三分嘯成劍氣/繡口一吐/就半個盛唐”。

高適來到長安尋求自己的錦繡前程，但是，祖上的影響力到了他這一代，已經沒有多大的幫助，人走茶涼。高適又沒有認識的當朝貴人，想要靠走關系是行不通的，科舉考試也沒有希望，只得走了邊關殺敵這條祖上舊路。

除了行卷，“走后門”的方式還有很多，其中最高級別的就是尋求玉真公主的引薦。電影中玉真公主出場鏡頭不多，但給人留下了深刻印象。特別是她戴的那件項鏈也是大有來頭，和著名的李小孩墓出土的國寶級項鏈十分相似。玉真公主是睿宗的第九個女兒，是玄宗李隆基的親妹妹。據唐《才子傳》記載，王維第一次參加長安進士考試是在開元八年（公元720年），因不懂考試潛規則，結果落敗而返。之后，便游走于寧王、岐王府中，請求他們給予幫忙。但寧王、岐王不愿直接出面，而是給他出主意，讓他去找自己的妹妹玉真公主。

電影中講到岐王府內王維被宮女簇擁著換衣，這個情節其實也是有歷史依據的：有一次宴會，岐王讓人把王維打扮成一名樂師，帶他到玉真公主的府邸，風度翩翩的王維很快就引起了玉真公主的注意，岐王趁機推薦說這是一個很懂音樂的人，隨后讓王維獻上一曲《郁輪袍》。岐王趁熱打鐵，說王維不僅擅長音律，詩文也非常不錯。王維連忙取出自己的詩作獻給了玉真公主，玉真公主讀后贊嘆不絕，說這里面的部分詩句自己以前讀過，原以為是某位古人的作品，沒想到作者原來是王維。接著讓王維更衣，帶他會見其他客人。玉真公主還召來了主考官，向皇帝薦舉王維。就這樣，王維成功擠下被內定為狀元的張九皋。

詩墻、詩板……

唐代文人的“朋友圈”

唐朝時，上至帝王宰相下到市井酒徒，人人都能作詩，人人都會吟詩。問題來了，古人沒有朋友圈也沒有微博，人們寫完了詩詞，發表在什么地方呢？所謂“詩墻”，就是把自己的詩作寫到墻壁上供人們觀看。但墻壁畢竟有限，很快就都寫滿了，而且，過一段時間如果想更換內容的話，還得重新粉刷一遍，再把新詩寫到上面有點麻煩。像李白第二位夫人宗氏“千金買壁”的豪舉，畢竟是少之又少。于是，有的詩人便想出了新的辦法，就是把詩寫到一塊木板上，這就是唐朝詩人的第二種微博——詩板。

唐宋人亦將詩板稱作“詩版”“詩牌”“詩榜”“詩牓”，更多情況下則以“版”“牌”等單字指稱。影片中幾次提到詩板，不管是風景名勝還是路邊酒樓，甚至高適所在的邊關都會備上幾塊供人題詞。

在黃鶴樓，李白喝了酒，年少輕狂詩興大發，也想去吟誦兩首千古絕句以供后人瞻仰，卻被小二引去看了崔顥前年才題的詩：“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余黃鶴樓。黃鶴一去不復返，白云千載空悠悠。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日暮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李白的筆懸在空中，做了一首打油詩自嘲，“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詩板制成后，按規制皆懸掛在梁棟上。釘于梁棟間的詩板，文字要大，而游人閱讀，需要仰視。李白“在上頭”一語，正是就所見崔顥詩板的懸掛位置而發。

貫穿全劇的相撲

電影中的裝束比歷史上更為保守

影片中貫穿李白、高適交往的一條明線是相撲，他們一生中有三次相撲，這是電影中特別重要的設計。影片最后講到高適之所以大勝吐蕃軍隊，是受到李白教他的相撲講究虛實的啟發。

相撲運動起源于先秦，古稱角抵、角力，在宋時達到頂峰。唐代統治階級尚武，宮廷中專門設了摔跤隊，取名“相撲朋”，平時供皇室觀賞。角抵在唐代民間也很流行，往往還有女子參加。1991年在西安市唐金鄉縣主墓出土的相撲俑，便是這一時期相撲運動最好的力證：比賽雙方上身完全赤裸，下身光腿赤足，僅在腰胯束有短褲，頭上一般是梳髻不冠，也有時戴幞頭。這一時期，相撲運動傳到了日本，至今，日本相撲的裝束仍有漢唐遺風。和歷史記載及文物一對比，可以發現，電影里的裝束似乎更加保守一些。

秦漢時期，角抵逐漸成為一項娛樂表演活動。從南北朝時開始，角抵又稱為相撲。唐代詩人李商隱的《義山雜纂》有幾條提到了相撲，他把“瘦人相撲”列為“不相稱”，“相撲人面腫”列為“羞不出”，“善相撲偶輸”列為“說不得”，“相撲漢拳踢”列為“怕不得”。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出，相撲在唐代已經很盛行，相撲手和現在一樣要強壯，瘦人去相撲是不相稱的。如果被人打得鼻青臉腫就是恥辱，是不能讓外人知道的。

雖然史料并無記載李白擅長相撲，但電影中設計李白和高適以相撲交友的情節也是說得通的。

被譽為大唐“三絕”的劍舞

裴十二以公孫大娘的弟子李十二娘為原型

影片中女扮男裝英姿颯爽的劍手裴十二，是影片里唯一亮眼的女性角色。裴十二的父親是裴將軍，名裴旻，出自名門河東裴氏。他年輕時鎮守幽州、抵御外敵，官至金吾衛大將軍，年老后則歸隱鄉野。唐文宗時，李白的詩、張旭的草書、裴旻的劍舞被譽為“三絕”。《獨異志》中曾描寫過裴旻的精湛技藝：“擲劍入云，高數十丈，若電光下射，旻引手執鞘承之，劍透空而入，觀者千百人，無不涼驚栗。”王維、顏真卿等人都曾作詩對其大加贊美。據傳，裴旻還是李白的師父，電影中也有許多李白舞劍的鏡頭。

唐朝時期，社會風氣開放，民風豪放，國家武力強悍，士人也充滿尚武精神。劍舞作為一種表演形式在唐朝大放異彩，其流行遍及社會上下。

大唐劍舞，男有裴旻，女有公孫大娘。以裴將軍女兒身份出現的裴十二，是以公孫大娘的弟子李十二娘為原型。杜甫在少年時看過公孫大娘舞劍，流落四川時再見其弟子有感，寫下《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昔有佳人公孫氏，一舞劍器動四方”，還說張旭的草書是從公孫大娘舞劍里得到靈感，“昔者吳人張旭，善草書帖，數常于鄴縣見公孫大娘舞西河劍器，自此草書長進，豪蕩感激，即公孫可知矣。”

影片中還出現了高適向貴人們獻槍舞的橋段。身懷祖傳絕技“高家槍法”的高適，唯一一次能夠揚名立萬的機會，是在玉真公主的舞會上。可讓高適難堪的是，“高家槍法”是為實戰而設計的，并不是舞蹈，玉真公主覺得很乏味，只說了一句“挺嚇人的”，這和裴家劍法形成鮮明對比。事實上，唐朝并沒有“槍舞”這一說，槍不似劍那般靈動，因此表演起來自然不好看。